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卫国战争的爆发和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使法国各爱国派别间在战争性质问题上的分歧逐渐消除，法国抵抗运动的联合趋势不断加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愈益显出全民族性的特点。1941年7月初，在法共的倡导下，“民族阵线”正式成立。在地方上也按地区或职业建立了民族阵线委员会，如青年民族阵线委员会，学生民族阵线委员会等。在农村，主要在诺曼底，也成立了民族阵线委员会。参加民族阵线的有共产党人、戴高乐派、基督教徒、新教徒等。非共产党人的抵抗组织也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联合的必要。9月21日，《解放北方》报在题为《法国统一的必要性》社论中，直接向一切爱国者包括共产党人提出联合起来的号召。它指出：“唯一主要的问题——没有任何妥协余地的问题——就是祖国的独立，一切领土的解放——为了解放必须联合一切：英国、苏联、美国、民主派、共产党人、一切受纳粹威胁的人、一切想反抗纳粹的人、一切还想保持忠诚的人”。其它抵抗组织也要求联合行动。

由于国内抵抗运动的发展，也由于“自由法国”在殖民地问题上同英国的冲突，戴高乐也感到有联合国内抵抗运动的必要。1941年9月，戴高乐宣告民族委员会成立，强调要联合一切抵抗力量，包括国内和国外的抵抗力量。12月24日，戴高乐任命前罗亚尔省省长让·穆兰为非占领区民族委员会的全权代表。1942年1月1日，穆兰到达法国南部。他同南部各抵抗组织进行了广泛接触，答应在财力和武器方面支持他们。10月2日，南方的“战斗”、“自由射手”和“解放南方”三个组织的领导与穆兰签订议定书。南方三个主要组织承认“戴高乐将军作为战斗法国(1942年“自由法国”改称此名)的政治和军事领袖”，建立了协调委员会，由穆兰任主席。三个组织的军事组织加入“秘密军”，其首领由戴高乐任命。11月，南方三个主要抵抗组织合并为“联合抵抗运动”。在北部地区，1942年5月，“民族阵线”及“自由射手与游击队”的代表与戴高乐代表勒米上校进行了第一次接触。1943年1月8日，议员弗·格列尼埃作为第一个法共代表到达伦敦，把法共中央的信交给戴高乐，表示“自由射手与游击队”愿接受戴高乐的指挥。2月10日，戴高乐在给法共的回信中指出：“费尔内·格列尼埃的到来，共产党参加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他以你们的名义通知了我)，你们让我作为法国武装力量的司令来调遣你们组织并鼓动起来的游击队，这是你们为我国的解放和强盛作贡献的愿望的新标志。我相信，你们的决定给民族带来了一大贡献，我谨向你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在您党党员已同意为法兰西效劳贡献一切以后，人们将要求你们作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不久，格列尼埃被任命为民族委员会的内务和劳动委员会的代表。

法国抵抗运动领袖让·穆兰

1943年2月21日，戴高乐要穆兰组织全国抵抗委员会。经过一段时间激烈争论，最后加入全国抵抗委员会的有16个不同派别的组织，其中包括八个抵抗组织、六个政党以及两个工会。5月27日，全国抵抗委员会在巴黎第六区召开成立大会，穆兰当选为主席，并选出一个由七人组成的常委会，协调各抵抗组织的武装力量。6月，因叛徒出卖，穆兰被捕。他大义凛然，经受住了敌人残酷的严刑拷打，最后在押往德国途中英勇牺牲。“战斗”负责人皮杜尔接替他担任全国抵抗委员会主席。在全国抵抗委员会领导下，各省和地区相应成立了地方抵抗委员会，一般称为解放委员会。最有影响的是9月成立的巴黎解放委员会，其主席是巴黎联合工会总书记，共产党人托莱。

在国内抵抗组织实现联合的同时，在阿尔及利亚，戴高乐与吉罗也实现了联合。盟军在北非登陆后，承认吉罗为北非法军司令，表示同盟军一起反对法西斯德国，并同国内抵抗运动建立联合。吉罗派军队参加了科西嘉民族阵线的起义。这就使他与戴高乐间的联合有了可能。同时，英美为控制北非和戴高乐，也需要他们双方联合。法共在北非的中央代表团也与双方进行接触，争取在建立临时政府、协调民族斗争的基础上达成协议。1943年3月14日，吉罗与英美协商后，发表重要演说，宣布维希颁布的法律不再有效，恢复地方政府机构，声明解放后法国人民有可能根据共和宪法选举临时政府。以后，在英美的调解下，双方经多次谈判，终于在6月3日成立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由戴高乐、吉罗共同担任主席。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发表了成立宣言，号召“全体法国人民来同它一起，通过战争和胜利，使法国重新恢复自由、伟大和在强大盟国中的传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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