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年9月，法兰西共和国的诞生和吉伦特派统治的建立，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阶段，是1789年7月14日攻克巴土底狱而开始的革命的深入和发展的必然产物，标志着法国几百年封建君主制和三年君主立宪制的倾覆。
革命战争的爆发
1789年7月14日革命后的两年中，制宪议会所进行的一些社会政治改革，特别是“1791年宪法”(草案)，虽然向封建统治阶级作了巨大的妥协和让步，但是并不能缓和这个阶级及其总代表路易十六国王对革命的极端仇恨，他们企图勾结外国封建统治者镇压法国革命的卖国行径从未中断。1791年6月20日夜，经过周密策划，路易十六全家化装溜出王宫，乘坐轿式马车，逃出巴黎，向东北边境急进，打算逃往比利时，率领流窜的保皇军和外国干涉军一同打回法国。车到瓦伦，路易十六被当地驿站站长认出。于是，警钟敲响了，人民群众拿起武器，从四面八方蜂拥赶来，国王一家被扣留和押回巴黎。
国王逃跑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激发起法国全国，特别是巴黎人民的极大愤怒。在巴黎，国王逃跑的消息一传出，群众即行动起来，攻入王宫。他们捣毁了市内几乎全部的国王塑像，涂去了街道、建筑物和招牌上的“王家”字样，一致要求废除和审判国王。哥德利埃俱乐部21日就通过宣言，指出王权是同自由不相容的，要求立即成立共和国。社会俱乐部的《铁嘴报》载文大声疾呼，即使保留国王的影子，也会使革命的成果化为泡影。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重要代言人布里索宣称，路易十六自己破坏王权，国王同宪法已是不相容的了。要求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的民主运动迅速席卷全国。
制宪议会中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代表罗伯斯比尔等人支持革命群众的要求，但是控制议会的君主立宪派害怕审判国王和废除君主制，将进一步促进人民革命的发展，否定自己保持君主制的政治纲领，从而危及自己的统治，便竭力为国王辩护。他们编造谎言，并强制议会通过声明，说什么国王是被“拐带”走的，而非叛逃，决定不予追究。由于在处理国王逃跑事件上的分歧，雅各宾俱乐部发生了第一次分裂。君主立宪派退出，另外组成了斐扬俱乐部
①，其代表人物是拉法耶特、巴纳夫、拉默等人。
制宪议会关于国王逃跑事件的处理，对愤怒的巴黎人民来说，无异是火上浇油。7月17日，近万名群众和革命俱乐部的成员在马尔斯广场集会，坚持要求审判国王，实行共和制度。制宪议会竟然派拉法耶特率军队前往镇压，向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50余人，打伤数百人。
9月，制宪议会在君主立宪派的操纵下通过，并呈请叛逃未遂的国王路易十六签署了“1791年宪法”。这个宪法宣布法国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国王掌握国家行政和军事大权，有权暂时否决议会决议和对外宣战等。马尔斯广场事件和“1791年宪法”的颁布，证明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君主立宪派已公开同封建势力妥协，叛卖革命。
按照宪法的规定，制宪议会于1791年9月30日解散。新选出的立法议会于10月1日开会。
立法议会有745名议员。其中，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斐扬派264人。他们控制着议会的领导权，满足于君主立宪政体，力图把革命限制在1791年宪法的范围内，是立法议会中的右派。雅各宾派136人，是议会中的左派，但内部并不统一。其中，以布里索、佩迪昂为首的吉伦特派
①是温和派，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以库东、卡尔诺等人为首的山岳派
②， 是激进的民主派，他们接近罗伯期比尔
③，人数虽少，但能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在议会外有广大群众的支持。议会里中间派最多，有345人。他们变化无常，总是跟随着最有势力的党派行动。在立法议会初期，他们站在右派一边。
立法议会一开始就面临着非常严重和复杂的政治局面。既要对付流亡的王党分子和贵族，又要处理国内的叛乱和骚动。战争危机更成为议会讨论的中心问题。
法国1789年7月14日革命的胜利以及《人权宣言》的发表，使欧洲各国封建统治者胆战心惊。他们害怕本国人民以法国为榜样，起来推翻自己的封建统治。随着法国革命的深入发展和影响的不断扩大，他们的仇恨也越来越加深，一直在积蓄力量，伺机出兵，镇压法国革命。路易十六逃跑事件发生以及因此而引起的群众运动高涨之后，8月，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联合发表宣言，公开号召欧洲各国反动派干涉法国革命，“挽救”法国国王并恢复其在法国的绝对统治。
面对外国干涉者的战争威胁，法国人民情绪激昂，纷纷要求武装起来同敌人决一死战。在立法议会中，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利益的以拉默兄弟为首的斐扬派反对对外战争。他们执掌政权，是既得利益者，害怕战争失利而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主张战争，他们希望利用战争扩大国内外市场，更希望通过战争把爱国的人民争取到自己一边，进而夺取政权。山岳派也反对战争，主张首先镇压和肃清国内的敌人，因为只有巩固了后方，才有力量反抗外来的干涉者和侵略者。
吉伦特派的对外战争的主张，正同王室的阴谋相吻合。法国革命发生后，路易十六一直秘密勾结欧洲各国封建势力，妄图借刀杀人，利用外国反动势力扑灭革命。立法议会开幕的前夕，即1791年9月18日，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给其兄奥国皇帝约瑟夫二世的信中说：“被武力摧毁的一切，现在只有用武力才能恢复”。当立法议会对战争问题展开辩论的时候，路易十六一面公开支持吉伦特派的主张，竭力煽动战争，说什么外国干涉的威胁使得他这个“代表国民的”国王“受到了侮辱”;一面暗地加紧同各国封建统治者勾结。12月3日，他给普鲁士国王威廉写信，说：“我刚刚致函皇帝(指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俄国女皇、西班牙和瑞典国王，向他们说明，以武力为后盾的全欧列强会议，是阻止法国乱党的最好方法。这样才可以恢复我们所希望的秩序，以免使祸害法国的罪恶殃及欧洲其他各国。”同月14日，他又给各国君主写信，迫不及待地要求他们出兵进攻法国。资产阶级民主派识破了主战派的阴谋。罗伯斯比尔1792年1月2日在雅各宾俱乐部演说时就曾一针见血地揭露：只有亡命之徒和宫廷的阴谋家希望战争，他们妄图借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压服人民。
为了尽快地挑起战争，1792年3月，路易十六免去了斐扬派内阁，任命主战的吉伦特派组成新内阁。4月20日，法国立法议会正式对奥地利宣战。不久，普鲁士加入奥地利一边对法作战。从这时起，战争断断续续地进行了20余年，震撼了整个欧洲。
战争虽然是由法国首先宣布的，但是对法国人民，它是一场保卫革命、保卫祖国的正义战争。列宁曾指出，当时法国的“全体人民，特别是群众即各被压迫阶级，都充满着无限的革命热情;大家都认为当时的战争是正义的自卫战争，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革命的法国抵御了反动君主制欧洲的侵犯”
①。
8月10日起义
战争爆发时，聚集在比利时边境的法国军队有10万人之多。与之对峙的奥地利军队只有4万人，普鲁士还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如果法军积极发动进攻，战争可望迅速取得胜利。但是，由于法军仍然是旧的军队，缺乏战斗力，尤其是控制军队的将领和军官大多是贵族出身，其思想感情都是倾向封建专制制度和敌视革命的，他们不愿执行进攻的命令，有的还趁机叛逃，或故意向敌人提供便利，法军或者一触即溃，或者没见到敌人就慌忙退却。与此同时，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却大肆蠢动起来。国王暗地里阻止制造、运送前线急需的军用品;王后偷偷地把法军的作战计划送给奥地利;反动分子竭力攻击和迫害主张保卫革命、保卫祖国的以罗伯斯比尔、马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路易十六既然已达到挑起战争的目的，6月，又解散吉伦特派内阁。重新上台执政的斐扬派这时便公开走上叛变革命的道路。负责前线指挥的拉法耶特竟丢下军队，只身跑回巴黎，到立法会议上叫嚷解散革命俱乐部。
法军节节败退，奥军进入国境，革命处于危险之中。法国人民义愤填膺，紧急行动起来，坚决要求抗击敌人，扭转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马拉、罗伯斯比尔、丹东等人大声疾呼，要求并鼓励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为拯救祖国而战斗。在雅各宾派内部，山岳派和吉伦特派之间，也放弃分歧意见，共同谴责斐扬派内阁，主张立即惩治拉法耶特。在人民群众和革命力量的压力下，立法议会于7月11日被迫宣布“祖国在危急中”的法令，动员人民武装起来，保卫祖国。巨大的爱国热潮迅速席卷全国。巴黎人民几天之内就组织了1万5千人的义勇军，各地人民也纷纷组成义勇军，开赴首都和东北前线。马赛义勇军一路高唱《莱茵区军歌》奔向巴黎。这支歌就是著名的《马赛曲》，它很快成为一支风行的战歌，激励着法国人民奋起保卫祖国。在后来的第三共和国时，它被定为法国国歌。
各地义勇军到达巴黎后，人民的革命和爱国热情更加高昂了。资产阶级民主派深知要打退外来敌人，必须消灭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必须推翻叛卖祖国和革命的斐扬派统治。罗伯斯比尔揭露立法议会在对敌斗争中的失职，要求废除国王，另行选举国民公会代替立法议会。丹东发表演说，主张取消“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区分。雅各宾派废除国王、建立共和国的号召，得到人民的热烈响应。7月17日，山岳派在立法议会上宣读了一份由590多名义勇军签名的请愿书。请愿书要求废除王权，审讯拉法耶特，撤换并惩办忠于宫廷和忠于拉法耶特的各省政府。巴黎各区也积极行动，有的自行宣布废除“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区别，有的发表宣言说：“我们需要一个至今还未有过的政府……在这个政府里，一切都是由人民自由来做或是为了人民而做的。”
就在法国，特别是巴黎人民掀起新的民主共和国运动高潮的时候，普、奥联军总司令、普鲁士将军不伦瑞克公爵，于7月25日以奥皇和普王名义发表了一个宣言。他在这个由法国亡命者起草的宣言中狂妄地叫嚣，联军的目的是“结束法国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制止对王位和教会的攻击，重建合法权力，恢复国王被剥夺了的安全和自由，并且协助国王得以行使他原有的合法威权”。他命令“巴黎城及其全部居民一律均应立即顺从国王”。他警告说：“如果国王、王后及王族稍受侵犯”，就要给予“永志不忘的惩戒”，就要“彻底毁灭”巴黎。不伦瑞克宣言充分暴露了欧洲封建统治者仇恨法国革命，粗暴干涉法国内政，妄图恢复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野心。它的威胁言词，不仅未能吓倒英雄的巴黎人民，反而更加激怒了他们，促使他们再次奋起进行武装起义，加速了法国王位的倾覆。
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情绪激动的人民中间开展了巨大的宣传和组织工作。马拉在自己创办的《人民之友》报上揭露了宫廷的反革命行径，要求逮捕国王和王后。他的文章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罗伯斯比尔领导的雅各宾俱乐部，鼓动立即解散立法议会，召开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他还团结了在巴黎的义勇军;组织了秘密的起义指挥部，并派人到巴黎各区发动群众。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在顺利地进行着。
格拉维利尔区首先向立法议会发出警告：“立法者们，我们本来把拯救祖国的荣誉给了你们;如果你们拒绝这样做，那末，为了祖国安全，我们就要自己动手了。” 8月4日，肯兹-文教区宣布：到9日晚11点，如果立法议会还不肯废除国王，就要“吹起集合号，立即起义”。但是期限到了，立法议会并没有表示态度。于是，肯兹-文教区便正式发出了武装起义的号召，许多区立刻做出了响应。半夜12点，法兰西剧院首先敲起了警钟。武装起义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全城。
1792年8月10日晨，巴黎28个区的代表在武装群众的簇拥下来到市政厅，宣布旧的市府被推翻，并正式成立了巴黎公社
①。公社任命山岳派的桑载尔为新的国民自卫军司令。他立即率领自卫军和起义队伍向王宫挺进，途中与国王的瑞士卫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随即攻入王宫。国王路易十六携带家属仓皇逃往立法议会，乞求保护。当时担任议会主席的吉伦特派分子维尼奥竟然向国王保证，议会要坚决保卫“合法的权力”。就在这时，巴黎公社的代表也赶到了立法议会。他们要求马上废除国王，解散立法议会，召开普选产生的新的议会。在革命群众的武力压迫下，立法议会被迫通过国王暂时停职、召开国民公会的决议。国民公会的代表由年满21岁的公民选举产生。8月10日起义胜利了!
8月10日起义的胜利，推翻了法国几百年来的封建君主制和三年来的君主立宪制。维护君主政体的立宪派的统治结束了。1791年宪法也被取消。法国革命向前发展了。
起义胜利后，巴黎公社承担起了保卫革命、抗击外国侵略的重任。它不仅逮捕了8月10日前当政的斐扬派部长，封闭了王党的报刊，对可疑分子进行了监视，而且还发出了征募志愿军的号召，短期内组成了3万军队。根据公社的命令和动员，巴黎周围筑起了堡垒，教堂的铁栅栏、大钟和铜像被销毁并改铸成大炮，许多房屋变成了制造武器的工场，妇女积极参加缝制军衣等工作。公社实际上成为与立法议会并行的政权机关。
不伦瑞克发表宣言之后，指挥普奥联军10余万人，于7月30日分三路发动进攻。8月16日普军进入法国国境， 9月1日(一说2日)攻占凡尔登，打开了通向巴黎的大门。在这紧急关头，巴黎公社发出了战斗的号召：公民们，拿起武器来!敌人已经到了我们的门口，一切爱好自由的人们今天必须站在一个旗帜之下。我们要立即组织6万大军，同敌人决一死战。丹东也发表重要演说：“我们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法国才能得救”。巴黎人民热烈响应号召，义勇军整装待命，准备开赴前线。这时，普瓦松尼埃区向巴黎各区呼吁：“立即裁决在押的为非作歹和阴谋叛乱的人”。于是，义勇军在出发之前，首先处决了那些在押的犯人。9月2日至5日，群众自动起来，惩办了大批反革命分子和嫌疑分子。虽然这个自发的革命恐怖行动，打击面过大，有的混淆了性质，有的本来可以从轻处理。但是，它对打击反革命势力，巩固革命的后方起了巨大作用。
义勇军迅速开赴前线。9月20日，法军在凡尔登附近的瓦尔密高地，两次打退普军的进攻，迫使他们后退。这次战役尽管没有使普军受到重大损失，从军事上看，并非战略性的重大胜利，但是，它是法国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第一次胜利，大大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和信心。从此，战争的主动权转入法国手中。几天以后，法军开始反攻，突破比利时边界。11月，法军又击败奥军，攻入中莱茵区。在南方，法军也进入萨瓦。敌人全部被逐出法国领土。法国封建特权阶级依仗外力复辟的幻想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法国革命得救了。
在义勇军开赴前线的同时，全国几乎以普选的方式进行了国民公会代表的选举。吉伦特派得票最多，布里索、维尼奥、孔多塞、佩迪昂都当选了。许多大城市，特别是巴黎人民拥护山岳派，他们选举出了罗伯斯比尔、马拉、丹东、圣茹斯特、库东等人。斐扬派遭到了人民的唾弃，一个也没有当选。就在瓦尔密战役的捷报声中， 9月21日，新选出的国民公会在巴黎开幕。根据人民的意愿，会议一开始，首先讨论了废除君主政体、实现共和的问题。雅各宾派的格勒瓜尔在发言中说：“国王们之于精神，一如魔鬼们之于身体。宫廷是罪恶制造所，是腐化之源，是暴君之巢穴。国王们的历史便是国民受残害的记录”。废除君主政体案在代表和旁听者的欢呼声中通过。当晚，借着火炬的光辉向巴黎群众庄重宣布。次日，国民公会又通过成立共和国的决定。这就是历史上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国民公会公布革命历法，以9月22日为新纪元的开始。这一年称为自由第四年，即共和元年。
吉伦特派的统治
在国民公会的750名代表中，吉伦特派约占200名，坐在会场的右边，这时已变成国民公会的右派势力;山岳派约100名，坐在会场的左上方，是左派力量。其余代表属中间派，称为“沼泽派”或“平原派”。初期，由于得到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利益的沼泽派的支持，吉伦特派在国民公会中占居优势和统治地位
①，从而也把持了国家的行政大权。
吉伦特派借助议会和政权，在8月14日颁布法令，规定当年收获之后“立即开始将全部公有土地、公共权益和森林，在所有公社的全体公民中进行分配”。8月25日颁布的法令，明文废除了“没有土地不属于领主”的原则，宣布“一切土地所有权都是脱离任何封建的或贵族的权利而自由的”。法令取消了君主立宪派时期关于农民必须提出证据才能免除或赎买贡赋义务的规定，而且反过来要求封建主提出真正合乎法律的文件才能拒绝赎买。领主一般是提不出这种文件的。8月28日又颁布法令规定，领主必须把过去非法占有的公有土地归还农民。根据9月2日的法令，没收来的逃亡者的土地，要分成小块租给农民无限期使用，租金分期缴纳，或者由农民以现金购买。这些法令虽未完全实行，或者后来又有所变更，但是同君主立宪派统治时期的八月法令比较起来，无疑更有利于农民，更深入地推进了反封建制度的斗争。
在8月10日起义和9月处决反革命的日子里，吉伦特派已被人民革命的浪潮吓坏。他们认为现在王权已推翻，政权已经到手，革命就应当终止了。他们唯恐革命深入下去，会威胁自己的财产权和统治权。布里索在国民公会诞生后不久，就匆忙发表阐述吉伦特派政治主张的文章。他说：“为了拯救法国，三次革命是必要的：第一次，推翻了专制制度;第二次，废除了国王权力;第三次，应该是消灭无政府状态”。吉伦特派的所谓“消灭无政府状态”就是要镇压山岳派和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
9月23日，即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吉伦特派置建设共和国的大事于不顾，迫不及待地向山岳派发起了猛烈攻击，重新挑起了更为激烈的、仅仅停止了三天的党派之争。布里索在报上点名指责罗伯斯比尔、马拉等山岳派活动家是“破坏者”，企图“摧毁一切现存权力，要造成普遍的平等，要去阿谀人民”。吉伦特派许多代表在国民公会中发言，要求追究9月2日至5日“大屠杀”事件的责任，说什么这次事件使“巴黎公民”陷入了“麻痹与恐怖”之境，“现在已到了以断头台来对付暗杀犯及挑拨暗杀的人的时候……”。他们硬把这次群众自发的行动，说成是山岳派有意煽动起来的。在这同时，吉伦特派还提出要建立“省卫军”，要求国民公会代表当选的各省，给自己选出的代表派卫兵以保障其安全。其用意是拼凑一支武装力量，调入巴黎，用来对付受山岳派影响、控制的巴黎人民和国民自卫军。在吉伦特派的鼓动和操纵下，国民公会通过决议，任命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共和国的，尤其是巴黎的情况，并提出制裁挑拨屠杀和谋杀者的法律草案，以及由83省组织议会卫队的方案。
山岳派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和城市平民的利益，反对吉伦特派的独裁统治，主张扩大共和国的基础，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他们在国民公会中虽然属于少数，但在巴黎很有势力。山岳派所领导或控制的巴黎公社和雅各宾俱乐部成了革命的首脑和中心，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他们同吉伦特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罗伯斯比尔著文回击布里索，指出吉伦特派是“伪爱国者”，他们建立共和国“只是为富人和官僚的利益而统治”，真正的爱国者要求“在平等和大众利益的原则上建立共和国”。在揭露吉伦特派关于九月事件所玩弄的阴谋诡计以及对山岳派的诬蔑时，山岳派的代表俾约-瓦伦义正词严地指出：“现在敌人正在前进，我们的武力尚不足以抵御他们，竟有人要提出这血腥的法律，诬指最纯洁的人在与敌人勾结，诬蔑我们这些坚持抗拒侵略战争的人!攻击我们的人是谁呢?就是那些挑起这个侵略战争的人，他们显然在以他们的叛逆罪加于我们。”
8月10日起义后，吉伦特派内阁把革命的巴黎公社视为眼中钉，认为它是和自己对抗的独立的政权，曾要求改选公社总委员会，企图借此改变公社的成分和性质。但在新的选举中，山岳派活动家仍然当选为领导者。吉伦特派不甘心于阴谋的失败，在9月25日国民公会的会议上，又叫嚷反对“这个受阴谋家指挥的巴黎”，提出“巴黎的权力必须和其他各省一样，缩小到1/83”
①，企图贬低巴黎作为革命中心的地位。他们为此甚至不惜分裂国家，鼓动各省脱离巴黎，建立各别的小邦，再自愿组成联邦国家。山岳派坚决驳斥了这种反动的主张。丹东严厉地指出：“有人主张把国家割裂。我们必须用死刑对付这种人……法兰西必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丹东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代表的热烈赞同，吉伦特派的新阴谋又破产了。
在雅各宾俱乐部里，山岳派和吉伦特派同样为着上述问题开展尖锐的辩论和斗争。9月23日，山岳派成员在讨论到布里索当天早晨所发表的激烈文章时，要求布里索到俱乐部解释他所说的“破坏党”究竟是指什么?布里索对此采取轻蔑的态度，拒不出席。10月10日，俱乐部几乎全体一致地通过将他开除出去。接着，其他吉伦特派分子也纷纷退出俱乐部。雅各宾派发生第二次分裂。从此，它就成为了以罗伯斯比尔为主要领袖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
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斗争的焦点之一是关于如何处置国王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路易十六个人命运的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是否审判和惩办国王意味着是否要彻底消灭封建势力，是否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当权的吉伦特派走上了君主立宪派的老路，竭力袒护国王。他们甚至搬出业已废除的1791年宪法，说什么国王有不可侵犯的权利，拒绝对其审判。雅各宾派尊重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坚决主张处死国王，以粉碎王党复辟封建制度的幻想。
1792年11月20日，在王宫里发现一个秘密壁橱，其中藏有路易十六的通敌罪证：同外国宫廷和法国亡命徒的往来信件，各种反革命和武装干涉计划，等等。这些罪证一公布，整个巴黎都沸腾起来了，人民强烈要求立即审判卖国贼路易十六。圣茹斯特在国民公会上发言说：“对国王必须提出诉讼，不仅因为他在统治时期犯下了罪行，而且因为他是国王”。马拉也指出：“你们要拯救祖国……你们要保证人民的幸福，必须砍掉暴君的头”。罗伯斯比尔要求国民公会宣布路易十六为法国的卖国贼，人类的罪人，立即以革命的名义判处死刑。
在强大的革命舆论压力下，吉伦特派被迫同意审判国王。12月11日审判正式开始，由国民公会主持。经过多次而激烈的辩论，根据马拉的提议，1893年1月中旬国民公会的代表对判处国王的问题进行记名投票表决。结果是387票对334票，多数代表赞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月21日在巴黎革命广场(今协和广场)，国王路易十六被押上了断头台。同年10月，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被处死。
处死路易十六
从处理国王这件事看出，吉伦特派已经成为革命的障碍，在政治上不能再领导革命前进了，必须让位给更激进的雅各宾派。
1792年底至1793年初，法国又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由于国际反动势力的经济封锁和战争带来的沉重负担，工农业减产，财政恶化。11和12月，国库收入仅6，700万利弗尔，而费用却需36，600万利弗尔以上。吉伦特派不愿向有产者增税，却采取了大量增发指券
①的办法，应付不断增加的支出，致使指券的价值不断下跌，日用品特别是粮食价格急剧上涨。奸商、富农趁机囤积居奇，造成了城市的粮荒。工人、手工业者和城乡平民，生活困苦不堪。这时，外国武装干涉者又卷土重来，英国纠集普、奥、荷、意、西等国，借口法国处死路易十六，组成第一次反法同盟，侵入法国领土。吉伦特派作战不力，前线指挥法军的吉伦特派将军杜木里埃在4月初公开叛变，投奔奥军。3月初，王党又在西部的旺代省发动暴乱，迅速蔓延到全国3/4地区，封建复辟的危险再次迫在眉睫。
在这种情况下，广泛的群众运动又迅猛地高涨起来。人民强烈要求政府限制粮食和日用品的价格，严厉打击投机商和反革命分子。城市群众冲进商店，强令老板按他们规定的价格出售面包。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许多地区的农民自行分配公地。在此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搏斗中，出现了代表最贫苦阶层，尤其是城市贫苦劳动者利益的革命派——忿激派。忿激派的领袖扎克·卢(1752—1794年)出生于沙兰特郡一个步兵中尉家庭，曾就读于神学院，后任教员和乡村教士。他1791年来到巴黎，次年加入哥德利埃俱乐部，并当选为巴黎公社委员，经常出席国民公会，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在一次演说中向群众说：“如果你们每天都在熬受投机商的折磨，那么仅仅砍掉暴君的头颅、推翻暴政又有什么用呢?他们(投机商)囤积食物，再高价转卖给饥饿的人民……应该起来打倒他们。”
当权的吉伦特派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极力强调“贸易自由”，拒绝人民的正当要求，并诬称忿激派的主张为“掠夺政策”，对他们进行镇压，逮捕了许多人。雅各宾派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最初对限价政策也采取否定的态度。后来，他们逐渐认识到必须采取紧急措施，解除群众的痛苦，才能在与吉伦特派斗争中得到忿激派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因此决定与忿激派实行暂时的联合。1793年5月4日，在罗伯斯比尔的提议下，国民公会通过“粮食最高限价法案”，实现了忿激派的一个重要的要求。雅各宾派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密切，从而奠定了推翻吉伦特派统治的基础。
在外敌大举入侵、国内王党纷起叛乱的严峻形势下，吉伦特派不顾共和国和人民的安危，仍然一意孤行，坚持反动政策，进行分裂活动。他们在国民公会中对维护革命利益的马拉提出控告，一度把他交付法庭审讯。5月，又组织一个“十二人委员会”，对革命者进行迫害，相继逮捕了雅各宾派左翼代表、巴黎公社副检察长埃贝尔，以及忿激派领袖瓦尔勒等许多活动家。
对吉伦特派的种种倒行逆施，人民群众已忍无可忍。他们认识到，要挽救革命，挽救共和国，只有推翻吉伦特派的统治。1793年5月31日—6月2日，热爱祖国，忠于革命的巴黎人民，在雅各宾派和忿激派的领导下，第三次举起武装起义的旗帜，包围了国民公会，逮捕了吉伦特派的首领，把政权转移到雅各宾派手里。从此，法国反封建的大革命进入了它的最高阶段——雅各宾革命民主专政时期。
① 在斐扬修道院集会,故名。
① 因代表多由吉伦特省选出而得名。
② 因在会场中所坐位置在较高的地方,故名。
③ 制宪议会决定它的议员不得当选为立法议会的代表,故包括罗伯斯比尔在内的许多活动家未能参加立法议会。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2页。
① 法国拥有自治权的城镇政府机关通称公社。为了区别于1871年的巴黎公社,有人把这次成立的巴黎公社译为巴黎市府。
① 当选为国民公会主席和秘书的佩迪昂、布里索、孔多塞、维尼奥等人都是吉伦特派的领袖或活跃人物。
① 当时法国共有83个省。
① 1789年12月,制宪议会着手拍卖国有财产时,发行一种称为指券的证券,准备用地产偿还。后来指券在市埸上流通,当作通货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