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19日，巴黎人民举行英勇的反法西斯起义，经过几天浴血奋战，终于在8月24日解放了自己的城市。翌日，戴高乐回到巴黎。8月31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即临时政府从阿尔及尔迁回巴黎。随着国土的解放，法国的各种矛盾迅速激化，国家的重建和大国地位的恢复问题十分尖锐地提上了日程。
戴高乐重建法国的一些措施
解放后的法国满目疮痍。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法国造成了更为巨大的灾难。据法国战争破坏委员会的估计，在这次战争中，法国丧失了它所有财富的45%。死亡人数达63万5千人，还有58万5千人因战争而残废。经济上亟待重建。
政治上，法国也面临着重建的问题。自贝当政府在1940年6月向德国投降以后，1875年建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即已灭亡。在战争过程中，法国本土以及海外殖民地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抵抗运动组织。以法共领导的游击队为核心的50万内地军，力量尤其强大。在战争取得胜利以后，法国需要建立一个有力和统一的政权，并重新确定自己的政治制度。
另一方面，解放后的法国需要重新恢复自己的大国地位。1940年法国战败后，法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在大战临近最后胜利之际，美英继续将法国排除在大国行列之外，不让它参与战后世界的安排和决定。这同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显然是不相容的。
在这种形势下，作为资产阶教代表人物的戴高乐，为了重建法国的政治与经济，为了使法国重新获得已经失去的大国地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戴高乐回到巴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采取措施，排除一切平行的权力，确立自己的统治。当时，以法共为核心的全国抗战运动委员会试图将自己变成一个永久性的权力机构，成了戴高乐首先打击的目标。8月28日，他将20名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召集到一起，不顾其中一些人的强烈反对，宣布把内地军编入正规部队，解散现有内地军的指挥部和参谋部。戴高乐的这一决定，激起了游击队的反抗。法国东南部有11个解放委员会声称不接受戴高乐的命令。但法共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强调“全国团结”和“统一行动”，要求法共拥护戴高乐的领导，提出法国“只能有一个政府、一支共和国军队和一支警察”的口号。这样，戴高乐不仅取得了对内地军的指挥权，解除了其他抵抗运动的武装，而且扼杀了一个“平行的权力”的萌芽。
为了扩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戴高乐还采取了另外一些措施：首先，惩办法奸，将维希政权的首要分子送到军事法庭审判，贝当和赖伐尔等20余名法奸被判处死刑， 1万4千多名维希官员受到惩处。其次， 9月9日，戴高乐正式对刚迁回不久的临时政府进行改组，吸收了一些国内抵抗运动的领袖。10月14日，巴黎公布咨询议会名单，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被并入这一清谈机构。再次，为了巩固对全国的控制，挫败共产党人在外省夺取政权的可能性，戴高乐以整顿国内治安和制止无政府行为为名，不断派遣军政人员前往各地接管解放委员会的权力，镇压和消灭人民武装力量。9月14到11月6日，戴高乐还多次对各省进行了广泛视察。可以说，到11月底，戴高乐已经巩固了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权力。
与此同时，戴高乐也未忽视经济问题。他认识到，如果法国的财政陷于破产，经济陷于崩溃，法国的秩序就不堪设想，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也会遭到严重削弱。为了改善当时的经济状况，促进法国的复兴，戴高乐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从1944年12月起，戴高乐对煤气、电力等能源工业、银行和各种信贷机构实行国有化政策，没收了雷诺汽车公司、法国染料公司，以及国营报业公司等。国有化公司包括法国煤矿公司、法国电力公司、法国煤气公司、法国航空公司、法国大西洋航空公司等企业，使资产阶级国家掌握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前提;戴高乐还实行了一项社会政策，安置回国的战俘和难民250万人;规定向所有雇佣劳动者提供自动保险及家庭补贴，保证佃农的租佃权。1945年2月22日，戴高乐下令成立“企业委员会”，以促使资方与工人的联合。很明显，这种社会保险政策和劳资合作政策是为了缓和劳动人民的不满情绪和阶级矛盾，从而加速经济的恢复。1945年6—8月间，在戴高乐的支持下，当时的财政部长和国民经济部长普利文推行了一项清理计划，颁布了由国家征收“团结税”和限制物价的法令。1946年初，在让·莫内领导下的一个委员会制订了一个计划，对煤炭、电力、钢铁、水泥、运输和农机部门实行计划调节，以推动经济恢复，并以新技术装备上述基础工业。另外，在强调法美平等关系的前提下，戴高乐还设法取得美国的经济援助。1945年2月28日，法美签订了一个租借协定。根据其中规定，美国向法国供应16.75亿美元的原料和粮食、9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和10亿美元的商品。法国是马歇尔计划的受惠国之一，这也是其经济复兴的原因之一。
由于这些内外因素的作用，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似乎法国这个“病人已经有了起色”，通货膨胀的速度放慢，生产有所恢复。1947年法国工业增长率为13.4%，1948年为18%，已恢复到战前1938年水平，1951年已超过战前水平。
争取大国地位的斗争
戴高乐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法国大国地位的恢复。
法国解放之后，法国还远远不能和美苏平起平坐。1944年9—10月，美苏英中为筹建联合国召开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却未邀请法国参加。该会议决定，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由4“大国”组成，法国再次被排斥在外。在伦敦的欧洲委员会中，美苏英的代表继续在没有法国参加的情况下讨论着有关欧洲、特别是有关德国的问题。1944年9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魁北克举行了会谈，10月，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进行了会谈。对于他们之间的协议，法国一无所知。尤其使戴高乐不能容忍的是，直到10月底，即在他凯旋巴黎两个月之后，美英才承认他的政权。在戴高乐看来，这种坚持排斥法国的状况是不正常的，不仅需要改变，而且也是可以改变的。
戴高乐认为，为了使法国的复兴成为可能，必须消除来自德国的威胁，必须对它实行肢解和非中央集权化。同时，戴高乐感到，美国是阻挠法国加入大国俱乐部的主要力量。因此，他为恢复法国大国地位所作的最初努力，就是密切法国和英国、苏联的关系，争取它们的支持。
戴高乐首先向丘吉尔发出访问法国的邀请。1944年11月10日，英国首相到达巴黎。会谈中，戴高乐竭力主张，在未来重大国际问题的处理上，英法应采取一致行动，以便建立起一种否决力量，限制华盛顿和莫斯科的行动。然而丘吉尔的态度令人失望。一方面，为了保持均势，维持传统和安全，他表示愿意帮助法国，甚至准备同法国缔结正式的同盟条约。另一方面，丘吉尔不同意与法国共同行动，以对付莫斯科和华盛顿。对于法国在德国问题上的具体要求，他也敷衍搪塞，含糊其词。事后，戴高乐说，丘吉尔的态度表明，他参加了一种不许法国插手的游戏，对法国采取了一种为他人所要求的保留态度。
丘吉尔访问法国的唯一实际效果是，11月14日，苏美英3国正式向法国政府发出派遣常任代表参加伦敦欧洲委员会的邀请，他将与其他3国的代表享有完全的平等权利。
在丘吉尔访法之后，戴高乐立即把眼光转向东方。为了表明法国在国际关系中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并非必须总得同盎格鲁一撒克逊国家对话，为了争取苏联对法国的支持，戴高乐作出愿意访问苏联的姿态。苏联为了扩大戴高乐与英美之间的矛盾，加强自己同美英抗衡的力量，积极地安排了这一访问。
1944年12月2日，戴高乐到达莫斯科。在同斯大林会谈中，他着重指出德国的野心给法苏造成的灾难，建议两国通过直接协商共同提出处置德国的初步方案。然而斯大林并不肯对此给以明确许诺，而是一再强调同美英进行磋商的必要性。因此，戴高乐的访苏之行并未达到他预期的目标。在斯大林的建议下，经过双方艰苦的谈判，12月10日，两国缔结了为期20年的互助同盟条约。这无疑使戴高乐感到一定的满足。12月21日，他在法国咨询议会中颇为得意地宣称，事态的进展逐渐使人承认，没有法国的参加就不能处理世界事务。
就在戴高乐访苏后不久，他被迫又一次为法国的大国地位而斗争。
1945年1月初，英美报纸透露，“三巨头”不久将在雅尔塔举行会晤以决定战败德国的处理及其他战后安排问题。英国和苏联的半官方渠道很快证实了这一消息。这使戴高乐强烈不满。1月15日，他向美苏英3国发出备忘录，提醒他们注意法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越来越大的贡献”，要求参加“三巨头”即将举行的会议，并宣布：“如果没有法国的参加就作出直接或间接关系到法国的政治或经济事务的某些规定，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当然不受这些没有它参加而作出的决定的约束。因此，这些决定是无效的。”当“三巨头”不顾法国的要求而在雅尔塔开会时，戴高乐公开发表广播演说，以更加激烈的语气重申上述主张。
戴高乐的坚决态度使得“三巨头”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考虑法国的利益和要求。根据2月12日发布的会议公报，法国被邀请同美英苏一起参加对德国的占领和管制。3国首脑也表示希望法国共同承担会议通过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所载明的义务，并与美苏英中一起作为发起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的国家，后面一点实质上意味着法国也将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平息戴高乐的愤懑。他迅速获得一个机会对罗斯福进行回击。
在雅尔塔会议公报发表的当天下午，罗斯福给戴高乐打了一份电报，表示希望在回国途中同戴高乐在阿尔及尔进行会晤。戴高乐认为，在雅尔塔会议刚刚结束之后自己到法兰西帝国的领土上去拜访美国总统，不仅会使人以为法国承认了雅尔塔的全部协定，而且是对法国的侮辱，因此断然拒绝罗斯福的邀请。戴高乐的这一举动使得罗斯福忿忿不已。
随着欧洲战场胜利的临近，在涉及欧洲本土和海外殖民地的一连串问题上，法国同美英的实际利益的冲突尖锐起来。为了捍卫资产阶级的法国的利益，戴高乐尽己所能地同美英进行了斗争。
戴高乐将确保法兰西帝国的遗产同法国大国地位的恢复直接联系起来。他认为，“法国，如果和它的海外领地联合起来的话，是一个大国;可是，如果没有这些领地，它将处于不再是一个大国的危险之中”。为此，尽管戴高乐也看到已经很难原封不动地继承旧的殖民主义制度，却决心维持法国对原有殖民地的控制。法国的态度既然如此，而美英又力图排挤法国的势力，这就使得它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迅速激化，并在黎巴嫩和叙利亚首先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黎巴嫩和叙利亚成了法国委任统治地。1941年6月，英军会同自由法国的军队开进这两个地区，驱逐维希势力。在自由法国运动的虚假同意下，9月和11月，叙利亚和黎巴嫩先后宣布独立。实际上，它们仍在法国势力的控制之下。怀着称霸东方野心的英国依仗自己的优势力量，阴谋利用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取法国的地位而代之。在战争的结局已经明朗化的形势下，英国加紧了活动。
1945年1月，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要求法国兑现诺言，给予两国真正的独立。戴高乐表面上不予拒绝，却狡黠地采取了迂回手法，要求它们在政治、军事和文化领域作出某些特殊的让步。法国的行为理所当然地激起叙、黎人民的义愤。5月初，这两个地区爆发了普遍的反帝示威游行。法国增派军队对示威群众进行大规模武装镇压。在5月29—30日，法国空军对大马士革和其他城市狂轰滥炸，居民死伤数千人。
英国乘机进行干涉。5月30日晚上，丘吉尔通知法国驻英大使，要求法国停火，并声称，如果战斗继续下去，英国军队不能置之不理。次日，丘吉尔又致电戴高乐，宣布他已命令英国驻东方战场最高司令出兵进行干预，要求戴高乐命令法军立即退回原驻地，以免两国军队发生冲突。电报还说，一俟停火实现、秩序恢复，法国即应同英美在伦敦进行3方会谈。在法国看来，这无异于一份最后通牒。并且，美国也不失时机地插了进来。6月1日，杜鲁门致函戴高乐，要他设法恢复中东的安宁并寻求和平解决办法。
对于英美的干涉，戴高乐公开表示了谴责。鉴于当时法国的军事行动已经达到预期的目的，法国无法同时应付叙、黎两国的起义者以及英国军队，更何况在约翰牛的背后还站着山姆大叔，因此戴高乐作了让步，命令驻中东的法军“非万不得已不再进行战斗”。但是，他坚决拒绝英国所谓“东方战场最高司令”对法军的指挥以及丘吉尔关于举行3国会谈的建议。6月4日，戴高乐在接见英国大使时，再次指责英国对法国的侮辱和背叛。
法国与英美在西亚发生冲突的同时，它们在欧洲也进行了对抗，斗争焦点之一是关于注意在阿尔卑斯山的边界问题。法国力主以山脊为界，据此要求将意大利在法国一侧山口附近所占的一些被包地重新划归法国。它还对从前属于萨伏依省的坦特和拉布利亚两个县以及温蒂米勒提出了要求。1945年5月2日德意法西斯军队在意大利投降后，法军很快占领上述地区。
这种做法遭到美英的坚决反对。美国政府向巴黎提出法军撤回到1939年边界的要求。驻意大利的英军按照丘吉尔的命令开到坦特、拉布利亚和温蒂米勒。6月7日，杜鲁门在给戴高乐的电报中威胁说，如果美国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他将不得不停止向法国军队供应装备和弹药。
戴高乐认为，这一事件既是由于美国人的霸权作风，也是由于英国人的怂恿。他对此自然十分愤慨。然而考虑到英国军队在叙利亚的压力，戴高乐决定和缓法美关系，向杜鲁门发出由法军和盟军的代表进行会谈的建议。他抓紧时间造成既成事实：那些原属意大利的被包地，被划给最邻近的法国村庄;在坦特等地选出来属法国的市政机构。最后，法国基本上得到了它原来想占有的那些地区。
在德国问题上，法国与美英也发生了对抗。在对德作战的最后阶段，美国除了将北海沿岸留给英国军队外，让自己的军队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军事行动，而法国军队则被限制在莱茵河左岸。戴高乐意识到，各个盟军在德国领土上所采取的各种军事行动，它们的目标、方向和战区界线，都会逐渐造成既成事实，影响到停战以后的情况。为此，戴高乐决心在这一关键时刻要尽力扩大法国军队的活动范围和占领区域，而决不接受美国的抑制。
1945年3月29日，戴高乐指示法军第一军司令拉特尔将军：即使美国人不同意，也一定要跨过莱茵河。他特别强调“这是一个具有国家最高利益的问题”。法军在4月4日成功地到达了莱茵河右岸。4月20日抢在美英军队之前占领符腾堡的首府斯图加特。戴高乐认为，斯图加特不仅是法军向多瑙河、巴伐利亚和奥地利推进的大门，而且对它的占领也是推行法国的占领区计划的一项重要保证。
美国断然拒绝承认法军行动的合法性。4月23日，盟军集团军司令德维尔将军向拉特尔将军提出，斯图亚特是美国第7军的中枢，并不属于法国人的战区。第2天，他正式命令法军撤出该城。欧洲战场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攻击戴高乐给法军第一军的指示违背法美两国间的协定。杜鲁门在5月2日的电报中警告戴高乐：不要使问题发展到危险的地步。戴高乐的态度十分坚决。他指示拉特尔说，在各有关政府达成协议划定法国占领区之前，拒绝撤出法军所占领的一切地区。在5月4日给杜鲁门的回电中戴高乐更是针锋相对地提出：摩擦的根源在于盟国未就占领德国这一与法国密切相关的问题同他进行磋商。法国军队继续留在斯图加特。
1945年5月8日，法西斯德国战败投降，欧洲战争结束。在戴高乐的强烈要求下，法国代表同3大盟国的代表一起在德国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不久，伦敦欧洲委员会按照戴高乐的指定，划定法国占领区。戴高乐对这一些自然感到很满意。但是，“3巨头”在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又将法国剔除在外，从而又一次否认法国的大国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杜鲁门再次邀请戴高乐访美，想以此举消除戴高乐因为被排除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之外所造成的不快，改善同法国的关系，在美苏矛盾日益发展的形势下拉拢法国。
8月22日，戴高乐到达美国。在同杜鲁门的多次会谈中，戴高乐直截了当地发泄对雅尔塔会议及波茨坦会议的不满，表示了对德国威胁的担心，并且指责英国在东地中海的干涉以及美国对英国的支持。杜鲁门则强调，不应夸大德国的危险性，在今后的世界上，所谓自由世界与苏维埃世界的竞争将压倒一切。正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杜鲁门对戴高乐的要求——结束集权的德国，莱茵河左岸自治，鲁尔矿区实行国际管制——采取了保留的态度，坚决主张在物质方面不能对德国过于限制。
杜鲁门和戴高乐的分歧暴露了美法因为不同的利益而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的不同立场。作为这次访问的具体结果，戴高乐同意美国暂时使用太平洋上法属新喀里多尼亚岛的努美阿港为海军基地，杜鲁门许诺不反对法国重返印度支那。戴高乐的这一访问，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
戴高乐还有着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他相信，德国的垮台，英国的削弱，美苏的抗衡，给法国提供了大踏步前进的机会，使法国有可能执行一项“庞大计划”。其主要内容之一是：“从政治、经济和战略观点出发，把靠近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的国家联系起来，使这个组织成为世界3大势力之一;在必要时，使它成为苏联和盎格鲁—撒克逊两大阵营之间的仲裁者。”1945年10月11日，他在访问布鲁塞尔时说，希望有一天欧洲的所有国家都联合起来，目前则首先应该组织一个以莱茵河、英吉利海峡和地中海为动脉的西欧集体组织。回到巴黎后，戴高乐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阐述了自己的主张。这一计划的实质显然是要在美英和苏联之间建立起以法国为领导的第3势力。对这一点，戴高乐本人直言不讳。他在11月23日的制宪会议上阐述新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时说：“我国在欧、亚、非3大洲的地位，使它同时面向东方和西方;它能够而且愿意做一个纽带，而无论如何不能而且不愿意被人利用为赌注。”为了这一计划的实现，戴高乐进行了一些活动。但是从当时法国国内状况及国际形势看，戴高乐的计划是不现实的，缺乏必要的基础。
戴高乐下台和第四共和国建立
在重建法国和争取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的活动中，戴高乐取得一定的成就。然而，他的政策在国内外都招致了不满。各种反对力量的结合，迫使戴高乐很快辞职下台。
首先，戴高乐的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外交方针，越来越使美国感到不安。它决不允许法国脱离自己的战略轨道。为此，美国不断地向法国施加压力，迟迟不提供已经答应的贷款，中断为法国所急需的煤的供应，为法国战后经济的恢复制造各种障碍。这一做法确实产生了效果。它不仅使法国本已十分严重的经济状况更趋恶化，而且造成法国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同戴高乐的对立。他们指望通过依赖美国的援助来巩固自己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他们认为，法国迫切需要的是经济援助，是生存保护，而不是什么大国地位。
其次，在国家制度问题上，戴高乐同国内各个政治集团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一斗争从根本上破坏了战后初期戴高乐统治的基石。戴高乐反对政党政治制度，认为党派斗争势必导致政权软弱无能。他主张建立总统制资产阶级共和国，即总统有权任命内阁和决定重大政策，并在议会和内阁间进行仲裁。然而，各党派都反对建立总统制，虽然它们各自的立场有所差别：激进派和温和派主张恢复1875年宪法，共产党、社会党和基督教民主党3大党则要求建立一个唯一的和拥有最高权力的议会。
随着戴高乐与各党派之间斗争的加剧，为了彻底击溃建立政党政治制度的企图，1945年6月2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主张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国家的政治制度。尽管各党派的反对，在戴高乐的压力下，8月17日，内阁会议通过全民表决和选举相结合的法令。在10月21日的公民投票中，95%以上的选民拒绝恢复第三共和国。这样，同时选出的制宪议会就有权寻求新的政权形式。在这一议会中，共产党是第一大党。
制宪议会于11月6日开幕，经过一个星期的艰苦谈判，戴高乐被选为总理。他着手改组政府，但遇到抵制，直到12月21日才勉强凑成一个班子。此后戴高乐在政府内常常居于少数，他的政策在议会里往往不能得到支持。戴高乐还知道，制宪议会委托的起草委员会准备提出的宪法草案，同他的希望恰恰相反。根据这个草案，政府只不过是执行议会决议的工具，总理由议会选出，而且只有在他的意图和纲领得到议会的认可之后才可以组阁;共和国的总统不过是个虚位。戴高乐感到，只要存在这样一种政治制度，他的理想就无法实现，甚至没有人会支持他的理想。因此，他决定以退为进，1946年1月20日，正式宣布辞职的决定。戴高乐相信，“等到时机来临，我会重新出来拯救国家——或者由我本人亲自出马，或者由别人按照我留下的范例去行事”。
戴高乐辞职后，社会党人古安继任临时政府首脑。因为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的不满，第一届制宪议会提出的一院制议会的宪法草案，在1946年5月5日的公民投票中遭到否决。6月2日举行了新的制宪会议选举。由于美国在暗中支持，选举结果，人民共和党从上届制宪议会中的第3位一跃而为议会第一大党，以该党党魁皮杜尔为首组成内阁。9月29日和10月13日，新宪法分别在制宪会议及公民复决中获得通过，这就是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11月10日，根据新宪法选出第1届国民议会，法共在议会中又成为第一大党。此后，为争夺总理和总统的职位法国各个政党进行了激烈斗争。最后，勃鲁姆组成清一色的社会党“看守”内阁，另一社会党人奥里奥尔当选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在勃鲁姆以健康原因辞去总理职务后，1947年1月22日，社会党人拉马迪埃组成联合政府，其成员包括不少渴望美援的法国垄断组织的代表。
戴高乐辞职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推行了向美国靠拢的政策，法国在经济上加深了对美国的依赖。古安担任临时政府首脑不久，就派社会党领袖勃鲁姆为特使，前往美国求援。1946年5月28日，法美在华盛顿签订经济和财政协定。根据这一协定，美国除了恢复对法国用煤的供应外，并通过进出口银行向法国新贷款6.5亿美元。协定还规定由美国提供7.2亿美元，作为偿付购买美国剩余物资以及战争结束后美国对法国所提供的商品的资金，其中包括租借物资。这是美国为控制法国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1947年3月，美国认可法国对萨尔的要求，同意优先并且大量地向法国提供鲁尔的煤。4月19日，美英法3国外长乘在莫斯科开会之机达成一项关于德国产煤的分配协议，供应法国的份额从12%增加到21%。 5月7日，法国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获得2亿5千万美元的贷款。在法国经济社会状况继续恶化的形势下，法国统治集团饮鸩止渴，指望从美国获得更多的“援助”。
当然，美国的每一个美元都不会是白给的。连拉马迪埃都承认，任何一笔贷款的给予都取决于政治现实。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到1947年，法国的对外政策明显地倒向美国。在4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法国对苏态度的变化，被美国看成是“会议最突出和最光辉的一项成就”。5月4日，法国统治集团把共产党人赶出内阁。在11—12月的伦敦4国外长会议期间，在美英与苏联为德国问题发生严重对峙的情况下，法国坚定地支持美国。12月16日，即会议结束的前一天，皮杜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宣称，法国可能要把法占区并入双占区。1948年上半年，美国不顾苏联的抗议与反对，纠集英、法、比、荷、卢在伦敦举行6国会议，讨论德国问题。法国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原来对德国问题的立场，实行妥协。
第四共和国的宪法及其依附美国的对外政策，多次受到已经下台的戴高乐的猛烈抨击。1947年4月7日他在斯特拉斯堡向4万听众发表了一次重要的讲演，其中谈到：当前的世界与过去几个世纪的情况完全不同。在今天的星球上，有两个庞然大物，它们怀着两股强烈的敌意，走上了扩张的道路。在这种形势下，保存自己的独立，对于法兰西来说，就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戴高乐还具体规定了法国面临的任务：首先是消除德国对法国的威胁;其次是重建欧洲成为美苏两个庞然大物之间的平衡因素;第三是尽力为国际合作及其新生机构作出贡献;最后是保持西方的传统信念和作用。戴高乐号召在全国范围里掀起一个民族联盟运动。
在戴高乐发表讲演后的几天，即4月14日，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兰西人民联盟”正式成立。联盟的宣言说，“现存的制度，即由顽固的和相敌视的政党瓜分权力的制度，必须为另一种制度所取代，在这种制度下，行政权力将由国家授予而不受政党所操纵，所有不能解决的冲突将由人民自己来解决。”为了扩大联盟的组织和影响，为了重返法国的政府舞台，戴高乐在第四共和国初期多次发表讲演和谈话，广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由于当时美苏冷战开始激化，而德国又是双方斗争的焦点，所以戴高乐在坚持反对美国控制这一立场的同时，指责苏联正在玩弄“霸权的把戏”，鼓吹建立西欧集团与此相对抗。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一方面承认西欧的努力要与美国的相配合，另一方面改变了原来的态度，接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一现实，并开始赋予法德和解以极大的重要性，把它看成是建立第3种力量的重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