1923—1924年间的鲁尔事件，是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欧洲问题上的集中表现。1923年1月，法国以德国未能按照《凡尔赛和约》规定，向法国交付赔偿为名，伙同比利时派兵进占德国西部重要工业中心鲁尔地区。德国以“消极抵抗”方式进行了强烈反抗。英美对法国的行动也极为不满。德法矛盾及英美与法国矛盾都迅速激化，使鲁尔事件成为当时欧洲国际矛盾的焦点。
鲁尔事件加剧了德国的财政经济危机。德国国民经济濒于破产，政治动乱层出不穷。法国也耗资浩繁，得不偿失，国际上陷于孤立。美国于是乘虚而入，提出解决德国赔偿问题的道威斯计划。法国被迫接受。1924年11月，法比军撤出鲁尔。喧嚣一时的鲁尔事件终于解决。
鲁尔事件的解决表明：法国开始丧失在欧洲大陆的优势地位，而德国则在英美的扶植下开始逐渐恢复实力，这对此后欧洲及世界局势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英法联合榨取德国赔偿
鲁尔事件是德国赔偿问题发展的结果。在此以前，赔偿问题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20年1月《凡尔赛和约》生效，到1921年5月德国被迫接受赔偿计划。英法在这个阶段暂时合作，迫使德国就范。在此后的第二阶段里，随着执行赔偿计划的失败，德国和法国之间以及英国和法国之间的矛盾激化起来，导致法国和比利时占领鲁尔。
由于战胜国之间的争执，《凡尔赛和约》未能确定德国赔偿总额及其在各有关国家间分配的比例。和约只是：(1)由主要战胜国和比利时组成的赔偿委员会确定德国所造成的损害，在1921年5月前拟就一项赔偿偿付计划，并自该日起实行;(2)迄1921年5月1日止，德国以黄金或实物形式缴付200亿金马克，作为外国占领军费用和部分赔偿。然而，在和约签署前不久，协约国曾提出，由德国在和约签署后4个月内，向它们提交赔偿方案，并据此同德国签订了一项附录于和约的议定书。这一要求的实质，在于绕开和约所规定的程序，通过协约国的直接磋商，和德国先提出赔偿计划的方式，早日索得巨额赔偿。
1920年7月，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在斯巴开会。会议根据上述议定书的精神，邀请德国总理康斯坦丁·费伦巴赫和外交部长瓦尔特·西蒙参加。在会上，西蒙提出了一项旨在尽可能减轻德国负担的赔偿建议，并告诫协约国必须考虑德国经济和财政的实际情况，否则将使德国的偿付能力“消灭殆尽”。协约国当即拒绝德国建议，因而斯巴会议未能确定德国赔偿额。
1921年1月，英法意日和比利时的代表在巴黎举行会议，草拟了一份赔偿建议，交德国政府考虑。这项建议提出德国须在42年内偿付两种赔偿，第一种是固定赔偿，总共为2，260亿金马克，第二种是不固定的赔偿，即德国每年交付年出口值的12%。德国政府断然拒绝了这一苛刻的建议。3月1日，西蒙在被邀参加协约国伦敦会议时提出反建议。他按所谓“目前价值”，将巴黎会议提出的赔偿额打了折扣，再从中减去据称已用实物消偿的200亿金马克，使固定赔偿额减至300亿金马克。至于不固定的赔偿，则完全被取消了。协约国对这项反建议十分恼火，于3月3日向德国递交最后通牒，威胁如不接受巴黎会议建议，将立即实行军事制裁。经过几天毫无结果的谈判， 3月8日协约国军队占领了杜塞尔多夫等鲁尔地区的3个门户，不久又在德国被占领区和其余德国领土之间，建立关税警戒线，将关税收入充作赔偿。
伦敦会议的破裂和协约国实行的制裁，标志了协约国和德国直接谈判解决赔偿问题的尝试最后失败，协约国回到《凡尔赛和约》关于通过赔偿委员会制定赔偿计划的程序。4月27日，赔偿委员会宣布赔偿计划，规定赔偿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分为固定和不固定两种偿付。固定赔偿为每年20亿金马克，不固定赔偿为德国年出口值的26%，两种偿付均在每年分4次缴纳。德国以海关税收、出口品征税25%等税款为担保。德国政府开支由赔偿委员会下属的保证委员会严密监督，以确保能优先偿付赔偿。
为迫使德国就范，协约国于5月5日向德国政府递交最后通牒，勒令后者在6天内接受赔偿计划，否则将立即“占领鲁尔并采取一切陆海军措施”。德国费伦巴赫政府在内外交困中下台。约瑟夫·沃斯为首的新政府采取“履行(赔偿)政策”，于5月11日接受赔偿计划。赔偿问题进入了新的阶段。
英法在赔偿问题上的分裂
在德国按计划履行第一笔偿付后不久，赔偿问题又陷于困境。由于战争的严重破坏，德国经济凋敝衰败，德国政府便用滥发纸币来应付各种需要，并以此显示德国缺乏赔偿能力。1921年9月至11月，德国马克价值连续猛跌，导致赔偿计划难以履行。经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努力，协约国在1922年1月的戛纳会议上决定，允许部分赔偿延期偿付。但在会议临近结束时，法国政局突变，狂热的霸权主义分子雷蒙德·普恩加莱再次上台出任总理。普恩加莱主张彻底削弱德国，与英国的对德政策发生了严重的对立。此后，英法德3国间围绕德国赔偿问题及采取何种对策的问题，展开了日益激烈的斗争。
1922年3月起，马克汇率再次大幅度下降。到8月，伦敦金融市场上英镑与马克的比价竟跌至1：4.676，只及1921年5月德国接受赔偿计划时的5%。德国政府把马克急剧贬值归咎于交付赔偿，要求对此后两年半中的所有现金赔偿，实行全面的延期偿付。这就使赔偿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对此，英法从对立的总政策出发，采取了不同的立场。
《凡尔赛和约》缔结后，英国政府不仅关心从德国索取赔偿，而且希望德国恢复经济，并以此为中心，谋求有利于英国垄断资本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复兴”。英国还打算在政治上扶持德国，借以制约法国和使德国成为反苏包围圈的重要环节。德国开始实施赔偿计划后，上述倾向就成了英国政策的主导方面。劳合·乔治要求法国和英国一起“越出眼前的赔偿问题，努力应付整个欧洲的经济形势”。他还主张“向德国贸易敞开东欧和中欧”，促进它的经济恢复，以加强偿付赔偿的能力。为此，劳合·乔治发起召开了有德国和苏联参加的热那亚会议，讨论“欧洲复兴问题”。热那亚会议上德国违背英国意愿，同苏联缔结拉巴洛条约后，英国更加担心，严厉的对德政策会促使德国同苏联进一步接近。
法国政府的政策与英国政府相反，它谋求彻底削弱德国，使它不可能东山再起，以维护和加强法国的霸权地位和本国安全，并替法国垄断资本铲除德国这一竞争者。此外，根据协约国斯巴会议协议，法国在赔偿总额中所得份额占一半以上，因而它对榨取巨额赔偿有着最大的利害关系。
至于比利时，由于它希望从压迫德国中得到好处，也由于它已丧失战前不受侵犯的中立地位，不得不依赖法国来保障自身的安全，因而支持普恩加莱的方针。
8月7日至14日协约国在伦敦开会，讨论赔偿问题。针对德国要求延期偿付赔款，普恩加莱提出了反措施，即总称为“生产性保证”的建议：(1)协约国征用鲁尔地区的煤矿和森林;(2)莱茵被占领区内，德国染料工厂60%的资本移交给协约国，该地区进出口贸易由协约国控制;(3)协约国在鲁尔地区周围沿莱茵河设立关卡线，将所征关税充作赔偿;(4)德国全部海关收入和出口值的25%交予协约国。这些“生产性保证”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控制德国经济，并夺取鲁尔地区很大一部分矿业和经济收入，以此大大削弱德国。同时，他还企图在德国和英国拒绝后，以此为口实，由法国单方面占领鲁尔。
英国政府拒绝普恩加莱建议.认为实施这一建议势必导致德国经济的崩溃，这不符合英国的意图。10月初，赔偿委员会中的英国代表提议，对德国全部现金赔偿和大部分实物赔偿，实行2至4年的延期偿付，在延期偿付结束前，应当根据把赔偿调整到符合德国赔偿能力，和通过外国贷款帮助德国偿付的原则，重新确定德国的全部赔偿义务。11月初，德国政府也向赔偿委员会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但均遭法国拒绝。
《凡尔赛和约》规定，各协约国政府在赔偿委员会认定德国有意不覆行赔偿义务的时候，有权采取经济、财政和“各该政府在此局势下可能认为必要的其它措施”。法国企图利用这个规定，指责德国在实物偿付方面未能履行赔偿义务，以便为自己的军事行动找到法律依据。
12月26日，赔偿委员会应法国要求开会，讨论德国未如数履行木材交付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起因本是：不愿接受贬值纸币的德国木材商，拒绝履行先前同德国政府签订的出售木材合同，并非德国政府拒付实物赔偿。但任委员会主席的法国代表借机宣称，德国政府有意不履行赔偿计划。委员会应将此事正式通知各协约国政府，以便采取制裁措施。英国代表强烈反对，认为和约的制裁规定不适用于目前的场合。他还指出，法国是在为占领鲁尔制造借口，“自特洛伊城苦战10年而败于木马计以来，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般利用木材的记录。”但是，比利时和意大利代表支持法国，会议以3：1的多数，宣布德国已构成有意不履行赔偿之罪。半个月后，赔偿委员会又以3：1的多数，宣布德国有意不履行煤炭交付。法比两国政府随即通知德国政府：为实行和约规定的制裁，法国和比利时决定向鲁尔地区派出一个“工矿业盟国管制委员会”，由它监督鲁尔煤矿，保证赔偿计划的履行。通知还宣布，法比两国决定向鲁尔地区派出“保护该委员会并使之能贯彻其指示所必需的军队”，任何德国地方当局或居民的反抗和怠工，都将遭到严厉惩罚。
法国武装占领鲁尔和德国的“消极抵抗”
1923年1月11日，法军两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由比利时军的1支分遣队随同，开进鲁尔中部的重要城市埃森。1月15日法比军占领多特蒙德等城市。此后占领范围迅速扩大，直至囊括几乎整个鲁尔盆地。除西北部由比军占领外，鲁尔地区绝大部分沦于法军占领之下。
法比军队侵占鲁尔的行动，在德国引起极大的愤慨。1月12日，德国外交部照会法比两国政府，指责占领鲁尔是“最严重地侵害德国主权”的战争行动。照会宣布：“德国无法保卫自己免遭这一暴行的侵害。但它无意屈从于此种破坏和平的行为……只要这一对德国经济中心的暴力侵犯所造成的非法局面继续下去，只要它的实际后果未被消除，德国就不向造成这一局面的国家缴纳赔偿。”
与此同时，鲁尔地区的德国官员和居民，开始了范围广泛的“消极抵抗”运动。他们拒绝同占领者合作，拒不服从占领当局的任何命令。煤矿主和矿工抵制“管制委员会”的权力，削减或停止煤炭开采，拒绝其征用要求。铁路职工拒绝开动占领者需要的列车，也不按占领当局的命令调度营运。邮政部门不给占领者传递信件，不向他们提供电讯服务。报纸杂志拒绝刊登占领当局颁布的通告或法规。德国地方当局官员则“装出看不见入侵者存在的样子，自行其是。”
鲁尔地区德国人的抵抗并不限于消极的不合作。在一些场合，它还发展为与占领军之间的流血冲突。最突出的例子发生在埃森的克虏伯工厂，该厂职工反抗占领的行动遭到法军枪击，死伤达65人。反抗占领军的破坏活动层出不穷。占领当局对此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破坏者一遭逮捕，便由军事法庭处以重刑，直至枪决。
德国政府竭力鼓励“消极抵抗”运动。它向因拒绝为占领者服务而遭受严重生活困难的德国官员和职工提供财政支援。它颁布法令，禁止向占领当局纳税，禁止与占领当局或法国和比利时贸易，违者须受监禁3月直至服苦役5年的惩罚。它还下令对任何可能帮助占领者的德国公民限制其人身自由，防止这些人进入被占领区。
占领者竭力掠夺鲁尔地区的财富，德国人则顽强地予以抵制。斗争的焦点是煤炭和铁路运输。矿主们不肯把煤炭交给占领当局，也不向它缴纳原先付给本国政府的煤炭税。法比随即采取报复措施，禁止鲁尔煤炭向德国其它地区输出。占领当局还没收由于无法输出而大量堆积的煤炭，尽可能把这些煤炭运往法国和比利时。到8月，由于矿主和矿工停止采煤，积存的煤炭已近告罄，占领当局便直接接管煤矿，并从法国和比利时召募矿工开采。但是，占领当局的努力收效甚微。从鲁尔被占领到德国放弃“消极抵抗”，法国和比利时掠得原煤、焦煤和煤球共237.5万吨，仅及1922年同期内德国实物赔偿中燃料部分的21%。占领者在铁路运输方面同样遭到巨大困难。鲁尔地区德国国家铁路当局拒不执行占领者的命令，铁路职工接连罢工，迫使占领当局在进占鲁尔后不久，就动用了1支1万余人的工兵部队，直接经营铁路。然而，想用数量如此之小、又不熟悉当地情况的外国军队，来经营原先雇用17万职工的十分复杂的鲁尔铁路系统，是注定要失败的。到12月初，鲁尔铁路部门的“消极抵抗”结束时，平均每日货运量只及占领前的1/4。
法比军队侵占鲁尔后不久，法国又利用1924年1月初美国占领军撤出莱茵河左岸美占区的机会，把自己的军队开进去，并掌握了协约国莱茵高级委员会的多数，把这个管制莱茵占领区的机构变成法国的工具。法国伙同比利时，不仅以该委员会的名义扩大对莱茵河右岸桥头堡的占领，还把它们在鲁尔实行的强制措施推行到莱茵河左岸占领区。与此同时，鲁尔的“消极抵抗”运动也扩展到了莱茵被占领区。
“消极抵抗”运动期间，鲁尔地区在占领军的高压下承受了重大牺牲。据法国当局统计，从1923年1月到1924年1月，占领军打死76人，打伤92人;此外，被迫或自愿帮助占领者而被同胞打死的德国人达300名，打伤的超过2千名。被占领军驱逐出鲁尔的德国人接近15万。占领当局解雇了大量不肯从命的德国官员和职工，征用公共建筑，掠夺私人财产，通过军事法庭，对许多从事“消极抵抗”的德国官员和企业主判处徒刑和巨额罚金。
鲁尔的被占领和“消极抵抗”运动，使德国经济陷于崩溃。德国丧失了钢铁产量的80%、煤产量的85%、铁路运输和矿山交通的70%，对外贸易也急剧减少。为“消极抵抗”运动提供的财政支持，给德国政府增加了难以承受的负担，到1923年夏天，这方面的开支已达每日4千万马克。内外交困的德国政府只有依赖毫无限制的赤字财政政策，马克跌到了无异于废纸的地步。绝大多数居民的生活遭到近于毁灭性的打击。德国各城市的街头，到处是徒劳地寻觅工作的失业者和竞相乞讨残羹剩饭的乞丐，小业主们千方百计地抛售产业，以免挨饿，工厂银行破产倒闭者不计其数。据1位当时驻柏林的美国外交官估计，有1，500万德国人处于“急需救济，的危境。“在许多地区，一半以上儿童患结核病，30%的结核病人不得不同他人挤在一床。”
经济崩溃加剧了政治动荡。1923年10月，萨克森和图林根两州爆发了共产党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革命，汉堡工人也举行了武装起义;在德国其它一些地区，有组织或自发的群众斗争高涨起来。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高呼“要面包，要工作”和要求成立工人政府的口号。流血冲突事件比比皆是。极端反动的势力也利用严重的经济形势，大肆活动，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就发生了希特勒纳粹党人的暴动。魏玛共和国处于极大的危机之中。到8、9月间，德国政府已无力继续“消极抵抗”。
8月11日，德国威廉·古诺政府宣布，无法继续向英国等未参加鲁尔占领国家交付实物赔偿。 3天后，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取代古诺，就任德国总理。在向议会发表的就职演说中，斯特莱斯曼表示在以下3项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德国愿停止“消极抵抗”：(1)恢复德国在鲁尔的行政和经济控制;(2)在莱茵被占领区恢复《凡尔赛和约》确立的体制;(3)释放因“消极抵抗”而被监禁的德国公民，允许被驱逐的德国公民返回家园并恢复其职业。斯特莱斯曼在各种场合向德国人民鼓吹，为避免更大灾难，必须准备退让。对此，普恩加莱表示欢迎德国改变政策。9月27日，在上述3项条件无一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德国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下令，撤消德国政府先前为支持“消极抵抗”而颁布的一切条令。第2天，德国政府又取消了关于停止向法比两国交付赔偿的法令。
10月下旬，德国驻巴黎和布鲁塞尔的使节分别向法国和比利时政府提出谈判解决鲁尔问题的建议，遭到拒绝。普恩加莱表示，只能由占领当局和占领区居民就停止“消极抵抗”达成具体安排，不考虑政府间谈判。事实上，占领区内急于恢复生产的德国资本家同占领当局或法国工业集团间的私下谈判，早在8月就开始了。10月8日，鲁尔的沃尔夫工业集团不顾政府压力，同占领当局达成交付煤炭协议。11月1日，克虏伯工业集团同协约国莱茵高级委员会达成交付煤炭协议。11月23日，拥有鲁尔区多数煤矿的施丁纳斯等工矿业巨头，无视政府警告，同占领当局签署了类似的协议。几天后，德国国家铁路当局也停止“消极抵抗”。到1924年初，鲁尔和莱茵地区的“消极抵抗”运动已全部结束。
但法国不仅继续维持对鲁尔的军事占领，而且进一步策动莱茵河左岸占领区内的一小撮德国人，进行分离主义叛乱，企图建立法国保护下的“莱茵共和国。”尽管德国当局及垄断资本家已停止“消极抵抗”，可是鲁尔的工人阶级却奋起反击。他们袭击和惩处亲法分子，以罢工、示威和占领工厂等方式反对占领，破坏恢复向法比交付赔偿的企业。鲁尔人民的反抗，使占领当局始终无法建立稳定的秩序。
法国占领鲁尔，虽然使德国蒙受了严重的损失，但法国自己却没有捞取到预期的好处。仅就经济方面说，法国从鲁尔共掠得13.6亿法郎财富，但除去庞大的占领费用，纯收益仅5亿法郎。占领鲁尔导致德国停止支付赔偿，而赔偿的中止又严重损害了法国财政的信用，法郎开始贬值。这时，英美为了打击法国，又火上加油，向金融市场大量抛售法郎和有价证券，大大加速了法郎的贬值。1923年间法郎在国内外金融市场上的价值跌落了25%，法国财政状况急剧恶化。英国又会同美国，把一度支持法国占领鲁尔的意大利拉拢过去，共同对法国施加压力，要求法国停止占领鲁尔和重新审议赔偿问题。法国内外交困，对鲁尔的占领逐渐成为法国沉重的包袱。
美国的干预和鲁尔事件的结束
欧洲局势的发展同美国密切相关。虽然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行所谓“孤立主义”政策，但它同时仍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干预欧洲事务。特别是利用自己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实力来影响欧洲经济，力图使之从属于美国垄断资本。美国政府对法国普恩加莱政府制造鲁尔事件十分不满，认为由此将造成的德国经济崩溃势必彻底破坏美国把德国当作销售商品和输出资本市场的计划。同时，它也同英国政府一样，认为这一事件严重阻碍了整个西欧和中欧的经济“复兴”，这对美国在这些地区的经济利益极为有害。
对美国来说，特别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是，鲁尔问题和德国赔偿问题能否解决，关系到美国能否收回战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协约国为了从美国输入大量军需品和其它商品，不仅耗竭了战前近50亿美元债权，而且对美国政府欠下了103亿4千万美元战债。很明显，欧洲协约国得不到德国赔偿，就无法(也不愿)向美国偿还战债。法国占领鲁尔导致德国停付赔偿后，战债面临被勾销的危险，这当然是使美国深为忧虑的。此外，它还认为鲁尔事件大大加剧了德国政局的混乱，造成了德国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倾覆的危险，德国的局势如继续恶化，将使欧洲大陆的现存政治社会结构和帝国主义国际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因此，美国政府认定自己当前最紧迫的外交任务是拯救德国经济和财政，恢复赔偿支付，并促使法比占领军退出鲁尔。在这方面，它得到了英国政府的积极支持。
早在1922年12月底，即法比两国军队占领鲁尔前夕，美国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就提出，由一个“公正的”专家委员会来研究德国赔偿问题的解决办法，并表示美国金融家将乐意参加这个委员会。休斯的建议当时未得到欧洲各协约国响应。1923年10月中旬，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对报界声明，休斯前所表述的立场仍然有效。正在力促法国撤出鲁尔的英国政府立即同美国政府磋商，确定了按照休斯建议重新制定德国赔偿计划，并由此结束鲁尔被占领局面的共同立场。在英美联合压力下，法国不得不同意由专家委员会研究赔偿问题。
1924年1月中旬，专家委员会在美国金融家查尔斯·道威斯领导下开始工作，并于同年4月9日提出新的赔偿计划，即“道威斯计划”。这个计划规定，在提供外国(主要是美国)贷款和改组德国财政的基础上，德国按照根据其“偿付能力”重新确定了的年度赔偿额，恢复赔偿交付，取消“本计划建议之外的一切外国经济控制”，即法比两国对鲁尔的占领。5月中旬，普恩加莱因大选失败下台，这是法国对德政策破产的标志。8月16日，有美国和德国代表参加的协约国伦敦会议通过了道威斯计划，并决定立即恢复德国在鲁尔的行政和经济控制，占领军一年内撤出鲁尔。10月，赔偿委员会宣布德国已恢复“经济和财政统一”。到11月18日，法比占领军已全部撤出鲁尔。鲁尔事件至此告一段落。
苏联和共产国际对法国占领鲁尔进行了强烈的谴责，指出这是帝国主义战胜国掠夺和宰割德国人民的行径。斯大林在1924年9月说：占领鲁尔“是为法国在欧洲的军事和经济领导权建立物质基础。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占领的方法只是产生了相反的结果。”①
鲁尔事件以战后初期欧洲国际关系的改组告终。法国开始丧失先前依凭英法合作而维持的优势地位。德国在英美扶持下，渡过了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危机，开始逐渐恢复经济实力和大国地位。鲁尔事件的解决和道威斯计划的实施，为欧洲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铺平了道路。《洛加诺公约》则正式确定了这个新的格局。鲁尔事件解决后，为各种矛盾猛烈震撼着的欧洲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便进入了一个短暂的相对稳定时期。
①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49—2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