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5年，俄国出现了第一次公开反对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统治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发生在俄历12月，起义者被称为“十二月党人”，起义通称为“十二月党人起义”。十二月党人起义震撼了俄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促进了人民群众的觉醒，揭开了俄国解放运动的序幕。
十九世纪初叶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
俄国发生十二月党人起义并非偶然，有其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原因。十二月党人生活在十八和十九世纪之交的年代。“一般说，这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时代，特别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代，是迅速摧毁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时代。”
①当时的俄国正开始走向一个变动的时期，旧的封建农奴制度趋于衰落，新的资本主义因素日益明显地表露出来。
俄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首先表现在工业方面。十九世纪头25年，手工工场有较快的发展。1804年，有手工工场2，400多家，到1825年增至5，200余家。手工工场的增加要求补充新的劳动力。1804年，有工人224，882名，1825年增加到340，568名。俄国的工业不仅有量的变化，而且发生了质的变化。手工工场有资本主义的和农奴制的两种类型。前者使用雇佣劳动，后者依靠农奴劳动。十九世纪头25年，农奴制的手工工场逐渐衰落，资本主义类型的工场有所发展。1804年，加工工业中的雇佣工人为工人总数的48%，1825年为54%。当时的俄国已经出现了使用机器和制造机器的现象。1812年，仅莫斯科就有11家纺织厂，拥有780台纺纱机。1823年，莫斯科的伊凡·基尔杰工厂生产的梳毛机、纺纱机和拉毛机达356台。尽管当时制造的机器数量不多，质量也不高，但它毕竟标志着俄国资本主义工业从工场手工业阶段开始向大机器生产阶段的过渡。
俄国资本主义因素在农业方面也有一定的发展。自十八世纪末叶以来，俄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很快，国内经济区域的划分越来越明显：莫斯科省、弗拉基米尔省、彼得堡和乌拉尔成为工业生产中心，南方黑土地带及西南部各省以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为主。俄国各地形成了数千个定期市场，它们在国内贸易中显出重要作用。农产品逐渐卷入到商品流通的过程之中，谷物、亚麻、油脂等农产品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市场。十九世纪初，俄国国内贸易流转总额为每年9亿卢布。俄国的粮食出口额也在不断增加。1801—1805年， 俄国的对外贸易额为7，510万金卢布，1821—1825年，增至为8，137万金卢布。其中，亚麻、大麻、油脂占出口农产品的首位。商品交换在农业中的发展破坏了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总之，十九世纪初，在俄国工农业领域中都已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然而，这种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受到了封建农奴制的束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大批自由劳动者的存在。但是，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农民处于对地主人身依附的地位。大批农民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未经地主允许不得从事手工业或签订债务契约。即使成了手工工场工人，也不能摆脱农奴制的约束，绝大多数还是缴纳代役租的农民。地主有权获取他们的工资，并可随时根据自身的需要将其召回。在农奴制工场中，工人直接隶属于工场主，生产是在无情剥削农奴劳动的基础上进行的。工人毫无劳动热情，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广阔的市场和大量的资金。但是在农奴制的俄国，广大农奴入不敷出，购买力甚低，国内市场狭小，这种情况严重妨碍着资本的积累。因此，十九世纪初的俄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趋于激化。
当时，作为封建农奴制上层建筑的沙皇政府，竭尽全力维护腐朽的农奴制。特别是在1812年反对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结束以后，沙皇政府的国内外地位暂时得到了巩固，加紧推行一系列的反动政策，首先是加强农奴制。沙皇通过许多法令扩大了贵族地主的权利。1814年，沙皇政府颁发命令，宣布占有地产和农奴是贵族不可侵犯的特权。1822年，沙皇又颁布了地主有权将农民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法令。广大农民并没有因为在战争中保卫了祖国而得到自由，反而陷入进一步被奴役的处境。其次是建立军事屯田制。陆军大臣阿拉克切也夫在全国实施了军事屯田制。军屯区居民一面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一面接受野蛮的军事训练。沙皇政府因此可以不增加军费而拥有大量的常备军。再次，政府当局压制教育事业和出版事业。沙皇将教育部改为宗教事务与国民教育部，国民教育完全被置于教会的黑暗统治之下。报刊和书籍受到严格的检查，自由主义思想的萌芽遭到粗暴的扼杀。
沙皇政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激起了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十九世纪头25年，俄国广大群众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农民起义有281次，工人斗争达64起，斗争的烈火还蔓延到军队和军屯区。1820年10月，俄国最老的近卫军团队——谢苗诺夫斯基团的士兵在彼得堡举行起义，抗议团长的暴虐无道。起义士兵向邻近兵营散发传单，揭露农奴制度的黑暗，指出沙皇是“凶恶的强盗”，号召士兵起来与沙皇和贵族进行斗争。起义虽然被沙皇政府镇压，但它的影响很大，沉重地打击了沙皇的专制统治。
对当时危机四伏、民怨沸腾的俄国，一位十二月党人曾作过这样的描述：“士兵由于操练、扫除、警卫而叫苦连天;军官因为薪资微薄和军令过严而牢骚满腹;水兵埋怨因长官专横使他们承担了加倍的繁重劳动;海军军官因无所作为而怨声载道。有才干的人在埋怨自己做官的门路被堵塞了，因为上级只要求他们俯首听命;学者们由于没有机会教书感到不满;青年人则抱怨学习受到了干扰。总之，每个角落都可以碰到心怀不满的人。”
社会上的普遍不满和动荡不安的局势，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以沙皇为代表的贵族中的顽固派，力图推行反动政策来挽救封建制度的灭亡。另一部分贵族主张在保留农奴制与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实行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还有一部分贵族在国内外先进思想的影响下，看到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走上了要求废除农奴制、推翻专制统治的革命道路。十二月党人革命家就属于后面这一部分人。
十二月党人的秘密组织及其纲领
十二月党人多数是贵族军官。他们在学校读书时就开始接触国内外各种进步思想。在俄国进步人物中，罗蒙诺索夫、普希金、拉吉舍夫等人都对他们产生过影响。其中拉吉舍夫的影响最大，他是十八世纪进步的思想家，他的名著《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记》深刻地反映了俄国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拉吉舍夫这部著作于1790年由他的私人印刷所刊印出版。不少十二月党人都读过这本书，从中得到了很多重要的启示。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反对封建、争取自由的思想也对十二月党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卢梭、狄德罗、伏尔泰等人的著作，从中汲取了革命的思想。
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是十二月党人革命思想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激发了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不少十二月党人投入到保卫祖国的行列中，并参加1813—1814年的俄军出国远征。在远征期间，他们与俄国普通士兵朝夕相处，并肩战斗，对俄国人民群众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这次远征的性质虽然不是正义的，但它开阔了十二月党人的视野，使他们的耳目为之一新。在这之前，十二月党人还只是从书本上接触国外进步思想，这次出国远征则使他们有机会亲眼看到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对比，他们看到了俄国的黑暗和腐朽，认识到农奴制与专制统治是俄国落后的根本原因。由此，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思想在他们中间逐渐形成。正如列宁指出的：先进的俄国贵族军官“在拿破仑战争的时候，接触到欧洲的民主思想，受了感染”①。十二月党人回国后，沙皇的反动统治与国内的丑恶现实使他们愈加感到无法容忍。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议论国内外局势，探讨改变俄国落后状况的道路。他们得出结论：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是使俄国陷于落后状态的根源;只有废除农奴制，推翻沙皇专制统治，才能把俄国从贫困、愚昧的落后状态中解脱出来。
1816年，十二月党人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秘密组织——“救国协会”。它通过章程后改名为“祖国忠诚子弟协会”。协会的创始人是俄军总参谋部的青年军官A·穆拉维约夫，会员共30人。最初，协会的宗旨是解放农奴，后来又提出实现君主立宪制。但是，会员对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并无一致的认识。这个秘密组织很快就瓦解了。
1818年，成立了十二月党人的第二个秘密组织——“幸福协会”。它也要求废除农奴制，实现君主立宪制，但比救国协会更进了一步。它主张扩大协会队伍，允许贵族以外的其他阶层，如商人、市民、僧侣等加入协会，使协会的成员增加到200名。协会计划先利用20年的时间制造舆论，为未来的革命进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到1840年再采取行动。二十年代初，随着俄国及欧洲革命形势的发展，协会的激进情绪日益加强，认为原计划太慢，需要寻找另外的斗争途径。1820年1月，协会召开彼得堡会议，决定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国。幸福协会成了俄国第一个争取共和制的革命组织。同年10月，受谢苗诺夫斯基近卫团起义的启发，协会开始考虑采取武装起义的斗争方式。翌年1月，为清除不可靠的会员，幸福协会宣告解散，重新改组。
1821年3月，在乌克兰的土尔铁城成立了“南方协会”。它的主要领导人是佩斯特尔。这是一位意志坚强的政治活动家。他曾参加1812年的卫国战争和俄国军队的出国远征。1816年加入救国协会时是俄国近卫重骑兵团的中尉，后担任维亚特步兵团团长。他主张共和制，认为“任何一种统治形式都不会像共和制那样，能给俄国带来更大的幸福和安乐”。在1820年的彼得堡会议上，他全面地论述了共和制的优越性，博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南方协会成立后，佩斯特尔制订了协会的纲领——《俄罗斯真理》。1824年，南方协会通过了这一纲领。《俄罗斯真理》的主要内容有：废除农奴制，解放农奴;将土地分为“公地”和“私地”两部分，公地是公共财产，分给农民，但不能买卖，私地是私人财产，可以买卖、赠送、继承;推翻专制制度，消灭皇族，在俄国建立共和国;规定国家权力分立法权、执行权和司法权，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为一院制的人民议会，行政权交给五人组成的最高杜马，司法机构为最高会议;反对联邦制，主张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的专政;消灭等级制度，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年满20岁的男青年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受财产限制;确立信仰、言论、迁徙、出版等自由;发展工商业等等。《俄罗斯真理》是十二月党人改造俄国的蓝图，也是俄国解放运动史上第一部共和国宪法草案。
在南方协会成立的同时，1821年春，彼得堡组成了“北方协会”。协会的核心人物由H·穆拉维约夫、H·屠格涅夫、特鲁别茨科依、奥博连斯基、鲁宁等人组成。1823年，诗人雷列耶夫经人介绍加入北方协会，不久便成为协会的主要领导人。北方协会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分成了以H·穆拉维约夫为首的保守派和以雷列耶夫为首的激进派。
H·穆拉维约夫是北方协会的理论家。他出身于豪门贵族家庭，其父曾担任皇太子的老师。1812年之前，H·穆拉维约夫在莫斯科大学读书。卫国战争爆发后，他投身到保卫祖国的行列。1813—1814年， 参加了俄军的出国远征。在国外，他结识了不少进步人士，回国后开始研究欧洲宪法。他赞成君主立宪制，代表着北方协会中的君主立宪派。他为协会草拟了一部宪法草案，其主要内容有：废除农奴制，解放农奴;承认土地是地主的财产，只给农奴以少量土地;消灭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君主的权力由立法机关加以限制;最高立法机关为人民会议，立法机关的人民代表由选举产生;主张联邦制，把国家分为15个邦，如：黑海邦、乌克兰邦等，每个邦都有自己的首都;消灭等级制度，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规定选举上的高额财产限制，妇女、文盲和游牧人没有选举权;确立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实行发展工商业的措施等等。
这部宪法草案经过协会成员的热烈讨论，由于两派意见不一，始终未能作为纲领性文件被协会通过。H·穆拉维约夫拟定的宪法主张君主立宪制，为贵族地主保留了更多的特权，较之《俄罗斯真理》具有更明显的贵族阶级局限性。但它也提出了废除农奴制和专制制度，对沙皇的权力要作一定的限制。这部宪法草案虽然没有反映整个北方协会的政治主张，但对当时秘密协会的思想发展和斗争仍有积极的意义。
雷列耶夫在卫国战争前，是彼得堡第一武备中学的学生。1813—1814年，他随俄国军队出国远征。回国后，因对沙皇军队中的黑暗统治不满而离开军队。他大量阅读了十八、十九世纪国内外进步人士的作品，与普希金等人来往密切。1820年，他发表了著名的诗篇《致宠臣》，揭露了陆军大臣阿拉克切也夫的丑恶行径，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影响。雷列耶夫作为进步诗人也因此闻名。雷列耶夫加入十二月党人组织后，很快成为北方协会的主要领导人。他的政治观点与《俄罗斯真理》大体近似，不同的是他主张联邦制，反对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的专政。
在雷列耶夫的影响下，北方协会内部逐渐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共和派，著名的十二月党人别斯图热夫兄弟、卡霍夫斯基都是共和派的成员。他们同雷列耶夫一样，家庭地位并不显赫，个人经历比较曲折，与社会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们代表着北方协会中的民主主义倾向，在后来的起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与南方协会、北方协会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个秘密组织——“联合斯拉夫人协会”。这个组织成立于1818年，当时叫做“第一亲睦协会”。领导人有陆军军官学校学生鲍里索夫兄弟、库兹明等人，宗旨是为民主制度而斗争。1823年，它改名为“联合斯拉夫人协会”。协会没有周密的纲领，但明确提出废除沙皇制度和农奴制度，要求把各斯拉夫国家组成一个民主共和国联邦。这个协会要求把各斯拉夫国家组成一个联邦，同后来的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要求建立以沙皇为首的泛斯拉夫联邦，政治目的是不同的。联合斯拉夫人协会的成员大多是家境清贫、官衔不高的军官。他们的政治观点较之南方协会、北方协会的成员更为接近平民。他们在普通士兵中进行宣传，鼓动人民起来革命。1825年夏，联合斯拉夫人协会接受了佩斯特尔的政治纲领《俄罗斯真理》，与南方协会合并，从而扩大了十二月党人的力量。
尽管十二月党人在政治见解上存在一定分歧，但推翻专制统治、废除农奴制度的共同目标使他们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为了使两个协会的成员在思想上达到统一，南方协会领导人佩斯特尔亲赴彼得堡与北方协会会谈，谋求联合。北方协会首领雷列耶夫也为促进双方联合作了很大努力。南、北方协会终于决定团结一致，共同进行武装起义。
此后，十二月党人继续扩大自己的组织，加紧开展革命活动。北方协会的雷列耶夫和A·别斯图热夫合力办了进步丛刊《北极星》，通过丛刊宣传十二月党人的观点，并把普希金、格里鲍耶多夫等著名人物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们还创作了不少揭露俄国社会黑暗，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的通俗短诗。这些短诗，言简意赅，流传甚广。南方协会以佩斯特尔的《俄罗斯真理》作为斗争的纲领，在乌克兰驻军中开展秘密活动，对发动士兵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两个协会都先后与波兰的进步团体“爱知协会”建立了联系，这不仅扩大了十二月党人组织的影响，而且把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斗争和国外反封建组织的革命斗争联在一起了。与此同时，十二月党人积极准备起义，两个协会经常互派代表，共商起义计划。他们初步决定：利用皇位交替的时机发动起义，由北方协会在彼得堡首先夺取政权，南方协会在乌克兰响应。具体行动步骤到1826年再商定。
起义的发动和失败
1825年12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去世。他死后无嗣，皇位应由其弟康斯坦丁继承。康斯坦丁早已声明放弃皇位，并指定其弟尼古拉为皇位继承人。但有关这种安排的法令，一直未曾公布。当军队、臣民向康斯坦丁宣誓后，宫廷又宣布尼古拉为新皇帝，要求举行再宣誓。这使国内人心惶惶，特别是军队内部不满情绪剧增。
亚历山大一世的去世打乱了十二月党人的计划。由于局势紧迫，北方协会来不及与南方协会取得联系。它内部在是否立即采取行动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北方协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特鲁别茨科依，以种种借口说明马上举行起义是不适宜的。雷列耶夫则坚决认为，必须利用这一机会迅速采取行动。他的意见获得了北方协会大多数成员的支持。于是组织与领导起义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肩上。
在准备起义的日子里，北方协会成员经常聚集在雷列耶夫家中，分析形势，研究情报。根据雷列耶夫的建议，北方协会决定在12月26日向新沙皇宣誓效忠日举行起义。行动的具体计划是将起义军队开进参政院广场，阻止新沙皇即位，同时发表《告俄国人民宣言》，宣布推翻沙皇政府，废除农奴制度，选举临时政府，召开立宪会议。北方协会推举有作战经验的特鲁别茨科依为起义军总指挥，奥博连斯基为起义军参谋长。
1825年12月14日(俄历)在参政院广场上的起义
1825年12月26日(俄历12月14日)，天刚破晓，寒风凛冽，十二月党人按计划分别回到了自己的团队，他们先向士兵作了反对再宣誓的宣传鼓动，然后将起义官兵带到参政院广场。最先来到广场的是由十二月党人别斯图热夫兄弟和谢平-罗斯托夫斯基率领的莫斯科近卫团。上午11时左右，全团800名士兵肩负武器，斗志昂扬地在彼得一世的铜像前排成战斗方阵，等待其他起义团队的到来。沙皇尼古拉一世获知莫斯科近卫团列兵广场的消息后，十分恐慌，立即命令在军队中享有威信的彼得堡总督米洛拉多维奇前往劝说起义军队撤回兵营。
正当米洛拉多维奇走近起义方阵时，起义军参谋长奥博连斯基当机立断，用刺刀将他刺伤，接着十二月党人卡霍夫斯基又朝他开枪，使这位总督受了致命伤，从而消除了沙皇瓦解起义军队的危险。彼得堡总督的被刺激怒了尼古拉一世，他亲自率领亲信的近卫军和骑兵来到参政院广场。他命令骑兵冲散莫斯科近卫团，但没有成功。从下午1时—3时， 由十二月党人H·别斯图热夫率领的海军近卫团，苏特果夫和潘诺夫带领的掷弹近卫团也先后进入广场。至此，参政院广场上已有起义军官30人，起义士兵3，100多名。
尽管如此，起义却未能按原计划进行。从一开始，十二月党人就面临种种不利情况：在起义官兵集中之前，国务院及参政院的成员们已对新沙皇宣誓完毕;尼古拉一世的登基诏书已经散发全城。这样，起义的最近目标——阻止新沙皇即位没有成功。当原计划已不能实现时，十二月党人理应马上制定一个新的行动计划，然而起义军的总指挥特鲁别茨科依在此关键时刻却临阵逃脱。广场上的十二月党人只好一边寻找特鲁别茨科依，一边指挥起义士兵原地击退沙皇军队的进攻。
在参政院广场上，挤满了围观群众。他们的人数超过起义者数倍，其中多数是奴仆、工匠、贫民和小官吏。他们对起义者深表同情，鼓励士兵们坚持到底，并用石块、砖头、木棍投向沙皇的侍从们。冲突越来越激烈，尼古拉一世多次命令皇家骑兵向起义方阵冲杀，却被起义者击退。不少沙皇近卫骑兵被当场击毙。这种局面延续了两个小时之久。
临近黄昏时，十二月党人才重新选出奥博连斯基担任起义军总指挥，但为时已晚。沙皇已调集重兵将起义军队层层围住，广场上的沙皇军队超过起义军人数4倍。夜幕降临，天色越来越暗，沙皇深恐天黑后“起义波及贱民”，下令对起义方阵发射霰弹。起义军队虽尽力反抗，终因寡不敌众，被沙皇军队残酷镇压了。当天夜里，起义广场血迹斑斑，首都街头戒备森严，全城开始大搜捕。北方协会的成员相继被捕，押往彼得-保罗要塞。
半个月后，彼得堡起义失败的消息才传到南方协会。南方协会认为，尽管共同行动的计划已失去原来的意义，但继续发动起义仍有助于乌克兰农奴的解放，从而也会动摇沙皇专制的统治。于是，决定仍按以前商定的共同行动计划举行起义。协会主要领导人佩斯特尔因奸细告密在这之前已被逮捕，领导起义的任务改由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来承担。他是切尔尼戈夫团的副团长，南方协会的领导人之一。
1826年1月10日(俄历1825年12月29日)，由南方协会领导的切尔尼戈夫团第五连在该连的驻地特利列斯村举行起义。当天晚上，起义部队进入科瓦廖夫卡村，与该团的其他两个连汇合后，继续向前进发。翌日清晨，占领瓦西尔科夫城，切尔尼戈夫团的全体士兵都来此城会师。起义人数达1，164人。起义的领导人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和别斯图热夫-留明，在士兵中散发了起义宣言——《教义问答》。《教义问答》引用圣经作启示，号召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国。1月13日，起义 部队 抵达莫托维洛夫卡村，在这里休整了一天，然后向基辅挺进。1月15日，在离科瓦廖夫卡村不远的地方，起义军与沙皇军队突然相遇。开始起义军还误以为是前来汇合的其他团队，毫无防备。而沙皇军队的炮火却十分猛烈，起义部队虽经奋战，终被击溃。在这次战斗中，起义官兵表现得非常英勇。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头部负伤，仍坚持指挥战斗。其他领导人，如库兹明，被捕后宁死不屈，开枪自杀。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尼古拉一世对起义者进行了残酷的报复。有579人被提交法庭，沙皇本人参加了对重要人物的审讯。经过半年多秘密审讯，五名起义的领导人佩斯特尔、雷列耶夫、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别斯图热夫-留明和卡霍夫斯基被当作首犯，定为“特等罪”，判处磔刑。后来，沙皇下令“减轻”判决。1826年7月25日，这五名十二月党人被绞死在涅瓦河畔的彼得-保罗要塞。另有120多名十二月党人被剥夺贵族称号，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与起义有关的士兵被罚受鞭笞。切尔尼戈夫团被派往高加索与山民作战。
起义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
十二月党人起义在俄国解放运动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之前，俄国多次发生过反对农奴制压迫的农民起义，但都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往往是自发的，并带有浓厚的忠君色彩。十二月党人起义与一般农民起义有所不同，它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武装起义。它提出了废除农奴制度、推翻专制统治的革命口号，直接反对骑在人民头上的贵族、官吏和他们的总代表——沙皇。这次起义强烈地震撼了沙皇的专制统治和俄国的农奴制度。列宁在1914年论述俄国解放运动的三个主要阶段时，把1825年作为俄国解放运动的起点
①。十二月党人是俄国第一代革命家。
十二月党人起义在欧洲发生了一定影响，对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也起了促进作用。十九世纪上半叶，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欧洲国家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犹如燎原之火，熊熊燃烧。当时的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反革命组织“神圣同盟”的支柱。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动摇了“神圣同盟”的基础，成为席卷欧洲革命浪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贵族革命家，在十二月党人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阶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首先反映在他们的纲领中。即使是在最激进的十二月党人纲领《俄罗斯真理》中，在要求废除农奴制、解放农奴的同时，也还允许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在H·穆拉维约夫的宪法草案中，贵族的立场表现得更为明显。它承认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虽然主张解放农奴，但只同意分给少量土地。它还规定，只是拥有一定财产的人才能参加选举，以此来保证贵族在政治上的权利。
十二月党人的贵族阶级局限性还反映在他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十二月党人热爱祖国，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他们进行革命是为了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使人民摆脱农奴制与专制主义的黑暗统治。但是，十二月党人并不相信群众。他们制订起义计划时，并没有考虑到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在起义过程中，也没有想到依靠人民群众的帮助。起义失败后，很多十二月党人陷于悲观失望。这是因为他们未能把自己的事业与广大群众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联系在一起，不理解真正的革命力量——人民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尽管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客观上代表了俄国人民的利益，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愿望，但是他们认为这种斗争只能由少数贵族来进行，不能有广大群众来参加。他们害怕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会触及到自身的利益。十二月党人A·别斯图热夫曾说过：“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人民革命，这种革命一定是血腥的和长久的。”因此，列宁指出：“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
①脱离人民群众是贵族革命家的致命弱点，也是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十二月党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十二月党人为之奋斗的事业并没有落空。他们提出的反对农奴制和专制统治的口号，为以后数十年的革命斗争所继承。他们的英勇斗争精神和无畏的革命气概，鼓舞着俄国人民前进。十二月党人起义对1861年农奴制改革和以后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性质问题，在国内外史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苏联研究十二月党人运动的著名专家涅奇金娜院士认为，十二月党人运动是俄国第一次公开反对沙皇专制统治和农奴制度的武装起义。“但十二月党人革命家是贵族革命家，在他们的行动中不可避免地带有贵族阶级的局限性”。这种观点在苏联史学界有较大的影响。
苏联学者加波夫认为，十二月党人运动就其参加者的成份而言，是贵族运动。就其实质而言，是一场资产阶级运动。中国有些学者也持类似的观点。有人认为：十二月党人运动按其变革社会生产关系上的客观任务而言，是一次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运动，但是按其组成的阶级成份和斗争方式而言，又是一次贵族的革命运动。因此，可以说，十二月党人运动是一次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贵族革命运动。
已故的苏联著名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年)认为，1825年十二月党人运动“是俄国资产阶级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革命表现”。我国有个别史学研究工作者也说十二月党人起义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其理由是：十二月党人不是贵族利益的捍卫者，而是贵族阶级的叛逆，他们已经转化为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了。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5页。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1页。
① 参阅《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0页。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