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7月14日，巴黎起义人民攻克象征封建统治的堡垒——巴士底狱，标志着法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开始。
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是一次最深刻、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和成就，“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象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①，其影响远远超出法国范围，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有力地推动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及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可以说，整个十九世纪，即“给予全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
这样一次伟大的革命，不是偶然发生的，是法国社会长期孕育着的矛盾的发展和斗争的结果。
人民不愿照旧生活下去
十八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有了较明显的发展。在城市，手工工场大量涌现;新兴的工业部门，如纺织、冶炼、煤矿、造船工业出现了集中的大规模生产，并开始使用现代化的机器。里昂的丝织业雇用了6万5千工人，在欧洲首屈一指;奥尔良、鲁昂等地的纺织业已装备每24小时可纺棉花1千斤的纺纱机。著名的勒克勒佐工厂和阿尔萨斯、洛林的许多炼铁厂已采用了英国式的熔炉。大革命前夕，全国有新式高炉385座，年产生铁10万6千余吨。1757年建立的安新煤矿公司雇用了4千工人，还安装了12架蒸汽机。雇用50—100名工人的手工工场更非罕见。商业比工业发展更快。十八世纪工业生产增加了一倍多，进出口贸易却增加了两倍，对殖民地贸易增加了四倍，对外贸易仅次于英国。各种酒类、布帛、妇女服饰、家具等行销欧洲各地;糖的销售量占世界的一半。波尔多、马赛、勒阿弗尔、南特等城市不仅成为大商港，造船工业也很发达。在乡村，地主、富裕农民不断地驱逐佃农，扩大领地，雇用农业工人，资本主义的农场逐渐增多起来。随着粮价不断上涨，大商人和高利贷者竞相购买或租佃土地，进行资本主义农业生产。
但是，十八世纪的法国仍然是欧洲大陆的一个典型的封建专制国家。国家是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的。农业生产占统治地位。农业总产值超过工业总产值的两倍半。
当时，社会分为三个等级，以王室为代表的教士、贵族分别构成第一和第二等级。他们人数只20余万，占全国2，500万人口的1%，却占有全国40%耕地，是不从事生产、专靠剥削劳动人民生活的特权阶级。他们不但享有名目繁多的封建权利，而且把持国家的军政和宗教大权。在教士、贵族中，又依其教阶的高低、门第的大小，分享不等的政治经济权利。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巧取豪夺，过着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
不同等级的人可能属于一个阶级，同一等级的人也可能分属于不同的阶级。特权等级的地位和利益不是完全一致的。在第一等级中，高级教士和低级教士的境遇悬殊。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长是高级教士，他们大多出身贵族
①，实际上就是贵族阶级的一部分。高级教士生活豪华奢侈不亚于王公，斯特拉斯堡主教每年收入达40万利弗尔。教会每年剥削所得约为2亿4千万利弗尔，大多数被高级教士挥霍了。低级教士——牧师和副牧师多出身于平民，一般收入微薄，只有350—700利弗尔。他们对高级教士心怀不满，在政治上倾向第三等级。在第二等级中，出入宫廷的4千家大贵族长年居住在凡尔赛，有的身居要职
②，更多的则担任许多挂名职务。他们除了直接榨取农民的血汗，还要领取巨额薪俸，仅国王每年给他们的赏赐，就达2，800万利弗尔。他们成天打猎、宴客、看戏、跳舞，寻欢作乐，挥霍无度。乡居贵族则日趋破落，生活远非宫廷贵族那样阔绰。他们越是破落，越是穷凶极恶地压榨农民。也有少数贵族，或者经营资本主义的农场，或者投资于工业或殖民地贸易，他们已经或开始资本主义化了，在经济利益上与资产阶级接近，在思想上也倾向于自由主义。绝大多数高级教士和贵族都竭力维护封建特权和君主专制制度，反对损害特权的任何改革。
资产阶级、城市平民(手工业行东、小店主、帮工和学徒等)和农民是第三等级。他们担负全部生产和纳税义务，无任何政治权利。特别是农民阶级深受封建王朝、教会、贵族的三重压迫和剥削，生活最为悲惨。
2，200余万农民是第三等级的基本群众。他们占全国人口的90%，却只占有全国耕地的30—40%。绝大多数农民没有或缺少土地，但是，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形形色色的封建剥削压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要向地主缴纳贡赋或地租;向国家缴纳人口税、财产税、盐税、烟酒税;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奉献“圣礼”。地主养的鸽子飞到地里啄食谷物，农民不得轰赶;地主打猎践踏了庄稼，农民不得要求赔偿。否则，就要受到残酷的迫害。领主们巧立名目，对农民进行敲诈勒索和超经济的剥削：例如，农民磨面粉、烤面包、走路过桥都得向领主交磨房费、炉灶费、桥头费。有的领主强令农民整夜地拍打着沼泽，防止青蛙鸣叫，以免惊醒自己的美梦。当时，法国的农业技术异常落后，还停留在中世纪的水平，两圃制或三圃制又使1/2或1/3的土地处于休耕之中，被剥削的穷困的农民既无兴趣又无能力改进耕作技术和多施肥料。即使是丰收年景，收成除去被剥夺部分，也不足以维持一家温饱;遇到荒年更无以为生。而在整个十八世纪，法国荒年又达到1/3之多。加之高利贷的盘剥以及连年的对外战争给农民带来的繁重的兵役和军费负担，往往逼得农民家破人亡。他们迫切地要求得到土地，废除封建义务和贵族特权。
城市平民被称之为“无套裤汉”
①，也是第三等级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深受特权等级的压迫和歧视，收入低微，负担着沉重的捐税，生活很困苦。工人每日工作16小时，所得工资不过1个利弗尔，而每磅面包价值却达4—5个苏。每遇荒年，粮价上涨，更要在饥饿线上挣扎。城市平民对现实强烈不满，渴望着改善自己的处境。
在第三等级中，资产阶级所占人数不多，影响却很大。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资产阶级逐渐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和经济力量，成为国内最富有的阶级。波尔多船主波拿斐有船30艘，家财1，600万利弗尔。在巴黎、里昂、马赛、南特、勒阿弗尔及鲁昂等地，到处都有百万富翁。资产阶级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同他们在社会政治上的无权地位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他们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受到了封建社会的行会制度、工业法规、关卡、度量衡不统一等等的束缚
①。资产阶级极力谋求扩大商品、原料市场，取得自由劳动力，发展科学与技术;并迫切希望参预国家政策、法律的制定，从而改变政治上无权的地位。他们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反对封建专制、等级特权，反对宗教迷信、愚昧无知，改造社会的要求日益强烈。
资产阶级分为不同的阶层。其上层是包税人、银行家、高利贷者、军火商等构成的金融资产阶级，也包括转化为地主或买到官爵的资产阶级。他们同封建统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反对革命，只想通过改革参预王政。另一阶层是工商业资产阶级。他们要求经济自由，主张推翻封建专制，自己掌握政权。资产阶级下层即中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如律师、医生、作家、教师等，受启蒙思想家影响最大，最为激进。他们主张实行比较广泛的社会改革，实行民主共和制度。
第三等级中的各个阶级、阶层，尽管处境不同，要求各异，但是，由于共同处于王权、神权和封建特权的压迫之下，他们对现状都感到强烈不满，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了。
早在革命以前，启蒙思想家就代表第三等级的利益，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猛烈的抨击，同时也论证了建立新制度的必要性。法国资产阶级利用他们的理论来反对旧制度，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已处于即将爆发的火山之巅。
1774年，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五死去，年仅20的路易·卡佩继位，号称路易十六。路易十六是一个昏庸顽固而又犹豫不决的人，整日沉缅于吃喝嬉戏，尤爱打猎和摆弄钟表。他对政事不感兴趣，在国务会上也打瞌睡。在凡尔赛宫里，盛大豪华的宴会、舞会，夜以继日，接连不断;仅供他打猎用的马就有1，800余匹，马
伕1，400余名，各郡备用的马还有1，200余匹。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是奥国皇帝约瑟夫二世的妹妹，为人傲慢轻浮，嗜好赌博，挥霍浪费，喜欢参预政事，被称为“赤字夫人”。
路易十六即位之初，又遇歉收，粮价暴涨;工商业倒闭，失业猛增，全国到处都发生饥民暴动，巴黎和邻近各郡规模更大。贫民冲入市场，自动限制价格。面对社会动荡不安，人民奋起反抗的局面，波旁王朝竭力维护封建反动统治。官吏专横，权贵滥用密札
①，人人自危。当时，波旁王朝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危机。宫廷的浪费，税收制度的不公平和缺乏效能，造成国库年年入不敷出，国债迅速增加。北美独立战争时，法国参加反英战争，又增加20亿利弗尔的债务，财政危机更加严重了。据统计，从1774到1789年，路易十六统治的15年内，国债增加了3倍，每年偿付利息就要花去国家岁入的半数以上
②。虽然，这期间的几任财政总监(总理大臣)都曾想法进行财政改革，企图增加国家收入，减少浪费，挽救危机，但都因特权等级和王室的反对而失败。
尽管国家财政已濒临破产境地，路易十六仍然挥金如土：为自己和王后买宫堡分别花去1，000万和600万利弗尔;为帮助一个兄弟还债，赐给他2，300万利弗尔;一个伯爵的女儿结婚，赐给80万利弗尔作为陪嫁……。1789年，国债已达45亿利弗尔。路易十六走投无路，决定召开已有175年没有开过的三个等级的会议，即“三级会议”，希望找到摆脱政治困境，特别是财政危机的办法。波旁王朝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
奋起攻克象征封建专制统治的堡垒——巴士底狱
1789年春，全国在群情激忿的形势下举行三级会议代表的选举。1786年法国同英国签订贸易条约，减低关税，英国廉价工业品大量涌进国内市场，棉、丝织业和呢绒业受到严重打击，工厂纷纷倒闭，20万工人失业。1788年又逢小麦歉收，粮食奇缺，面包价格几乎上涨一倍。穷苦人民生活陷入绝境，紧张的政治局面加剧了。许多城市如马赛、土伦、敦刻尔克、埃克斯的市民奋起反对解雇工人和降低工资，要求限定食品价格;有的袭击奸商污吏，开仓夺粮。巴黎工人捣毁工场，上街示威游行，主张“消灭财主!消灭贵族!消灭投机商!打倒教士!”南特市民围攻市政厅，高呼“自由万岁!”的口号。农民起义也遍及全国，强烈要求分配土地，废除封建租税，取消封建义务和贵族特权。人民在《陈情书》
①中充分反映了自己的疾苦和要求。
资产阶级利用人民的革命热情，印发各种小册子和呼吁书，广泛宣传自己的主张。修道院长西哀耶斯的《第三等级是什么?》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然而是受束缚、受压迫的一切。没有特权等级它又是什么呢?仍然是一切，但是是自由而昌盛的一切。没有第三等级什么也不行;没有其他等级一切定会变得更好。”
特权等级各选出300名代表。在教士等级的代表中，乡村牧师占2/3左右;大多数主教落选，当选者中有40名还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在贵族等级的代表中，最顽固的乡村贵族占多数。但也有1/3的人倾向于改革，最著名的是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的拉法耶特。第三等级选出的600名代表全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其中律师约占一半。已投向第三等级的贵族，如米拉波、西哀耶斯等人，被本阶级排斥而由第三等级选出。
为了获得金融界的信任和支持，有人建议三级会议在巴黎召开，国王坚持要在凡尔赛，“因为便于打猎”。宫廷竭力维护森严的等级制度，即使在细微末节上也要如此。国王隆重地在办公室接见教士和贵族代表，而第三等级代表则要分批地到他卧室去觐见;规定教士、贵族代表穿着华丽服饰，分坐在国王宝座的两侧，而第三等级代表穿着黑色制服坐在大厅的后面。这些都引起了第三等级代表的不满。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开幕。路易十六致辞，警告各位代表提防革新思想，强调财政困难，要他们设法充实国库。财政总监内克尔在长达三小时的报告中，只讲财政问题，列举了许多数字，竭力掩饰真实情况，说什么国库亏空并不严重，可以用节省开支等办法来解决，闭口不谈政治改革。第三等级的代表感到极大的失望和愤怒。第二天，掌玺大臣宣布，国王希望按照惯例三个等级分别议事，以等级为单位进行表决。这就更引起第三等级代表的强烈反对。因为，照这种方式，就使他们在选举前经过斗争得来的双倍代表名额失去意义，特权等级仍然能以两票对一票的多数来控制会议，阻挠改革。第三等级提出并坚持三个等级合厅开会，共同议事，表决时以人数计算。双方为此僵持了一月多。
全国人民密切注视着三级会议的进展。巴黎居民成群结队地来到凡尔赛，拥挤在三级会议会场的走廊里，支持第三等级代表斗争。在人民群众的鼓舞下，第三等级的代表增添了勇气，经米拉波和西哀耶斯等人的策动，于6月17日毅然宣布单独组成代表全国人民的国民议会，并宣告，如果王朝要解散这个议会，全国就停止缴纳一切捐税。这个决定产生了很大影响，第一等级代表开始分化，低级教士代表两天后加入了国民议会。19日晚，国王以修整内部为借口，封闭会议厅。20日晨，国民议会的代表到会议厅开会，见各门紧闭，周围还有士兵把守着，就转到附近的网球场集会。经穆尼埃倡议，西哀耶斯起草了“网球场誓言”。代表们庄严宣布，国民议会在制成法兰西宪法之前，决不解散。22日，一些高级教士代表和自由派贵族代表也来参加国民议会。23日，路易十六召开御前会议，宣布撤销国民议会的一切决议，命令三个等级分别议事。他威胁说：“你们竟在这样美好的事业中把我抛弃，那么，我就只好独自去增进我的人民的幸福，我就只有把我自己看作是人民的真正代表。”他声称：“你们的任何草案，任何决议，倘不经我特予批准，即不能具有法律效力。”最后，他命令大家散会。特权等级的代表们遵命离去了，第三等级的代表却怒形于色，坐着不动。大司仪官见此情景，又重申国王命令。正担任会议主席的巴伊回答说，代表国民的议会不能接受命令;米拉波则大声抗议说：“回去告诉你的主人，说我们是受命于民才来到这里的，除非刀剑相加，我们绝不离席!”国民议会继续讨论，坚决维护所有决议。米拉波担心会发出密札来对付反对国王和特权等级的第三等级的领袖，提议并由议会通过了议员有人身不受侵犯之权的决议。
特权等级中的代表越来越多地投到国民议会方面，国王最后不得不同意三个等级的代表合厅议事。
国民议会既把制定宪法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遂于7月9日改名为制宪议会。他们试图在制定宪法的基础上，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
三级会议开幕以来，巴黎人民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不断举行示威游行。在广场和林荫大道上，特别是在巴勒·罗垭园，经常聚集着许多人，听鼓动家主张变革的演说，议论从凡尔赛传来的新消息。6月25日，巴黎选举人会
①的400名成员自动集会于巴黎博物院，后来又移到市政厅，商讨如何防止国王和特权等级的阴谋，并与国民议会取得密切联系。29日，他们又着手组织有各区居民参加的国民自卫军。30日，4千名常到巴勒·罗垭园聚会的人，强力释放了10名因抗命而被监禁的国王近卫军，并抬着他们游行。被国王派去恢复秩序的军队高呼“国民万岁!”不愿镇压群众。煽动国王军队造反的活动继续进行着。
路易十六表面屈从于国民议会，6月26日却秘密发出命令，企图调集两万军队到凡尔赛和巴黎，用武力消灭已经露头的革命和解散大逆不道的国民议会。他怀疑法国人的忠诚，尽可能抽调由外国人组成的旅团。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都在积聚力量，准备做更大的较量。
当国王新调的军队到达巴黎之后，已识破阴谋的巴黎人民，立即向议会提出撤走国王军队的要求。7月8日，议会通过了他们的要求;而路易十六竟然嘲弄、威吓地回答议会说：军队调来是保护议会自由的，如果议会对此感到不安，他准备把议会迁到外地去。这无疑对第三等级的代表是火上加油，当晚，就有100名代表来到布列塔尼俱乐部，谋求对抗的办法。
加强了自己军事力量的国王，7月11日，秘密地把赞成改革的内克尔撤职，以著名的反动贵族布勒杜伊代替他。12日，消息传出，巴黎人民认为这是反革命势力发动进攻的信号，极为愤怒，立刻行动起来了。人们走上街头，举行浩大的示威游行，各集会场所挤满了人群，工厂罢工，商店关门，戏院也停止了演出。当得知政府军队在市中心杜伊勒里宫
②花园枪杀集合群众的消息时，巴黎人民更是怒不可遏，“拿起武器”的呼声传遍全城，各种身份和不同年龄的公民统统武装起来了。
13日晨，巴黎上空响起了警钟，全面的武装起义开始了。每个公民都宣称自己是祖国的战士，在自己的帽子上钉上一个绿色的帽徽。他们拿起匕首、长矛、梭标、木棍向反动的政府军队猛烈地进攻，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街区;冲破了许多监狱，释放了刑事犯除外的所有囚犯;烧毁了各处的关卡，并把各寺院所藏的大批粮食查出运往市场。起义者攻占残废军人院，夺取了该院军火库中的2万8千支步枪和几门大炮，把自己进一步武装起来。一部分士兵激于爱国热情也转到革命人民方面。到晚上，巴黎大部分地区已掌握在起义人民的手里。这时，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加紧活动，巴黎选举人会代表到了市政厅，依靠起义声势，迫使旧政府同他们共同组成新的市政府——常务委员会，决议成立国民自卫军，以恢复和维持市内秩序。
在巴黎东南部有一座巴士底狱，1382年建成，最初为军事堡垒，不久改为王家监狱，专门用以囚禁政治犯。这座阴森可怖的建筑物，由坚厚的城墙和8个高大的塔楼组成，塔楼的顶端是8个巨大的炮台，炮口对准巴黎劳动人民聚居的圣安东郊区;四周有25公尺宽的深水濠沟，只有通过吊桥才能进去。几百年来，它被视为君主专制的象征，为广大人民所痛恨。在巴黎人民起义顺利发展的时候，巴士底狱塔楼上的大炮仍然威胁着整个巴黎。
攻打巴士底狱
7月14日，成千上万的起义者，主要是圣安东郊区的工人，手持武器，呼着“打到巴士底狱去!”的口号，奔向巴士底狱，把它重重围困起来。为了避免战斗中的伤亡，常务委员会派出了几名代表，举着表示其为使者的白旗，企图同监狱守备司令官德洛纳谈判，要他们放下武器，交出堡垒。死心塌地为国王效劳的德洛纳竟拒绝投降，下令向谈判代表开枪。起义群众无比愤怒，立即向监狱发起进攻。石工、木工和瓦工很快制成了攻城器械;起义者冒着枪林弹雨，逼近监狱的高墙，架起云梯，英勇地登城。投向起义者的政府军官兵也带来了大炮，对监狱大门进行轰击。守军凭着坚固工事，居高临下，负隅顽抗。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者牺牲了百余人。他们没有畏缩不前，反而越战越勇。终于一颗炮弹击中吊桥，打断了一条吊索;守军感到绝望，一些瑞士兵和伤残士兵迫使司令官投降。愤怒的起义者潮水般涌进堡垒，打死顽固的敌人，释放政治犯，活捉并处死德洛纳。至此，整个巴黎被革命势力控制。当晚，巴黎人民张灯结彩，欢庆自己的胜利。
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标志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开始。十九世纪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决定把7月14日这一天作为法国国庆日，一直相沿至今。
7月15日，巴黎常务委员会选举了大资产阶级代表巴伊为市长，任命拉法耶特为国民自卫军司令。巴黎的政权转到了资产阶级手里。拉法耶特在这一天还下令拆毁巴士底狱;人们在其废墟上竖起一块书写着“这里埋葬了巴士底狱”的木牌。17日，他又决定采用三色帽徽
①作为国民自卫军的徽章。国王被迫恢复内克尔的职务，承认新的市府和国民自卫军。7月18日，国王亲自到巴黎从巴伊手上接受三色革命帽徽。这实际上是承认其权力的消失。
巴黎革命的消息传出之后，各大城市如里昂、波尔多、斯特拉斯堡等，平民纷起效法，攻打市政厅，捣毁税卡，组织常务委员会，建立国民自卫军。特权等级丧魂落魄，许多人逃亡国外。各地农民起义更是风起云涌。有的攻打领主城堡，捣毁庄园、寺院;有的烧毁封建契约，宣布取消租税和强加的封建义务;有的分配贵族霸占的草地、山林。全国人民掀起的革命风暴，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制度，巩固并发展了巴黎人民革命的胜利。
君主立宪派登上新的统治宝座
1789年7月14日以后，制宪议会实际上成为全国最高的行政和立法机关;左右大局，操纵议会的是第三等级的代表。在第三等级的代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利益的君主立宪派。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有米拉波、拉法耶特、巴纳夫、拉默等人。他们希望通过议会，迫使国王改变专制制度，取消封建特权，制定宪法和改革税制。这同人民的部分愿望是相符的。
这一年的夏天，农民起义浪潮高涨，迫使制宪议会首先注意农民问题。8月4日，议会彻夜开会，讨论关于废除封建义务的问题。许多教士和贵族慑于形势，纷纷表示，为了“祖国”和“正义”，愿意“牺牲”自己的权利。8月4日至11日，议会陆续通过决议，宣布取消农奴制度、教会什一税、特权阶级免税权，以及领主法庭、行猎、鸽舍、兔囿等封建特权。“八月法令”打击了封建制度，是革命初期的重大成果，但是没有废除封建地租、没有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这反映了君主立宪派的保守性;他们并不愿意彻底消灭封建制度。
8月26日，制宪议会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宣言》。这个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纲领性文件宣称：“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自由”
①;“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宣言提倡人权和法治，从根本上否定了“王权神授”和封建特权;宣布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以及“主权在民”和“三权分立”的民主原则，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把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思想确定下来。宣言在打击封建制度，限制王权、进一步启发人民革命意识等方面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封建制度尚占统治地位的欧洲大陆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人权宣言》规定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确认了财产的不平等，不仅首先维护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且维护了第一、第二等级的财产。这说明了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将以财产的不平等代替从前基于出身不同的不平等。宣言所强调和保护的“一切人”的“权利”、“自由”、“平等”，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只能是虚伪的。
随着革命的发展，以国王为首的封建统治者惊恐万状，加紧反革命阴谋活动。路易十六为了分化瓦解革命队伍和拉拢君主立宪派的实力人物拉法耶特等，8月4日任命拉法耶特的三个亲信为内阁大臣，还在致议会的信中说什么：“我所以把他们从议会中选拔出来，为的是向你们表明我要同议会保持一种最可信、最亲近的协调关系。”可是，在议会通过“八月法令”和《人权宣言》之后，他又拒绝批准。不仅如此，这个善于玩弄两面手法的国王又于9月14日秘密调集军队，准备发动新的反革命政变——武力解散议会。10月1日，国王和王后，在凡尔赛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反动军官。在宴会上，军官们把三色帽徽掷在地上践踏，佩戴起白黑徽章
①声称要置革命人民于死地。
这时，巴黎继续出现粮荒，物价不断上涨，家庭主妇买面包每天都要排队几小时，人心浮动。当国王阴谋武装镇压革命的消息传出之后，又一次被激怒的巴黎人民立刻行动起来。10月5日，缺乏面包的妇女成群结队，高呼“面包!面包!”冒雨奔向凡尔赛。她们说：“我们去找面包房老板、老板娘和小老板”
②。沿途，又有成千上万的妇女和男人加入队伍，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他们到达凡尔赛，冲进了制宪议会会场，包围了王宫。当时，国王在外行猎未归，群众同王宫卫队发生了冲突。消息传出后，巴黎国民自卫军纷纷赶来支援妇女的斗争;君主立宪派控制的制宪议会竟命拉法耶特随同前去，以防止群众和国民自卫军的“过激”行动。在革命人民的压力下，行猎归来的国王立即召集议会。晚11时，神志颓丧的路易十六批准了“八月法令”。此时，局势似已平静下来。但次日清晨，王宫卫队竟开枪打死一名国民自卫军。群众大为愤怒，奋起攻入王宫，搜寻、处死罪犯。国王被迫并在拉法耶特的护卫之下出见人民群众，答应批准《人权宣言》。群众高呼“国王到巴黎去!国王到巴黎去!”路易十六不敢抗拒，只好携带家小，在群众的包围、押解之下到了巴黎。两天之后，制宪议会也迁到巴黎。经过这一事件，巴黎人民不仅又一次粉碎了国王的反革命阴谋，而且使国主和议会处于自己直接监督和控制之下，巴黎作为革命中心的地位大大加强。
革命向前发展了，反革命势力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活动。7月14日革命和10月5—6日事件之后，都有大批王党分子和贵族逃出巴黎和法国，许多人麇集在德法边境，科布伦次成了反革命巢穴。他们在普鲁士、奥地利等封建王朝的支持下，积极组织力量，企图卷土重来。10月5—6日事件后，路易十六立刻派出密使到马德里，要求从弟西班牙国王查理六世对法国革命进行干预。他在信中宣称：凡是他在革命人民压力下所干的一切事情和签署的一切文件均属无效。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君主立宪派也被10月5—6日事件吓得丧魂失魄，认为人民的革命行动对自己的统治是一个严重威胁。他们明显地朝右转了。米拉波被国王收买，拉法耶特也在暗中讨好王室。讷于言辞的西哀耶斯在议会里更加默不作声了。
但是，迅速发展的形势使人民的革命情绪越来越高涨，许多革命团体越来越活跃。在革命团体中影响最大的是雅各宾俱乐部。1789年冬初，制宪议会的部分代表经常在巴黎雅各宾修道院聚会。他们组织的政治团体叫“宪法之友社”，通称为“雅各宾俱乐部”。1790年，它的成员超过千人，在主要城市和许多市镇都有地方组织。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异常复杂，既有拉法耶特、米拉波等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分子，也有布里索、佩迪昂等为代表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分子，更有罗伯斯比尔、马拉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分子。随着革命的深入，雅各宾俱乐部的内部斗争也愈演愈烈，经过两次分裂，最终成为革命民主派的组织。
另一个重要革命团体是1790年夏成立的“人权与公民权之友社”，因其成员常在哥德利埃修道院集会，又被称做哥德利埃俱乐部。它的成员多半是小资产阶级，比雅各宾俱乐部更接近人民群众，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哥德利埃俱乐部的主要活动家有埃贝尔、德穆兰等。马拉和丹东也是它的领导人。
还有一个最激进的革命团体叫做社会俱乐部，是巴黎平民的组织。它在自己的机关报《铁嘴报》上提出，人人应有土地，但谁也不准有多余的东西，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思想。
在10月5—6日事件和革命团体的推动下，制宪会议加紧了宪法的制定工作。1789年底宪法的基本条文已经拟定，虽然还未经国王批准，但议会却根据它的精神于1790—1791年间，先后通过法令，进行一些有利于资产阶级统治和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的改革：确定新的行政区域，把全国分为83个省，建立4万4千个公社;取消了内地关卡和地方苛捐杂税;规定地方政权由选举产生;废除世袭贵族制和爵位;没收教会和逃亡贵族的土地;取消行会和它的法规;免去教会管理登记出生、死亡和结婚的职权，主教牧师由选举产生，并要宣誓效忠于宪法。
然而，制宪议会也作出决定，重申八月法令所规定的没有赎买的份地，贡赋必须照常缴纳;规定按大面积出售没收来的土地，地价要在4年内付清，这使绝大部分土地落入资产阶级手中。它通过议员勒·夏珀利埃提出的所谓《勒·夏珀利埃法》，宣布一切工人罢工、集会或结社均属非法，违者要受严厉的惩罚。特别是由君主立宪派极力主张并强制通过的“1791年宪法”竟规定：法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国王是国家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有权任命大臣、军官，对议会决议有暂时否决的权利。它还依据财产的多少，把全国居民划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剥夺了占人口85%的受封建主义压迫最深的贫苦人民，即所谓“消极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部宪法是《人权宣言》的倒退，充分反映了君主立宪派的妥协性和动摇性。
1791年9月30日，制宪议会因宪法的制定、颁布而宣告结束。新的立法议会于10月1日诞生。在两年多的急风暴雨般的斗争中，封建制度和特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资产阶级的统治和秩序逐渐确立起来。但是，由于掌握革命领导权的君主立宪派并不希望彻底消灭封建主义。他们在迅猛向前发展的革命形势面前，惊慌失措，千方百计地采取种种措施，抑制广大人民的革命行动。君主立宪派的倒行逆施势必遭受劳动人民及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严厉批判和激烈反对。新的更为深刻、彻底的反封建斗争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32页。
① 1789年时,全法国有143个主教,全部是贵族出身。
② 1774—1789年间,在法国36名执掌中枢要政的大臣中,只有日内瓦的公民内克尔一人不是贵族,可是他也积极主张把女儿嫁给了一个男爵。
① 当时贵族都穿紧身套裤,讥讽平民为“无套裤汉”。
①行会制度和路易十四时代遗留下来的工业法规,对手工业作坊使用的工匠和学徒的数目,生产技术和生产规模以及产品的规格等都有严格的限制和规定,政府官吏有权对他们认定的违犯者给予政治和经济上的处罚。这就严重妨碍了手工工场的建立和活动,妨碍了技术的改进和生产的发展。郡与郡之间关卡林立, 对转运商品层层抽税,极大地阻碍国内商品的流通,损害了国内贸易的发展。
① 密札是国王颁发的捕人密令,持有密札即可不经审讯便把拘捕的人投入巴士底狱。国王常常把密札出售和赠人。
② 以1788年为例,岁入为50,300万利弗尔,其中31,800万用于偿付国债利息。
① 按古老的选举程序,三级会议开会前须征询人民的意见和要求,由选民写成《陈情书》,交给代表。
① 在选举三级会议代表时,第三等级得实行两级选举制,先选出选举人会,再由选举人会选出正式代表。
② 杜伊勒里宫建于十六世纪,自凡尔赛成为政治中心后,这所王宫不再成为王室居留之所。
① 三色中之白色代表王室,而蓝红二色则代表巴黎市。这说明,当时人民仍然是忠于王室的。
①《人权宣言》没有涉及结社,信仰等自由,有的学者认为,是由于许多代表对教会、等级制和行会制怀有仇恨所致。
① 白色代表国王,黑色代表王后。
② 指去找国王、王后和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