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和60年代之交，美苏两国进行了频繁接触和多次较量。从1959年的戴维营会谈，到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美苏关系逐步进入既争夺、又勾结的新阶段。这种变化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戴维营会谈
在50年代中后期，苏联的经济、军事实力有了迅速发展，同美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1960年，苏联国民收入由1950年仅相当于美国的31%上升为58%。 1957年8月26日和10月5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洲际导弹和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个重大的科技突破，引起美国统治集团很大震动，爆发了关于“导弹差距”的争吵。从此，美国倾注全力发展导弹。苏美虽然存在着导弹差距，但苏联的领导地位并不是很突出的，因为美国的战略空军并没有失去威力。
1957年3月，赫鲁晓夫兼任部长会议主席，10月，又把朱可夫元帅开除出苏共中央，巩固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的地位。此后，赫鲁晓夫便集中精力展开外交攻势。赫鲁晓夫首先在德国和柏林问题上发动了攻势。1958年1 1月，苏联提出要签订对德和约，要求正式承认两个德国。同时提出“动外科手术”“割掉西柏林这个毒瘤”，结束柏林的被占领状态， 使西柏林成为一个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并规定6个月的限期，“如西方国家不同意西柏林自由城市的地位”，期满后，苏联将单方采取行动。
对此，美国与英、法、西德进行紧急磋商，决定采取强硬态度。艾森豪威尔扬言，如果苏联对西柏林实行封锁，西方将采取报复措施。这就造成了第二次柏林危机。一时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西方的强硬态度面前，赫鲁晓夫软了下来。1959年1月，他派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以“休假”为名前往美国，向美国表示：苏联提出解决柏林问题的期限是不重要的，主要是开始谈判。尽管艾森豪威尔表示，赫鲁晓夫不能象米高扬那样，对美国进行“非正式的访问”，赫鲁晓夫仍然在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强调美苏关系中的“温度已开始上升”，希望通过“国家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彼此举行会见、会谈和互相访问”，“改善国家之间的关系”。他埋怨艾森豪威尔剥夺了他访问美国的“权利”。
2月下旬，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莫斯科。赫鲁晓夫向他重申：苏联的6个月期限决不是最后通牒。
到3月底，赫鲁晓夫再退一步，接受了西方提出举行外长会议的建议。5月11日，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东、西德代表参加下举行会议，尽管苏联在解决西柏林问题的期限方面一再让步，美仍坚持西方三国在西柏林驻军以及西德和柏林之间的自由通行。
6月23日，赫鲁晓夫在接见美国前驻苏大使哈里曼时，声言他要求取消西方三国在西柏林的占领权，他吹嘘苏联花费300亿卢布研制的导弹足以摧毁美国和欧洲的每一个工业中心。但是又说，他宁愿不这样做。紧接着，赫鲁晓夫又派科兹洛夫于6月底去美，主持苏联在纽约举办的展览会。
这时，长期掌管美国外交大权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已经病死。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希望举行东西方首脑会谈打破僵局。艾森豪威尔经过反复考虑，权衡利弊，决定邀请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8月3日，苏美同时宣布：艾森豪威尔邀请赫鲁晓夫于9月间访美，然后赫鲁晓夫邀请艾森豪威尔回访。
艾森豪威尔确定同赫鲁晓夫会谈采取三条方针：第一，在柏林问题及世界其他地区有关美国的“权利问题”上“寸步不让”;第二，必须“在没有苏联威胁或任何最后通牒的压力下，他才愿意参加最高级会议;第三，劝说赫鲁晓夫利用他的地位和权力，采取有利于西方的态度和步骤。艾森豪威尔向国会领袖们表示，他要作出“一番巨大的个人努力，以便在卸任之前，把苏联领导人那怕软化一点点”。
8月下旬，艾森豪威尔出访西欧，与阿登纳、麦克米伦和戴高乐进行磋商，确定美苏首脑会谈“最重要的目标是促使赫鲁晓夫同意暂时停止关于西柏林的威胁与反威胁”。争取扩大美苏之间人员来往。艾森豪威尔认为，“仅仅由于俄国政府可以轻易获得我们的生活、文化和工业的情报，而我们却难以获得苏联的情报这一理由，我想美国就应当继续把争取在适当的协定下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接触作为目标”。此外，他还有一个长远考虑，那就是通过人员交流，“努力争取”有朝一日“将会在苏联掌权”的新的一代。
经过双方紧张的准备，1959年9月15日，赫鲁晓夫带着妻子、女儿、女婿飞抵华盛顿，先到外地参观了10天，最后在艾森豪威尔陪同下，飞往戴维营别墅，举行了两天会谈。会谈涉及德国、柏林、裁军、禁止核试验和美苏关系等问题。
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回忆，会谈中争论最激烈的是召开四大国最高级会议和柏林问题。艾森豪威尔明确地表示，只要存在那怕与苏联的最后通牒“有一点点相似的东西”，表明苏联“要同东德缔结和约”，并且“要取消盟军在柏林的权力和特权”，他“就永远不会参加最高级会议”。赫鲁晓夫解释说，“西柏林作为爱好和平的民主德国机体里一个不受欢迎的刺激物已变得日益不能容忍。这种局面是不正常的，而且是以战时的决定为依据的，这距今已有14年了，应该予以改变。”艾森豪威尔反问：“根据战时协议，你们得到了许多由西方盟国在德国攻占的地方，还得到了日本的千岛群岛”，“你们准备把它们归还吗?”在会谈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仅带着一名译员进行秘密会谈。赫鲁晓夫表示将采取步骤，取消关于他限期同东德签署和约的建议，确认把柏林前途问题当作有待谈判的一个议题，而不是一个靠单方面行动来解决的问题。
9月27日，发表了苏美联合公报，公报宣布双方在柏林问题上“达成谅解，恢复谈判，以便达成一个将符合一切有关方面的利益、并有利于维持和平的解决办法”;双方“一致认为，一切没有解决的国际问题，都不应当通过运用武力的办法来解决，而应当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公报还预期在短期内双方将“在派出更多的人员互访和扩大思想交流问题上”，“达成相应的协议”。
戴维营会谈是美苏两国互相利用的重要标志。艾森豪威尔顶住苏联的压力，迫使赫鲁晓夫暂时放弃了在西柏林问题上咄咄逼人的立场。而赫鲁晓夫则实现了他访问美国并与世界上头号强国的首脑举行会谈的愿望，使一触即发的柏林局势得到了缓和。会谈结束之后，赫鲁晓夫大肆宣传所谓“戴维营精神”。但艾森豪威尔却说：“这是一个我从未用过也从未认为恰当的词儿”。
U—2事件和四国首脑会议的流产
戴维营会谈后，苏联与西方国家商定，1960年5月在巴黎举行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然后艾森豪威尔访问苏联。但是在四国首脑会议前夕，发生了U—2飞机事件，打乱了原定计划。
U—2飞机是美国主要为收集军事、经济情报专门制造的一种间谍飞机，它能飞到2万公尺以上的高空，拍下地面很清晰的图片。这种飞机名义上属于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作为“飞行气象实验站”，负责“采集放射性样品”，实际上归中央情报局指挥，而且其活动计划完全由总统批准。
1960年5月1日，经艾森豪威尔批准，中央情报局又派了一架U—2飞机，从土耳其起飞，计划横越苏联心脏地区，然后飞到挪威。飞机深入苏联领空1200公里，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被苏联导弹击落。美国获悉U—2飞机出事后，便让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发表了一个新闻公告，佯称他们的一架气象飞机“失踪”。
5月5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宦布了苏联击落U—2飞机的消息。他谴责这一行动是一种“旨在破坏最高级会议的侵略性挑衅”，但又为艾森豪威尔开脱，说什么他“不怀疑艾森豪威尔总统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
这时，美国误以为U—2飞机被击落后已经机毁人亡，又发表了一个声明，坚持说“U—2飞机只是一架气象机。而且编了一套谎言，似乎这架气象飞机发生事故，是由于“发生氧气供应的困难”。
5月6日，苏联宣布U—2飞机的驾驶员弗朗西斯·鲍尔斯还活着并供认了他的间谍身份和任务。苏联报纸还刊登了鲍尔斯及其所使用的摄影装置的照片。
面对着真象大白的事实， 5月11日艾森豪威尔宣布苏联击落的U—2飞机的确是美国的侦察飞机，并说，他从执政开始，就“发出指令，要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收集情报，以免美国遭受突然袭击”。
艾森豪威尔这种强硬态度，使赫鲁晓夫十分尴尬。就在同一天，赫鲁晓夫在答记者问时说，“你们知道我对这位总统的态度是友好的”，“我没想到在苏联上空进行侦察的主意，竟不是出于一个不负责任的军官的一时的任性”。“我听到说这位总统是赞成这些侵略行动的，不禁为之毛骨悚然”。当时，美国记者詹姆斯·赖斯顿写道：“由于坚持有权侵犯苏联国境，总统实质上向赫鲁晓夫挑战，使他在一向反对和解的斯大林主义者面前处于尴尬地位”。
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仍决定去巴黎出席四国首脑会议。他提前两天到了巴黎，要戴高乐和麦克米伦转告艾森豪威尔·美国政府必须向苏联道歉，惩罚对美国飞机侵犯苏联边界直接负责的人，并保证不再继续类似的行动，否则，他“将不可能参加会谈”。
5月16日正式开会前，赫鲁晓夫首先发言，他重申对美国的几点要求，还宣布撤消对艾森豪威尔的访苏邀请。接着艾森豪威尔为U—2飞机活动进行辩解，他说，他已下令停止侦察飞行。但他拒绝道歉。双方僵持不下，四国首脑会议终于流产。
为了应付国内外的指责和发泄自己的懊恼， 5月18日，赫鲁晓夫在巴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大发雷霆，对艾森豪威尔进行了猛烈的攻击。6月，苏联中断了裁军谈判。7月1日，苏联在巴伦支海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国侦察飞机。9月，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要求改组联合国，把联合国总部从纽约迁到瑞士、奥地利或苏联去。与此同时，苏美双方都追加军费，加紧军备竞赛。
这样，几个月前，赫鲁晓夫大肆宣扬的“戴维营精神”，被互相攻击和新的一轮军备竞赛所代替，美苏争夺再度激化。
维也纳会谈
1961年初，约翰·肯尼迪继艾森豪威尔任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了所谓“和平战略”，即“一手抓橄榄枝，一手抓箭”。他在竞选中宣称，美国需要一种新的对付苏联的办法。美国可以同苏联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就某些问题达成协议，但是美国必须以“实力地位”作为谈判的后盾，迫使苏联“愿意承担风险来缓和局势”。使美苏关系“逐步解冻”。
苏联密切注视着肯尼迪的上台。在1960年5月发生了U—2飞机事件和巴黎四国首脑会议流产以后，赫鲁晓夫不再对艾森豪威尔抱有什么指望。他抓住几次机会，表示把希望寄托在肯尼迪身上。肯尼迪就职后，赫鲁晓夫立即致电祝贺，表示希望“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在根本改进我们两国关系并使整个国际形势正常化方面获得成功”。赫鲁晓夫还对肯尼迪故作姿态。1960年7月，一架美国RB—47型飞机在苏联领土(伸入北极圈部分)上空被击落，两名飞行员被俘。艾森豪威尔政府曾几次要求释放飞行员，苏联均不理睬，而肯尼迪一上台，被俘的飞行员就释放了。赫鲁晓夫曾就此对美国驻苏联大使卢埃林·汤普森说，这是要使民主党人而不是共和党人得到好处。这一切表明，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和平战略”是充满幻想的。
为了具体实施“和平战略”中的对苏战略，肯尼迪在2月间把美驻苏大使汤普森、以及3位前任艾夫里尔·哈里曼、乔治·凯南、查尔斯·波伦召到白宫，对苏美关系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经研究决定向苏联建议举行一次新的苏美最高级会谈。汤普森带着肯尼迪有关这一建议的信件回到莫斯科，又在3月9日去西伯利亚会见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接受了这一建议。经外交途径商定，会谈地点在维也纳。
然而，美苏关系并未随即“解冻”。3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苏美英三国关于禁止核试验的谈判(1958年11月开始)中，美国代表提出了美英两国经过修改的联合建议。但苏联代表不但加以拒绝，而且撤回了苏联对以前已取得一致意见各点的赞同，在苏方的新建议中提高了要价，使谈判达成协议的希望渺茫。这使肯尼迪感到只有在美国有力量持强硬态度时，对苏在边缘上进行试探的政策才会有效。肯尼迪政府随之提出了新的军事战略，即“灵活反应战略”，来代替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在继续发展核武器的同时，加强常规兵力，以“多样化”的军事力量准备打各种类型的战争。从3月到5月，肯尼迪连续向国会提出特别咨文，要求增加军事预算拨款。苏联也不甘示弱，以加速发展导弹核武器回敬。2月，苏联宣布，苏军改组与装备新型武器的工作已经完成。战略性火箭部队已经建立，它已成为苏军的主力。4月，苏联宣布发射了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以此显示苏联火箭的“强大威力”。
在上述背景下， 6月3日到4日，美苏首脑在维也纳举行会谈。肯尼迪把这次会谈看成是确定未来美苏关系格局的一个机会。如果赫鲁晓夫有意在柏林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肯尼迪就希望表明，赫鲁晓夫不可欺人太甚。而赫鲁晓夫对会谈达成实质性协议则不抱期望，只是企图动摇肯尼迪的信念，迫使他作出让步。
会谈议程包括双边关系、裁军、禁止核试验、德国与柏林问题和老挝问题。关于双边关系，肯尼迪坚持要求苏联以现金偿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给予苏联的物质援助，但赫鲁晓夫强调苏联在战争期间献出的鲜血比美国物质宝贵得多，因而拒不偿还。关于禁止核试验问题，赫鲁晓夫向肯尼迪提交了苏联政府关于停止原子武器与核试验问题的备忘录。然而，在禁止核试验以及裁军问题上，双方相持不下。焦点集中在两点：第一，赫鲁晓夫提出，禁试问题本身并不重要，必须把禁试同全面和彻底裁军问题联系起来;而肯尼迪则认为，应先从禁试入手，除非能得到裁军问题迅速达成协议的保证，否则美国不能接受苏联的“联系”方案。第二，关于禁试的监督与监督机构。赫鲁晓夫认为监督视察一年三次足矣，再多了就变为间谍活动。监督机构中的任何一方都应拥有否决权，肯尼迪则强调监督视察的重要性，并且不同意赫鲁晓夫的“否决权”主张，指出这将使监督无法进行。
有关禁试与裁军问题的讨论没有结果，随即进行的有关德国与柏林问题的讨论也陷入僵局。赫鲁晓夫向肯尼迪提交了苏联政府关于缔结对德和约并在这个基础上解决西柏林问题的备忘录，表示愿意在对德和约问题上与西方达成协议，但如果美国拒绝，苏联就将与东德签订和约，使西柏林成为一个自由市。无论如何，苏联要在1961年底以前签订这项和约。如果美国想要在柏林问题上打一仗，苏联对此也没有什么办法。肯尼迪针锋相对，回答说美国是不会接受最后通牒的。美军留驻柏林是根据四国协议所规定的权利，美国不能同意由苏联一国来废除四国协议。苏联那样做将在一夜之间使世界局势发生根本变化。肯尼迪奉劝赫鲁晓夫谨慎行事。关于老挝问题，双方只是认为有必要在老挝实现停火，支持老挝的中立与独立。
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表明，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但双方表示同意就两国和全世界的一切问题保持接触。赫鲁晓夫认为，这次会谈，各自的立场未作丝毫改变，而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却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肯尼迪的评论则是：关于这次会谈最好的一个形容词就是“阴暗”。
美苏在维也纳会谈中的唇枪舌剑很快变为在柏林问题上的军事对峙， 6月至8月，发生了柏林危机。
7月25日，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谈回国后就“柏林危机”向公众发表电视讲话，说明了美苏关于柏林问题对立的严重性，并要求增加兵力21.7万人，军费34亿美元，以对付苏联的威胁。就在此时，从民主德国逃往西方去的人数急剧增加，这些人大多是由西柏林逃到西方去的，西柏林收容所平均每天收容达1500人。另外，由于柏林是一个分裂而没有边界的城市，许多人利用两种马克的差价进行倒买，也给民主德国的经济带来消极影响。8月12日，根据华沙条约缔约国莫斯科会议的建议，民主德国作出了加强边界管理的决定，并于13日封锁了东、西柏林的边界，15日起在分界线上筑起一道高达13英尺的“柏林墙”，建立一道防止民主德国人员流入西方和可以控制的安全边界。这一措施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应，认为这是“破坏了四国在柏林的地位，是非法的。”肯尼迪总统派副总统约翰逊访问西柏林，并派遣1500人的增援部队开往西柏林，8月20日，顺利通过民主德国领土，到达西柏林。
由于苏联没有采取阻拦行动，同时在6个月期限满后，苏联没有采取与民主德国单独缔结和约，由柏林墙引起的危机才再次缓和下来。
古巴导弹危机
从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后，苏美在外交上的另一次重大较量就是古巴导弹危机。
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一直企图推翻古巴政府。肯尼迪上台后，在1961年4月17日，由美国组织1400名古巴流亡分子组成的雇佣军入侵古巴，在吉隆滩(猪湾)登陆，这次武装进攻以雇佣军大败而告终。肯尼迪政府在外交上输了一个回合，但不肯善罢甘休。1962年7月，苏联以“保卫古巴”为名，偷偷地把中程导弹运进古巴。赫鲁晓夫企图把中程导弹设在古巴这个“不沉的航空母舰”上，变为洲际导弹的代用品，借以弥补苏联的洲际导弹劣势(美国294枚，苏75枚)，加强苏联与美国争夺的战略地位。其次，苏联同美国在加勒比海的这一争夺，实际上是围绕欧洲这个重点而进行的。赫鲁晓夫企图利用设在古巴的中程导弹在一次新的柏林危机中取胜，逼迫美国在欧洲、柏林等问题上让步。再次以“保卫古巴”为名，行控制古巴之实。赫鲁晓夫要以导弹强有力地扩大苏联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巩固苏联在拉美的立足点，从“后院”挖美国的墙角。
对于苏联偷偷把导弹运进古巴，美国有所觉察。8月29日，美国U-2飞机发现在古巴的萨姆Ⅱ型地对空导弹基地。 9月4日，肯尼迪发表声明，警告苏联不得把导弹等进攻性武器运进古巴。9月11日，苏联政府授权塔斯社声明，公开否认有采取这种行动的任何意向。10月16日，肯尼迪接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苏联确实在古巴设有中程导弹发射场和“伊尔28型”轰炸机，并提供了显示清晰的数千张照片。白宫官员都大为震动，立即研讨对策，认为苏联在古巴设置导弹是一个严重威胁，只能摊牌而不能屈服。但究竟怎样摊牌呢?经过辩论，初步拟订了3个方案： 1、只对导弹基地进行空袭;2、除空袭外也派军队进攻，即全面入侵古巴;3、海上武装封锁。实质性的争论是两派：空袭派和封锁派。肯尼迪权衡了利弊，认为空袭将逼使俄国人没有退路，因而要冒全面核战争的风险，而且空袭并不能保证完全清除导弹，海上封锁既能作出坚决有力的反应，又可留有灵活的回旋余地，它能对苏联保持一种可根据需要而逐步增大的压力，使危机在有利于美国的情况下得以解决。于是，美国最后决定采用海上封锁方案。
10月22日晚7点，肯尼迪发表广播电视演说，指责苏联在古巴“设置一系列进攻性的导弹基地”，“目的只能是配备向西半球进行核打击的能力”。要求苏联停止这种“轻率的和挑衅性的威胁”，在联合国监督下撤出那些设置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宣布对古巴采取“隔离措施”，下令封锁古巴，并对运往古巴的“一切进攻性军事装备，在海上实行严格的检查”。他并强调，他已命令五角大楼为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作好一切必要准备。在演说之前，美国本土和海外的美军已开始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为了封锁古巴，美国出动了180余艘海军舰艇。与此同时，美国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洲国家组织的盟国也作了军事戒备。苏联、古巴、华沙条约组织的国家也作了相应的准备。美苏双方剑拔弩张，一场核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22日，肯尼迪致函赫鲁晓夫，并附送了他的演说副本。他在信中提醒赫鲁晓夫，要“正确理解美国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的意志和决心”，并威胁说核战争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23日，肯尼迪又签发了“禁止进攻性武器运往古巴”的公告，宣布美军从24日起将拦截可能前往古巴的舰船，并勒令这些舰船必须听候美国人检查。赫鲁晓夫在23日复信肯尼迪，指责肯尼迪以封锁来对他和苏联进行威胁，扬言他已经指令驶往古巴的苏联船只的船长不必服从美国海军的停船命令，对任何苏联船只的干涉行动就将迫使他“采取我们认为对保护我们的权利所必要的和适当的措施”。但实际上，苏联驶往古巴的货船在24日开始全部返航。然而，为数更多的苏联军事工程技术人员正在古巴加速构筑导弹基地和装配伊尔28型轰炸机。
25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公开展示了设在古巴的苏联导弹及其发射场照片，并与苏联驻联合国大使佐林进行辩论。同一天，肯尼迪又致函赫鲁晓夫，重申了敦促苏联从古巴撤出进攻性武器的要求。与此同时，肯尼迪下令作好全面入侵古巴的准备，以便增大压力。面对这种情况，赫鲁晓夫软了下来，他在26日复信肯尼迪，他保证不再向古巴运送武器。已经在古巴的那些武器则予以撤出。同时要求美国以解除封锁和同意不入侵古巴作为交换条件。但他在27日的另一封信中提高了要价，表示苏联将从古巴撤走导弹，而要求美国也从土耳其撤走导弹。苏联将保证不入侵土耳其或干涉其内政，美国也应对古巴作出同样的保证。肯尼迪政府经过这反复讨论，最后决定采纳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提议，不理会赫鲁晓夫27日的信，而对其26日的信作出答复，回函接受了赫鲁晓夫在26日来信中提出的解决危机的条件。27日晚上，罗伯特·肯尼迪奉约翰·肯尼迪之命，约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威胁说如果在29日得不到苏联的回答，美国就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28日，美国作好对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发射场进行空中轰炸的准备。就在这一天，赫鲁晓夫急忙复信肯尼迪，再次作了退让，表示要在联合国的监督与检查下从古巴拆除和撤走导弹。
危机的高潮就这样过去了。但事情并未最后结束。美苏原准备由联合国监察撤走苏联在古巴的导弹，但遭到古巴总理卡斯特罗拒绝，因为卡斯特罗对这种不尊重古巴主权而随意摆布古巴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在1 1月2日至26日访问古巴，对古巴领导人施加压力，迫使卡斯特罗同意联合国观察员实地视察。在此之前，从古巴运走导弹的苏联船只，在公海上接受美国军舰“舰靠船的观察”，美国军用飞机还对陈列于驶离古巴的苏联船只甲板上的导弹进行空中摄影检查。11月8日至11日，苏联一共从古巴运走了42枚中程导弹。1 1月20日，肯尼迪宣布赫鲁晓夫还答应在30天内从古巴全部撤走伊尔28型轰炸机，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取消对古巴的海军封锁。12月6日，美国国防部宣布苏联轰炸机已撤离古巴。
古巴导弹危机反映了美苏之间对世界霸权的激烈争夺。由于苏联实力不足，赫鲁晓夫不得不在肯尼迪的威胁面前一再退让。但苏联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原先的目的，用撤出导弹换取了美国不入侵古巴的保证，并在禁止核试验问题上同美国达成某种默契。1963年5月，美苏签订在两国首脑之间建立“热线”的协议。7月，美苏又拉英国一起签订了维持核霸权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两个超级大国的公开勾结和继续争夺，对整个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加速了两大阵营的瓦解。中苏关系正式破裂。法国公开反抗美国的霸权地位。第三世界国家组织“七十七国集团”，推进不结盟运动，加强了维护民族利益、联合起来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世界进一步由两极走向多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