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革命党是俄国的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在全国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中它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社会革命党最初是由一些民粹派分子建立起来的。它的理论、纲领和策略都带有深刻的民粹主义的烙印。当然，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它不是、也不可能是19世纪后期任何一个民粹派组织的复活或重建。社会革命党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到反革命的演变过程，充分反映了俄国社会阶级关系的特殊性，是研究俄国革命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课题。
社会革命党的建立及其在1905年革命中的积极作用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俄国原来民粹派组织的一些成员又开始活动。首先是流亡在国外的民粹派分子。他们陆续建立了一些团体，如伦敦的“自由俄罗斯报刊基金会”，巴黎的“老民意党人小组”和“农业社会主义同盟”等;影响最大的则是伯尔尼的“俄国社会革命党人联盟”，其大多数成员都比较年轻。接着，俄国国内的民粹派分子也活跃起来。1896年，俄国西部和伏尔加流域一些城市的民粹派代表在萨拉托夫成立了“社会革命党人联盟”(次年盟址迁往莫斯科)。1900年，南部一些城市的代表在哈尔科夫成立了“社会革命党”。1901年，两个组织经过会谈决定合并，成立了统一的中央领导机构。不久，国外的“俄国社会革命党人联盟”和“农业社会主义同盟”等团体相继加入这个联合组织。1902年，这个组织的机关报《革命俄国》刊登了一个通告，宣布“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成立。
1904年，社会革命党公布了党纲草案。党纲要求推翻沙皇专制统治，主张政治自由、工人立法、建立民主共和国。最后目标是“剥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在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重新组织全社会的生产”。党纲的主要点是实行土地社会化，即消灭土地私有制，将土地无偿地转交给“建立在民主原则上的平等的农村和城市公社管理”;再由公社按消费定额(保证农民家庭生活必需的土地量)和劳动定额(农民家庭在不雇佣劳动情况下能耕作的土地量)平均分配给农民使用。党纲承认社会上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但不是从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而是从所谓“收入来源”划分阶级。因此，无产者、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三者不存在阶级差别。他们都是“以自己的劳动生活而不是不劳而获的人”。党纲把农民理想化，认为他们是“自发的社会主义者”，农民运动是直接的“社会主义运动”，而工人则是“实现农民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同盟军。党纲主张社会革命，但是不排斥通过和平改革来“改善”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党纲把实行个人恐怖看作是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一个重要手段。
1905年12月，社会革命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党的纲领和章程。一大开会时，没有党员人数的材料，因为代表是以组织为单位产生的(大的组织2名，小的组织1名)。当时全国共有25个地方党的委员会和37个党的小组，还有一个国外委员会。到1907年2月召开二大时才有党员的统计数字。那时共有5万党员和30万同情者。
社会革命党在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起了积极的作用。它和布尔什维克一起，发动并参加了1905年10月全俄政治总罢工和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社会革命党人深入到工人区进行革命宣传，特别是利用自己在全俄铁路工人联合会中的影响，对10月总罢工作出了贡献。社会革命党莫斯科委员会曾和莫斯科工人苏维埃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联名发布关于“12月7日中午12时举行总罢工并将其转变为武装起义”的决定，很多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了普列斯尼亚区的街垒战。社会革命党在农村广泛开展了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消灭农奴制残余的宣传鼓动，号召农民“拿起长矛、棍棒和手枪，投入战斗”。党中央和其他一些组织共同发表了《告全俄农民书》和《告全俄人民书》等宣言，强调农民举行武装起义的必要性。社会革命党人还积极参加了水兵起义。
在杜马问题上，社会革命党的立场总的来说是正确的。在革命高潮期间，它和布尔什维克一起抵制了布里根杜马和第一届国家杜马，揭露了沙皇政府对革命人民的欺骗。革命转入低潮以后，它又和布尔什维克一致行动，参加了第二届国家杜马。在第二届杜马中，社会革命党有37个席位。1907年2月，在芬兰的塔姆迈福尔斯(即坦佩雷)召开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着重讨论了党在杜马中的策略，决定成立独立的杜马党团，与以布尔什维克为首的杜马左翼协调行动。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社会革命党也表现出不能坚定依靠群众。它一方面注意在工人、农民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另一方面又不断地采取个人恐怖策略。据统计， 从1905至1907年间，社会革命党人共搞了204次恐怖活动。例如1905年2月他们刺死了亚历山大二世的儿子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爵;甚至在十二月起义期间他们也搞恐怖活动，在莫斯科保安局大楼掷炸弹，还刺死了莫斯科秘密警察头子伏洛希诺夫，从而打乱了起义的部署;1906年3月，他们处死了奸细加邦牧师; 4月，谋刺莫斯科总督杜巴索夫将军未遂。这些恐怖活动把群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个别几个统治阶级代表人物身上，给革命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社会革命党在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关系上表现动摇。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它一直对自由资产阶级抱有幻想，把向沙皇专制统治妥协投降的自由资产阶级当成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因而不能始终坚定地和布尔什维克联合行动。例如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社会革命党人既愿意和布尔什维克协调行动，又认为应当联合立宪民主党人，否认杜马反对派内部的斗争。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成立不久的社会革命党内部发生了第一次分裂。1906年，有一个极左的派别和一个右翼的派别分裂出来，分别建立了两个独立的政党。
极左派即最高纲领派，其领导人是M.索科洛夫和E.乌斯季诺夫。他们认为，必须在城乡立即发动社会主义革命。革命以后，“整个俄国农村将普遍出现革命的社会主义公社”，而工人则将紧随农民举起革命大旗。他们不仅主张土地社会化，而且主张工厂社会化。他们鼓吹通过恐怖手段“直接夺取”全部地主和国家的土地、耕畜、农具，以及所有工厂企业。他们要求与中央的“半截子”革命路线划清界限，走“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1906年10月，极左派在芬兰的阿波(即土尔库)召开大会，宣布成立“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联盟”。这个党具有半无政府主义性质，其成员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数不多，在群众中影响不大。成立时在全国共有23个地方组织;1907年增至44个，党员总数除彼得堡组织外共计约400人。
右翼集团于1906年正式宣布成立“人民社会党”，其领导人是阿·彼舍霍诺夫和贝·米雅柯金等。该党在政治上要求建立民主政权，包括立法杜马和向杜马负责的内阁。它反对农民以革命手段夺取地主土地，主张先将部分地主土地通过赎买方式分配给农民，然后通过进一步改革逐步实现全部土地国有化。人民社会党代表了农村小资产阶级中比较富裕的阶层以及一部分温和的知识分子的利益。列宁称它为“半立宪民主党性质”的党。在1907年全党党员大约有1，500—2，000人。
在1905—1907年间，尽管极左和右翼两个集团从党内分裂了出去，但社会革命党的队伍还是有了很大的发展。虽然它不时地在自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动摇，但它还是一个主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它的动摇是由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思想意识决定的。不能因为有这种动摇而把它和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等同起来。
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的社会革命党
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沙皇政府对革命者和进步势力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和迫害。一批社会革命党人被投入监狱和流放边区，党的很多地方和基层组织遭到破坏，还有不少党员悲观失望，退出革命。党内思想比较混乱。一部分人要求取消党的秘密组织，停止在工农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鼓吹“党不仅要善于组织革命，还要善于搞进化改良”。另一部分人则竭力主张加剧恐怖活动，认为只有发动一系列依靠“少数人的主动性”来实现的恐怖行动，才能改变城乡的沉闷状态。社会革命党发生了严重的组织危机和思想危机。
从1910年起，特别是1912年以后，随着国内新的革命高潮的出现，社会革命党又开始活跃起来。它的基层组织逐步恢复，在工会、合作社和地方自治机构中的影响不断加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被卷入政治运动和社会沙文主义、社会爱国主义思潮的增长，社会革命党的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少农民、职员、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暂时觉悟还不高的工人群众加入了党的队伍。特别是在不少地方自治局、士兵委员会和工会组织中，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占了大多数。这一情况对以后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二月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它在革命的领导机构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建立及其整个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姆斯提斯拉夫斯基和菲力波夫斯基都是社会革命党人。由这个委员会组织起来的工人、士兵队伍，夺取了首都很多重要的据点，并担任了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在地塔夫利达宫的警卫。因此社会革命党在推翻沙皇统治斗争中是作出了贡献的。但是，社会革命党在革命中的理论和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它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正在发生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必须“与资产阶级一起来进行”，并“与所有非社会主义者合作”，而且在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者不应当掌握政权。党的领导人之一阿夫克森齐也夫曾经这样说过，在二月革命中，如果彼得格勒苏维埃夺取政权，那将是“革命事业中急于求成的现象”，它只能使民主派陷于孤立，并“激起反革命的感情”。正是从这些谬论出发，社会革命党在推翻了沙皇统治以后公然与自由资产阶级相勾结，并把政权拱手让给了它。
3月1日(公历3月14日)，社会革命党人和以孟什维克占多数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同自由资产阶级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达成协议，由资产阶级来组织政府。3月2日，以大地主、立宪民主党人李沃夫公爵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其成员大都是大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地主。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以民主派代表的身分入阁，任司法部长。为此，他辞去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的职务。临时政府成立的当天，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支持临时政府。决议说：“鉴于反革命的危险尚未消除，当前的任务是巩固革命的政治成果，代表会议认为支持临时政府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它将实现它业已公布的政治纲领，其中包括进行大赦，保障个人自由，废除阶层的、信仰的和民族的限制，以及准备召开立宪会议。……鉴于劳动群众有必要对临时政府的活动实行监督，代表会议欢迎亚·费·克伦斯基在临时政府中担任司法部长，作为人民利益及其自由的维护者，并完全赞同他在革命时期由于对现实条件的正确理解所执行的行动路线”。彼得格勒代表会议的这一决议得到了党的很多其他地方组织的支持。这个决议表明，社会革命党已经开始脱离革命，投降资产阶级。
4月20日和21日，彼得格勒10万士兵和工人因抗议米留可夫4月18日的照会而进行游行示威，要求推翻临时政府，“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临时政府面临严重的危机。这时，彼得格勒苏维埃是完全有可能取得全部政权的。可是，控制着苏维埃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决定参加政府，从而挽救了资产阶级政权。这是社会革命党进一步向资产阶级投降。在5月6日成立的新的联合政府中，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切尔诺夫担任了农业部长，克伦斯基任陆海军部长。阿夫克森齐也夫在5月25日开幕的社会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承认，在临时政府四月危机时彼得格勒苏维埃是有可能把全部政权夺到手的，但是他认为，当时拒绝夺取政权是唯一正确的决定，因为只有与资产阶级联合，才能拯救国家和革命。
二月革命以后，社会革命党由秘密状态转而公开活动，同时加强了在农村和工厂中的工作。在很短的时期内，它的组织有很大的发展，影响也相应地扩大。例如索尔莫沃地区(今高尔基市附近)的社会革命党人在二月革命后的1个半月时间里，散发了4万份传单， 1万4千份报纸和1万本小册子。在这个地区，1917年初仅有30名社会革命党人，到4月中发展到1千5百名。由于大批小资产阶级群众涌入党内，在二月革命以后社会革命党已经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1917年春季，党员总数已达到60万(据另一资料说是70万)，所出版的主要报刊有将近60种之多。
在临时政府四月危机以后，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又由向资产阶级妥协投降发展到以暴力镇压革命群众。7月4日，彼得格勒和克琅施塔得的工人和士兵举行示威游行，抗议临时政府在前线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他们要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立即夺取全部政权，停止战争。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导人不仅没有接受群众的要求，反而同意临时政府对示威群众进行血腥镇压。这次枪杀事件成了反革命全面进攻的序幕，革命的和平发展阶段结束。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表明它对这次流血事件的态度。决议指出，社会革命党“完全赞同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并号召所有党组织给政府“在这危机的时刻以最坚决和最有力的支持”。7月8日，成立了以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为总理的新的联合政府。社会革命党的两名领导人参加了政府：阿夫克森齐也夫任内务部长，切尔诺夫仍任农业部长。9日，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社会革命党党团提议：承认克伦斯基领导的政府是“拯救祖国和革命的政府”。
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由背弃革命到镇压革命的方针和路线，引起了党内日益增长的不满，最后导致党的又一次分裂。
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形成及其对十月革命的贡献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内就出现了一个主要由激进的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人数不多的左翼派别，它最初的领导人是老革命民粹派分子马·纳坦松。左派自称为国际主义者，他们反对中央的护国主义路线，强调战争的掠夺性和反人民性。他们不仅要求停止战争，而且要求推翻沙皇专制统治。他们在一些地区和一些群众组织中与布尔什维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纳坦松出席了1915年的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和1916年的昆塔尔会议，在会上支持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二月革命以后，左派势力继续发展，党内分裂加剧。除了对战争的态度外，左派和中央领导在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和土地问题上也产生了重大的分歧。左派认为，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党不应该支持它，社会革命党人必须退出政府。左派还认为，土地问题不能等待立宪会议来解决，应当立即实现土地社会化。在1917年5月25日至6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左派和中央领导在上述3个主要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左派领导人卡姆科夫、斯皮里多诺娃、阿尔加索夫等在大会上发言，阐述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出席代表大会的306名正式代表中，左派代表仅42名。左派在会上提出的各个决议草案全部被否决。但是在选举中央委员会的时候，克伦斯基落选(136票赞成，134票反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左派的观点在党内的影响。
左派不仅公开表示反对中央领导的路线，而且要求建立自己独立的组织。最早发难的是哈尔科夫的党组织。在1917年3月举行的全市党代表会议上，它宣称不再受党的约束，并把自己的组织称为“国际主义者左派社会革命党”。此后，其他不少地方，如下诺夫戈罗德、斯摩棱斯克、阿斯特拉罕、喀琅施塔得、喀山、普斯科夫、萨拉托夫、敖德萨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左派组织。在喀山，由左派掌握的农民代表苏维埃公然违抗中央，通过了要求立即没收地主土地的决议。
七月事件以后，党内矛盾进一步激化，左派力量不断加强。在1917年8月召开的中央第七次会议上，左派领导人要求坚决与立宪民主党人和临时政府决裂，成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并且立即把地主土地转交给土地委员会。这些要求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全国最有影响的社会革命党地方组织——彼得格勒的4万5千名党员中，有4万人属于左派。党的正式分裂已经不可避免。在9月14日开始举行的民主会议上，左派组织了自己独立的党团。他们坚决反对支持临时政府，提出了“打倒联合政府，人民政权和革命万岁”的口号。在9月20日开始举行的预备议会上，左派也离开统一的社会革命党党团而独立活动。他们公开声明“完全支持布尔什维克在预备议会以外进行的革命行动”。这意味着他们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武装起义计划。
在准备和发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一个独立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实际上已经形成，它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为这场揭开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伟大革命运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了十月武装起义的领导机构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的20名成员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7名;在委员会的5人核心局中，社会革命党人占2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巴维尔·拉济米尔是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还参与了地方上的起义领导工作。在俄国中部地区的41个军事革命委员会中，有37个委员会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进行的时候，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在斯莫尔尼宫中与布尔什维克并肩战斗。广大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则以普通工人、士兵的身份参加了这次革命斗争，其中有不少人英勇牺牲。
10月25日白天，准备出席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社会革命党党团开会。党团由159名代表组成，其中左派98人，居大多数。会上，党中央委员亨德尔曼遵照中央指示提出一个决议草案，否认苏维埃二大的合法性，并宣布社会革命党不参加二大的工作。左派否决了这个草案。于是，两派分道扬镳，各自组成了单独的党团。当天晚上，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右派党团申明说：“布尔什维克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举行前一天就夺取了政权，这是对祖国和革命的背叛”。因此，右派决定退出二大。左派党团则针锋相对，决定参加大会，并且宣布支持布尔什维克和行将成立的革命政府。二大选举产生了布尔什维克一党组成的苏维埃政府和多党参加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101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29名，是仅次于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二大党。
社会革命党中央坚持自己的背叛革命的路线，于10月27日通过一项决议，将所有参加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党员和拒绝退出苏维埃二大的党员开除出党。10月30日，中央下令解散左派领导的彼得格勒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党组织。这些行动意味着党的正式分裂。1917年11月19日至27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99个地方和军队组织的116名代表。阿尔加索夫、马格罗夫斯基、卡姆科夫和乌斯季诺夫分别在会上作了关于组织问题、政治纲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团工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党团工作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参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国际主义者左派社会革命党，并选出了由阿尔加索夫、卡姆科夫、卡列林、科列加也夫、姆斯季斯拉夫斯基、纳坦松、普罗相、斯皮里多诺娃、乌斯季诺夫等人参加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
在苏维埃二大上，左派社会革命党拒绝参加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要原因是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主张成立一个由所有的“民主派”政党参加的“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由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说服教育和一再争取，同时迫于基层党员的压力，左派社会革命党终于同意参加政府。11月25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科列加也夫被任命为农业人民委员。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感到不够满足，还要求得到如内务部、陆海军部、交通部等重要部门的领导职位。经过反复谈判，两党于12月13日达成协议，左派社会革命党得到了7个人民委员的职位，条件是必须坚决执行苏维埃的政策。这7名人民委员是：农业人民委员科列加也夫，司法人民委员施泰因贝尔格，邮电人民委员普罗相，城乡自治机构人民委员特鲁托夫斯基，财政人民委员勃里连托夫，俄罗斯共和国产业人民委员卡列林，无任所人民委员阿尔加索夫。此外，还有一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委员和一些人民委员部的副职。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很好的合作，为巩固和发展十月革命的成果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这种合作和贡献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对立宪会议的立场和态度。1918年1月5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了立宪会议。在715名代表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40名，布尔什维克175名，右派社会革命党人370名。右派社会革命党和立宪民主党勾结一起，依仗它们的绝对多数，拒绝通过布尔什维克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拒绝承认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各项法令。在布尔什维克党团退出会议以后，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经过短时间的犹豫也退出了会议。次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解散立宪会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致表示赞同。1月10日召开了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取代立宪会议。在1，500名代表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40%。他们支持了大会的全部工作。左派社会革命党还支持农民代表苏维埃与工兵代表苏维埃合并。在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较小。在1917年11月27日举行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二大的790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仅91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350名，社会革命党30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的共同行动，使右派拉拢农民的企图遭到失败，同时扩大了布尔什维克的影响。1981年1月13日起，工兵代表苏维埃三大与农民代表苏维埃三大联合举行。在所选出的全俄工兵农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360名成员中，布尔什维克占16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125名。大会选举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之一斯皮里多诺娃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主席，还选举了两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苏维埃宪法起草小组。
社会革命党——反苏维埃武装叛乱的组织者
十月武装起义胜利以后，社会革命党右派不承认苏维埃政权，退出了苏维埃二大。以后他们就千方百计地要推翻新生的工农革命政权。当克伦斯基率领的部队攻占加特契纳和皇村并向彼得格勒逼近时，社会革命党中央发布宣言，号召群众支持叛军。与此同时，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阿夫克森齐也夫和郭茨等在首都组织士官生叛乱作为策应。
武装叛乱失败后，社会革命党又企图利用立宪会议来破坏十月革命的成果。1917年11月底它带头组织了“保卫立宪会议联盟”，在群众中进行反苏维埃的宣传，同时继续策划叛乱。11月26日至12月5日，社会革命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是左派正式分裂出去以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切尔诺夫和晋季诺夫分别作了形势报告和中央工作报告。大会的一个中心问题是立宪会议。大会的决议指出：“社会革命党应当比任何时候都大声疾呼‘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尽管社会革命党从苏维埃政权一诞生起就对它采取了敌视的立场和行动，直到1918年夏季为止，社会革命党始终作为一个合法的政党在国内开展活动。它不仅在苏维埃三大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有7个席位，而且在很多地方苏维埃和苏维埃执委会中有自己的代表。
《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后，社会革命党加紧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步伐。1918年3月，和约签订以后不久，社会革命党中央就发表声明说：“人民委员政府背叛了民主的俄国，也背叛了革命和国际，它应当被打倒……社会革命党将竭尽全力推翻布尔什维克统治”。1918年5月，社会革命党第八次会议的一个决议进一步指出：“党的基本任务是为恢复俄国的独立、为复兴俄国的民族和国家的统一而斗争……布尔什维克政权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障碍。因此，一切民主力量当前的迫切任务是消灭这一政权”。在会议的另一个决议中还提到：“为了建立在全国性的立法会议基础上的有组织的民主政府的利益，可以允许盟国军队开入俄国领土”。
在制造舆论的同时，它也进行了实际活动。1918年3月，社会革命党人萨文科夫与原沙皇军队的上校彼尔胡罗夫相勾结，建立了“捍卫祖国与自由联盟”，在雅罗斯拉夫尔、穆罗姆、雷宾斯克等地多次发动反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叛乱。阿夫克森齐也夫伙同一些人民社会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组织了“复兴俄国同盟”，进行公开的反革命破坏活动。这两个组织都秘密接受协约国帝国主义分子的财政资助。社会革命党对1918年5月开始的捷克军团叛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相互勾结，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旨在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
在国内战争初期，在被白卫军和武装干涉者暂时占领的土地上，如阿尔汉格尔斯克、萨马拉、西伯利亚、里海东部等地区，社会革命党组织了一系列反革命“政府”。它们废除了苏维埃政权的法令，恢复了革命前的很多旧制度，对布尔什维克和工农革命群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和迫害。在这些“政府”中，影响最大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萨马拉的“立宪会议委员会”。
萨马拉是社会革命党的势力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在萨马拉省苏维埃执委会中社会革命党人占很大比重，执委会主席克利穆什金便是社会革命党人。从1918年春季起，他们就在城乡开展反苏维埃政权的宣传鼓动，特别是煽动群众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粮食政策。他们还组织武装力量，建立密谋组织，准备随时发动反革命暴乱。1918年6月8日，叛乱的捷克军团占领了萨马拉。社会革命党人以军团作后盾，在当天就宣布成立自己的“政府”。最初的“立宪会议委员会”共5名委员，都是社会革命党人，主席是沃尔斯基。到9月末委员增至97人，但仍是社会革命党独揽大权。该“政府”还建立了以社会革命党人罗哥夫斯基为首的“部长会议”。在16名“部长”中除1名孟什维克(伊·马伊斯基——劳动部长)和2名无党派人士外，都是社会革命党人。在1918年6—8月间，“立宪会议委员会”统治的范围包括整个萨马拉省、辛比尔斯克省、喀山省、乌发省以及萨拉托夫省的一部分。“立宪会议委员会”解除了银行、工厂和其他私人企业的国有化，将它们交还给原主经营;在农村，口头上仍坚持土地社会化的要求，但同时又明令规定1917至1918年度的冬季作物一概由播种者，即原来的地主来收获。从社会革命党领导的各个“政府”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到，他们在反革命的道路上已经走得相当远了。
从1918年末开始，随着高尔察克、邓尼金等白卫反革命势力的崛起，国内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地主资产阶级保皇派成了反苏维埃政权的主力。社会革命党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矛盾。这就使社会革命党不得不改变原来的反革命策略，提出要走所谓“第三条道路”，并称自己为“第三势力”。
1918年12月5日，在乌发举行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议上正式提出要改变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并且决定将高尔察克占领区内的各级党组织转入地下。1919年2月6日至8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决议谴责各资产阶级政党“妄图建立个人独裁和恢复不受限制的横征暴敛”，并表示要停止反苏维埃的武装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会“助长反动势力的气焰”。1919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党的第九次会议，正式宣布“停止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武装斗争，代之以通常形式的政治斗争”。会议的决议对所谓“第三势力”作了很明确的概括：“第三势力既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也不是复辟势力”;“它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也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派，只有它才能把俄国从死胡同中拉出来”。
社会革命党在策略上的这种转变并不表明它对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立场有了变化。对此，该党的第九次会议的决议说得很坦率：“党作出放弃与布尔什维克统治进行武装斗争的决定是出于对当前整个政治局势的考虑，不应把它理解为接受(即使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不能允许那种有害的幻想，似乎布尔什维克专政可以逐渐转变为人民政权”。事实上也是这样。社会革命党，特别是它的地方基层组织，在提出“第三条道路”的策略以后，从未停止过反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叛乱活动。这种两面派的行径引起了广大基层党员日益增长的不满。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濒临瓦解的社会革命党还企图继续活动，成立了由5名委员组成的秘密的领导机构——中央局。1920年9月，召开了党代表会议，号召全党行动起来，准备武装暴乱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1921年2月，党中央发表了《关于策略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方组织积极开展武装叛乱活动，推翻布尔什维克统治，在俄国建立“民主的国家机构”。1921年8月，在萨马拉举行的一次中央秘密会议指出：“以革命手段推翻共产党专政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地提上了日程，这是有关俄国劳动民主派生死存亡的问题”。此后，各地的党组织加紧了反革命的武装叛乱活动。
1922年，苏维埃政府对34名社会革命党的重要人物提出起诉，罪名是进行反苏维埃国家的颠覆和恐怖活动。审判结束后，大批党员纷纷宣布与党脱离关系。1923年3月，由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一些党员发起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大会解散了党的中央机构，号召党员加入俄共(布)。大会选出了一个执行小组，任务是解散本党。至1924年初，国内各地党组织业已完全解散，据此，执行小组于1924年2月停止活动。
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结局
在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与布尔什维克党合作并对革命作出了贡献的左派社会革命党，最后也走上了反革命道路。
这个党的这种转变是从1918年3月以反对《布列斯特和约》开始的。它认为这是对革命事业的背叛。为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这还不是他们和苏维埃政府的最终决裂。他们的代表仍继续留在中央和地方各级苏维埃执委会以及一些政府部门和机关之中。1918年夏季以前，他们在地方苏维埃中的代表人数约占总数的20—30%。在一些省里比例更大一些，例如在特维尔省执委会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35%，在奥尔洛夫省占38%，在彼得格勒省占40%，在辛比尔斯克省占50%。
左派社会革命党除了对《布列斯特和约》不满外，还竭力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农村政策，尤其是反对粮食专卖法令，剥夺富农和成立贫农委员会。1918年4月，左派社会革命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很多代表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农村政策进行攻击。在他们看来，俄国农村并未发生分化，农民是一个整体，其共同的敌人是地主，因此，把贫农和富农对立起来是对“劳动农民”的进攻，是对十月革命路线的“背叛”。这充分证明了左派社会革命党捍卫富农利益的立场。这是使左派社会革命党最终与布尔什维克决裂的根本原因。
左派社会革命党决定通过恐怖行动和武装叛乱来迫使苏维埃政府改变其内外政策。1918年6月24日，中央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必须在最近期间结束由于布尔什维克政府批准了《布列斯特和约》而出现的所谓暂息时期。为此，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对德帝国主义的某些最重要代表采取一系列恐怖行动是可能而且适宜的”。6月28日至7月1日举行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决议，还动员各地方组织和军事力量准备发动武装叛乱。中央还组织了由斯皮里多诺娃主持的一个局来领导这方面的工作。斯皮里多诺娃在三大的发言中说：“我们党应当把起义的全部重担挑起来。在起义中我们要唤起全体群众，我们将纵火、煽动、组织。只有通过起义，我们才能控制目前的局势”。
1918年7月4日，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在出席会议的1，164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为353名，布尔什维克773名。斯皮里多诺娃和卡姆科夫在会上猛烈攻击苏维埃政府。斯皮里多诺娃说：“我现在以布尔什维克党的激烈反对者的名义向你们谈话。我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在与农民的关系中正在开始执行一种招致毁灭的政策。……我们之间根本的、主要的分歧正是在农民问题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提出了对人民委员会的不信任案，遭到了大会的否决。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会上没有得逞，便在会外采取早已预谋好的破坏活动。7月6日下午，两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混进德国大使馆，刺死了德国驻苏俄大使米尔巴赫。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发动了有名的三仙巷武装叛乱。三仙巷是受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波波夫指挥的一支“契卡”部队的驻地。刺杀米尔巴赫的凶手逃到这里。当捷尔任斯基亲自前来要求交出凶手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仅拒绝服从命令，反而缴了捷尔任斯基的枪，同时发动了叛乱。叛乱者聚集了1，800名步兵，80名骑兵，4辆装甲车，48挺机枪和8门大炮，和苏维埃政权对峙。在列宁亲自领导下，对叛乱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政府拘留了以斯皮里多诺娃为首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出席苏维埃五大的主要领导人作为人质，以保证捷尔任斯基的安全，同时对叛乱者驻地发动了有力的军事行动。叛乱很快被平定了。苏维埃三大通过决议把“那些企图以刺杀米尔巴赫和发动反苏维埃政权的起义将俄国引向战争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各地苏维埃中开除出去。在发动三仙巷叛乱的同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还在彼得格勒、维捷布斯克、维亚特卡、弗拉基米尔等地和正在与捷克军团作战的辛比尔斯克前线发动了叛乱。这些反苏维埃的武装行动标志着左派社会革命党最终与右派社会革命党合流，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党内极大的不满。1918年9月，由萨拉托夫党组织和党中央机关的部分党员发起，建立了以科列加也夫为首的“革命共产主义党”，宣布与布尔什维克党合作。该党在1918年末共有2千8百名党员和1千5百名同情者，1920年9月与俄共(布)合并。1918年9月，另一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建立了以扎克斯为首的“民粹派共产主义党”，并于同年11月与俄共(布)合并。当时全党共有3千名党员和5千名同情者。尽管如此，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仍坚持反苏维埃路线，继续发动武装叛乱。
1918年8月，它建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并将全党转入地下。在1918年下半年共发动武装叛乱11次。
国内战争结束后，党内分成两派。一派以施泰因贝尔格为首，宣布不以武力反对苏维埃政权，开始进行合法活动，主张把民粹主义思想与工团主义结合起来，鼓吹把管理生产的权力交给工会和合作社。另一派以斯皮里多诺娃为首，坚持进行地下活动，要求推翻苏维埃政权。他们在1921年组织了著名的克琅施塔得叛乱。苏维埃政权对叛乱者进行了镇压，对合法派也未予承认。至1929年左派社会革命党已基本瓦解，其一部分成员逃亡国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