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前后，法国发生了一系列学潮、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众运动，首先出现在巴黎，后来扩展到全国。戴高乐政权险些在这次巨大的冲击下倾覆。因而被称为“五月危机”。我国史学界则习惯地称之为法国“五月风暴”。这是法国战后历史上的突出事件。英国记者帕特里克·西尔写道：“其规模达到了令地震仪破裂的程度……当你在数月之后企图弄清它的意义时，仍然觉得头晕目眩”。
这场风暴看似突如其来，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反映了法国的学生、工人和广大人民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不满，对戴高乐政权的厌恶;同时也是由于他们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总之，五月风暴是带有某种程度的自发性，以资本主义社会和戴高乐政权为对象的人民反抗运动。
迅猛的学生运动及其深刻原因
60年代后期，在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西德学生在激进的“社会主义学生联盟”领导下，于1967年6月掀起了颇具规模的学潮，使许多大学陷于瘫痪，1968年4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因不满校方管理，群起占领图书馆，并袭击校长办公室。同年春季在意大利的许多城市，大学生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让学生参与制订教学计划、参与管理学校，并进而批判传统的旧大学，要求创立新型大学。
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具体起因和目的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憎厌和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消费社会”。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反对美国政府进行侵越战争。学生们认为，在高度发达的消费社会中，资本家为追求利润而千方百计强化生产，同时引诱人们大量消费，使每个人身不由己地成为消费社会的一个机件，他们对自己的这种异化无所知觉。整个社会淹没在单纯的物的生产和物的消费之中，而置有关人类命运的其他基本问题于不顾。就教育角度来说，学校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制造它所需要的各种活的工具的工厂，学生成了从属于学校的物化关系的商品。学生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天赋和才能的发挥和发展，不再被社会所注意和考虑。大学中原有的继承和批判文化遗产的功能在逐渐消失。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生中普遍存在的这种思潮，之所以在法国表现得格外激烈，则因为在法国还存在着一些特殊情况。从50年代到60年代，法国的大学生人数激增，1958年仅为17万人，1968年激增为61万人，其中1/3左右集中在巴黎地区。大学的教学和生活设施远远跟不上学生人数增加。宿舍拥挤，图书馆人满为患，教室不敷所需，有时学生们只得站在门外听课。政府虽然新建了一些学校，但远未能解决问题。法国政府当局对于这种情况的对策，不是采取积极地加速发展教育设施的态度，而是以限制入学人数来消极地维持局面，一大批有志于深造的学生被拒于大学门外。法国教育行政部门因循守旧，强行维持早已不合时宜的种种清规戒律，如校园内不得举行政治性集会，男女学生不得在宿舍内互访等等。此外，还有一个毕业后的出路问题：许多大学生熬得几年寒窗，总望踏入社会后施展才能，但冷酷的现实是很难找到自己愿意从事的职业，他们只能为了糊口而放弃自己已经初步掌握的专业，去从事用非所学的工作。他们对前途失去稳定感、希望和信心。面对广大学生日益显示出来的不满和怨恨，法国政府表面上宣称要进行教育改革，但措施不力，进展迟缓，问题久悬得不到解决。这许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促使学生们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思索。萨特、阿尔都塞、勒费弗尔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在学生中间影响日益扩大。这些内外因素的结合，便导致了1968年5月的学生运动的爆发。
巴黎大学农泰尔分校的学生首先发难。该校是政府为解决学生数量激增而在巴黎郊区新建的一所大学，物质条件比其他大学更差，学生们曾于1965、 1966、 1967年，连续发动几次学潮，要求改善条件，革除陈规，均被校方拒绝。1968年1月，学生们再次闹事，校方召来警察弹压。 3月18日，在一次反对美国侵越战争的示威游行中，该校的一名学生被捕。3月22日，该校的部分学生集会抗议。会后，142名学生占领了学校的行政机构所在的塔楼，决议成立”三·二二运动”。校方急忙向政府报告，警方根据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的要求，于当晚包围塔楼。凌晨2时，学生们高唱“国际歌”被迫撤离塔楼。此后一个月内，学生们多次集会，抗议校方和警方的卑劣行径，动乱范围逐渐扩大，参加斗争的学生日益增多，校方态度强硬。5月2日，农泰尔分校校长宣布该校无限期停课，并通知参加占领塔楼行动的科恩一邦迪等8名学生前往巴黎大学索尔邦本部，接受校务委员会的讯问。
5月3日，当科恩一邦迪等8人来到索尔邦时，聚集在校园中的数百名学生发生骚乱。校方请示教育部长后召来了大批警察。警察使用警棍和催泪弹驱赶学生。学生们拆毁桌椅进行还击。双方搏斗从下午5时至夜间10时半，200余名学生被捕。校方当夜宣布关闭索尔邦，并决定由纪律委员会传讯带头的学生科恩—邦迪等人。与此同时，警方声称将把若干被捕的学生交由法庭审判。校方和警方相互勾结镇压学生的暴行更加激起了广大学生和教师的愤慨。当晚，全国高等学校教师工会宣布支持学生的斗争。次日凌晨，全国大学生联合会等7个团体的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对策，决定展开广泛的斗争。
5月6日， 1万余名学生在巴黎市内示威游行。3000余名警察再次包围索尔邦，与学生发生激烈冲突，直至深夜。5月7日，一部分中学生加入斗争行列，游行队伍更加壮大。
学生的行动得到知识界知名人士的支持。例如，著名哲学家萨特出面组织支援受害学生委员会。6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联名致函戴高乐总统，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重新开放索尔邦。广大市民对学生造反的原委虽不甚清楚，但出于对警察暴行的义愤，也站在学生一边。据5月8日的抽样民意测验，4/5的巴黎市民支持学生。
当时蓬皮杜总理正在伊朗和阿富汗访问，由若克斯暂代总理，内阁实际上在戴高乐总理的直接控制之下。面对日趋严重的局势，戴高乐仍然坚持高压政策。他认为闹事的只是少数学生，法共也并未插手，因而不会酿成重大事件。5月5日，戴高乐指示若克斯、佩雷菲特和内政部长富歇：“必须毫不留情地制服街头骚乱……每晚都应逮捕500名学生。”5月7日，学生代表向政府提出3项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撤走警察;重开索尔邦。佩雷菲特根据戴高乐“先维持秩序，然后才能讨论”的指示，同日在议会宣称，“恢复秩序，一切都可能，秩序不恢复，一切都不可能。”实际上拒绝了学生们的全部要求。
政府的态度进一步激发了学生们的愤怒和斗志。5月8日，学生们成立了“五·三行动委员会”，号召占领学校。5月6日，学生举行大型集会，在会上发表演说的除科恩一邦迪外，还有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国的学生，他们专程来到法国，支持巴黎学生的斗争。发育者异口同声鼓动学生们向校方和政府抗争。
10日下午6时，学生们举行了空前规模的游行，前往司法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游行队伍在途中遭到警察阻拦，遂改变计划前往索尔邦。队伍行至拉丁区又遭警察阻拦。学生们怒不可遏，折毁路障，翻起街石，筑起街垒以迎击警察。教育部长佩雷菲特闻讯后，宣布同意撤走包围索尔邦的警察，重新开放索尔邦。关于释放被捕学生问题，他要求学生派出代表与政府进行淡判。谈判进行了数小时未达成协议，警察又于凌晨2时开始向学生发起攻击。3小时后，学生们的街垒全部失陷，数百名学生被打伤。学生们在这次搏斗中失败了，却赢得了普遍的同情，在野党的领导人纷纷发表谈话，谴责警察的暴行。11日下午，若克斯和富歌向戴高乐建议：立即宣布接受学生提出的3项要求，以免事态进一步扩大。戴高乐回答道：“不能向骚乱低头，国家不能退让”。
蓬皮杜总理于5月11日晚间从国外返抵巴黎后，即去爱丽舍宫会见戴高乐。深夜11时30分，蓬皮杜发表电视演说，用委婉的言辞宣布接受学生的3项要求。
警察撤走后，学生于5月13日占领索尔邦。他们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组织讲演和辩论。索尔邦变成了学生们的“自由王国”。气氛热烈、紧张而混乱。14日，学生们成立了“占领委员会”，下设12个小组，分别管理索尔邦的校舍、食堂等等。素尔邦被宣布为“自治的人民大学”，日夜向一切劳动者开放。
5月15日，学生们占领了奥德翁剧院，甩作集会和活动的场所。
外省各大城市的学生受到巴黎学生的鼓舞，群起仿效，游行示威，占领学校，向政府抗议。学生运动的烈火燃遍全国。
参加斗争的学生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有组织的左派学生，另一部分是没有组织起来的自发参加活动的学生，第三部分则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斗争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有组织的左派学生，他们的组织和派别很多，如“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革命学生联合会”， “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等等。这些组织中的不少成员过去曾是法共或法共青年组织的成员，后因对法共的路线和政策不满而自动退出或被开除，其中不少人是托派分子和他们自称的所谓“毛派”分子。他们宣称是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者，但都反对法共当时所执行的路线和政策。他们认为，苏共二十大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忽视个人自由，因此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此后法共又奉行苏共的和平过渡路线，一味强调议会斗争，从而坠入改良主义泥坑。他们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感到失望，转而向“西方马列主义”、“格瓦拉主义”和“毛主义”寻求真理。他们接受了马尔库兹①的理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革命任务已已经历史地落在享受不到正当权利的贫民、学生等阶层的肩上。他们自己并不感到物质匮乏，因而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工人在罢工中经常提出的那些物质要求，而是要消除一切等级制，让学生管理学校、工人管理工厂，让人人的才智和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等问题。他们认为，传统的请愿、谈判等斗争手段已经过时，新的斗争目标要求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斗争手段，即更为直接的革命行动：不断地向统治者挑衅，促使统治者诉诸暴力镇压，暴露其凶恶的本相，从而使广大群众觉醒起来;然后再挑衅、再镇压、再觉醒;一浪接一浪，把运动推向高潮。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崇拜鼓吹革命暴力的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等人。
法国的右翼政党当然不会支持学生的斗争。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共产党的态度。 5月3日，法共政治局委员乔治·马歇在《人道报》上发表署名文章，题为《撕下假革命者的伪装》。文章称左派学生为“冒险主义者”、“左派小集团”，指责学生们的行动“客观上在为戴高乐政权和大垄断资本家的利益服务”。他号召人们“反对……左派小集团，并孤立他们”。另一个左翼政党——社会党对这次学潮也不重视，没有施加什么影响。所以说，这次学生运动基本上是在没有政党领导或支持的背景下自发进行的，而且他们内部也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罢工浪潮和政府危机
前述的5月13日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从这一天起，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巴黎蔓延到全国，从学生扩大到工人以及社会各阶层，由学潮发展为威胁戴高乐政权的全面危机。
5月10日夜间至5月11日清晨学生对抗警察的街垒战，震惊了整个巴黎和全国。各阶层人民强烈谴责政府的残暴镇压行径，青年工人的反应尤为强烈。法国总工会、法国民主总工会和工人力量等三大工会号召本工会的工人于5月13日举行24小时的总罢工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5月13日正是导致戴高乐东山再起的1958年5月13日阿尔及尔事件10周年。选择这一天举行总罢工和示威游行，突出地表明罢工和示威的矛头所指，是戴高乐本人和他的政权。
5月13日的示威游行规模空前，参加的人数在50万以上。法共领导人瓦尔德克·罗歇、乔治·马歇，社会党领导人居伊·摩勒、弗朗索瓦·密特朗以及孟戴斯—弗朗斯等政治家也走在游行队伍中。示威者高举的横幅上写着：“学生、教师和工人携起手来!”“10年。够了!”游行队伍从共和国广场出发，穿过闹市区向当费尔—罗什洛广场进发，声势浩大，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游行队伍中不仅有工人和学生，多年来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市民受到学生们的感染，也开始思索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加入斗争行列。甚至连天主教会的一些神职人员也参加了游行。各行各业和各个阶层的法国人几乎都在考虑法国社会的弊端和解救的途径。
法共领导人参加游行一事表明，法共对运动的态度已有所转变。起初，法共之所以对学生运动持完全否定的态度，除了左派学生组织历来反对法共这个原因外，还因为法共坚持这样的基本观点：法国当时根本不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势，学生制造的骚乱只能给资产阶级进一步加强专政、扼杀民主，甚至为实行法西斯统治提供借口，因而学生们的行动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害无益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人们认为，法共对形势的分析当然不无道理，但它对这场风暴的兴起和发展完全缺乏精神准备和清醒的分析，对学生运动的作用作了错误的估计，因而失去了对运动的领导权。当运动向广大工人和各阶层人民扩展时，法共基于两点考虑，转而采取有保留的支持态度：第一，若继续站在运动之外，甚至抱对立态度，法共不仅会脱离广大学生和青年，而且有失去部分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拥护之虞，法共在法国人民心目中的革命者的形象将受到极大损害。第二，只有参加运动，才有可能将运动控制在它所希望的范围之内，使之不越一定限度。正因为如此，马歇5月3日的文章受到了政治局若干成员的批评。法国总工会(其主席是法共政治局委员乔治·赛吉)开始与学生进行有限的合作。
其他政党的领导人和政治家公开亮出支持群众斗争的旗帜，那是不难理解的。他们看到，斗争已越出校园，反对戴高乐致权的色彩已大为加强，作为在野的政治家，他们当然不会放过任何可以推翻现政府的机会。
5月13日游行后，工人迅速行动起来。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国营雷诺汽车厂所属的布洛涅—比扬古工厂的工人率先罢工，全国各地的工人纷纷响应。工人们占领工厂后日夜轮流守卫，并把厂主赶出工厂。到5月20日，全国的罢工工人已达1000万。在工人的带动下，各行各业相继行动起来，银行关闭，公共交通停顿。国家广播电视部门的部分职工也宣布罢工。全国的经济生活面临瘫痪，大资本家们惊恐不安，纷纷向西德和瑞士转移资金。
蓬皮杜与戴高乐不同，他执行的是息事宁人的安抚政策，为的是尽快控制事态，防止进一步扩大。他宣布接受学生提出的3项要求，并于5月12日和13日全部兑现。但事态并未就此停止发展，不但发生了5月13日的大游行，而且学生进一步提出解除内政部长和巴黎警察厅长的职务，设立人民法庭审判警察的暴行等新的要求。蓬皮杜遂下令与学生代表私下进行谈判。戴高乐固执己见，坚持原定计划如期出访罗马尼亚。富歇等部长竭力劝阻。蓬皮杜购希望在戴高乐出访期间加紧推行自己的安抚政策，所以对戴高乐的出访丝毫未加反对。戴高乐遂于5月14日启程赴罗马尼亚。
在野各政党借群众运动的高涨向政府发起攻击。5月14日，国民议会中的反对派对政府提出弹劾票。多数派以总统暂时缺位为理由，主张将弹劾案的表决推迟到戴高乐回国后的5月22日。5月15日学生占领奥德翁剧院后，蓬皮杜惟恐占领风潮越来越猛，于5月16日发表电视讲话，再次呼吁恢复秩序。5月17日，外交部长德姆维尔与戴高乐通长途电话后，戴高乐决定提前半天结束对罗马尼亚的访问，于5月18日回到巴黎。在5月19日的内阁会议上，戴高乐依然坚持强硬态度，要求立即夺回被学生占领的索尔邦和奥德翁剧院，并说必要时可以开枪。蓬皮杜和富歌婉言相劝，戴高乐才收回成命。
戴高乐之所以坚持强硬政策，除了他对共产主义一贯的敌视和对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外，尚有他十分清醒的一面。那就是，他认为，要在法国酿成一场革命，造反的学生必须与法共携手，法共领导的工会必须与其他工会密切合作。要推翻他的政权，法共必须与密特朗领导的社会党人结成同盟。这些条件实际上远未具备。所以他认为，即使采取严厉措施，也不会导致严重后果。蓬皮社对形势的分析与戴高乐基本相同，不过他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他认为，若采取强硬政策，有可能改变法共对运动的看法，进而逼迫它彻底改变态度，号召工人与造反的学生通力合作，以推翻戴高乐政权为目标，掀起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为避免这种可怕的结局，蓬皮杜力主妥协、安抚，但因得不到戴高乐的全力支持，所以不能放手执行。
国民议会就少数派对政府提出的弹劾动议，于5月21日和22日进行了辩论，在随后进行的表决中未获通过。投赞成票的除法共和社会党议员外，尚有大部分中间派议员，共233票。多数派虽然以244票取胜，内部矛盾已经暴露：一名戴高乐派议员拒不参加投票，并辞去议员职务，另一名戴派议员对弹劾动议投赞成票后辞去议员职务。
5月24日，戴高乐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没有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而是再次祭起那个屡试屡灵的法宝——全民公决，要求全体公民对他所主张的空泛的“参与”政策，即扩大人民参与国事和管理各项事业的机会，表示意见。他以威胁的口吻说道，如果他的主张遭到全民公决的否决，他将不再担任总统。戴高乐的演说使政界人士和广大群众大失所望。人们指出，他建议的全民公决实际上是企图以个人威望来平息普遍的不满。在此之前的5月23日，政府宣布不准当时在国外的科恩—邦迪入境，学生大为愤慨。这两件事引起的后果，便使一度相对平静的示威游行重掀高潮。24日夜间再次发生街垒战。
议会中的少数派各党虽然在弹劾政府的动议中遭到失败，但它们从表决的结果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而且从戴高乐的电视演说中受到了鼓舞。他们认为，戴高乐已经老朽，再也没有当年的精力、魄力和才能，被取而代之的日子已为期不远，很可能在预定于6月16日举行的全民公决中遭到否决而下台。因此，各党派的政治家纷纷登场，为逐鹿“戴高乐之后”的政权而忙碌。
法共虽然改变了对运动的态度，但基于对法国不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的估计，力图将工人运动控制在传统的方式和要求范围之内。因此罗歇5月22日在国民议会上仅限于说：“大学生人人要求有求学的机会。工人和工会要求增加工资，充分就业，缩短工作时间，提前退休年龄……”。
法国总工会要求与政府和雇主进行谈判。这一要求正中急于恢复秩序的蓬皮杜的下怀。他始终认为，真正的危险在于法共和工人，只要能稳住工人，学生是不难对付的。他立即召集工会、雇主和政府三方面代表，从5月25日起在格勒内尔街的社会事务部举行谈判，并亲自参加。为了迅速恢复全国平静，政府和雇主作出一些让步。经过两天的讨价还价，三方达成9点协议，主要内容为。每小时最低工资由2.22法郎增加为3.00法郎，即提高3.5%;自6月1日起普遍增加工资7%，自10月1日起再增加3%，缩短每周工作时间1—2小时。
出乎蓬皮杜和工会领导人的预料，格勒内尔协议公布后，当即遭到许多工会基层组织和工人群众的拒绝。工人们认为，最低工资虽大幅度提高，但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仅占全体工人的7%，绝大多数工人并不能从这项规定中得到实惠。其次，在正常年分，工资的实际增长率为6%左右，而协议规定的增加幅度仅为7%。这就是说，工人们空前规模的罢工只争得了1%的实际增长。更重要的是，工人们在罢工中提出的对企业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实行工人自治、扩大工会权利等要求，均未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工厂继续罢工，蓬皮杜的努力再次失败。
连续两周的全国性罢工使经济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给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困难，人们希望恢复正常秩序。格勒内尔协议的失败说明蓬皮杜内阁和戴高乐政权的无能。更换政府。让戴高乐下台这个问题比原来的估计更早地提到日程上来了。各派政治人物积极奔走，为组织新政府用尽心机。吉斯卡尔·德斯坦主张保留戴高乐，更换蓬皮杜，由“革新人士”组织新政府。中间派勒卡尼埃要求组织“救国政府”。法共深知自己无力单独组织政府，遂向社会党靠拢。社会党的密特朗认为法共不易为非左翼选民所接受，与其同法共携手，不如与右翼的反戴派孟戴斯—弗朗斯结盟。5月27日，以统一社会党和全国大学生联合会为主的几个组织在夏尔莱蒂体育场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孟戴斯—弗朗斯出席了大会，法共系统的组织全部被排除在外。罗歇当即致函密特朗，要求当天与他会谈，就共同组织一个“人民的和民主联盟的政府”进行磋商。法共决定于5月29日组织大规模示威，显示力量。
5月28日，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辞职。内阁部长们人心浮动，有人收拾文件，有人订购机票。戴高乐派内的许多人也认为，戴高乐等不到6月份的全民公决就要下台，问题只是由谁来接替了。当天下午，密特朗发表声明，声称政府已名存实亡，必须立即着手组织一个“临时管理政府”，由孟戴斯—弗朗斯出任总理。至于未来的总统，密特朗毫不客气地说：“我是候选人”。
戏剧性的结局
5月29日，看来大厦将倾，人们紧张地按照自己对形势的理解和想象为戴高乐政权准备“后事”。戴高乐本人也终于认识到了形势的严重性。他认为，法共组织的定于5月29日举行的示威游行可能演变为攻打巴士底狱式的武装起义，游行队伍可能直奔爱丽舍官，以他为目标。一旦爆发这样的起义，左派学生必然与法共携手，因而政权势必落入法共手中。为预防不测，他决定飞往西德的巴登一巴登，同法国驻德军队司令马絮将军密谈，争取军队的支持。由于他对控制局势已无把握，行前召见他的女婿德博瓦索将军面授机宜，并交给他一些文件和两封信。一封是给蓬皮杜总理的，内容为关于当前局势的指示，另一封致法国人民，陈述他对总统继任人的意见。在与马絮将军的会谈中，戴高乐以释放1961年阿尔及利亚事件中的叛乱军官为代价，换取了军队的支持。双方商定，法共倘若在巴黎发动起义，军队立即向首都进军。
戴高乐离开巴黎前，曾通知蓬皮杜，他因感到疲劳暂回科龙贝乡间休息一天。总统的直升飞机未在预定时间降落在科龙贝，剎时间，总统失踪的消息不胫而走，政府官员和政党首领们纷纷揣测，有人认为戴高乐此番出走不会再返爱丽舍官，有人甚至怀疑他已自杀。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巴黎郊外乡间出现了坦克，准备保卫爱丽舍官的伞兵部队已在巴黎荣军院广场集结。
各个政党的领袖们频繁活动，商讨组织政府问题。密特朗与孟戴斯—弗朗斯进行了接触，法共代表与密特朗的代表举行了会谈，但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法共力图与密特朗结成联盟，反对孟戴斯—弗朗斯出任总理。密特朗愿意与孟戴斯—弗朗斯合作，而孟戴斯—弗朗斯则不甘屈居密特朗之下。接替戴高乐政权的准备工作虽在加速进行，但矛盾重重。
当天下午，法共组织的游行队伍约三、四十万人秩序井然地列队前进，不但没有冲击爱丽舍官，而且没有发生任何暴力行动。已从巴登—巴登回到科龙贝的戴高乐接到报告，才知道是一场虚尺 惊。他立即振作起来，准备反击。
戴高乐的出走和短暂的失踪造成了强烈的效果。数日来被人们视为已不起作用的总统突然成了人们注视的焦点。5月30日，戴高乐回到巴黎，当天下午，发表了四分半钟的广播演说。人们普遍以为他将宣布辞职，但他却出乎人们意料地宣布，不仅他本人不辞职，而且不更换总理。相反，他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提前大选。在广播讲话中，他辱骂法共以“恫吓、毒化和暴虐为手段。”并指桑骂槐地指责法共“利用那些为人所不齿的政客们的野心和仇恨”。戴高乐的决定打乱了反对党领袖们的步调，使他们一时间手足无措，来不及作出有力的反应。戴高乐派和拥护戴高乐的人们从他的广播讲话中得到了巨大鼓舞。当天下午，50万人在爱丽舍田园大街举行声势浩大的支持戴高乐的示威游行。
5月31日，戴高乐撤换了若克斯、富歇和情报部长戈尔斯。政府采取措施，从5月31日起保证了一个月来日趋紧张的石油供应，从而在人们的心理上赢得巨大胜利，争得了对长期动乱已感厌烦的居民的支持。对于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毫无精神准备的反对党领袖们，眼看搞垮戴高乐的良机已失，匆匆转入新的国民议会的竞选。一天之前似乎摇摇欲坠的戴高乐政权奇迹般地摆脱了危机。
一个多月以来的动乱，使居民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石油供应的困难使一般市民很感恼火。频繁的街头革命行动，动辄拆毁公共设施，破坏道路，也使他们反感。学生们提出的口号和要求与普通居民并无紧密的联系，所以，危机初期因对警方暴行不满而产生的对学生的同情逐渐消失下去。居民们普遍希望恢复秩序，恢复正常的生活。此外，如同历史上一再重现的状况那样，外省对巴黎激进的造反行动不甚理解，支持不力。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和工人虽然继续坚持了一段时间，并且后来还掀起了几次小高潮，但因失去了舆论的支持，势头越来越小。政府乘机加紧镇压，6月12日宣布禁止示威游行，并解散11个学生团体;6月14日，警察赶走了占领奥德翁剧院的学生。6月16日，警察从学生手中夺回了索尔邦。工厂陆续复工，到6月19日，全国坚持罢工的工人仅剩1.5万人。震憾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就这样渐渐减弱以至完全停息。
结 束 语
五月风暴的主要参加者学生和工人，从未把推翻戴高乐政权明确地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更没有夺取政权的计划。因此，戴高乐政权在五月风暴后的幸存，不能认为是学生和工人斗争的失败。学生和工人掀起这场风暴，主要不是因为物质的匮乏，而是感到自己成了资本主义等级制异化制度的受害者。他们普遍感到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学生的才智不能自由地发挥，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创造性被窒息。学生要求管理学校，工人要求管理工厂：总之，他们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做社会真正的主人。他们的愿望在五月风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他们的要求没有达到，也不可能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达到。但是，他们的愿望和行动深刻地反映出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矛盾，使人们认识到，不只是“饥寒交迫”可以引起革命，政治上和精神上的被奴役、被压迫同样可以引起革命。只要经济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便可永存的神话被事实击破了。从这一点来说，五月风暴是发人深思的。
政治家们并不是五月风暴的主角，他们只是在运动已经形成高潮时，才同群众在一点上汇合，企图借群众运动的力量推翻戴高乐政权。他们由予互不团结，策略不当而坐失良机。这就更不意味着五月风暴的失败。
五月风暴的影响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法国政局的影响。一贯对戴高乐言听计从的蓬皮杜，在五月风暴中执行了一种与戴高乐的意旨不同的政策，戴高乐对此不能容忍，1968年7月10日，即五月风暴平息后不久，蓬皮杜被解除总理职务。戴高乐派的许多政治家则认为，五月风暴的平息，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蓬皮杜的温和政策。他们认为，蓬皮杜已经成熟，可以充当戴高乐的继任者了。戴高乐的威望在五月风暴中受到严重打击，人们普遍认为，他已不能有任何新的作为，应该下野了。在1969年4月27日的全民公决中，戴高乐遭到否定，次日宣布辞职。在五月风暴中，法国国家机构的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经济恶化，法郎的地位更加疲软;高等教育的改革问题已变得刻不容缓。这些问题在五月风暴后一段时间内，成为政府首先关注的问题。
五月风暴在另一方面的影响则更为深远。相对富足的消费社会突然出现了全面的社会危机，这一事实让人们看到了平静的水面下有着潜流。人们对现存的一切：社会关系、政治体制、经济制度都提出了疑问，人们感到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改变生活”成为一种响亮的口号。由于参加五月风暴的学生所信奉和宣传的大多是马尔库兹等人的理论，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引起了人们普遍的注意，成为当今西方的一股强大的思潮。
总之，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的影响绝不限于法国，应该说它震憾了整个西方世界，它所提出的问题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里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我们应该对这些问题，新的趋向作深入的研究。① Marcus， Herbert(1898—1979)，出生干德国的美国哲学家，西方马克思思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① Marcus, Herbert(1898—1979),出生干德国的美国哲学家,西方马克思思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