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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三至二世纪斯巴达的社会改革运动

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03日 阅读:122 评论:0

公元前三至二世纪斯巴达由上而下进行的社会改革,前后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在希腊化时期占有特殊的地位,产生了很大影响。

历史背景


斯巴达在公元前四世纪六十年代被忒拜埃帕麦伊农达斯军队打败之后,伯罗奔尼撒同盟瓦解,美塞尼亚脱离它独立,从此它的希腊霸主、头等强国的声威一去不复返了。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它的国内情势十分严重。这主要是平等者公社财富分化所造成的。斯巴达社会财富分化的进程与其他希腊城邦相比较,开始的时间晚,来势却更迅猛,后果却更严重。
公元前四世纪以前,在斯巴达,货币经济和私有制是受到抑制的。从公元前五世纪末到公元前四世纪,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伯罗奔尼撒战争胜利后,大量的战利品涌进了斯巴达。随着金银财物的涌入,货币经济和私有制发展起来,高利贷随之活跃,土地国有制开始解体,平等者公社财富分化加强,贪婪奢侈的风气滋长。斯巴达原有的法律,如禁止金银输入、只许使用铁币、规定每个公民占有同样大小份地,都遭到破坏。约公元前400年,颁布了监察官埃皮塔德奥斯法案,允许斯巴达人赠送他们的财产和土地,或用遗嘱做出这样的处理。这样一来,就取消了财产和份地只能由子女继承不得转让给他人的限制,因此贫困负债的斯巴达人可以通过赠送或遗嘱的形式转让他们的份地了。公元前四世纪时,斯巴达人从胜利的战争和去西亚、埃及充当雇佣兵所得的金钱又不时流入国内,然而斯巴达工商业素来不发达,这就使流入的金钱大多用于购买土地和放高利贷,在斯巴达土地集中的过程中,高利贷起了触媒作用。斯巴达社会分化和土地集中的猛烈发展,使斯巴达人中间出现了新的区分:只是保有自己全部份地的人才能继续算作全权公民;凡是不能保全自己份地的和破了产的,由于无力自备武装,便丧失充当重装步兵的资格,不能参加平等者公社的公餐集团,这意味着他不再是全权公民而变成下等公民了。下等公民享有的权利仅限于参加公民大会。大家知道斯巴达的公民大会向来没有多大意义。由此可见,在斯巴达,份地占有者人数的缩减,也就是全权公民人数的缩减。据说拥有完全份地的斯巴达人,在公元前六世纪有9,000家以上,到公元前四世纪末叶,下降到1,500家。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照普鲁塔克的说法,“剩下的斯巴达旧家不过700家,其中占有土地和份地的,大概只有100家。”也就是说,斯巴达公民只剩下700家,其中100家是全权公民,600家是下等公民。
斯巴达社会财富迅猛分化,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斯巴达人是斯巴达国家的统治阶级,它的公民人数大减,也就是统治阶级势力猛降。全权公民是斯巴达的军事支柱,它的人数锐减,意味着兵源狭小、兵力不足。然而对外侵略、对内镇压奴隶和贫民暴动都需要兵力,这就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采取临时的补救措施,例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开始以“新公民”(解放了的黑劳士)补充重装步兵;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更时常招募外国雇佣兵来辅助公民军作战。到公元前三世纪时,随着大量斯巴达人陷于穷困不能保全自己的份地而失去公民资格,公餐制度和军事训练制度也废弃了,因为富有的全权公民不愿参加,贫穷的下等公民没有资格参加。军事训练不经常,影响了公民军战斗力的提高。此外,贫富分化导致公民内部贫困者阶层与有产者阶层之间矛盾的激化。日益剧烈的内部矛盾,使社会趋于极度紧张,随时可能触发的群众暴动,威胁着统治阶级的上层。
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到二世纪初斯巴达的几次社会改革运动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阿基斯的改革


公元前244年,18岁的阿基斯继承了他父亲埃于达米达斯二世的王位。他年纪虽轻,却深为国家前途焦虑。他“伤心现状,渴慕斯巴达古代的声威”,因此立志复兴斯巴达。他领导的改革派,针对当时公民间财富不均,地位不平等,公民人数太少,尤其全权公民人数太少的问题,提出了恢复来库古制度的口号,制定了希图“使公民之间彼此平等并增加公民人数”,“恢复古老的法律和风纪”的改革计划。
阿基斯的改革计划,得到他的母亲和外祖母的嘉许,获得那些为斯巴达衰微而焦急的亲戚朋友的赞同,也博得许多青年人的支持。然而大土地占有者分为两派:一派是因负债抵押了地产的大土地占有者,他们希望借某种政治变革取消债务来收回他们抵押的地产,它的首领是阿基斯的舅父阿格西拉奥斯;另一派是既拥有大量地产又富于资财的大土地占有者,他们坚决反对重分土地和免除债务,又害怕希望变革的普通群众,它的首领是另一位国王列奥尼达斯二世。
公元前243年阿基斯使好友、改革派的主要成员吕山德罗斯当选了监察官,并且要他向长老会议提出改革议案。据普鲁塔克记载,这一议案的主要内容是:废除一切债务、补充公民人数和实行重新分配土地;将斯巴达本土的土地划为4,500份,将本土之外的土地划分为15,000份,后者“在那些能作为重装兵服役的边民中分配”,前者“分给生就的斯巴达人”。可是,生就的斯巴达人数没有那么多,因此“将由边民和受自由人正当抚养、年富力强能服兵役的外邦人来补足;这些人应组成十五个公餐集团,每团四百人或二百人,并且应实行古代斯巴达人所遵循的生活方式”。对于这个议案,长老议事会意见分歧。于是吕山德罗斯召集公民大会,要求公民们讨论这件事。在会上,阿基斯、他的母亲和外祖母,还有其他亲友,以极大的热忱把自己的耕地、牧场和动产交给国家。在改革议案交付表决时,由于列奥尼达斯等富裕的土地占有者的操纵,议案被否决了。这样,迫使吕山德罗斯弹劾列奥尼达斯,罪状是曾娶外邦(东方)妇女生育子女,违反斯巴达古代的法律。列奥尼达斯大惊,逃往神庙求庇护。监察官们废黜了他的王位并使他的女婿克列奥姆布罗托斯取代他为王。公元前242年,吕山德罗斯的监察官任期届满卸职,反改革派获得所有继任的监察官职位。新监察官要列奥尼达斯控诉吕山德罗斯等人提议废除债务和分配土地是违反法律的。改革派陷入困境,被迫采取比较坚决的手段,武装了一大批青年,在公民大会上撤消全体监察官的职务,任命阿格西拉奥斯等人代替他们。阿基斯饶恕了列奥尼达斯,并派一队人护送他去特格亚。
现在可以进行改革了。据说阿格西拉奥斯为了自私的目的向阿基斯进言,不要同时执行两个计划,以免在国内引起大震动,先废除债务,可以把那些负债的有产者争取过来,以后他们会甘心平静地接受分配土地的计划。于是,阿基斯下令废除债务,把所有债务字据收集起来,在广场上焚毁了。不久群众要求分配土地,阿格西拉奥斯又借故拖延。公元前241年,斯巴达的同盟者阿哈伊亚联盟的将军阿拉托斯请求协助他抵抗埃陀利亚联盟军的入侵。阿基斯率领军队到科林斯地峡出征;分配土地的计划被搁置起来。
当阿基斯不在国内的时候,反对改革的人们趁机活动。盼望分配土地的贫苦人,由于等了很长时间未得到土地,加之有反改革派的挑拨离间,他们对于阿基斯感到失望,同他疏远,终于不支持他了。当阿基斯班师回斯巴达时,列奥尼达斯已先期带领雇佣兵回到斯巴达,恢复了王权而且控制了局势。阿基斯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与列奥尼达斯决战,或者承认失败。据说他宁愿死亡也不愿意杀害自己城邦的公民,所以他选择后者去神庙求庇护。列奥尼达斯及其同伙,把阿基斯骗出神庙,立即逮捕并以图谋建立僭主政治的罪名交付审判。阿基斯和他的母亲、外祖母一同被处死。阿格西拉奥斯已先期逃往国外,克列奥姆布罗托斯被放逐,阿基斯的支持者也都被放逐。改革运动失败了。

克列奥麦涅斯的改革


阿基斯的死亡并不能使斯巴达的内部矛盾趋向缓和,只是由于列奥尼达斯凭借武力维持统治,社会空气似乎显得平静,实际呈现沉闷。几年后,这沉闷的空气终于被一次新的改革运动高潮所冲破。这一次改革运动的领导者是克列奥麦涅斯三世(公元前235—221年在位)。他的父亲就是阿基斯的死敌列奥尼达斯。他的家庭教师是斯多噶派哲学家、著名的学者斯法伊罗斯。他的妻子阿加伊提斯,则是阿基斯的遗孀,只因列奥尼达斯贪图她的财富,强迫她嫁给当时还是少年的克列奥麦涅斯。老师斯法伊罗斯的薰陶,妻子阿加伊提斯的影响,促使克列奥麦涅斯走上与他父亲截然相反的道路,成为阿基斯事业的继承者。
公元前235年列奥尼达斯死去,克列奥麦涅斯登上了王位。这时阿哈伊亚联盟企图巩固它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霸权地位,与斯巴达发生冲突。克列奥麦涅斯率军与阿拉托斯领导的阿哈伊亚联盟军交战多年。
公元前227年,克列奥麦涅斯大败阿哈伊亚联盟军之后,让公民军留在阿尔卡迪亚的军营里,只带领雇佣军回斯巴达,准备实施改革。他从阿基斯的失败中汲取了有益的教训,知道斯巴达国王是没有多大权力的,国家的大权为长老议事会和监察委员会所操纵,因此,要实现改革计划就得加强自己作为国王的权力,扫除长老议事会和监察委员会中反对改革的障碍;这样做是需要武力作后盾的。当他接近斯巴达城时,派遣几名亲信带了一小队士兵,佯称国王的信使去公餐食堂晋见在那里吃晚餐的5名监察官。当监察官们接见时,他们拔剑刺杀了4名监察官,另一名逃跑了,此外还杀死10名前来帮助监察官的人。
第二天,克列奥麦涅斯放逐了80名反对改革的富裕公民,撤除了监察委员会中监察官的座位,作为取消它的象征。接着召开公民大会。克列奥麦涅斯在会上对他的改革行动作了说明。他说道:按照来库古的规定,在政府中是没有监察官这种行政长官的,在长期的美塞尼亚战争中,由于两位国王要指挥军队作战,无暇管理国内的审判事务,因此委托几个人代表他们审理公民的诉讼,这些人就被称为监察官。后来他们逐渐窃取权力并成为政府中最重要的行政长官。他们滥用职权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如放逐一些国王,杀害一些国王,还恐吓渴望在斯巴达恢复来库古宪法的人。真是不能再令人容忍了!随后他又说,如果他能用不流血的方法使斯巴达免于从外面传入的安逸、奢侈、豪华、债务和高利贷,他将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王。可是,来库古变法的事例证明不用武力要变更国家的体制是困难的。尽管如此,现在他在使用武力方面还是很温和的,所做的不会比那些反对斯巴达幸福和安全的人多。接着他又说,全部土地现在是公共财产,负债者的债务应当解除,对不是公民的人进行审定,使那些最勇敢的人成为自由的斯巴达人并且在武器方面给予帮助,以便他们拯救国家。最后他说:“这样,我们将不再看到拉哥尼亚由于缺乏男丁保卫而遭受阿伊利亚人和伊利里亚人的蹂躏了。”讲完话以后,他率先把自己的财产全部交给公库,他的继父墨吉斯托诺斯和朋友,还有其他一些公民也相继这样做了。
土地被分配了,连那些被放逐的反对改革的人也给他们每人留有一份,因为克列奥麦涅斯应允等到形势稳定平静,就把他们都召回来。他挑选最优秀的边民来补充公民人数,从而建立了一个四千人的斯巴达人公社。长老议事会的权力被削减了。据说克列奥麦涅斯后来设立了一个由6名叫做“帕特罗诺摩斯”的人组成的长老委员会。公餐制度和对青年进行严格体育和军事训练的制度也恢复了。大概在公元前226年,克列奥麦涅斯让自己的兄弟埃于克列伊达斯登上阿尔希达莫斯五世(阿基斯的兄弟)应有的王位。此外,据说他重新修建了斯巴达城墙,发行了新货币,还计划按照马其顿样式整编军队。
经过改革,斯巴达国家的权力都集中到国王克列奥麦涅斯手中,国王的威信升高了;公民人数的增加,给斯巴达公社增添了新的力量。因此,斯巴达国家实力加强了。
斯巴达的变革,引起了伯罗奔尼撒许多城邦的反响,贫苦民众纷纷要求废除债务,重分土地,富人和统治者对日益蔓延的社会运动感到恐惧。
公元前226年,克列奥麦涅斯再度把注意力转向对外事务。他夺回曼提涅亚并在赫卡托姆巴伊昂重创阿哈伊亚人。阿哈伊亚联盟开始分裂。公元前225年,克列奥麦涅斯攻占了阿哈伊亚联盟的佩列涅、弗利乌斯、阿尔哥斯等城市,并被邀请到科林斯。克列奥麦涅斯军队的节节胜利,使阿哈伊亚联盟各邦奴隶主阶级上层万分惊慌,也使它的将军阿拉托斯处境更加困难。他们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竟然牺牲国家的独立自由而向希腊的宿敌马其顿乞援。公元前224年,阿拉托斯与马其顿王安提岡诺斯·多宋缔结同盟。随后安提岡诺斯·多宋统帅四万大军南下援助阿哈伊亚联盟。他给了斯巴达军几次打击;公元前223年,占领了特格亚、奥尔霍麦诺斯、曼提涅亚等城市。克列奥麦涅斯在强敌压境的危险局面中,重新扩充军队,解放和武装了一批黑劳土。据普鲁塔克说,他解放了六千名能够用五个阿提加明那来赎身的黑劳土,让其中二千人加入斯巴达军队,国库也因此获得五百塔兰特的巨款。
虽然克列奥麦涅斯竭力图强,可是他的实力与马其顿以及阿哈伊亚同盟的实力相比,实在太弱小了。公元前221年在斯巴达城北边门户塞拉西亚附近的一场血战中,斯巴达军惨败,两万军队中的大部分士兵阵亡。克列奥麦涅斯和他的一些朋友逃到吉提昂,又从那里逃往昔勒尼,转往埃及。他们受到埃及国王托勒密三世友好的接待。不久托勒密三世去世,他们被新王托勒密四世囚禁,但是后来逃走了。公元前219年,克列奥麦涅斯和朋友们在亚力山大里亚掀起暴动,试图反对托勒密四世,结果失败,最后他们集体自杀了。
在克列奥麦涅斯流亡的时候,安提岡诺斯·多宋占领了斯巴达城。在他的支持下,斯巴达恢复了长老议事会和监察委员会,土地归还原主。安提罔诺斯·多宋和阿拉托斯还命令斯巴达加入实际上以马其顿为首的阿哈伊亚联盟。这样,克列奥麦涅斯领导的改革运动在外来武装的干涉下被彻底镇压了。

那比斯的改革


在斯巴达,克列奥麦涅斯改革失败之后十几年,社会问题(债务问题、土地问题、公民破产丧失公民权利问题等)又重新提起,剧烈的阶级斗争又重新爆发;不过这一次社会改革运动的领导者是僭主。
公元前210年,马哈尼达斯夺取了斯巴达政权当上了僭主。限于资料,我们不知道他在国内实行了哪些方针政策。但是我们有根据断定富裕的奴隶主阶级上层对他的政权是极度不满的。根据之一是抱着阶级偏见的古典作家都把他视为给人们带来灾难的人物;根据之二是当时代表富裕奴隶主阶层利益坚决反对社会变革的阿哈伊亚联盟司令官菲洛波伊门,一直敌视马哈尼达斯政权,企图用武力颠覆它。正因为菲洛波伊门以武力相威胁,马哈尼达斯不得不倾全力同阿哈伊亚联盟作战。公元前207年,他在曼提涅亚的一次战斗中阵亡了。
继马哈尼达斯执政的是僭主那比斯(公元前207—192年在位)。他是王室的苗裔,却有志于复兴斯巴达。他取得政权后,实施了改革。由于缺乏资料,对于他改革的详细情况我们是不清楚的。古典作家多站在富裕奴隶主上层立场上,不能客观地如实地叙述他的改革。帕弗山尼阿斯曾用贬抑的口吻提到那比斯的变革,他说:“拉西第梦人摆脱了克列奥麦涅斯,又出现了一个僭主马哈尼达斯。他死后,又出现了第二个僭主那比斯。由于那比斯既劫夺人们的财产,又盗取神庙的财产,他在短时期中就聚集了大量财富,并用它纠集了一支军队。”又如作为阿哈伊亚联盟统治阶层中一员的波里比阿,把那比斯描绘成贪婪残酷的恶魔,说他“断然根除斯巴达王室的余裔,放逐那些富有资财和先世显贵的公民,把他们的财产和妻子给自己的雇佣兵,这些人大多是杀人凶手、无赖小人、剪径强盗、黑夜窃贼”;又说他“放逐公民,释放奴隶,使他们与主人的妻子女儿相婚配”。因此,我们从古典作家简略的叙述中,只能大致了解那比斯一些改革措施。看来,他放逐了富有的公民,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他把没收的金钱用来招募雇佣兵,把没收的土地用来分配给少地和无地的斯巴达人和被解放的黑劳士;他解放了一些黑劳士并授予他们公民权,同时也授予许多边民公民权,因此增加了公民人数,也扩充了公民军。据说他曾在克里特和希腊一些地区招募雇佣兵,也曾加修斯巴达城的防御工事,还同克里特建立密切关系,把沿海市镇的船只组成船队与克里特船队一起在海上活动,还在吉提昂建立了武器作坊,等等。
那比斯也企图恢复斯巴达在希腊的霸权。他曾经一度把阿尔哥斯的沿海城市以及克里特岛上的一些城市并入斯巴达。这样斯巴达成为阿哈伊亚联盟的将军菲洛波伊门、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和罗马将领佛拉米尼努斯所不得不予以重视的强国,同时也成了他们的心腹之患。他们是不愿看到斯巴达的强大,尤其是不愿看到它的社会改革运动烈火蔓延的。公元前201年,阿哈伊亚联盟首先进攻斯巴达。公元前197年,马其顿也与斯巴达发生战争。当时罗马正与马其顿交战,佛拉米尼努斯为了利用那比斯作为削弱马其顿和阿哈伊亚联盟的工具,对他表示友好,乃至支持。当佛拉米尼努斯战胜腓力(公元前195年后期)之后,即反转过来与阿哈伊亚联盟缔结盟约,为反对那比斯而战。罗马军攻占了吉提昂,并迫使那比斯放弃阿尔哥斯。翌年(公元前194年)罗马军因事撤离,那比斯试图收复吉提昂,但菲洛波伊门在北边发动攻势,他不得不迎战,结果全军溃败。这时斯巴达的疆土仅剩下拉哥尼亚部分地区了。公元前192年那比斯再一次遭到阿哈伊亚军队的打击。他向埃陀利亚联盟求援,最后竟被埃陀利亚援军中的阴谋者杀害了。
那比斯死后,斯巴达的社会变革运动又被镇压下去;斯巴达被迫加入阿哈伊亚联盟,从此也就结束了它独立的历史。
在这里顺便指出,史学界对那比斯解放奴隶一事存在着分歧,有的认为他似乎解放了全部黑劳士,有的认为他只解放了一部分黑劳士。我们同意后者,理由如下:
古代历史家李维说过,那比斯曾经“解放奴隶以增加人口,并给贫民分了土地”,这样做的原因是“他认为把财富和等级拉平,就会出现多数人为国家服兵役的情况”。据此我们可以知道,那比斯改革的方针也是增加公民人数以扩大兵源;他的着眼点是要有“多数人为国家服兵役”,而不是要解放全部黑劳士;他所解放的仅仅限于能服兵役的黑劳士。另外据李维报导,公元前195年那比斯曾处死一些被控告为企图逃跑的黑劳士;据帕弗山尼阿斯记载,公元前192年,那比斯死后不久,菲洛波伊门进占斯巴达城,捕捉了三千名不肯离开拉哥尼亚的黑劳士和雇佣兵,并把他们出卖了。如果那比斯解放了全部黑劳士,怎会有上述两件事情发生呢?此外,菲洛波伊门进占斯巴达后,曾把来库古制度改换成阿哈伊亚制度。我们知道,来库古制度和阿哈伊亚制度都是奴隶制的国家制度,或者说都是统治奴隶的国家制度,因此菲洛波伊门改换斯巴达国家制度一事也可作为那比斯并没有解放全部黑劳士的旁证。

改革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


从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到公元前二世纪头几年的半个多世纪,斯巴达由于猛烈的社会财富分化和土地集中导致了阿基斯、克列奥麦涅斯和那比斯的三次社会改革运动。这三次社会改革运动最后都失败了。它们失败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改革者没有广泛雄厚的群众基础。他们的改革都是以挽救行将崩溃的奴隶城邦制度为目的,都是以增加公民人数扩大兵源为方针,他们都只要求解决贫穷斯巴达人的债务问题和土地问题,解决那些能够服重装步兵役的边民和黑劳士的公民权问题与土地问题,因此支持改革的只是人数有限的上述几种人。至于广大的仍然处于无权地位的边民和处于奴隶地位的黑劳士,对于改革无疑抱冷漠态度。这样,改革者的群众基础当然是不广泛不雄厚的。其次在于国内外反对改革的力量强大。阿基斯企图通过和平途径实现改革,他的对手却以武力相抗,结果束手待毙;克列奥麦涅斯与那比斯不能实现包括奴隶在内的人民大众的愿望,无法得到他们的支持,所以改革者的实力毕竟弱小,不能与实力强大的敌手——先是阿哈伊亚联盟和马其顿,后来又加上罗马——相抗争,最后败于强敌之手。
克列奥麦涅斯政权维持了14年,那比斯政权维持了15年,而且两者在改革之后都曾一度使斯巴达国家强盛起来,这表明改革曾取得成功,它加固了城邦制度,但这只是暂时的,并不能使城邦制度永葆青春。确切地说,改革只能使城邦危机缓和一些时候,不可能消除希腊城邦危机的根源——城邦内部的社会分化、阶级矛盾(特别是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以及城邦之间的矛盾。
阿基斯、克列奥麦涅斯和那比斯,无疑是古代斯巴达奴隶主阶级中少有的有见识的统治者,他们实行改革以图使国家强盛起来。可是必须看到,他们希图振兴的是对内维护奴隶社会秩序,对外重新称霸于希腊的奴隶制城邦。他们曾授予能服兵役的部分边民公民权,解放能服兵役的黑劳士,并授予他们公民权和土地,但这只是适应战争需要弥补公民兵人数的应急措施,并不是废除斯巴达的等级制和奴隶制;他们不是无权边民和作为劳苦大众主体的黑劳士的同情者,更不是边民和黑劳士利益的代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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