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六十一七十年代，俄国平民知识分子为解放农民掀起了一场社会运动。七十年代初，大批平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穿上农民服装，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革命，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形成了一股“到民间去”的热潮，因此被称为民粹派运动。这场运动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民粹派大体上可以分为革命民粹派和自由主义民粹派。革命民粹派从运动兴起到八十年代初占主导地位，他们反映和捍卫被压迫农民阶级的利益，在俄国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自由主义民粹派从八十年代中期起逐步取代革命民粹派而居于运动的主导地位，他们代表富农阶级的利益，主张向沙皇专制制度妥协，放弃革命斗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民粹主义的产生
民粹主义思想同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某些观点是有联系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赫尔岑在《钟声》杂志上宣传解放农民，并把村社土地所有制和农民的“地权”思想看作社会主义。车尔尼雪夫斯基进一步明确主张通过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宣扬农民革命及推翻旧政权的思想。这些理论观点成了民粹主义思想的主要基础。
俄国在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中的失败，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政府为弥补战争的损失，加剧了对农民的盘剥，强占农民耕地，增加赋税，激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仅1855—1861年就发生了79次较大的农民暴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慑于农民运动的压力，于1861年2月19日批准了关于农民摆脱农奴制依附关系的改革法令，同时签署了废除农奴制度的特别诏书。这次改革削弱了地主奴役农民的权力，使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有了从事商品生产或依附于新出现的资本的可能，为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后备军，同时也促进了生产技术的改进和铁路交通、工业、商业的发展，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这次改革是极不彻底的，改革后的俄国仍保存了大量的农奴制残余，农奴主剥削农民的主要形式——劳役租和代役租继续存在。法律规定每个农民只能从地主那里得到2至12俄亩“份地”，而且要对地主履行苛刻的“临时义务”，即交代役租和服劳役租，根据地区不同规定代役租一般每份份地为8至12卢布，劳役租每年男工40天，女工30天。这种临时义务没有明确时间，实际上是无限期的。此外，改革法令还规定地主可以在帝国境内随意占领土地，大部分好地、森林、牧场和水源等均被地主霸占。据统计，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全俄9，300万俄亩耕地中，贵族地主占7310万俄亩，为78.6%。1877年，地主、贵族占有俄国全部土地的77.8%，商人和市民占有14.2%，农民仅占有7%。为了生活，农民被迫高价租种地主的土地，实际上仍然依附于地主。
广大农民不堪忍受地主的盘剥和掠夺，纷纷起来抗租抗税，仅改革的当年就发生了784次农民起义，漫延到2，034个村庄。农民运动波及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和其他民族地区。如1861年4月5日，平扎省克连斯克县的坎杰耶夫村的农民暴动，起义者从拒服劳役开始，邻近各村纷纷响应。农民们进一步提出要将地主霸占的全部土地、森林、草原、房屋，无偿地交给农民。此后反抗斗争连年不断。
如火如荼的斗争形势，对出身牧师、商人、小市民、小官吏、农民和教师的平民知识分子是极大的鼓舞，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推翻专制制度，把农民连同土地解放出来。
俄国民粹派是在当时俄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较晚，工人阶级力量薄弱，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小生产者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文化水平极低，生活极端贫困。特别是专制制度的政治压迫，对广大人民来说无民主可言，从而窒息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所有这些成为民粹派产生和发展的适宜土壤。在国际上，世界各地出现的解放斗争的高涨，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的活动和巴黎公社的革命斗争，对俄国革命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马克思的《资本论》、《法兰西内战》等名著已传入俄国。
但在七十年代，俄国的工人运动还没有很好地开展，民粹派分子看不清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前途，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提出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口号，显然当时俄国并不具备实现这些主张的客观条件。但他们毕竟“从小生产者、小资产者的角度代表生产者的利益”①。含有空想成分的民粹派的这种“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②。
革命民粹派的基本理论观点是，相信俄国村社是社会主义的基础，认为不经资本主义发展阶级直接由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把农民理想化，认为农民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和天生的革命者”;主张解放农民，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在民粹派运动中因对实现革命目标所采取的策略不同，因分别受著名的思想理论家拉甫罗夫、巴枯宁、特卡乔夫的理论观点影响，而形成三个主要流派。
早期民粹派的宣传活动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拉甫罗夫发表的著作和文章，同情农民、充满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憎恨，很快吸引了民粹派分子。拉甫罗夫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民粹派运动，但他提出的理论、口号，迎合了运动初期革命者的需要，他成了民粹派分子心目中的精神领袖。
彼·拉·拉甫罗夫(1823—1900年)是俄国著名的政论家、社会学家。他在六十年代民主运动高涨时期卷入社会斗争旋涡，参加过秘密团体，进行反政府活动，曾被捕和流放。后又参加过巴黎公社斗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他在《历史书简》(1869年)中提出向人民“还债”的思想。他认为，被压迫的劳动者为创造社会文明付出了昂贵代价，享受文明的少数人，即知识分子应该承担同代和后代人的苦难，要向人民还债，而且这种债是永远还不清的。《历史书简》一度被革命民粹派视为必读书，争相阅读。书中关于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为寻求真理和建立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的主张，尤其是“还债”的思想，在平民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共鸣。他们以此做为投身社会革命的理论依据。
拉甫罗夫在《前进，我们的纲领》(1873年)一文中，强调革命者“反对的不是个人，而是社会原则，是社会制度的不公正”。他说，人们应当牢记两种斗争：一是现实的世界观反对神学的世界观的斗争，即科学反对宗教的斗争;一是劳动反对游手好闲地享受生活福利的斗争，也就是争取实现最公正的社会制度的斗争。拉甫罗未在该纲领中还提出，革命者应当抛弃向人民恩赐的陈旧观念，把人民动员起来，自己实现革命。为迎接革命的到来，向往革命的青年应该向人民进行长期的、耐心的宣传，提高人民觉悟，使之认识到革命是自己的真正需要，并相信自己有力量和义务从事革命斗争。在这些理论观点的感召下，一些平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结合组成小组，投身社会运动。他们按照拉甫罗夫的理论侧重宣传，强调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因此被称为“拉甫罗夫派”，也称“宣传派”或“准备派”。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中期的民粹派小组主要是拉甫罗夫派。
1863年，具有民粹主义思想倾向的伊舒金小组在莫斯科成立。负责人伊舒金是莫斯科大学的旁听生，主要成员有叶尔莫洛夫、尤拉索夫、卡拉卡佐夫等8人，多数是大学生。他们的目标是实现“经济变革”，主张用“模范农场”、“生产协会”的组织形式，向人们展示新的生活方式，使人民认识到“共同的劳动，比单独劳动有无可比拟的好处;共同的生活，比单独生活有无可比拟的益处”。他们错误地认为，恐怖暗杀是实现社会革命的手段。该小组成员卡拉卡佐夫于1866年4月4日在彼得堡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开枪射击，谋杀未遂，被处绞刑，结果招致整个小组的垮台。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民粹派小组，组织程度差，人数少，活动范围小，没有明确的纲领和章程。在莫斯科，普鲁加文等20名大学生于1870年组织了一个小组，通过组织互助会，开办图书馆、小商店、饭馆等，搞一些方便人民生活的活动，还组织晚会，介绍和讨论进步书籍，研究如何在群众中进行宣传。1871年11月，由彼得堡工学院学生卢托亨倡导成立的“人民福利社”，提出了改善人们生活，使贫困人民摆脱商人和企业主的剥削的设想，该小组于1872年2月被政府当局破坏。
七十年代初，在哈尔科夫以索尔采娃和科瓦尔斯基为首的小组，开展文化启蒙活动，经常有成群的中学教员、大中学生和渴望求知的工人在索尔采娃家中相聚，研究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傅立叶等人的著作，并研究西方国家制度。这些文化活动为“未来开展广泛的社会活动——解放和革命活动，培养了有觉悟的分子”。
民粹派聚会
这个时期影响比较大的民粹派小组是柴科夫小组和多尔古申小组。
柴科夫小组于1869年春在彼得堡成立，其成员有纳坦松、亚历山大罗夫、佩罗夫斯卡娅、克拉夫钦斯基、热里雅鲍夫等十多人，著名的俄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克鲁泡特金也是该小组的成员。这个组织在彼得堡设有本部，在莫斯科、基辅、敖德萨、赫尔松等城市设有分部，它在某种程度上起了全俄革命活动中心的作用。起初，小组主要是借帮助买降价专业书的机会，把有革命内容的政治书籍带到学生中去，后来发展到组织秘密自修小组，阅读和讨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拉萨尔、路易·勃朗的著作，在学生中培养运动骨干，为深入群众开展宣传作准备。1871年巴黎公社战士的斗争极大地鼓舞了小组成员，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产生浓厚兴趣，翻译出版了《法兰西内战》，有一些人还传抄《资本论》《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等，积极阅读并试图从中寻求解决自己面临的迫切问题的答案。
1872年，柴科夫小组到工人中间去，教工人学文化，给工人讲解西欧和俄国工人运动史。小组成员认为，工人中有许多人是农闲进城的农民，通过在工人中的活动，既可加强同农民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可以在工人中培养一批活动家，以便到农村去宣传和发动农民。这一活动一直继续到1873年夏天。柴科夫小组曾有过直接深入农村的设想，并在自建的制靴、木工等作坊里学手艺，作了一些下乡的准备。该小组许多成员是后来“到民间去”运动的倡导者和积极参加者。
1872年秋在彼得堡建立的多尔古申小组，其成员除了在理论上探索社会问题，并对人民直接进行宣传。他们开办器皿作坊，向工人揭露现实社会的腐败黑暗。从1873年春，该小组还创办了秘密印刷所，编印和散发《告俄国人民书》、《按照自然和真理的规律应当怎样生活》等民粹主义传单，号召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发动人民举行起义。他们还挑选宣传家，研究活动路线，做了到民间去的准备，被许多民粹派分子称作新时期革命活动的开拓者。多尔古申小组于1873年9月被沙皇政府当局破坏，它的计划和理想也未能实现。
“到民间去”
随着运动的发展，民粹派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他们对拉甫罗夫主义的学究倾向、单一的和无止境的宣传，越来越不满意。多尔古申小组和其他激进青年主张直接进行革命斗争1873年底，民粹派开始与农民进行直接接触。巴枯宁的理论和主张对这一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巴枯宁(1814—1876年)是无政府主义者。1868年，他和茹柯夫斯基在《人民事业》杂志上发表了《我们的纲领》一文，提出人民的彻底的精神解放、社会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的问题。纲领认为，人民的经济生活任何时候都是最基本的，没有社会经济解放，自由就是无耻的谎言。没有精神解放，人民的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既不能彻底，也不能巩固。纲领提出，为了人民的政治解放，首先要彻底摧毁国家，废除一切国家制度和行政设施。这些观点对准备采取激进行动的民粹派有诱惑力。1873年，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在瑞士出版，很快传入俄国。该书的主导思想是反对一切性质的国家，宣扬无政府状态，把国家解释为一切祸害的根源，认为立即消灭任何形式的国家是社会变革的目的。巴枯宁的理论在俄国平民知识分子中赢得了不少拥护者，形成了巴枯宁派， 也称“暴动派”。他们反对进行单纯的宣传，认为“必须一下子发动所有农村”， 来一次摧毁人民传统宗法观念的直接革命;他们认为极端贫困的俄国农民已陷入绝望，实际上做好了进行社会变革的准备;革命者的任务是把所有优秀农民、先进人士和工人联合起来，立即组织席卷俄罗斯帝国广大区域的人民暴动。
1873年底起，民粹派发起了大规模的到民间去运动。数以千计的革命民粹派分子，穿上农民式样的服装，从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哈尔科夫、敖德萨、下诺夫哥罗德、喀山等城市出发，奔赴伏尔加河、顿河流域、乌克兰和乌拉尔地区的广大农村。民粹派认为这些地区受过农民起义的战斗洗礼，有革命斗争传统，群众易于发动。宣传者努力模仿农民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农民讲解革命道理。1874年夏天，运动达到高潮，迅速发展到37个省。在伏尔加河流域，来自彼得堡、莫斯科的革命者，得到当地青年学生的支持，运动开展得更为广泛。
梅什金、沃伊纳拉尔斯基、科瓦利克等人在到民间去运动中，起了先锋作用。沃伊纳拉尔斯基在农民集会上公开指出，由于政府、沙皇和地主的共同掠夺，农民地少租税重，过着悲惨生活。他号召农民同剥削者斗争，反对沙皇政府。民粹派用各种办法同农民接近，同他们一起干活，给他们作木工、修鞋、看病，很快取得大多数农民的信任。革命者向农民揭露农奴制改革给农民带来的灾难，说明沙皇是俄国最大的剥削者，是专制统治的总代表，农民要获得真正解放，必须举行暴动，打倒农奴主，推翻专制制度，夺取地主土地。
当时的俄国还不具备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和推翻专制统治的条件;闭塞无知、极度分散的农民在政治上还很落后，他们对暴动的态度非常冷淡。尽管民粹派日夜忙碌，为掀起暴动四处奔走呼号，农民并没有跟他们走。
1874年底，沙皇政府当局指使警察串通各地地主对民粹派运动进行疯狂镇压，逮捕了大批民粹派革命家，到民间去运动被扑灭了。1875年初，一些民粹派分子成立了“莫斯科人社”(又称“全俄社会革命组织”)，总结失败的教训，把城市作为活动场所，致力于培养工人活动积极分子，做为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中间人”。该组织的主要成员来自在瑞士苏黎世留学的一些前俄国大学的女生小组和格鲁吉亚大学生小组，如菲格涅尔姐妹、柳芭托维奇姐妹、芭尔吉娜等人，后来又吸收一些大学生和工人，著名工人革命家彼得·阿列克谢耶夫也参加了这个组织。他们以普通工人身份到莫斯科、基辅、敖德萨等城市的工厂中活动，宣传巴枯宁的理论，提出要在全国各地发起暴动。1875年4月，莫斯科人社被破坏，大批民粹派和工人被捕。
沙皇当局慑于革命形势和社会舆论的压力，直到1877年才对被捕的革命者进行审判。民粹派革命家把法庭当做宣传和斗争的舞台。1877年2月，索菲娅在枢密院审理涉及莫斯科人社的“50人案件”的法庭上，义正辞严地说：“道义的力量，思想和历史进步的力量在我们一边，而思想用刺刀是抓不住的”。织布工人出身的革命家阿列克谢耶夫在法庭上发出铿镪的声音：“等到千百万工人群众举起筋肉条条的拳头，士兵刺刀保卫着的专制枷锁就会被粉粹!”①这话被列宁誉为俄国工人革命家的伟大预言。
1877年10月，沙皇政府审理到民间去的革命者，史称“193人案件”，法庭简直成了战场。梅什金在法庭上对沙皇统治者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痛斥法庭比妓院还坏，官吏的厚颜无耻地“出卖人类一切最宝贵的东西”。宪兵冲进法庭与革命者展开激烈搏斗，吓得首席法官仓忙退席。
到民间去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平民知识分子的革命实践在俄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人民与知识分子之间架起了沟通思想感情的桥梁，鼓舞进步知识分子进一步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热情与决心。
土地与自由社
民粹派从到民间去运动的失败中认识到，农民具有“共产主义本能”的想法是幼稚的。广大农民对暴动并不感兴趣，革命者应解决农民当前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这就是土地和自由。因此大多数暴动派提出用“土地与自由”代替前段提出的“社会主义”口号，把它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以此作为制定新的行动纲领的出发点。1876年底①，纳坦松、普列汉诺夫、米海依洛夫、阿普捷克曼等人于彼得堡在原来“北方民粹派协会”的基础上，建立了革命民粹派组织“土地与自由社”。
土地与自由社是个秘密的革命组织。中央小组下设知识分子、工人、编辑、印刷和破坏5个小组，并制定了斗争纲领。比起以前的民粹派组织，土地与自由社具备了比较完整和严密的组织形式，被列宁称作为“模范的出色的组织”②。
该组织的纲领提出将全部土地交给村社农民进行平均分配，实行彻底的村社自治和宗教自由。这反映了农民反对农奴制残余和谋求平等的思想，其中包含有对农奴制的土地占有制否定因素，突破了民粹派的空想主义。但是，该纲领没有明确提出废除专制制度。
土地与自由派总结了初期的小组活动和到民间去运动的实践，认为单纯的宣传活动效果有限，应把鼓动农民暴动，各种抗议行为和罢工都纳入行动计划，把宣传与这些斗争形式结合起来。他们改变了原来分散的、游击式的宣传方式，在群众革命情绪高涨的地区建立固定宣传点，启发农民觉悟，发动农民暴动。土地与自由派先后在萨马拉、萨拉托夫、察里津、阿斯特拉罕、乌拉尔、罗斯托夫等地，建立了固定宣传点。他们以教师、医生、文书等身份，通过免费给农民看病，教识字等方式接近农民。革命者生活简朴，同地主、官吏形成了鲜明对照，很快取得农民信任。
土地与自由派把农村当做主要阵地，同时也在工人比较集中的城市开展活动，参加工人集会，游行和罢工。1876年12月6日，土地与自由派在彼得堡喀山大教堂广场组织了一次有200名工人参加的示威。彼得堡矿业学院学生、20岁的普列汉诺夫对示威群众发表了热情的演说，宣布“参加这次集会的人，同那些为人民解放事业牺牲了自己生命的俄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是团结一致，他们准备再接再厉地继续进行业已开始的斗争”。但是，示威群众很快被驱散，许多示威者被监禁、流放和罚做苦役。
土地与自由派的活动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工人运动发展很快。莫斯科、哈尔科夫、卡卢加、比尔姆等地的纺织工人，基辅、沃龙涅什的铁路工人，敖德萨的卷烟工人以及雷宾斯克的搬运工人，先后举行罢工，从1870至1880年，较大的罢工有220多次，而且罢工时间长，表现了一定的组织性和团结性。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877年有11个省发生过农民暴动，1879年发展到29个省。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许多土地与自由派对原来的活动方式产生了怀疑。
1878年8月4日，著名的民粹派分子谢·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在彼得堡暗杀了宪兵司令梅津佐夫。由于这种个人谋杀的偶然成功，土地与自由社的不少成员开始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少数知识分子与政府的斗争上。于是，在土地与自由社内部，对斗争策略问题产生了明显分歧。一部分人坚持原来的原则，主张继续在农村搞宣传，发动农民举行暴动;一部分人则主张把主要力量转向直接同政府作斗争，矛头对准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惩治政府机关中的罪大恶极者。土地与自由社召开会议弥合分歧，但双方均各持己见，结果于1879年8月分裂成两个独立的组织：“土地平分社”和“民意党”。
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土地平分派，按照土地与自由社原来的原则，把农村作为活动的阵地，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到激进的政治斗争中去，旧的纲领无法实施，土地平分社没过多久就瓦解了。普列汉诺夫等人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脱离了民粹主义，于1883年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
民意党
民意党是在七十年代末期俄国国内阶级斗争高涨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1879年6月在里别茨克会议上，建立了以热里雅鲍夫为首的执行委员会，同年8月在彼得堡成立了民意党。民意党执行委员会行使中央领导职能。执委会章程要求每个成员要有坐牢、服苦役甚至牺牲的思想准备，还严格规定了执委会成员的条件、组织纪律等。执委会下设专门组织，负责宣传、生产活动或者募捐用于慈善事业的资金等。
《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纲领》由季霍米洛夫起草，经讨论修改后于1880年1月通过。这个纲领详细阐述了党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宣称民意党人是“社会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人民的福利和人民的意志是党的两个最神圣的原则。纲领说，要改变现行的不合理的制度，唯一的方法就是“暴力变革”。
民意党还建立了工人革命组织，积极支持工人武装起来反对专制制度。热里雅鲍夫、彼罗夫斯卡娅等优秀活动家经常出席工人集会，发表演讲，参加罢工等。热里雅鲍夫和卡科夫斯基于1880年起草的《民意党工人成员纲领》指出，“资本家势力越来越大，分散的工人很难同他们作斗争”，号召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政府、厂主和地主。1880年12月，民意党创办了《工人报》作为对工人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阵地。报纸深入浅出地说明工人贫困的原因，揭露专制制度的黑暗和腐朽，宣传民粹派的所谓“社会主义”。报纸声称，俄国的主人不是沙皇，而是俄国人民，提出“让暴君灭亡，寄生虫滚开，自由和劳动王国万岁!”的革命口号。虽然民意党人对工人阶级的作用还缺乏正确的认识，但他们在工人中的活动和宣传教育工作，却为俄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工人革命家。
在军队中建立革命组织是民意党的又一功绩。民意党人认为只要有军队的支持，即使没有人民的帮助也能推翻沙皇政府，决定把最优秀的军官吸收到党里来。热里雅鲍夫在组建军人组织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他首先建立了军人中央组织，领导各军官小组。他还参与制定民意党《革命军人组织纲领》的工作。纲领详细论述了军队在政治斗争中的柱石作用，以及军人组织的原则和活动方式等。民意党依靠军队实行政治变革的计划没有实现。但在军队中产生了革命影响，一些军官在民意党分子的鼓动下，开始对沙皇政府和专制制度产生不满情绪。
民意党在斗争中采取了特卡乔夫的策略，即“少数人阴谋夺取政权”的斗争手段。特卡乔夫(1844—1885年)是俄国民粹派运动中的布朗基派思想家。1875年他在国外的《警钟》杂志上发表的《敲起警钟!》一文和《致恩格斯的公开信》，充分表达了他的策略思想。他主张“革命的少数人”用阴谋手段夺取政权，而且认为只有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阴谋小组才能担负起社会变革的任务。他认为，革命者面对着的是一个没有任何社会支柱，“悬在空中”的专制的沙皇俄国，因此，在俄国只要少数知识分子行动起来，专制制度就会垮台，革命者就可以夺取政权。特卡乔夫的理论和策略被民意党接受并付诸实践，最后甚至发展到把恐怖活动看作斗争的唯一手段。
民意党人错误地认为，如果能同时杀死十几个沙皇统治集团的关键人物，尤其是杀死沙皇本人，革命会很容易成功。因此，他们把自己队伍中最优秀的分子都投入了恐怖活动，直至全力以赴策划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民意党人经过周密策划，充分准备，先后搞了几次谋杀沙皇的行动。其中最大的一次是1880年2月5日的冬宫爆炸事件。由执委会决定，在热里雅鲍夫亲自指导下，民意党成员哈尔土林打入沙皇侍从人员中，偷偷地将炸药带入冬宫，放在御膳厅地下室里，制造了一次爆炸事件。虽因炸药数量不够，没有伤及沙皇，但这次事件影响很大，引起了俄国和整个欧洲的极大震惊。1881年3月1日，在彼罗夫斯卡娅的指挥下，民意党分子格利涅维茨基等人在彼得堡大街上，用炸弹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同民意党人的预想相反，暗杀沙皇的成功并没有引起人民起义，推翻专制制度的理想未能实现，反而使革命者遭到了残酷镇压。民意党的领袖人物及主要活动家热里雅鲍夫，彼罗夫斯卡娅、基巴里钦、米哈依洛夫、雷萨科夫等被捕、被杀，党的组织被严重破坏，实践证明了特卡乔夫的恐怖策略的错误。
1886年底，民意党革命家、列宁的哥哥亚·伊·乌里扬诺夫在彼得堡组织一批大学生，建立一个称作“民意党恐怖派”的小组，继续进行恐怖活动。1887年3月1日，他们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未遂，亚·伊·乌里扬诺夫等人被捕。在狱中，他写下了《民意党恐怖派纲领》，其中说，我们是社会主义者，坚信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胜利，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及其产生的阶级关系的必然结果。恐怖派的纲领比以前的民粹派纲领前进了一步，说明作者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当年，亚·伊·乌里扬诺夫被判处死刑。
自由主义民粹派
民意党的活动失败后，革命民粹派运动及其影响渐渐减弱。民粹派队伍开始分化和蜕变，一部份人情绪消沉，丧失斗志。自由主义民粹派日趋活跃，从八十年代末起，逐渐取代革命民粹派居于主导地位，一直活动到九十年代。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米哈依洛夫斯基、沃龙佐夫、丹尼尔逊、尤沙柯夫等。他们一面著书立说，一面以《俄国财富》、《俄国思想》，以及其他刊物为阵地，宣传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理论观点。
自由主义民粹派在政治上主张同沙皇政府妥协。他们建议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采取调整地租、组织劳动互助社、巩固农民村社等改良措施，转移人民的视线、诱惑人民放弃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号召知识分子从事“文化主义”的工作，“做小事情”等，彻底背叛了革命民粹派发动农民反对现存社会基础的社会革命的政治纲领，幻想在保存现存社会基础的条件下改善农民的状况。
在经济方面，自由主义民粹派主张改良，不触及当时的土地占有制，把改组农民银行、成立垦殖局、整顿官地租佃等作为所谓“复兴人民经济”的纲领，通过取消对村社的监护，过渡到共耕制，发放低利贷款，组织劳动组合制的经济，改良技术，发明廉价机器等，来避免资本主义。这实际上是代表富农利益，“完完全全站在现代社会的基础上(即站在资本主义制度基地上，不过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图修补这个社会，借此敷衍了事，而不懂得他们的这些进步办法，如低利贷款、技术改良、银行等等，只能加强和发展资产阶级。”①
在哲学上，自由主义民粹派用主观唯心论的方法分析和解释社会，认为人的主观意识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宣扬个人，即“善于批判的独立思考的人”，创造历史。民粹派分子宣扬个人英雄史观，而把人民群众看成是没有创造性的“惰性”力量。自由主义民粹派的首领米哈依诺夫斯基认为，社会就是观点简单、平凡而又庸俗的“群氓”。只有靠“英雄人物”组织“群氓”，使他们内部有暂时的联系，并引导他们去进行斗争。
自由主义民粹派在理论上歪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否认它的普遍意义。他们说《资本论》只不过涉及某一类历史现象的经济方面，声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只适用于西欧某些国家。责备马克思把自己的“公式”强加于俄国，认为俄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衰落”、“后退”，因而发出“制止”资本主义的“破坏”的叫喊。
自由主义民粹派宣扬的反动理论严重地阻碍了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严厉批判。普列汉诺夫在《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中，批判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种种谬论，特别是批判了他们的英雄史观，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九十年代，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点》、 《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等许多重要著作，对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整个思想体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驳，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扫清了道路。
①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7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9页。
①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3页。
① 关于这个组织建立的时间说法不一。民粹主义运动史学家谢尔勃里亚克认为建立于1876年秋,巴古乔尔斯基认为建立于1876年底。据一些“土地与自由社”成员的回忆录记载,这个组织是建立于1876年底。
② 《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44页。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2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