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5世纪葡萄牙殖民者入侵到1963年英国殖民政府垮台，位于非洲东部的肯尼亚经历了漫长的殖民统治。其间，当地人民为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曾进行过多次艰苦卓绝的斗争，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本世纪50年代爆发的指向英国殖民者的“茅茅”运动是肯尼亚反殖斗争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群众斗争运动。“茅茅”运动延续数年，给了英国统治当局以沉重的打击，有力地加速了肯尼亚民族独立运动的进程，也推动了整个东部非洲的民族觉醒。
“茅茅”的由来
“茅茅”估计创建于本世纪40年代末期，它是肯尼亚当地非洲人反对英国白人殖民者的民族爱国武装组织。有关“茅茅”创建的确切日期，在肯尼亚史书和各国历史文献上均无明确记载。关于这个组织的名称——“茅茅”的由来，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有人说它源于肯尼亚主要部族吉库尤人领地的一个地名，也有人说它是“欧洲人滚回欧洲去!让非洲人独立!”这句口号的斯瓦希利文缩略语。多数倾向于认为J.M.卡里乌基所提供的解释是迄今为止最有权威和最有说服力的。
卡里乌基是“茅茅”运动著名的参加者，著有《被拘留的茅茅》一书。在这本书里，他解释说，“茅茅”的命名源于“茅茅”战士的秘密联络暗号。他写道，“茅茅”创建初期在奈瓦沙举行了一次大规模加入组织的宣誓集会。为了防止当局破坏，会场外设有哨兵防守，并规定万一有情况，就高喊“茅茅”作为联络暗号，与会者听到喊声就马上离散。在吉库尤土语里，uma uma(乌马乌马)是离开、散开的意思。为了迷惑敌人，哨兵故意将uma uma倒过来喊成Mau Mau(中文译作“茅茅”)作为联络暗号，结果警察真的来了，哨兵即高喊“茅茅!……”与会者闻讯随即离散，使敌人扑了个空。后来奈瓦沙警察所在打给当局的报告中说，当他们刚逼近会场时，就听有人高喊“茅茅”的名字通报消息，使他们的行动失败。当局据此便把“茅茅”误认为是这个组织的名称。此后便以讹传讹，“茅茅”也就真的成了这个组织的名称。由此可见，“茅茅”并不是这个组织自己确定的名称。
“茅茅”是肯尼亚民族独立运动深入发展的产物，在政治纲领与其先前的肯尼亚主要民族主义组织基本相似。早在本世纪20年代，哈里·舒库创立的吉库尤中央协会就明确提出了“争取自由独立，夺回本地人失去的土地”的政治口号。这个组织于1940年5月30日被当局取缔。1944年，原吉库尤中央协会总书记乔莫·肯雅塔创建了肯尼亚非洲人的联盟(以下简称肯联)。这个组织把发展成员的范围从原吉库尤中央协会的吉库尤族扩大到整个肯尼亚非洲人，以至成员曾多达10万之众。由于上述组织强调以和平抗议为主要斗争方式屡遭镇压，肯尼亚人民才在实践中认识到单靠政治斗争是不能获得成功的，必须开展武装斗争。于是，肯尼亚第一个反对英国殖民者的黑人爱国武装组织——“茅茅”诞生了。“茅茅”与肯联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许多肯联成员同时也是“茅茅”组织的成员或领导者。正因为如此，殖民当局在对“茅茅”运动开始全面镇压的第2天，即1952年10月21日，便以“茅茅”“领袖罪”逮捕了肯联主席乔莫·肯雅塔。次年6月，又指控肯联是“茅茅”的秘密后台，进而宣布肯联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鉴于英国殖民当局对黑人的高压统治和严密控制，也为了适应当地人的觉悟水平，“茅茅”在发展成员时均通过秘密誓约的方式进行，这种仪式带有原始的部落传统色彩，只是在誓词中鲜明地表达了这个组织进步的政治倾向。誓词是这样写的：“我决心为土地、为民族而战，不惜流血捐躯，若派我焚毁敌营，无论白天黑夜，我决不畏惧。若派我消灭敌人，不管敌人是谁——即使是父母兄妹，我决不犹豫。……禁止调戏妇女，戒绝腐化堕落。保护战友，严守机密……如果我违背誓言，甘受极刑惩处。”
“茅茅”在创建初期，其成员都是吉库尤人。后来发展到吉库尤族的近亲梅鲁族和恩布族以及其他部族，成员遍及肯尼亚今中央省、内罗华地区以及东方省、峡谷省和尼安萨省的部分地区。“茅茅”的主要领袖人物都是吉库尤人，他们大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这个组织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是德舟·基马蒂·瓦契乌利。他于1920年出身在肯尼亚涅里城附近赛盖恩盖村的一个吉库尤族农民家庭。幼时在吉库尤族自己办的小学就读。这种教育使他从小就在心灵里滋生了民族主义的萌芽。后来接受了中等教育。1941年初，他辍学到军队服役。退役后继续上学深造。1944年从学校毕业。他当过教员，做过工，经过商。基马蒂具有较深的文化素养，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感。基马蒂亲身体察到处于殖民统治下的广大黑人群众的疾苦，认清了殖民主义者的罪恶本质，从而坚定了他团结黑人群众与英国殖民者进行斗争的决心，终于积极参加创建和领导了肯尼亚黑人爱国武装组织——“茅茅”。
“茅茅”运动的社会背景
“茅茅”成员90%以上都是吉库尤人，这个组织的主要创始人及领导人亦均为吉库尤人，所以谈论“茅茅”运动的社会背景，主要是以吉库尤人当时的状况为依据。
爆发“茅茅”运动的社会背景是复杂的，概括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经济方面的因素，表现为英国殖民者的土地掠夺政策及其后果;第二是政治方面的因素，主要表现为英国殖民者的种族歧视政策及其影响。
吉库尤族是肯尼亚48个部族中最大的一个部族，其人口约占肯尼亚全国非洲人总数的1/5。吉库尤族是一个农业部族，以土地为生命之本。位于肯尼亚中部高原地区的吉库尤本土吉库尤兰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气候宜人，是从事农耕的天然宝地。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富饶的肯尼亚中西部高原地区早就垂涎欲滴。英国在“东非保护国”的长官查理·艾里奥特一开始就打算“把保护国的内地建成一个白人国家”。1899年以后，随着通往蒙巴萨的铁路修建成功，英国殖民者大批涌到肯尼亚开辟种植园。为了支持白人对土地的掠夺，1901年殖民当局颁布法令，把“保护国”内一切所谓“公有”土地都划为“皇家土地”，受殖民当局支配使用。1906年，英国政府正式同意建立“白人高地”的政策。自这以后，殖民当局把大约16，700多平方英里的土地划归白人专有，在这一掠夺过程中，吉库尤人首遭其害。英国殖民者来到肯尼亚以后，首先把吉库尤人高原上大片大片的良田沃土攫为己有，封之为“白人高地”。把那些小块零散的、贫瘠的土地留给吉库尤人，划为吉库尤人“特居地”。据英国政府一个土地委员会估计，吉库尤人失地总数为100多平方英里(不包括森林地)。这个数目乍看起来并不算大，但对地少人多的吉库尤人来说却是一个灾难性的损失。整个吉库尤本土面积只有1，240平方英里，养育着近百万吉库尤人。这个地区长期存在人口密度大、土地利用率高的现象。白人殖民者一下侵占了他们1/10的土地，使十几万的吉库尤农民失去耕地，断了生计。为了生活，吉库尤人大批大批地到白人种植园做工或做所谓“外来占地户”。根据1918年政府法令，在白人种植园里的“外来占地户”欲取得少量耕地的权利，必须每年给白人庄园主至少干180天的活。实际上这是继掠夺土地以后，为了进一步榨取廉价劳动力而设下的圈套。殖民当局还无理规定，在吉库尤人“特居地”里，不许种植经济价值高的农作物，如咖啡、西萨尔麻等等。当局向吉库尤人强行征收茅屋人头税等各类苛捐杂税，进行野蛮的经济剥削。随着英国殖民者掠夺政策的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吉库尤农民遭到破产，被迫离开“特居地”出外谋生。到40年代末，外流的吉库尤人(主要是男人)约30万，占整个部族人口的30%。吉库尤人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在白人种植园出卖血汗。另有许多人流入城市，沦落街头，过着凄惨的赤贫生活。据1948年内罗毕非洲人事务局局长的一份报告说，流入城市的当地非洲人“有的睡在滨河路的人行道上，有的睡在泥沼地里快要倒塌的臭窝棚内，有的睡在路边停靠的公共汽车旁……”。
英国殖民者野蛮的土地掠夺政策和经济剥削，严重威胁着吉库尤人的生存，孕育着一场大规模暴力行动。导致“茅茅”运动爆发的另一原因是英国殖民当局大力推行的种族歧视政策。在推行这一政策过程中，政治、经济和文化水平在肯尼亚国内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吉库尤族受到压迫和歧视最深。
在英国人入侵以前，吉库尤族的政治领导一直实行一种传统的“部落民主制”(权力分散的民主政治制度)。吉库尤族设有酋长，部族的各级首领都是根据其年龄及其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智慧、公正和能力，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吉库尤族的各级首领都不世袭，而是定期向一届新首领移交权力。这种世代相传的“部落民主制”领导体制，保证了吉库尤人社会的安定和团结，促进了吉库尤族的开化和发展。
吉库尤人的最后一次交权仪式是在上个世纪末进行的。1895年肯尼亚成为英国的“东非保护国”以后，特别是自1920年沦为英国殖民地以后，吉库尤人这种由“部落民主制”领导全族的传统随之遭到禁止。本世纪20年代的一次交权仪式刚开始不久，即被英国殖民当局以所谓“带有煽动性”为由制止了。英国殖民者在肯尼亚实行一种以部族为基础的所谓间接统治，即培植甘愿为其驱使的酋长、头人以及设立由殖民当局控制的“土著人法庭”等，作为他们统治和压迫吉库尤人及肯尼亚其他各族人民的工具。这些酋长、头人及“土著人法庭”长者都是由殖民当局视其效忠程度直接任命的。他们领取当局的薪俸，为当局效劳，实质上是殖民政府的下级官吏。英国殖民当局强加给吉库尤人的这些官吏，彻底破坏了吉库尤族传统的“部落民主制”领导，搅乱了他们原始的安宁，因而激起了吉库尤人的强烈反感和不满。
吉库尤人是英国入侵后，肯尼亚第一批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民族来源。他们的祖先失去土地后流入城市，很快掌握了各种技术，成了肯尼亚非洲人第一代技术工人。也有少数人开始接受文化技术培训。1910年吉库尤人创建了肯尼亚师范学院，培养自己的师资。后来，乔莫·肯雅达就任该院院长，使这个学校成了肯尼亚民族主义者的摇篮。
面对吉库尤人的迅速觉醒，英国殖民者惶恐不安。他们一面攻击吉库尤人“想入非非”，“竟在最污秽的茅屋里读莎士比亚”;一面惊呼“对吉库尤人的教育进行得太快了”，“他们从野蛮状态进入目前状态应该需要200年，而不是40年”。后来，英国殖民当局便把吉库尤人排挤在许多技术工作之外，连英国皇家步兵也不征召吉库尤人。同时他们还对吉库尤人和肯尼亚其他各族人民立下道道禁令，如禁止夜间出门;禁止携带武器;禁止公开或秘密集合;不经允许，禁止4人以上同行;禁止听原部族头人的讲话;禁止参加公民投票;禁止使用白人厕所;禁止一切传统的部族活动(包括吉库尤人的割礼习俗)等等。种族歧视政策激起了肯尼亚各族人民、特别是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吉库尤人的深切痛恨。为了与殖民当局的政治压迫和种族歧视政策作斗争，一些民族主义组织相继成立，如“吉库尤青年协会”、“东非人协会”、“吉库尤中央协会”及“肯尼亚非洲人联盟”等等。同时涌现出了哈里·舒库、乔莫·肯雅塔等著名的民族主义领导人。肯雅塔公开号召所有被剥夺的非洲青年，为了通过争取非洲自由的斗争以永远保全祖先神灵的社会、坚信死者、生者和来者都会团结起来，为重建被摧毁的宗庙而奋斗。应该说，所有这些都为后来“茅茅”运动的兴起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作了发动和准备。
此外，国际形势的变化对“茅茅”运动的兴起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独立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印度、巴基斯坦的相继独立、中国革命的胜利、加纳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这些消息通过报纸和广播传到肯尼亚，使肯尼亚广大黑人群众特别是“茅茅”的领导阶层受到很大震动和鼓舞。“茅茅”的主要领袖人物之一瓦鲁赫乌·伊托特因仰慕中国革命，自称“中国将军”，在后来的“茅茅”运动中他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为生存为独立而战
“茅茅”运动前后延续了近10年之久。这场斗争运动分为两个阶段，即1952年10月宣布“紧急状态”以前的初级阶段和宣布“紧急状态”以后的大规模斗争阶段。
在“茅茅”运动初期，斗争主要是以白人聚居的内罗毕特区为中心进行的。当时“茅茅”战士的斗争方式不是采取公开的两军对阵，而是采用秘密的方式，分成许多小股力量从各处不断地对白人发起偷袭。“茅茅”运动一开始就给英国殖民者造成了严重的恐怖气氛。白人的生命和财产时刻受到威胁，他们人人自危，整个内罗毕陷于一片混乱。一名美国记者当时写道：“茅茅”的谋杀使白人产生了一种恐怖和歇斯底里气氛，没有人知道下一次将轮到谁被杀。
基于“茅茅”的秘密斗争方式，有关当时斗争场面的确切报道材料很少。但是，英国殖民者的惊慌之状，足以反映出“茅茅”战士进行秘密斗争的一个侧面。据当时有关目击者报道，当“茅茅”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内罗毕“全城紧张得让人受不了”。“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枪，枪枝一下子成了最紧缺的热门货”。在内罗毕的一些社交场所里，经常发现“一些穿着透明晚装的大家闺秀，在她们的金丝钱包里装着手枪。当她们漫不经心地把钱包扔在咖啡桌上的时候，那铿锵之声，确使人毛骨悚然”。在内罗毕英国总督府的一次午宴上，当宾主用英语交谈政治话题时，“总督夫人玛丽·巴林总是很有礼貌地引导大家用法语进行交谈，因为懂英语的佣人可能了解谈话的内容，这样事情就不妙了。原来那里的人员刚刚被审查——就在总督府里：——而且他们中间发现了一些茅茅嫌疑分子”。
“茅茅”的斗争震动了全国。大批大批的吉库尤人和其他部族的人民纷纷加入“茅茅”组织，使“茅茅”战士从当初的2，000人很快发展到数万人，战斗力不断壮大。到1952年10月，“茅茅”战士已拥有各类枪枝800支，子弹14万发。
面对“茅茅”运动的蓬勃发展，殖民当局非常恐慌。他们要求在吉库尤人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乔莫·肯雅塔出面制止运动。肯雅塔答应试一试。当他用吉库尤语发表演讲那天，听众达数万人之多，盛况空前。可是演讲过后，斗争的烈火非但没有被熄灭，反而如火上加油，更加猛烈了。这时当局才发现受骗了，原来肯雅塔是在用当地话在进行鼓动，而他们恰恰是为他提供了便利场所。于是当局便变换手法，开始大规模镇压。一方面，他们通过白人传教士和反动酋长制造舆论，污蔑“茅茅”战士是“杀人打劫的叛匪”，“茅茅”是“血淋淋的恐怖团体”，是地地道道的黑人三K党。军队和警察，准备武装镇压。1952年10月20日，英国总督伊夫林·巴林宣布肯尼亚全国进入紧急状态。21日，以拘捕肯雅塔开始进行大逮捕，全面展开了对“茅茅”的镇压，企图一举扑灭“茅茅”运动。自这以后，“茅茅”运动进入了更大规模的斗争阶段。
殖民当局的武力镇压，激怒了“茅茅”战士。就在宣布“紧急状态”的第2天，即10月22日，“茅茅”领袖基马蒂在涅里地区组织了一次有500名“茅茅”战士参加的大规模宣誓活动。接着，当众处死了殖民当局的忠实走狗恩德里·万交拜酋长，给殖民当局的镇压以有力的回答。自这以后，“茅茅”战士在其领袖基马蒂的领导下，更加频繁地展开了袭击活动。袭击对象不仅是英国殖民者，而且包括白人传教士和为殖民当局效忠的反动酋长和头人。
为了捉拿基马蒂，当局在全国各地张贴通缉令，出1万先令的高价悬赏基马蒂的首级。基马蒂终于不幸被捕。但不久，即成功地越狱脱逃。由于当局的大肆镇压和搜捕，在首都及内罗毕地区继续开展斗争已经很困难。于是“茅茅”战士便撤到离内罗毕不远的山林地区。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由“中国将军”伊托特率领到肯尼亚山区，一路由基马蒂率领到阿伯达雷山区。在那里，“茅茅”以山林作掩护，与英国殖民军及其帮凶进行斗争，打了不少胜仗。奇袭奈瓦沙警察所是基马蒂亲自部署的一次成功的战斗。1953年3月26日深夜，阿伯达雷山林里的“茅茅”战士对奈瓦沙警察所发动闪电式袭击。战斗仅用了20分钟，缴获了上百支枪枝及弹药，营救了几百名被关押在拘留营里的“茅茅”战士和平民。后来，在袭击拉里村、卡伊立基村民防军营地及奥萨亚警察所等战斗中，“茅茅”战士都机智勇敢地取得了胜利。
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当局的镇压日趋残酷。1954年，殖民政府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以首都内罗毕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被称为“非洲历史上最惊人的大逮捕”，即所谓的“铁砧行动”。1954年上半年，被逮捕的肯尼亚非洲人达165，462人，被隔离投入拘留营的136，117人;被审讯的68，984人;被定罪的12，924人。与此同时，当局对肯尼亚山和阿伯达雷山区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竟向肯尼亚山和阿伯达雷山区投掷了162吨炸弹。为了对山上的“茅茅”战士进行封锁围困，当局在肯尼亚山和阿伯达雷山边缘地区制造无人区，强迫当地居民住进特别设防的“新村”，在所谓“保护”之下从事耕作和生活，以切断“茅茅”战士与山下人民的联系。当时，在这些被称为“危险地区”的无人区里，一旦发现任何黑人，都要进行严格的盘查，稍有可疑，便当场击毙。以至于一些具有人道精神的西方记者把这称为“杀人竞赛”。但是，英国殖民当局的封锁和镇压，并未能完全切断山下人民与“茅茅”战士的血肉联系。白天，大批男人和妇女被强迫去挖壕沟，架铁丝网，修筑封锁线。夜晚，他们又成群结队冒着生命危险偷偷给山上的“茅茅”战士运送食品、衣物和武器。
利用黑人杀黑人是殖民当局镇压“茅茅”运动的又一个手段。他们采用离间、恐吓和收买等方法，拼凑了一支帮凶军——民防军，与“茅茅”相抗衡。民防军的成员必须起誓。誓词是当局拟好的。在他们的誓词里写道：“如果我从未接受过‘茅茅’的誓言，我决不会自愿接受;如果我被迫接受，我要及时报告和自首。我愿为政府镇压‘茅茅’尽力效劳，永远作伊丽莎白女王陛下政府的忠实臣民。如果我背弃誓言，让吉它弟(宣誓时用的圣石)杀死我。”在镇压“茅茅”过程中，民防军成了白人殖民者的马前卒，不断被派往肯尼亚山和阿伯达雷山区搜山扫荡。殖民当局利用这种手段，挑起非洲兄弟间的自相残杀，造成双方数千人的伤亡。
殖民当局还采用欺骗手段，扬言要立即释放肯雅塔，并许诺将于1965年让肯尼亚实现独立。同时开展宣传攻势，挑动部族矛盾，以实现其瓦解“茅茅”战士的斗志，分化“茅茅”队伍的险恶目的。
英国殖民当局的封锁和镇压，使坚守在肯尼亚山和阿伯达雷山上的“茅茅”战士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而当局的欺骗宣传也诱惑了一部分“茅茅”战士，他们相继离开队伍下山。但是大部分“茅茅”指战员在困难面前仍然保持着坚定的斗争信念。基马蒂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有600万人民群众，我们的力量无穷无尽”。他号召“非洲人联合起来!”“我们一定能赢得独立和自由”。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数以千万计的“茅茅”战士仍然遵守着严格的纪律，克服重重困难。由于长期封锁，缺乏生活用品，他们就充分利用山林资源，保证生活需要。武器不足，他们就利用自行车钢梁、自来水管、瓶子、罐子等材料自制土枪和土炸弹。
后来，殖民当局又指派奸细打入“茅茅”内部。由于缺乏经验，很多“茅茅”战士被告密出卖，惨遭杀害。1956年10月17日，基马蒂遭到一群假“茅茅”的袭击，他只身用手枪抵挡，机智勇敢地脱险。同年10月21日，基马蒂在一次战斗中腿部中弹负伤，终于不幸被捕。第2天，法庭便急不可待地开庭“审判”。在法庭上，基马蒂带着枪伤，坐在椅子上慷慨陈词，据理驳斥当局的指控。10月27日，法庭以所谓“非法携带枪枝罪”判处基马蒂死刑。1957年2月18日，基马蒂在内罗毕监狱英勇牺牲。
由于失去了卓越的组织者、最高军事领导人基马蒂，加以殖民当局的长期残酷镇压，“茅茅”损失惨重。1956年以后，轰轰烈烈的“茅茅”运动实际上已经逐渐结束。但是还有少数“茅茅”战士依然坚守在肯尼亚山和阿伯达雷山上。1960年1月，殖民当局宣布结束紧急状态。1963年肯尼亚独立前夕，肯尼亚政府同“茅茅”就独立后“茅茅”战士出山问题进行谈判，达成协议。协议规定在肯尼亚山和阿伯达雷山上的“茅茅”战士撤离山林，武器上缴，由政府统一进行安置工作。同年底，英国殖民统治结束，肯尼亚宣布独立。最后一批“茅茅”战士在庆祝独立的欢呼声中胜利返回了家园。
“茅茅”运动的影响
“茅茅”运动是肯尼亚历史上一场规模空前的反殖斗争运动，对肯尼亚的独立产生了重大影响。
“茅茅”运动给了英国殖民当局沉重的打击。在政治上，“茅茅”的斗争“引起了一种接近内战的形势”，彻底搅乱了英国在肯尼亚建立的殖民秩序。在经济上，“茅茅”运动给当局造成了严重的负担。到1960年1月宣布结束“紧急状态”时止，政府所欠国债达4，700万英镑，这个数目是英国同期在东非其他殖民地国家所欠总债务的两倍半。而在其他方面的损失“几乎是无法估计的”。“茅茅”运动迫使英国早日在肯尼亚实行“宪法改革”，从而进一步动摇了殖民统治的根基。
“茅茅”运动促进了肯尼亚各族人民群众的觉醒和联合，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同情和支持。有消息说甚至妓女也把在敌人兵营赚的钱买子弹转送给“茅茅”战士。英国皇家步兵里的许多肯尼亚士兵设法偷偷地向“茅茅”提供弹药。在“紧急状态”下的8年里，在“茅茅”惨遭镇压，肯雅塔一直被关押的情况下，以奥廷加为代表的肯尼亚其他各族人民密切配合，成立几十个各种组织，坚持在肯雅塔的旗帜下积极展开政治斗争，使民族独立运动扩展到整个肯尼亚。这种斗争形势导致了1960年3月，全国30多个政治组织合并成立肯尼亚全国性民族主义政党——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这个组织一成立，广大群众踊跃参加，他们丢下田里的农活，不顾烈日或下雨，男男女女排着长长的队伍进行入党登记。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的队伍迅速壮大。仅在涅里一个县内，不到1个月时间报名加入组织的人数达到35，000人。这种空前高涨的政治热情充分反映了经过“茅茅”运动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政治上觉醒。
据英国殖民官员卡菲尔德的报告说，在整个“茅茅”运动期间，政府军方面死亡人数为2，044人，而“茅茅”方面的死亡人数达到11，503人，实际上“茅茅”的损失比这个数字还要大，因为这当中并未包括那些被法庭判处绞刑而牺牲的“茅茅”指战员。“茅茅”战士用鲜血和生命为肯尼亚的独立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正如“茅茅”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后来当选肯尼亚议员的卡里乌基所说：“今天独立的肯尼亚是建立在茅茅战士的忠骨之上”的。为了纪念“茅茅”运动及其杰出领袖基马蒂，1963年肯尼亚独立以后，政府用基马蒂的名字命名了首都内罗毕的一条主要街道，基马蒂家乡的涅里城图书馆也被命名为“基马蒂图书馆”，当年阿伯达雷山林里的“茅茅”战士为怀念基马蒂而唱的“基马蒂之歌”一直流传至今。今天，在内罗毕国家博物馆里，陈列着当年“茅茅”战士的各种兵器以及烈士们的衣服、誓词和其他遗物，供人们瞻仰参观。
“茅茅”运动是肯尼亚人民、特别是吉库尤人的骄傲。独立以来，人们通过文学艺术及各种形式纪念和赞颂“茅茅”运动。“茅茅”运动在60年代几乎成了肯尼亚文学的唯一题材。肯尼亚老一辈著名作家恩古吉·瓦·西翁戈著的小说《小麦粒子》以这场斗争为背景，曾轰动全国。今天，年青一代作家仍在不断描写“茅茅”运动。他们说：“只要我们是肯尼亚人，我们就需要、而且应该写茅茅运动。因为对于肯尼亚人来说，这是一件重要的，不能回避的伟大历史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