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潘佩珠等人为代表的一批进步士大夫，受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在越南倡导东游运动，创办东京义塾，领导中圻维新和抗税运动等一系列斗争，形成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这个运动把一度消沉下去的抗法斗争火焰重新点燃起来，在越南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十世纪初越南社会的变化和新思潮
从1858年起，法国通过武装侵略，逐步把越南强占为自己的殖民地，到1897年基本上完成了对越南的武力征服。
法国殖民者侵占越南的目的，是要把它变成一个为法国资本家提供原料、廉价劳动力和倾销商品市场的“开发的殖民地”，并把它作为向远东，特别是向中国侵略的前哨基地。为此，1897年到任的全权总督保罗·杜美制定了第一次开发越南的计划(1897—1914年)，开始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掠夺。
法国殖民者大规模掠夺农民的土地。据统计，1890年法国殖民者侵占的土地为10，900公顷，1900年增至30万1千公顷，到1913年竟增至47万公顷。个别殖民者占地达11，720公顷。他们把所掠夺的农民的土地辟为大庄园和垦殖场，仍然维持着封建主义性质的地租剥削。这样就破坏了越南农村固有的土地村社共有制，使占水稻种植总面积80%的土地集中于殖民者和大地主之手。与此同时，殖民者还用加重各种税收的办法，残酷地剥削和掠夺人民。在北圻人头税由5角增加到2元5角;中圻由3角增加到2元3角。土地税从1元增加到1元5角。另外，还通过酒、盐、鸦片，甚至赌博税搜刮了大量钱财。税收的不断增加，使人民生活必需的食盐价格在1897—1906年间增加了9倍，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在第一次开发期间，代表法国国家开发银行的东方汇理银行，在印度支那享有发行和管理货币的特权，从而控制了越南的经济命脉。它的利润总额从1885年的39万3千金法郎，增加到1905年的266万6千金法郎。法国殖民者把他们掠夺来的巨额利润，投资到采矿、修船和交通运输业。他们最注意的是开采煤、铁、锌、锡、金矿和大理石等，掠夺当地的资源。法国资本家所开采煤的总产量从1899年的26万多吨，到1913年已上升到50万吨。这些煤运销日本和中国，部分运回法国，谋取利润。在采煤企业中，以廉价的人工代替机器，甚至到第二次开发时期机械化的程度也极低。
法国殖民者为了把越南变成它的商品销售市场，极力抑制当地加工业的发展。经过第一次开发，越南到1913年才建立了屈指可数的几家纱厂、丝厂、造纸厂、酿酒厂、火柴厂、卷烟厂、碾米厂和肥皂厂等轻工业工厂。交通运输业是为法国资本家输送原料、货物，为殖民当局运兵，巩固其殖民统治服务的。法国从1881年开始兴修西贡—美萩铁路;1889年开始修建河内—谅山铁路;至1913年，河内—荣市、岘港—东河和西贡—芽庄三条铁路也已建成。1910年，滇越铁路竣工。一小撮法国商业资本家垄断了越南市场，他们收购大米等土特产，并把法国商品倾销到越南的城镇和穷乡僻壤。
法国殖民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在经济开发方面的基本政策，一方面是维持封建关系，把地主阶级当作他们殖民统治的社会支柱;另一方面则压抑越南的工商业，使它永远落后。在法国人眼里，一个殖民地的作用就是为其母国提供原料和产品(以不能与它本身的产品相竞争为限)。 因此， 法属印度支那的经济完全从属于法国的利益。可是，同殖民者的主观愿望相反，由于第一次开发计划的实施，却在客观上把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输入越南，引起了越南社会的变化。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冲击了越南的封建自然经济。城市的面貌有了变化，市镇商业也发展起来。河内出现了新的工厂、商行和一些销售外国商品的商店。海防也再不像1886年以前那样仅是一个小小的渔村，而变成了印度支那的第二大海港。发展较快的沿海地带，吸引了大量因殖民者掠夺土地和倾销商品而破产了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流入城市，成为法国资本家兴办的厂矿企业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据统计，自1890年以后，平均每年增加2，500名工人，到1914年越南厂矿工人已达5万4千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越南工人阶级已经形成。
在法国殖民者入侵以前，越南封建社会中孕育的资本主义因素，这时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出现了买办资本家和最初一批民族工商业家。买办资本家在商业中起中介人作用并承包殖民政府工程，他们的利益和殖民主义者紧密结合在一起。民族工商业家独立经营，发展本国的工商业，创办新型的工商企业。如河内的同济利、鸿新兴以及广兴隆、东城兴等股份公司，荣市的朝阳商馆，西贡和芹苴的南同兴商行和明新工艺社，广南的广南协商公司等。他们经营国货和土特产，从事纺织、制漆器、制鱼露和制帽业。有的企业资本达20万元，在许多地区设有分支机构。越南工商业家大多是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他们身受殖民主义的压迫，对殖民主义有其反抗性的一面，同时又与本国劳动人民存在着阶级矛盾。他们的力量很薄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还只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新阶级。
二十世纪初，越南由一个封建社会逐渐转化为一个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越南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也传入越南。1898年，中国发生了“戊戍变法”。越南的知识分子通过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通过早期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著作的中译本，接受了资产阶级新思潮。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张德彝的《普法战记》，特别是梁启超的《中国魂》、《戊戍政变记》以及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中译本，在越南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起了巨大的作用。
越南新兴的工商业者阶层的出现，为资产阶级新思潮传入奠定了社会基础。但是，由于越南民族资产阶级尚在形成过程之中，因而，资产阶级新思潮在当时是通过封建阶级中进步的士大夫在越南传播的。这些进步的封建士大夫以资产阶级的“新学”和“维新”为自已的思想和政治基础，企图在争得越南独立后， 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建立日本式的资产阶级国家。因此，由他们所领导的政治运动，不同于以“忠君爱国”为号召的旧式封建“勤王运动”，而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
维新会的成立和东游运动
在1900—1904年间，越南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家潘佩珠和他的同志小罗(阮诚的别号)、邓蔡坤(号渔海)等人在国内积极活动成立革命党，并拟定了反法复国的三项活动计划：
其一，为联络旧勤王余党及诸绿林健儿，倡起义兵，目的专在讨贼复仇，而其手段必以暴动为首难;
其二，为拥扶盟主，于皇亲中立之。阴结诸路有力者为援应。且纠协南北诸忠义之士，谋同辰(时)大举;
其三，为依以二计划，如必须外援辰(时)，则为出洋求援之举，而其目的专在于恢复越南，设一独立政府。除此外，尚无若何之主义。
为了实现这三项计划，潘佩珠曾去会见农民起义军领袖黄花探(黄因病由其将领代为接待)，商讨日后配合起义的问题。他在1903年写成了《琉球血泪新书》，借琉球失国淋漓尽致地描述了亡国惨状，振笔疾呼当时在职的官吏起来救危扶安，希望在官吏中寻求志同道合的人。但是，此时的封建官僚已成了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忠实走狗，无法取得他们的援应。这篇文章只是在有民族气节的士大夫中得到反响，使他能够以文会友，结识了潘周桢等爱国者。
为了实现“拥扶盟主，于皇亲中立之”的计划，小罗曾向他建议：“吾辈起事先收人心，现时一般思旧之徒，尊君讨贼外，尚无若何思想。楚怀王、黎庄宗不过英雄起事时之一种手段耳。且图大事，必须得大国金钱。而我国金钱天府，实为南圻，南圻阮朝开拓之地，戴阮甚深，嘉隆复国，财力皆出于此间。今若得高皇正系而拥之，号召南圻，必易为力。”他接受小罗这个建议，找到嘉隆皇帝后裔、皇子景的嫡孙圻(畿)外侯疆柢，同他建立了联系。潘佩珠的上述活动，为建立维新会奠定了基础。
1904年5月，潘佩珠与曾拔虎、邓蔡坤、邓子敬、黎武、杜选等20余人，在广南小罗的家里开会，成立了一个“会”，共推疆柢为会主。当时为了保密，并未制定成文的章程，也没有名称，到1906年才正式命名为“维新会”。他们仅提出了三条行动计划：
“一为会势力扩充计，要于最近时期，广招党员，厚集党费：一为暴动后之接续进行，要于最近时期，筹定各种材料;一为确定求援之方针及其手段。”
该会决定由潘佩珠负责出国求援，希望外国提供武器装备并在越南起义时派兵支援。他们看到：“现时列强情势，非同文同种之邦，无肯援我者”;中国“今国势削弱， 自救不遑”， 只有日本是“黄种新进国，战俄而胜，野心方张，往以利害劝之，彼必乐为我助。”于是决定向日本求援和学习。
1905年1月20日，潘佩珠和曾拔虎出发，假道香港、上海，于4月下旬到达横滨。赴东方日本留学的“东游运动”，便从此开始。在横滨，潘佩珠会见了神交已久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梁启超。梁启超对潘氏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意见。他认为要完成救国事业必须有实力，必须开启民智，提高民气和培养人材;至于军队、粮饷、器械，应向两广求援。他反对潘氏争取日本出兵援越的设想，指出一旦日军进驻越南，势必不肯撤出，其结果“是欲图存而益以促其亡也”。他鼓励潘氏积极作好抗法起事的准备，等待有利时机到来。梁启超还介绍潘氏结识日本政治家，前首相大隈重信和进步党总裁犬养毅等人。他们认为要日本派兵援越不大可能，建议潘氏应鼓励越南青年来日留学，培养人材，并愿协助接待。通过这些接触，潘佩珠认识到请求日本派兵援越的计划不切合实际，遂把工作转向组织越南青年赴日留学方面。
潘佩珠接受梁启超的建议，撰写了《越南亡国史》一书，由梁启超代为润色帮助出版。这本揭露法帝暴行的著作，曾经激发了无数越南人的爱国激情，影响很大。正是在中国改良派的影响下，潘佩珠在政治上走上了谋求建立君主立宪国家的道路。他说：“依吾国古来之历史与现在之民智，则君主为宜。吾党所以谋拥皇亲圻外侯，亦君主之预备也。”
1905年7月初，潘佩珠回国，组织青年赴日，并为疆柢出国作准备。他和他的同志极力鼓动在国内各地组织工会、农会、商会和学堂，借助这些团体团结人民的力量，开发民智，并把它们作为迎送和资助留学生的秘密机关。他在国内仅停留了1个月，于7月底又回到横滨。由于富家子弟不愿离乡背井，穷人无钱出国，潘佩珠此行只带来3个留学生。针对这种情况，梁启超建议潘氏写了《劝国民资助游学文》，号召国内人士资助游学。
1906年，经犬养毅介绍，潘佩珠在横滨会见了中国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后来，他们就中国和越南革命问题进行了两次长的笔谈。在革命方法方面，双方都主张武装暴动。但对革命的目的则存在分歧：孙中山主张铲除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而潘佩珠则主张越南独立后建立君主立宪制，不能立即实现民主共和政体。孙中山希望中越革命力量进行合作，待中国革命成功后，再援助越南等弱小民族取得独立;潘氏则主张中国革命党先援助越南取得独立，然后以越南为根据地，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尽管双方的看法不尽一致，但他们的会见为以后两国革命力量的相互支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与孙中山会晤后，同年潘佩珠赴香港迎接疆柢到广州(1907年1月疆柢到达日本，入振武学堂学习)。他们在黑旗军抗法名将刘永福的家里召开会议，正式命名于1904年成立的组织为维新会，制定章程，提出该会以“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立君主立宪国”为政治纲领。其后，潘氏撰写《敬告全国父老书》(以疆柢名义起草)和《海外血泪书》、《续海外血泪书》，继续号召国人起来抗法。其中《海外血泪书》是一篇重要的文告，可以视为维新会的政治宣言。但是潘氏在书中所宣扬的仍然是已变为保皇党人的梁启超的思想，认为越南亡国的原因，是“皇帝不知有民，国家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家”。他主张团结的社会阶层，也大多属于封建阶级，而忽视农民的作用。
同在1906年，越南士大夫中另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潘周桢也到日本考察，并会见了潘佩珠。此时，两人在政见上已发生了分歧：潘佩珠主张暴力反法，拥护君主;而潘周桢则反对暴动，提出“倚法求进步”，主张打倒贪官污吏，废黜昏君，提倡民主。虽然维新会从总的方面看是一个改良主义组织，但是潘佩珠和潘周桢却分别代表了其内部主张暴力手段和和平手段两种不同的倾向。潘佩珠是封建勤王运动的继承者，还没有完全脱离尊君保皇思想的窠臼，他的主张偏重于反帝;潘周桢则更多地反映了立足未定的新兴工商业者的利益，偏重于反封建。当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是密不可分的结合在一起。因此，他们两个人的主张都有其片面性，特别是潘周桢不强调反帝，忽略了当时的主要矛盾，更是错误和有害的。幸好当时这两种倾向尚未演成维新会的分裂，他们对出洋东游的意见还是一致的。潘周桢在日本作了短时间的考察后，便返回越南。
潘周桢
1906年12月，潘佩珠再度回国。他在繁昌与农民起义军领袖黄花探的会谈取得了成果。黄花探表示愿意加入维新会并收容从中圻来的爱国志士，当中圻起义时将举兵响应。潘佩珠则保证，一旦黄花探需要支持，即在各地发动起义进行策应。
潘佩珠此行，促进了国内斗争形势的发展。到1907年，各地普遍建立了商会。河内创办了“东京义塾”和它的地方分校。与此同时，响应潘氏号召赴日留学的青年愈来愈多，他们先后入振武学堂和同文书院学习军事、政治。同年，潘佩珠组织了公宪会，分设经济、纪律、交际、文书4部，处理留学生事务。
1907年以后，潘佩珠考虑到，越南与中国的云南、广西毗连，将来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并假道返越，而与《云南杂志》负责人赵珍斋联系，并任该杂志编辑，还在该杂志上发表了《越亡惨状》、《哀越悼滇》等许多文章。由于同中国革命党(同盟会)人的不断接触，使他加深了对民主思想的了解，促使他向赞成民主共和政体的方向转变。他曾回忆说：“余因多与中国革命党人相周旋，民主之思想日益浓厚，虽阻于原有之计划，未能大肆其词，然胸中含有一番改弦易辙之动机，则自此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他便抛弃了君主立宪主张，提出“民主主义议案”，从改良主义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潘佩珠在日本，还进行了广泛的活动，促成中国、朝鲜、印度、菲律宾等国革命者团结反帝的“东亚同盟会”成立(1908年)，并与云南、广西两省的留学生组成了“桂滇越联盟会”。
从1905—1908年间，潘佩珠不辞劳苦，往返于越南、香港、广州和日本之间，宣传和发动革命，发起和组织了东游运动。到1908年8月初，越南留日学生人数已达200人(其中南圻100余名、中圻50、北圻40余名)，且第一批留学生已从振武学堂毕业。
对此，法国殖民当局十分恐惧，便于1908年开始镇压东游运动。一方面在越南迫害留学生家长;另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政府提出解散旅日越南留学生组织的要求。1908年夏，潘佩珠派回西贡提取南圻义民资助游学的20万捐款的人，为法国密探逮捕，暴露了游学的机关。法国殖民者借此迫害有关人士，割断国内与留学生联系的渠道，断绝经济接济。由于留学生纷纷接到家书，害怕家属受连累，被迫要求回国。同时，从来就不支持越南革命派反法的日本政府又接受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当局的要求，于1908年6月下令解散了公宪会和同文书院，并驱逐越南留学生出境。1909年2月，疆柢和潘佩珠被驱逐出日本。缺乏广泛群众基础的东游运动遂告瓦解，在国内负责维新会工作的小罗、邓蔡坤等几位领袖先后落入敌手，维新会也名存实亡了。
东京义塾的创办和新文化运动
1906年，潘佩珠曾从日本写信回国，指出越南失国的原因之一，是缺乏教育和无知，而日本已摒弃旧风俗，走上开办学校、教育子弟读书的新道路，提倡开启民智。国内也有一些进步人士主张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他们学习日本福泽谕吉办庆应义塾的榜样，于1907年3月在河内的桃行街创办了东京义塾，以便在国民中传播新思想和鼓动爱国精神。东京义塾是一所合法的免费学校。创办人主要是梁文玕、陶元普、潘俊丰、阮权、邓经纶等人。梁文玕任校长，阮权为学监。除主持人外，还有许多人出钱出力，赞助办学。学校分为教育、财政、鼓动和著作4组。
教育组负责招生和各班的教学。教师大多是具有新思想的儒生，其中有两位女教师起初是义务教师，后来仅领取4块钱的少量津贴。学校初创即有学生4—5百人，后增至千余人。学生有男有女，有成人也有儿童。共8个班，分日夜上课，以适应从事各种工作的学员的生活条件。学习的内容已摒弃了在封建社会中作为金科玉律的四书五经，而代之以地理、历史、格致①、卫生等新学，还为儒生开法语和国语(拼音文字)课，为通法语的翻译、书记等学员加修汉语。除正课外，学校还面向社会，组织评文、讲文、演说和读报，借以激励团结爱国之心。学校反对旧的科举式的学习方法，注重发展实业，提倡新的生活方式，如穿短衣，剪发髻，不染黑齿，服用国货，废除乡饮，革除陋习等等。学校特别设立了收藏中国新书报的图书馆，校外人士也可借阅，借以传播新思想。
财政组负责筹集学校的经费。经费来源主要靠社会上的资助和乐捐，其用途除给教师发少量津贴外，其余供给学生纸笔、讲义。
鼓动组采用讲演会和评文会的形式，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讲演会常在每月初一、十五举行，除宣读刊登在该校《登鼓丛报》和《大越新报》上的文章外，还抨击贪官污吏，号召革除陋习、剪短发，动员参加雄王祭日活动②、购买新书报、兴办学校等。评文会则朗读和讲解东京义塾所搜集的爱国诗文。宣传鼓动活动的地区，除河内外，遍及北部平原各省，甚至深入到农村。新的宣传鼓动方法，吸引了许多群众。“演说会，人多如庙会;评文时，客到如云集”，扩大了爱国宣传和东京义塾的影响，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学校创办了机关报——《登鼓丛报》。这份报纸汉字题写：“同舟共济，合力相助，志唯一，业唯勤”用以表明它的宗旨。报纸上的文章，有的用国语字，有的用汉字和喃字③，便于各方面的人士阅读。它的内容主要是宣传东京义塾的主张，鼓动爱国，提倡改革，在当时影响很大。
著作组负责编写教材和宣传材料。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们编写出《国民读本》、《越南国佳事》、《南国伟人》、《国文教科书》、《伦理教科书》、《越南国史略》、《南国地舆》、《文明新学册》等教科书，还把潘佩珠从日本寄回的激励爱国精神的文章作为教材。同时，购买中国改良派的一些书刊，以及从日本和中国买进一部分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通过这些书刊积极传播新学。
东京义塾的活动，就其本质来说，是为资产阶级发展鸣锣开道的新文化运动。在当时的越南，殖民主义者为了巩固其殖民统治，竭力维护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只有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反对旧的科举制度，新思想和新学才能传播。东京义塾冲击封建思想罗网的活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进步的。
东京义塾的活动，是同潘佩珠所领导的维新会和东游运动密切联系的。东京义塾的许多成员都积极支持东游运动，或自身或选送自己的子弟赴日游学，并把他们开设的商馆、公司作为东游运动的秘密机关。
东京义塾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个学校的范围，也不仅仅是文化运动，而形成为爱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在当时家里挂一幅越南地图都要被判罪的殖民统治下，东京义塾讲授越南的历史和地理，就不是单纯的传授知识，他们利用办学和讲演，来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
在东京义塾的影响下，河内附近许多农村的进步人士，自动建立起东京义塾的分校，如梅林义塾、玉川义塾等;或按照东京义塾的模式办起乡学。
东京义塾的影响不断扩大，甚至影响了在法国军队中的越南士兵，法国军方惊呼“东京义塾是北圻叛乱的一个乱源”。
东京义塾振兴实业、服用国货的宣传，有利于越南民族资本的发展。它积极提倡和鼓励使用新文字，在学生、市民和农村知识分子中掀起了学习国语字的运动，促使拼音文字成为越南民族通用的文字。东京义塾在新文化方面作出了贡献。
起初，法国殖民者看到东京义塾的活动具有合法和改良的性质，并未出面干涉，只是设法加以限制和派密探打进去掌握活动情报。但当东京义塾的活动发展成为一个团结爱国的运动，威胁到他们的统治时，便采取无情的镇压措施，来扑灭这个运动。1907年12月，殖民政府下令封闭东京义塾。次年，发生河内投毒事件①和中圻抗税运动，法国殖民者便借机进一步镇压东京义塾的参加者。他们逮捕了几乎所有的教员，解散商会，关闭《登鼓丛报》，禁止演说，没收并严禁收藏和流传东京义塾的材料。
东京义塾仅存在9个月，但它有力地冲击了封建旧思想，传播了新思想，为越南后来的革命准备了思想条件。
从中圻维新到抗税运动
在北圻以东京义塾为中心开展爱国运动的同时，中圻也迅速掀起了一个反对贪官污吏，提倡剪短发，穿短衣，使用国货，废除陋习，注重实业，兴办学校的运动，被称之为维新运动或同胞运动。
进步士大夫们宣传鼓动的目的，在于激励爱国热忱，企图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改革。他们提倡剪短发，是向儒家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旧观念宣战。当守旧派讽刺他们剃光头是修道士时，他们却借此宣传：
“此番剪发去修身，
诵独立经，住维新祠。
日夜殷勤诵念，
为益国利民而祈求，
为开民智而去修身，
为我国过渡到富强而去修身。”他们提倡废除乡饮陋习，号召面对新世界：
“愚蠢的东西真可笑，
胡思乱想了几千年。
乡绅与村长先生们，
真是贪婪无耻。
为何不睁开眼睛看看人家，
广阔的五州，人种相争。
还在争吃争喝，
只埋头于乡村。
面临着优胜劣败，适者生存，
还能在世界上立足吗?”中圻的进步士大夫们还鼓动振兴实业，而且身体力行，办起了一些新的企业，使民族工商业得到发展。同时，也像北圻的东京义塾一样，在中圻掀起了办学热潮。这些学校以使用国语字为主，讲授历史、地理、格致、卫生等新学。还教学生歌咏和体操，校际之间举行会考。每周举行演说会，学生可以自由上台演说。演说活动扩展到校外，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当时中圻维新运动的领导者是潘周桢、陈季珨、黄叔抗、范德言、黎文勋、阮廷坚等人。潘周桢、黄叔抗等主张采用和平手段，而范德言等人主张暴动，政见不尽相同。但他们能够互相帮助，把不同政见和不同倾向的派别，都汇合到维新运动中来。
在殖民统治下，苛捐杂税和徭役是套在农民身上的两副沉重枷锁。中圻农民平均每年服役达15—16次之多，不仅经常因此误了农时，而且要遭受监工的毒打谩骂。农民中蕴藏着强烈的不满。因此，当维新运动进一步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的时候，便发展成为一场剧烈的社会风暴。从竞相剪短发、穿短衣、衣服用国产土布，到有的地方发生了剪行人长衣摆、撕毁兰衫、打断官吏牙牌的事件。特别是1908年2月底反映了群众要求的“不向法国殖民者纳税”的口号广泛传播开来，运动迅速发展成农民反抗法国殖民者及其走狗封建官吏的剧烈斗争。
3月11日，广南省大禄县爆发了人民群众在会安法国公使馆门前的游行示威，抗议摊派徭役。法国公使逮捕群众代表，野蛮殴打群众，更激起了群众的义愤，参加游行者不断增加，多达1万余人。斗争的口号也从要求减少徭役时间到要求废除当伕条例和减税。他们的斗争坚持1个多月，并得到市民的支持。会安的许多商店关门，使商业陷于停顿。统治者被迫答应不再加税，但运动仍在不断高涨，群众向他们痛恨的贪官污吏兴师问罪。3月20日，群众包围了广南总督胡得忠的官邸，强迫他向法国殖民者提出减税要求。3月22日和26日，示威群众先后包围了奠盘府和三歧府官府，抓走知府。4月7日，维川县的群众包围罪大恶极的区长陈括的住宅，把陈括绑到河边处死。其他地方的一些群众也乘机向越奸讨还血债，运动迅速向邻近各省蔓延。
3月底，运动扩展到广义省。4月初，扩展到与广义相邻的平定省以及承天省。5月，蔓延到富安和河静省。各地都举行了反抗拉伕和要求减税的大规模游行。游行者抓走官吏，惩办越奸，有的地方甚至发展成为夺取政权的暴动，打死县长，农民俨然做了农村的主人，地方官纷纷逃入省城。除了上述省区外，像乂安、清化、平顺、庆和、广平、广治等省的许多市镇和市场上，也出现了鼓动游行示威的传单和标语，召开了准备起事的秘密会议。
在剧烈的群众运动面前，士大夫们不敢出面领导，他们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也无力把农民分散的力量聚集在一个坚强的组织之中。因而，当殖民者调集军队进行镇压时，运动便于5月底瓦解了。著名的士大夫陈季珨和在各地直接进行活动的人都被判处死刑。潘周桢、黄叔抗、范德言等被判处徒刑或流放昆仑岛。殖民者对参加运动的群众进行血腥的屠杀。他们把爆发运动的一些村庄(如广南的富林村)视为“乱根”，夷为平地。他们疯狂报复示威群众，一次逮捕即达千人之多。把被捕者锁上长枷，赶到烈日下曝晒。在殖民者的残酷镇压下，到处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中圻抗税运动虽然失败了，群众的巨大斗争力量毕竟迫使殖民者不得不在次年(1909年)作出一些让步，如减少拉伕、允许以钱代役和检查使用民佚的“公益”事业、改变征收市场税方法等。
二十世纪初越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在越南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法国殖民者完成对越南的武力征服、封建朝廷中的主战派和爱国文绅所领导的勤王运动失败后，越南的抗法斗争曾一度消沉下来。而以潘佩珠为代表的一批进步士大夫，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新思潮的影响下，掀起全越范围的反法浪潮，使“义声沉寂”的抗法斗争，又“吹其余烬而复燃之”。在斗争中，他们传播资产阶级的新学、新思想，他们所建立的维新会是近代政党的雏型。东游运动和东京义塾为革命培养了人材，造就了一批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他们宣传爱国思想。“开民智”、“振民气”，大大启发了民族意识，提高了人民的觉悟水平。他们鼓动振兴实业，提倡使用国货，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所有这些，为资产阶级的进一步斗争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准备了条件，在越南民族解放运动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进步作用。这些运动的失败也说明，资产阶级无力把越南从法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拯救出来，越南的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获得成功。
① 清朝未年,统称声、光、电等自然科学部门为“格致”。
② 雄王,即皇帝,由中国传入的雒王之误,已成越南民族象征。
③ 喃字,越南人按汉语音及笔划变成的越南文字。
① 详见本书《安世农民起义》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