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3月初，列宁再次发病，失去知觉，不能视事。此后，病情时好时坏，始终未能重返工作岗位，至1924年1月21日溘然去世。列宁逝世前后，俄共(布)党内连续发生的两次激烈的斗争，是在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代表的党中央多数派与托洛茨基反对派之间展开的。这两场斗争，对日后苏联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发展，影响颇大。
党内民主问题争论的起因
新经济政策实行两年多以后，苏联国民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但1923年秋天遇到新的困难。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太大，卢布继续大幅度贬值，严重地影响了广大工人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购买力水平。工业品虽然并不丰富，可是由于价格昂贵，许多人购买不起，反而积压， 形成所谓“销售危机”，亦称“剪刀差危机”。例如，1913年农民购买一张犁要出售20普特谷物，而1923年则要出售150普特;购买一台刈草机1913年要出售150普特谷物，1923年则要出售847普特。除了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困难以外，保加利亚革命和德国革命相继失败，这两个国家的革命曾受到共产国际和俄共的极大关注和援助。加上党的领袖卧病不起。这一系列事件使得政治上出现某种不稳定的因素，一场新的党内争论就在这一背景下爆发了。
列宁因患病退出政治活动的舞台以后，俄共(布)党内实际上形成了以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3人的集体领导，他们的对手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
托洛茨基早在1902年就加入了“火星派”，他曾是“旧火星报”的一名活跃分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他长期游移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自立一派，直至1917年夏。在这个阶段内，从政治态度看，他是一名同沙皇专制制度坚决斗争的革命家;从党派立场看，这个派的基本倾向是中派，经常鼓吹无原则的“团结”和“统一”，鼓吹调和主义。沙皇统治期间，托洛茨基曾多次被捕流放，在国外流亡的10多年间，他都以职业革命家的面貌出现在政治舞台上;长期从事报刊工作，又使他具有比较敏锐的头脑和广泛的影响。所以，当1917年夏他同“区联派”成员一起申请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以后，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即被选为党中央委员，并直接参与领导和指挥了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曾担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某些经济部门的领导职务，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年轻的苏维埃国家作出过重要贡献。然而，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主义”倾向时常暴露出来，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的错误意见和主张时常引起党内的分歧和争论。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和工会问题的争论中，列宁曾严历批评过他的错误。但总的说来，在十月革命后列宁和托洛茨基合作共事的7个年头里，两人关系较为密切，在不少问题上，彼此互相支持和合作。
1923年秋天，除了有关国际革命和国内剪刀差危机的争论外，广大党员和干部要求改善党内生活缺乏生气的状况，扩大党内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的呼声相当强烈。1923年9月，俄共(布)召开中央全会，捷尔任斯基在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党内出现党的生活停滞的现象，委任制度日益代替选举制度，这种状况使党衰弱，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鉴于党的涣散、党内生活窒息的情况日趋严重，全会决定成立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具体研究党内的官僚主义问题以及劳动群众不满的根源，并提出建议。托洛茨基被选入这个委员会，但他拒绝与捷尔任斯基合作，拒不参加委员会的活动。
由于列宁的病情依然十分严重，预料难以重返工作岗位，因此，有关党内民主问题的争论一开始，就蕴藏着某种争夺领导权的因素。9月23日，在上述俄共(布)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联名提议扩大革命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托洛茨基是该委员会主席，而提名增补的新成员都是托洛茨基的反对者，其中包括斯大林。据当事人回忆说，托洛茨基认为此事“实际上是幕后策划的一系列旨在反对他的阴谋中的新的一环，其最终目的是要把他逐出革命的领导中心”。于是在全会上发生了公开的争吵，托洛茨基退出会场。
1923年10月8日，托洛茨基向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出一封批评中央工作的信件。他说，有人认为现今党内已产生非法的反对派集团，还存在一种党员不向党组织报告的气氛。“这两个事实都证明，自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党内形势已经十分恶化了。”他指责党的机关“官僚化”和“脱离群众”。他认为采用强制性制度和党统管一切的制度，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产物，并不符合工人民主制，“而这种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就开始形成的、后来又进一步得以发展的现行制度都比战时共产主义最艰难时期的制度远离工人民主制。由于采用挑选书记的方法，党机关的官僚化已经达到闻所未闻的程度。”
在托洛茨基的影响下，10月15日，由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里布利亚科夫、安东诺夫一奥夫申科、斯米尔诺夫、奥辛斯基、布勃诺夫、柯秀尔、萨普龙诺夫、穆拉洛夫、马克西莫夫斯基等46名党的负责干部联名签署了一份上书党中央政治局的声明。声明一开头就说：“目前局势极端严重。我们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不得不公开告诉你们，继续执行政治局多数派的政策，将给全党带来严重的危害。”声明列举了国内国外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认为这些困难和问题是中央决定政策时“临时应付，轻率从事，不成体系”所造成的。国内剪刀差危机的出现，是由于“在经济方面没有做到量入而出，结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财政和运输方面取得肯定的巨大成就的同时，还而临着这些成就停止不前和严重的普遍经济危机的前景。而国家经济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从根本上说，不能归功于不称职的领导，而是在不顾这种领导、或者毋宁说，在缺乏任何领导的情况下取得的。”声明认为，“经济动荡造成国内政治复杂化和对外活动能力的瘫痪，是由于不健全的党内状况所造成的，我们看到党正在日益分裂为等级森严的书记特权阶层和‘普通人’，分裂为由上层选定的党的职业官员和不参加他们的派别生活的普通党员群众。……党内建立的制度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它扼杀党的独立自主精神，以特选的官僚组成的机关来代替党，这个官僚机关平时可以运转自如，但危机一旦到来就必然发生故障，并且会有在日益迫近的严重事变面前根本不能应付的危险。”
毋庸讳言，当时俄共(布)党内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和缺陷。但看来，托洛茨基的信和“四十六人声明”所提出的问题有某些夸大不实之处，言辞比较激烈，锋芒很明显地针对中央政治局大多数领导成员。
1923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成员共有7人，列宁卧病后，实际上只有6人。政治局多数派几乎包括除托洛茨基以外的其余所有成员，他们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托洛茨基的信和“四十六人声明”理所当然地引起政治局内多数派的不满和警惕。他们以政治局的名义写信给托洛茨基说：“我们认为有必要向全党公开声明，托洛茨基同志所有的不满情绪，他的全部激情，他多年来向中央委员会发起的一切进攻，他竭力想把党搞乱的企图，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托洛茨基想叫中央委员会把他放在我们工业生活的最高领导岗位上。”“托洛茨基是人民委员会委员、劳动国防人民委员，列宁还给予他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托洛茨基明确地拒绝做列宁的副手，他显然认为这一职务有损于他的尊严。他是按照‘要么独揽一切大权， 要么什么也不要’这一公式来行事的。”
10月25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有10个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扩大的联席全会。全会谴责了托洛茨基的信和“四十六人声明”，认为“它是派别分裂政策的一个步骤”，并指出，“托洛茨基在世界革命和党所经历的最严重的关头进行发动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这尤其是因为托洛茨基对政治局的攻击在客观上具有派别发动的性质，使党的统一有遭受打击的危险并造成党的危机。”决议在付诸表决时，除10票弃权外，以102票对2票通过。但中央联席全会的这个决议，连同托洛茨基10月8日的信和“四十六人声明”当时均未公布，这表明党中央在这困难的时刻不打算引起新的党内争论。
11月7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根》上发表题为《党的新任务》一文。这篇文章带有相当大的权威性，不仅因为当时季诺维也夫在党内、共产国际内地位很高，而且选在纪念十月革命6周年这个庄严的日子发表，代表了党的最高领导层的一种正式态度。季诺维也夫的文中说：“最近在我们党内生活中，无疑是十分平静的，有的地方甚至干脆处于停顿状态。……我们最大的不幸常常在于，我们从上到下布置的一切重大问题几乎都是事先决定好了的。这就削弱了全体党员群众的创造性，减少了基层党支部的主动性。”文章分析了造成这种党内状况的原因，季诺维也夫认为，共产党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上的，然而，管理象俄国那样地域广阔而又经济落后的国家的共产党，不能不是一个严格的集中的组织，之所以造成这样的事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全体党员群众的文化和政治水平远远落后于他们的领导阶层的水平。因此，党所面临的新任务是：“必须使党内生活大大活跃起来，必须使我们谈论不已的党内工人民主在更大程度上具体体现出来。”为了实现这一新任务，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普通党员的教育工作，必须使工会更加接近生产，必须切实加强党内的工人民主，即加强党内在一般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及其他问题上的自由争论，等等。《真理报》为这篇文章所加的编者按说：“编辑部刊登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文章是为了对该文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编辑部特别希望党支部、工厂委员会和职工会等单位的同志们参加这一讨论。编辑部也愿意刊登非党人士的来信、文章和意见。”
季诺维也夫的这篇文章中有一定的自我批评，表明中央政治局愿意扩大党内民主，健全和活跃党内生活。《真理报》号召就党内民主问题展开讨论后，编辑部很快收到许多来信来稿，说明广大读者、一般党员和中下层干部对这个问题具有广泛的兴趣。他们提出了不少中肯的积极的改进党内生活的建议和意见。也有人在讨论中抱怨说：“党机关已经僵化了，它已开始变为一个‘党的工作人员和专家’特权阶层、一个特殊的‘牧师’特权阶层，等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一篇文章中说：“当我们处在包围之中时，党的生活郤比较活跃，组织的自主权也比较大。但是当我们有了客观条件，可以给予党的生活以新的活力，并且为适应新任务出现了活跃党的生活的现实必要性时，我们郤没有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状况向前迈进一步;相反，我们却更加官僚主义了，更加僵化了。”讨论中尽管有的文章的言辞比较尖刻，但没有产生重大的原则分歧，气氛是正常的。人们主要不是批评党组织的官僚主义结构，而是批评它的个别行为。大家都着眼于寻找一种切实可行的、克服人人都憎恶的官僚主义弊端的办法。当然，也有不少人对托洛茨基突然对“发扬党内民主”的关心感到费解和疑惑，因为人们对他不久前关于工会问题争论中要求加强劳动中的“军事纪律”、“拧紧螺丝钉”等言论记忆犹新。
在关于党内民主问题的讨论中，中央政治局多数派试图与托洛茨基达成协议，以维护党的统一。由于此时托洛茨基正在患病，有几次会议是在托洛茨基住处召开的，其目的是通过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决议草案。12月初，托洛茨基拒绝了多数派提出的决议草案后，由斯大林、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等人组成一个起草新决议的小组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草案中，吸收了托洛茨基信中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因此，这个决议草案可以看作双方达成某种谅解和妥协的表示。12月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这个决议在12月7日《真理报》上全文发表。
决议在分析当前经济形势中出现的问题时认为，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工业基础薄弱，以及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出现的某些消极因素而造成。“过渡时期现阶段的客观矛盾的产生，是由于同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经济形式，存在着市场关系，由于国家机关在实际工作中还必须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的形式和方法，必须依靠一些和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工作人员等等。这些客观矛盾表现为一系列的不良倾向，反对这些不良倾向在目前是极其必要的。”决议列举了不良倾向的表现有：党员之间物质待遇悬殊很大;同资产阶级分子联系的增加和受他们的思想影响;狭隘的本位主义的滋长;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丧失信心的危险;党的各级机关的官僚主义化和由此产生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等等。决议认为，不论从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同种种影响作斗争来说，或是从反对党内不良倾向、提高党的战斗力来说，“都要求大力改变党的方针，也就是要求切实地经常地实行工人民主原则”，“工人民主制就是全体党员有公开讨论党的生活中一切重要问题的自由，有对这些问题展开争论的自由，同时，自下至上的各级领导人员和集体领导机构都应由选举产生。但是，工人民主制绝不是以派别集团的自由为前提，派别集团对于执政党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们足以引起政府和整个国家机关的分裂或瓦解。”“党的领导机构要听取广大党员群众的呼声，不要认为任何批评都是派别活动的表现;不能把党看作是行政机关或主管部门，可是也不能把它看作是各种派别争论的俱乐部。”12月5日的决议是包括托洛茨基在内一致通过的，这表明俄共(布)中央期望党内生活朝着健康的方向转变，党的最高领导层能够取得一致，相互谅解。当然，这个决议本身是妥协性的，分歧并没有弥合。
决议还相应规定了改革党内生活的一系列措施，其基本思想是要改善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如：严格实行各级负责人的选举制;一切问题都要提交全体党员讨论;加强党的教育工作;省代表会议和全党代表会议每年应召开两次，以使党员每年有两次发表意见的可能性;重申党的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反对党的机关和党的实际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处理那些阻碍党组织在实际工作中实行工人民主原则的党的负责人;等等。然而，对这些措施的贯彻执行各有不同的理解，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下一阶段争论的激化。
“新方针”引起的争论
俄共(布)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公布后的第二天，托洛茨基发出了一封题为《新方针，给党的会议的信》，这封信以解释党的决议为名，事先未同中央商量，就迳自在一些党的会议上宣读。《真理报》编辑部不同意这封信提出的观点，但还是在12月11日全文予以刊载。这就是托洛茨基以《新方针》为总标题发表的这封信和《小集团和派别组织的形成》、《关于新老两辈的问题》、《党的社会成分》、《官僚主义和革命》、《传统和革命政策》、《关于“低估”农民的问题》、《计划经济(1042)》、《论军队和其他方面的因循守旧》、《论结合》等一组文章。这组文章的前3篇分别在12月底的《真理报》上发表，其余均收入《新方针》为题的小册子中。托洛茨基的新的发动，使党内争论公开化并激烈起来。
关于党内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问题，无疑是当时遇到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然而，在当时国内外都遇到巨大困难、特别当领袖卧病不起的严重时刻，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公开争论显然是不适宜的。因此，中央政治局采取妥协办法，避免分歧激化，也不主张争论公开化，是一种顾全大局的符合全党利益的做法。
总的说来，有关党内民主问题的争论，在12月5日一致通过决议之后，本来可以也应该告一段落了。但托洛茨基没有罢休，在包括他也参加起草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刚刚获得通过和公布以后，他立即公开发难。尽管他的关于《新方针》等文章中含有一些合理的意见和正确的批评，但他再次挑起争论本身，却是一种不顾大局的错误行为，理所当然地引起广大党员群众的不满和愤慨。
托洛茨基在《新方针，给党的会议的信》中重复强调官僚主义的危害性，宣称党的官僚主义正在到处横行，将使党陷入绝境。官僚主义的主要过错在于，它扼杀党的各级组织的首创精神，从而阻碍党的整个水平的提高。托洛茨基说，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标志着党在自己的历史道路上着手作重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意味着放弃旧方针，实行新方针。而“新方针决不意味着委托党的机关在某一时期内颁布和贯彻民主法令，建立民主制度。不，这种民主制度只能由党自己来实现。简单地说，党应当把自己的机关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下面施加压力，使之贯彻执行”。托洛茨基分析了贯彻新方针中的新老两代人的关系问题，他说，参加党的机关工作的，必定是一些经验丰富的有功劳的同志，所以机关的官僚主义会严重地影响党的青年一代的政治思想的提高。而“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对党的官僚主义的反应最敏感。”“只有老一代和青年一代在党内民主的范围内经常相互影响，才能保持老近卫军这一革命因素。否则，老一辈就会僵化，就会不知不觉地成为机关官僚主义的最完备的体现者。‘老近卫军’的蜕化在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在托洛茨基“新方针”的文章中可以明显看到，首先，他的矛头是针对以中央书记处为代表的党的机关，也就是针对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领导集体的。其次，他提出所谓“老近卫军蜕化”来影射老布尔什维克蜕化，这种对党的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是不正确的，蓄意夸张的。原先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托洛茨基把自己置于大多数老布尔什维克相对立的地位，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他的不满和愤慨。最后，托洛茨基主张用青年作为反对官僚主义的生力军。青年固然有许多优点，也有不少弱点，不同层次的青年又会有不同的政治态度，而他是笼统地、无原则地吹捧青年，人为地制造新老两代人的隔阂。从这些方面看，托洛茨基的言论不仅带有很大的片面性，而且他的许多话直接针对政治局多数派，也不能不使人怀疑他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争当领袖的野心。所以他的文章一发表，立即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托洛茨基的追随者立即公开行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莫斯科市党组织举行的大会上，要求立即进行全面的改革，“从上到下普遍实行各级党机关负责人员的选举制和适当更新一批担任党的领导工作的同志”。12月11日，反对派分子在莫斯科党组织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全面发动，萨普龙诺夫作为反对派主要代表同加米涅夫进行论战，他声称官僚主义是反对派形成的原因，并要求清洗党的机关。很清楚，反对派的要旨是，借口党的领导机关存在的官僚主义，要求大幅度地更换领导成员，以保证“新方针”的贯彻执行。反对派的激昂情绪笼罩着整个会场。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多数派决定应战。12月12日，《真理报》发表一篇社论，社论中说，“新方针”将“按它所应实现的那样加以实现，而不能象那些不懂得维护我们集中化的和有纪律的党的基础的人所设想的那样来实现。”从12月13日起，《真理报》开始载文反击反对派的言论，斥责反对派企图在反对官僚主义蔓延的口号下摧毁党的机关;他们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割裂开来，等等。12月15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一篇长文，驳斥反对派提出的一些论点，他指出，“有两种民主：一种是党员群众的民主，这些党员群众极愿意发挥自动性并积极参加党的领导工作;另一种是有不满情绪的党内要人的‘民主’，这些党内要人认为民主的实质就是用一些人代替另一些人。党一定会赞成第一种民主，并且要坚决地实现这种民主。党一定会抛弃有不满情绪的党内要人的‘民主’，因为它和真正的工人的党内民主毫无共同之处。”①针对托洛茨基关于新老两代人的言论，斯大林嘲讽托洛茨基“自命为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事实上，他根本算不上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进而指出，托洛茨基把老青两代人对立起来是别有用心的，目的是“侮辱老近卫军并蛊惑性地阿谀青年，在我们党的这两支基本队伍中间制造并扩大裂缝”②。
争论进行得很激烈，然而气氛还是比较正常的，双方都能自由而充分地发表见解，批评对方或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在党的会议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拉法伊尔、萨普龙诺夫等人支持托洛茨基的观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加里宁等人驳斥和批判托洛茨基的观点，《真理报》先后发表了所有这些人的文章。
12月17日，托洛茨基在《真理报》发表一封“答质询”的短信，信中说：“对最近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某些专门文章我将不予回答，因为我认为这更符合党的利益，尤其有利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关于新方针的争论。”对此，《真理报》加了编者按说：“作为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有责任把那些为回答托洛茨基同志的‘新方针’的信而寄到《真理报》来的捍卫中央路线的文章刊登出来。当然，编辑部也准备随时留出《真理报》的篇幅，供托洛茨基同志回答。”
12月28日起，《真理报》用5天的大量版面，连载了题为《肃清派别活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答托洛茨基同志)》的长文，系统地揭露了这场争论的实质以及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原则分歧，批判了托洛茨基在《新方针》中提出的错误观点。党内大多数组织和党员也都支持党中央的路线，即政治局多数派的路线。据莫斯科党委会公布的材料：全市413个工人支部中，支持中央的有346个(9，223人)，支持反对派的有67个(2，223人);高等学校支部中支持中央的有32个(2，790人)，支持反对派的有40个支部(6，594人);在苏维埃机关中支持中央的有181个支部，支持反对派的有57个支部;在军队中支持中央的有77个支部，支持反对派的有22个支部。这说明托洛茨基反对派还有一定数量的支持者，然而多数人是支持中央路线的。1924年1月9日，斯大林在同罗斯塔社记者谈话中说，从各地党组织送来的材料看，俄共(布)全体党员的90%以上是赞同中央委员会立场的。①
1924年1月16—18日，俄共(布)召开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会上由斯大林作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中对争论作了总结。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挑起争论带有派别活动的性质，以“新方针”为题的那封信“实际上就是一篇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派别宣言”。决议指出反对派的错误主要有：(1)号召破坏党的机关，以不分青红皂白的批评来破坏党的机关的威信;(2)企图把年轻党员同党的基本干部和党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3)暗示党的基本干部已在蜕化，以此来破坏中央委员会的威信;(4)从“左”和右的两方面对新经济政策进行批评;(5)违反党纪，在组织纪律方面的非布尔什维主义观点;(6)公然违背党的十大通过的禁止在党内成立派别组织的决定。“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这些分歧，并分析了反对派代表人物的发动的全部性质，得出一个结论：“在我们面前的现在这个反对派不仅企图修正布尔什维主义，不仅公然背离列宁主义，而且具有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历时4个月的关于党内民主问题的争论，以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失败而告终。这场争论的结束，提高了政治局多数派的地位和威信，对当时保持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是必要的;争论自始至终气氛还算正常。然而，由于掺杂着一些个人因素，就争论内容来说，往往用渲染事实，扣大帽子，指责和煽动，来代替深入的说理和批评，因而未能真正分清是非，给日后留下消极的影响。
“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争论
1924年1月21日，列宁因病去世。列宁的逝世，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沉浸在深切的悲痛中。托洛茨基在赴南方养病途中，在梯比利斯获悉列宁逝世的消息。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托洛茨基理应赶回莫斯科，参加对领袖的葬礼。然而他没有这样做，还是继继他的旅程。对他的这种做法，人们从感情上说来，是无法理解也是难以接受的。事后，托洛茨基为自己的行为辨解，说斯大林在葬礼日期上欺骗了他，使他感到来不及赶回莫斯科参加葬礼。这种解释是牵强的，不能令人信服。托洛茨基当时作为最高军事首长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完全可以动用最新式的运输工具，尽早赶回莫斯科。由于托洛茨基在列宁葬礼上没有露面，“斯大林主持丧礼，他在执绋者中处于突出的地位，他还不顾列宁的未亡人和某些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的抗议，把列宁墓安置在红场上。在这一点上，他违背了列宁的谦虚和简朴的原则，可是他比任何欧化的布尔什维克都更懂得，大部分仍旧是农民的俄国人民会被一个圣所和‘有着永不败坏的肉体的圣人’所感动。后来千百万的老百姓走过这座陵墓并从参谒列宁而‘获得力量’这件事，证明了这一点。”①
列宁去世后，人们纷纷著书写文章，缅怀列宁的伟大功绩，并试图对列宁的理论贡献作一个完整的表述和概括。由于列宁的逝世，领袖地位空缺，谁能成为党的实际领袖，成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此时，托洛茨基反对派在政治上理论上已处于劣势，他们许多“左”的观点和主张受到了谴责，但托洛茨基的个人地位和威信，在党内外仍然相当高。因此，列宁逝世后的这场争论，既是托洛茨基“左”倾错误思想发展的结果，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争夺最高领导权力的色彩。
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陆续发表过一些早期和革命胜利前后他与列宁共事相处的回忆文章。1924年4月，他把这些文章汇集成《论列宁》的小册子出版。这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一件事。这本小册子的基本内容是怀念和赞颂列宁，也有一些段落不适当地抬高了自己。同年9月，托洛茨基在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休假时，又将他早期的文章和讲话汇编成一本书出版，他为这本书写了一篇题为《十月的教训》的“序言”。正是这篇“序言”，又引起了一场激烈的党内争论。托洛茨基的这篇“序言”，主要是阐述在革命高潮时期(即1917年2-10月)党的策略运用中的经验教训。他强调，研究和总结这一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策略思想以及围绕策略问题的党内争论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1923年秋天，保加利亚和德国革命相继失败，托洛茨基认为，德国革命的“一切先决条件均已具备，单单缺少一个了解革命规律和方法的、有远见的、坚决的党的领导”。接着，他追述了这一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策略分歧：在革命初期，即列宁回国前，党内许多领导人和当时的《真理报》犯有护国主义立场的错误。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列宁提出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主张推翻临时政府，通过苏维埃夺取政权，实行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外世界革命相结合的方针，而党内右派则主张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来完成民主革命。在对待民主会议和预备国会的问题上，党内右派又采取机会主义态度，迷恋于议会道路，主张把苏维埃引到资产阶级议会。当武装起义直接提上日程以后，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代表的党内右派先后写了10月11日《论时局》的信和10月18日发表在《新生活报》上的信，信中坚决反对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并将有关起义的计划泄漏出去。托洛茨基在揭露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犯的叛卖性的严重错误之后，谈到列宁和他本人在十月期间的策略运用。他说，在准备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掩护下，并且在保护这次代表大会的口号下来准备和举行起义给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好处，“自从我们彼得格勒苏维埃拒绝克伦斯基关于把2/3卫戍部队调往前线的命令时起，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武装起义状态。当时不在彼得格勒的列宁，未能估计到这件事实的全部意义。据我的回忆，在他当时所有的信件中，对于这种情况就没有提到一个字。”接着，托洛茨基强调，当彼得格勒苏维埃反对调走卫戍部队，于10月16日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向所有部队和机关派出自己的代表以后，“不仅完全孤立了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也完全孤立了政府的时候，10月25日起义的结局已经预先决定了至少3/4。”“10月25日的起义只具有补充的性质，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它进行得才很顺利。……我们利用合法的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和方式，掩护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实际起义。不仅如此，我们在宣传中，使夺取政权这一行动形式上迁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发展和加深了已经形成的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从而明确了苏维埃的合法地位，以便在整个俄国举行布尔什维克起义。”
表面看来，托洛茨基写《十月的教训》是为了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但此时此刻，他写这篇文章显然不仅仅是这个目的，而是别有一番用意的。因此，当这篇“序言”一发表，立即在党内引起强烈的反响，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文章直接指名批评了十月革命时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犯的严重错误，又不指名地批评了党内其他一些领导人，虽然所举的事例基本属实，虽然托洛茨基在文章中声明决不是为了“攻击当时犯了错误的人。”但此刻旧事重提，人们普遍认为托洛茨基此举不怀好意;其二，文章中不适当地提高和夸大自己在十月起义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把自己描绘成比列宁更加高明，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人们感情上无法接受的;其三，在当时俄共(布)党内，出现一场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在所难免，双方的阵线已相当分明，因此，托洛茨基的言行立即被看作是怀有领袖欲野心的明证，构成一种严重的反党言行。
10月18日，加米涅夫首先对托洛茨基的言论进行反驳，他以《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为题在有积极分子参加的莫斯科市委会会议上作报告。在报告中，加米涅夫历数了自1903年到十月革命时期托洛茨基同列宁之间的分歧，认为托洛茨基主义远非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一股历史潮流的典型表现”，“是孟什维主义的代理人，是孟什维主义为了影响工人阶级的这个或那个阶层而利用的工具，是孟什维主义的奴仆。”
一个月以后，即11月19日，斯大林以同样的标题——《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发表演说。他揭露了托洛茨基关于十月起义、关于党和十月革命的准备等问题上的奇谈。他说，十月革命前夕，托洛茨基是“作为一个失去军队的政治上的孤立者走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的”，在那时，他不得不把自己的货色“藏到柜子里去”。而如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托洛茨基“企图恢复托洛茨基主义，‘战胜’列宁主义，偷运和培植托洛茨基主义的一切特点”。斯大林进一步指出，“托洛茨基主义是同列宁主义不相容的特殊的思想体系”，“新托洛茨基主义恰好在列宁逝世的时候出现，这个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列宁在世时，它是不敢采取这个冒险步骤的”。最后，斯大林提出，党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①
11月30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一文。他认为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训》十分公开地企图修正或者甚至是直接消灭列宁主义的基础，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一种“孟什维主义的变种”。季诺维也夫断言，在《十月的教训》里，托洛茨基“有多少论断几乎就有多少错误的论断”。季诺维也夫承认自己在十月变革中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但他说几天之内就承认并纠正了这一错误，因此，不久之后，列宁也认为这些意见完全消除了。
党的其他领导人也纷纷撰文批判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称托洛茨基主义是“埋藏在党的根基下的炸药”;莫洛托夫称托洛茨基主义“是在列宁的旗帜下对列宁主义的修正”;李可夫要求全党都来反对“旨在从布尔什维克党内消除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宣传运动。”
这次党内争论与以前几次争论不同之点在于，争论是由《十月的教训》一文引起的，然而争论并没有围绕这篇文章所提出的党在革命时期的策略运用问题展开，而是由于列宁刚刚逝世和涉及到对列宁主义的评价，表现为情绪激动，反应强烈，以至演变成一场全面清算托洛茨基主义、埋葬托洛茨基主义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从11月19日起，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均是批判和揭露托洛茨基主义的文章。各地党组织也纷纷集会，通过决议，发表声明，谴责托洛茨基主义。争论变成单方面的批判和指控。其间，唯有克鲁普斯卡娅的文章中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她说：“我不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是不是应该对所有指控他的死罪负责，对此不是没有争论的。”
在此期间，报纸上公布了托洛茨基1913年4月给齐赫泽的信和同年给乌里茨基的信。当年，托洛茨基和列宁正处在严重的对立状态，列宁曾以十分严厉的语言批判和揭露托洛茨基的派别活动以及他的中派主义、调和主义立场，而托洛茨基也在一些信中指责和咒骂列宁。在争论的时刻，公布这些档案材料，就加强了托洛茨基企图以托洛茨基主义代替列宁主义的严重性质，也加深了人们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愤慨。
在这场党内争论中，托洛茨基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列宁刚刚去世不久的情况下，托洛茨基挑起争论是很不得人心的。以斯大林为首的中央多数派高举了列宁主义的旗帜，在争论中罗列党史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分歧和对立，贬斥托洛茨基在革命事业中作出的贡献，避而不谈托洛茨基和列宁之间曾经有过的密切合作的事实，这样，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托洛茨基成了一名钻进革命队伍里来的阴谋家、野心家，托洛茨基主义成了同列宁主义直接对立的异端邪说。由于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遂使思想斗争以十分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党内争论不再如列宁在世时那样既能分清是非又能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多数派运用党的一切宣传阵地和党的纪律来对付反对派。争论变成单方面的对机会主义的声讨和组织上你死我活的争斗。
1925年1月15日，托洛茨基给即将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全会写信。信中说：“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说我执行一条特殊的路线(“托洛茨基主义”)和企图修正列宁主义的指责。仿佛不是我走向了布尔什维主义，而是布尔什维主义走向了我，这种凭空加在我头上的说法简直是奇怪之至。我在《十月的教训》序言中坦率地说过，布尔什维主义不仅同民粹主义和孟什维主义，而且同‘调和主义’这种曾包括我在内的思潮作了不调和的斗争，从而为完成自己在革命中的作用作好了准备。近8年来，我从来都没有从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的角度去看待某个问题，我过去认为，现在仍认为，‘托洛茨基主义’在政治上早已消除了。这些年来，从没有人向我说过，我的某些思想或建议标志着一种特殊的‘托洛茨基主义’思潮。只是在就我的《1917年》一书进行争论时这个名词才出现，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托洛茨基为自己的言行作了几点辩解，最后提出：“事业的利益要求尽快解除我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1月17—20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托洛茨基称病没有出席。会议除2票反对， 1票弃权外，通过了关于托洛茨基言论的决议。决议指出：“在党内和在党的周围，托洛茨基的反对派言论使他的名字成了一切非布尔什维克的、一切非共产主义的和反无产阶级的倾向和派别的旗帜。……实质上，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是按照近似‘欧洲’式的假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也就是说，归根到底，是按照‘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伪造共产主义。”联席全会决定：“给予托洛茨基最严厉的警告”，并认为“托洛茨基不能继续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工作。”1月26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解除托洛茨基的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至此，俄共(布)党内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告一段落。
①《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312页。
②同上,第316页。
①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页。
①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14页。
①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4页、第3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