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托洛茨基被解除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并未止息。1925年12月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中央多数派和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的分歧和争论。随着“新反对派”的失败，1926年夏，新老反对派谋求联合起来，结成托季联盟。托季联盟的形成，党内又出现一场新的严重的较量。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1927年年底，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及其骨干分子被开除出党，托季联盟崩溃而告一段落。
“新反对派”的出现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斯大林之间的分歧，早在1923年列宁患病期间就有所显露。那年夏天，在北高加索基斯洛沃斯克休养地的一个山洞里，季诺维也夫同一些前来休养的中央委员布哈林、伏罗希洛夫、叶甫多基莫夫、拉舍维奇等人联名给斯大林写信，主张取消政治局，使书记处政治化。具体说来，就是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组成书记处，作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最高领导机关。这个建议的目的，是为了在列宁病重期间，限制斯大林作为总书记的个人权力，建立一种3人集体领导互相制约的领导体制。斯大林拒绝了这一计划。①
1924年6月，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县委书记训练班上作报告，在批评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同时，指责加米涅夫犯了一个理论错误，说加米涅夫把列宁所说的“新经济政策的”俄国歪曲为“耐普曼的”俄国②。斯大林说，这个奇怪的口号是由于“平常不关心理论问题，不关心确切的理论定义”而造成的。在同一篇报告中，斯大林还不指名地批评了季诺维也夫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党专政”，并指责这是一种“胡说”。③
同年8月，格鲁吉亚发生农民暴动。暴动的起因是由于农民对农村政策的不满，而孟什维克利用了这种情绪，遂酿成规模相当大的暴动。在10月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在农村政策问题上产生分歧，未能取得一致的决议。只是由于共同对付托洛茨基新的发动，他们之间的矛盾才没有公开化和进一步扩大。
1925年初托洛茨基被解职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曾强烈主张开除托洛茨基的党籍。在他们影响下的共青团中央竟通过一个决议，要求开除托洛茨基的党籍。斯大林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党中央也拒绝了季诺维也夫等人的要求。斯大林后来说：“我们所以没有同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同志的建设，是因为我们知道，割除政策对党是很危险的。割除的方法，流血的方法——而他们正是要求流血——是危险的，是有传染性的，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割除第三个人，——那在我们党内还会留下什么人呢?”④
1925年4月底，召开了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农民问题，政治局曾为大会准备了一个促进农业生产的意见书。会前，布哈林在向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他向全体农民发出一个“发财吧”的口号。此时，党中央打算采用鼓励富裕的个体农民发展生产的政策，引起了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批评和指责。
9月，季诺维也夫发表《列宁主义》一书，随后，又发表题为《时代的哲学》的文章，申述了自己对列宁主义的理解以及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新经济政策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战略退却”。他认为，当前的政策不是引导走向社会主义，而是走向了一个“特殊的在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季诺维也夫强调，苏维埃政权确实有遭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危险，党应对此保持警惕。
季诺维也夫当时是共产国际主席、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列宁格勒省委书记。由于他在列宁格勒长期主持工作，在该地具有广泛的影响和拥有相当大的势力。他的观点在列宁格勒得到传播和支持。他还利用《列宁格勒真理报》宣传他的一系列主张，并利用这一舆论工具同党中央和莫斯科省委的舆论工具相抗衡。列宁格勒共青团组织已散发了一份关于农民问题的声明，着重批评布哈林以及他提出的“发财吧”的口号。季诺维也夫的观点和主张取得了列宁格勒省党的代表会议的支持。因此，这个新的反对派也称“列宁格勒反对派”。
鉴于这种情况，党中央取消了原定在列宁格勒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打算，会议改在莫斯科举行。中央还否决了列宁格勒代表团提出的1名大会主席团委员候选人。这样，当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召开的时候，会议气氛就相当紧张。斯大林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他在总结同托洛茨基主义的争论后说，现在又进入了“新的争论时期”，他提到“列宁格勒的同志们”和“莫斯科的同志们”存在着分歧，但为了“不预决事变的进程和不刺激人”，他表示不在报告中谈论它，他相信“党一定也能在这种争论中很快地取得胜利，决不会发生什么特别事故”①，基于政策的分歧和派别活动的因素，列宁格勒代表团不赞成中央的政治报告，他们推举季诺维也夫向大会作副报告。于是，争论的帷幕正式拉开了，它标志着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正式形成。
联共(布)党内同新反对派的争论，主要围绕以下3个问题展开。
1.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是无法建成的，尤其在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俄国革命的胜利可以成为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而欧洲革命的胜利才能保证俄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坚持下来并取得最终胜利。列宁在世时，对这个问题未作进一步的论述。
1923年秋，保加利亚、德国革命相继失败以后，世界革命进入低潮时期。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胜利一时难以指望，而苏联又面临着全面开展经济建设的新时期，于是，能不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成为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提了出来。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最初人们并未予以应有的重视，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一国的最终胜利”等概念和提法的内容及其含义，并没有确切的区分。例如，1922年，托洛茨基从他的“不断革命论”出发，在一篇序言中提出，在俄国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而“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同样，直至1924年4月，斯大林在作《论列宁主义基础》的报告中也说，没有几个先进国家无产者的共同努力，在单独一个国家内无法解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①
当时，人们既没有把托洛茨基的言论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加以批判，也没有把斯大林言论同托洛茨基的言论相提并论。这些言论被普遍所接受，并未引起争议，只能说明人们还普遍拘泥于传统观念的束缚，把一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寄托在世界革命的命运上面。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苏联经济文化虽然比较落后，但通过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有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克服这种落后状态，独立自主地建成一个比较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直至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争论双方对这个问题所持的观点才完全明朗。季诺维也夫副报告的一个中心内容，就是认为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的援助，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他说：“能不能在一个国家中，况且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我们这样的农民国家中最后建成社会主义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呢?我们用不到争辩，在一个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布哈林反驳了季诺维也夫的这一论点，认为季诺维也夫的报告把自己置于中央大多数人的对立面上，不懂得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要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并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只是重复托洛茨基主义的论调。季诺维也夫在大会上引述斯大林一年多前在《论列宁主义基础》里的那段话来答辩，并认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提法不符合列宁主义，是一种充满“民族狭隘气味”的“胡说”。代表大会没有就一国社会主义问题展开争论，也没有作出结论。斯大林本人没有在代表大会上对这个问题作专门论述。但是，会上对“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显然引起他的关注。
1926年1月，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进一步论述了这个问题，并对新反对派的理论错误作了剖析。斯大林承认一年多前他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那段话是有缺点的，“缺点就在于把两个不同的问题连接成一个问题”，他指出，应当把“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能否在一个国家里获得最终胜利”作为两个问题区分开来，给予不同的回答。斯大林说， 社会主义能够在一个国家内建成，“这就是可能用我国内部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这就是在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援下，但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无产阶级可能夺得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不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完全的最终胜利，“这就是说，没有至少几个国家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有免除武装干涉因而不可能免除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斯大林进而指出，新反对派犯了“不相信社会主义事业”和“曲解列宁主义”的错误。①
2.关于农民问题和农村政策。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农民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1924—1925年间，党着手调整农村政策，减收农业税，降低工业品价格，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并在新经济政策的范围内，允许租种土地和适量雇工。这些措施使农村经济趋于活跃，富农和富裕农民的经济实力增长尤为迅速。对这种现象，党中央多数派认为这是实施新经济政策而出现的正常现象，主张进一步放宽政策，因势利导。李可夫要求统统取消对富农和城市私人资本施加压力的任何行政措施。布哈林则在提出“发财吧”口号之后，继而提出“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论点。他设想，在新经济政策下，农村中建立贫农合作社，在销售、采购和信用方面的中农合作社，以及富农合作社组成一个“总体系”。如果富农长入这个总体系，这将是国家资本主义，而贫农和中农加入这个总体系，就是列宁说过的合作社。布哈林认为，贫农、中农和富农合作社并存，农村阶级斗争将放弃以前的方式，而采取经济竞争和经济排挤的形式，这一切，构成一幅五彩缤纷的图画”。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批评布哈林等人的上述言论，并指责中央多数派存在“富农倾向”。他们提出相反的建议：加强对富农的压力，提高对富农的税收。克鲁普斯卡娅著文尖锐批评布哈林提出的“发财吧”的口号，但中央不允许这篇文章公开发表。接着，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副报告中警告说，贫农占农村人口的40—45%，而如今富农正在成长并企图剥光和掠夺贫农，这是党所不能容许的。布哈林“发财吧”的口号，只能期望富农的孙辈去感谢他。布哈林在会上发表声明，为了避免引起思想混乱，他愿意收回“发财吧”的口号。然而，克鲁普斯卡娅在大会发言中继续批评布哈林提出的这一口号。
在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斯大林也认为“发财吧”的口号是错误的，但他又为布哈林作了辩护，说布哈林“只是犯了一个不大的错误”，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曾经犯过的违反党中央决议的事件比，“布哈林的错误甚至是不值得注意的。”①斯大林猛烈地抨击了新反对派提出的党内存在“富农倾向”的说法，他认为，目前党内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对富农危险估计不足，它会引导到否认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另一种是夸大富农危险，即在富农分子面前张皇失措，它会挑起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挑起国内战争，破坏经济建设的开展。斯大林强调指出，第二种倾向比第一种倾向更坏，更危险，因此，“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对第二种倾向”，②即集中力量同新反对派作斗争。
3.关于党内民主和党的领导机构的改组问题。新反对派重提扩大党内民主的要求，要求限制和削弱书记处和总书记所拥有的权力。加米涅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建议使中央政治局拥有政治上和组织上领导的全权，改组书记处，使书记处服从政治局，完成政治局作出决议的一切技术方面的任务。斯大林驳斥了加米涅夫的这些主张。这时，新反对派虽然还可以在大会上发言和进行辩论，但他们发言时常常受到一部分代表的起哄、嘲笑和诘问。他们只能得到列宁格勒代表团的支持。例如，加米涅夫在发言中呼吁“回到列宁(时代)去!”他说：“我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斯大林同志本人，不止一次地告诉过一些列宁主义者同志们，所以我今天在大会上重复说，我产生了这样的看法：斯大林同志不能起到统一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作用。”此时，会场上一片骚动。许多代表发出“不对!”“胡说!”“他摊牌了!”等喧哗声，唯有列宁格勒代表团报以掌声。加米涅夫在发言结束时说：“我们反对个人统治的理论，反对制造‘领袖’。”许多代表则高呼：“要斯大林!要斯大林!!要斯大林!!!”“向斯大林同志致敬!”
12月23日，代表大会以556：65票通过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决议，它标志着新反对派在政治上的失败。12月28日，大会又通过了有关新反对派的几项决议：向列宁格勒党组织呼吁，谴责列宁格勒代表团犯下的错误;由中央派人改组《列宁格勒真理报》编辑部;撒销加米涅夫向大会作关于当前经济建设问题的报告。当晚，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委派《消息报》主编改任《列宁格勒真理报》主编。
12月31日，代表大会闭幕。斯大林重申不用“割除”的办法对付新反对派。选举结果，季诺维也夫继续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原为政治局委员)，索柯里尼科夫失去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地位，克鲁普斯卡娅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原为主席团委员)。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新反对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均告失败。
新老反对派的联合
鉴于新反对派在列宁格勒有较大的影响和势力，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中央派出了以莫洛托夫、基洛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安得列也夫等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列宁格勒，向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传达大会通过的决议和路线。中央代表团成员先后出席了717个工厂党组织召开的会议，向63，000名(占该地区党员的82%)党员作了报告。列宁格勒的绝大多数党员表示拥护中央的路线，谴责新反对派在代表大会上的立场。
1926年2月10—12日，列宁格勒党的第十二次代表会议召开。会议的主要报告人布哈林在会上阐述了新经济政策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指责新反对派没有认识这一时期的特征和鼓吹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调。会议通过决议，谴责新反对派的错误，并决定改组列宁格勒省委会。新当选的省委委员中有斯大林、加里宁、莫洛托夫、基洛夫。随后，基洛夫当选为省委第一书记和西北局书记。新反对派遂失去了在列宁格勒的地位，他们的影响也大大削弱了。
联共(布)党内同新反对派的争论和斗争，是在苏联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时期进行的。这场争论，从根本上说来，是围绕如何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看待新经济政策以及社会主义的前途方向等问题展开的。几年来，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的产量产值已分别达到或接近战前水平，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没有先例的。因而在制定经济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党内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另一方面，随着生产的恢复，自由贸易的开放，商品经济的活跃，使城乡一部分人的经济地位发生变化，耐普曼和富农的力量有所增强。对于新出现的这些社会经济现象，党内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复活”，要求改变政策，加强对资本主义的进攻。有人认为这是实行新经济政策而产生的正常现象，对资本主义的危险性不宜估计过高，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些意见分歧，归根到底是新经济政策应不应该坚持下去以及怎样坚持下去的问题。由于失去了象列宁那样高瞻远瞩又有崇高威望的领袖，又缺乏健全的党内生活制度，致使这些分歧难以弥合。加上列宁逝世不久，党的领袖地位空缺，谁能成为党的实际领袖成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围绕对国内政治、经济政策上的分歧都染上了某种权力之争的色彩，使问题更趋复杂。
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表现沉默，在斯大林同新反对派的斗争中采取旁观的态度。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声讨和批判言犹在耳，他们也不敢贸然去争取托洛茨基的支持。但事实上，他们在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方面是相当类似的。
新反对派失败后，主要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党内新老反对派开始接近起来。
其一，他们有相同的理论观点。新反对派宣扬的“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断，可以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中找到理论依据。托洛茨基教条式地接受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剥夺剥夺者”、“消灭私有制”的结论，他担心汪洋大海般的小农——小私有者将是社会主义改造不可逾越的障碍。俄国的经济文化落后，工人阶级将会遇到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敌对的冲突”。这种“敌对的冲突”意味着工农联盟的破裂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这一前景对无产阶级国家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托洛茨基又担心2，500万小农户将是资本主义势力的根源。在他看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是要克服农民的反抗，而在工人阶级占人口少数的俄国是无法克服这种反抗的。逻辑的结论是：一个国家无法建成社会主义。新反对派正是从这里找到了同托洛茨基的共同点。
其二，同样的失败使他们处于相似的地位和命运。他们都感到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日益削弱。眼看斯大林在党内地位日益巩固，权力不断扩大，他们的不满和恐惧也与日俱增。他们无法通过正常的党内斗争的方法巩固自己的地位和获得群众的信任，便走上党内派别活动的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1926年4月初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李可夫作了关于经济任务的报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对这个报告提出许多修改意见和建议，他们主张扩大日用品的生产，加快工业化的速度，提高工人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对富裕农民加征税收，等等。这些主张虽然还不是以联合方案的形式提出来的，但已表明两个反对派在政策主张上非常接近，他们同中央多数派的政策分歧也十分明显。可以认为，在4月中央全会上，是新老反对派联合，即托季联盟形成的开端。
4月中旬，托洛茨基因病赴柏林治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亲往车站送行。托洛茨基在自传中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前来给我送行，感情十分真挚，他们不愿同斯大林保持观点一致。”加米涅夫对托洛茨基说：“只要你同季诺维也夫一起出现在主席台，就能够重新征服全党。”出于政治上的共同需要，他们之间已达成结盟的默契。
1926年春夏之交，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人员别连基出面，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树林里召开反对派的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都按照秘密活动的规则进行。新反对派骨干分子、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拉舍维奇在会上作报告，他号召建立反对派的派别组织，来同斯大林为首的中央多数派相抗衡。
这次秘密集会不久就被中央发觉，并将其称为“拉舍维奇事件”提交7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专门予以讨论。联席全会认为这一事件实际上是由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反对派建立“第二党”的活动，并利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关来达到这一目的。为此，联席全会决定解除拉舍维奇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给以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解除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由布哈林继任。
就在七月中央联席全会上，反对派联名提出一份《十三人声明》。在声明上署名的有：巴卡也夫、皮达可夫、利兹金、阿夫杰也夫、拉舍维奇、季诺维也夫、穆拉洛夫、克鲁普斯卡娅、彼得松、托洛茨基、索洛维约夫、加米涅夫和叶夫多基莫夫。声明对当前党内外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它的发展，是托季联盟正式形成的标志。
《十三人声明》是托季联盟的第一份纲领，它的主要内容有：1，关于党的最高领导层的蜕化。声明认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党内危机日益深重，党的最高领导层日趋脱离群众，离开正确路线。党内产生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在列宁逝世后的这段时期内，官僚主义骇人听闻地发展起来了，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造成“党员不敢公开表达他们出自内心深处的思想、希望和要求”，“一切讨论都是由上往下贯彻，基层的党员只能洗耳恭听，他们只能单独地、偷偷地思考问题。”2，关于经济建济方面的政策。声明认为，只有当工业得到高速度的发展，使国家的技术水平更加接近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才有保障，这是一切都必须服从的“至关紧要的目标”。然而，目前的工资政策、经济政策、税收政策和农村政策都是错误的。声明提出加快工业化速度，对富农加征税收，从秋天起提高工人工资等要求。3，关于派别活动。声明认为，前两年中，存在着一个由6名政治局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组成的“七人”宗派集团，“这个处于最高领导阶层的宗派集团背着党，事先决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议事日程上的每一个问题，并且独自决定许多问题，根本没有把它们提交政治局讨论。”而这个宗派集团还在那里进行一场反对“派别”和“小集团”的斗争。声明要求使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能完全按照党的传统加以解决，恢复党内民主，健全集体领导。4，关于“拉舍维奇事件”。声明说，在中央七月全会前夕，所谓“拉舍维奇事件”突然变成了“季诺维也夫事件”，这是斯大林派别集团蓄意制造的，是一种“明显的脱离列宁主义路线的倾向”。
在《十三人声明》中，联合反对派对党中央的批评，虽然也有正确的成分，但总的基调是错误的、夸大的。例如，关于官僚主义问题，党和国家机关中，这一弊病无疑是存在的，然而，当时苏维埃政权建立未满10年，同内外敌人的斗争持续不断，社会生活仍处于迅速变革的年代，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一直站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济的最前列，说此时官僚主义已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显然是言过其实的。又如，工业化速度问题，1925年、1926年度的工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度增长66.1%和43.2%，已达到相当高的发展速度。反对派一味鼓吹更高的工业发展速度，虽然是一种超越国力所允许范围的“左”的主张。
《十三人声明》上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签名，表明她也属于这个联合反对派的行列。但当年(1926)秋天，她宣布同反对派脱离关系，因为“反对派走得太远了……同志式的批评变成了派别活动。”
以《十三人声明》发表为标志，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派正式结盟，不是偶然的。在此以前，他们都在不同场合表示，愿意在双方之间消除分歧，互相谅解。6月26日，季诺维也夫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说：“有那么一段悲惨的时期，我们两派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本应团结起来，以反对正在蜕化变质的斯大林以及他的朋友们，但因为对党内的一些情况的本质不清楚，我们在两年期间互相攻讦。对此我们深表遗憾，并希望今后不再重演。”托洛茨基在七月中央联席全会期间也发表声明说：“在《十月的教训》一书中，我无疑是把党的政策的一些机会主义动向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名字联在一起。中央内部思想斗争的经验表明，这是很大的错误。这一错误的原因在于我不可能了解七人团内部的思想斗争，并及时断定机会主义动向是来自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斯大林为首的那一派。”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之间的互相“宽恕”和“赦免”，表明新老反对派的结盟是无原则的，基础是不牢靠的。然而，托季联盟的形成，矛头是针对“斯大林为首的那一派”这点倒是明白无误的。因此，它的出现，预示着党内将有一场新的严重的较量。斯大林严密地注视着反对派联盟的形成，并予以尖锐的揭露。他指出：“在手段上的不加选择和在政治上的毫无原则，这是托洛茨基派和新反对派’‘联盟存在的基础。”①
托季联盟的活动及其失败
托季联盟形成以后，党中央就向他们发出警告，不要挑起全国规模的公开争论，制造分裂。反对派成员不顾中央的警告，他们四出活动，奔走于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一些大城市的工厂基层党组织之间，从一个支部到另一个支部，他们散发传单，发表讲演，宣传反对派联盟的纲领。双方的争论往往十分激烈，会场上常常出现种种骚乱。这不能不引起一些党组织的关注，有些党组织则动用行政和组织手段予以压制。党央中再次给予警告，加上反对派在实际活动中不断碰壁，使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
10月16日，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索柯里尼科夫、托洛茨基、叶夫多基莫夫等6人签名发表一份声明。声明中说：“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和大会以后，我们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与大会的多数和中央产生了分歧、我们的观点已在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政治局发表的正式文件和发言中阐明。我们现在仍坚持这些观点。……同时我们认为有责任向党公开承认，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们和我们的志同道合者曾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后多次采取了违犯党纪，超出党所规定的党内思想斗争范围而走上派别活动道路的步骤。我们认为这些步骤是绝对错误的，声明坚决放弃用派别方式来捍卫自己的观点……同时我们承认，我们不顾中央的决议而开始了全国争论，十月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发表的言论违背了中央关于不允许全国争论的决议。……近几个月里，许多同志由于违犯党纪和采用派别方法为反对派观点辩护而被开除出党。以上所述，我们这些签名的人显然对这些行动负有政治责任。”《六人声明》的基本精神是：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承认进行派别活动是错误的。由于托季联盟的头面人物作了检讨，1926年底至1927年春，联共(布)党内保持了暂时的平静。
10月23日，联共(布)召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严厉批评了托季联盟的错误言行。斯大林警告反对派不仅要承认组织方面的错误，而且要承认“自己观点的错误”。反对派拒绝承认自己的观点错误。中央联席全会决定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提出警告，并决定免除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11月初，在联共(布)召开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反对派继续受到谴责，斯大林作了题为《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他认为反对派联盟只是“无原则的联盟”、“机会主义的联盟”，他嘲笑反对派联盟“加在一起是一些被阉割者的力量”，因而它不能长久存在，正在走向崩溃①。
1927年春夏，国际上出现一股反苏反共的潮流。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血腥屠杀，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濒临失败。5月，伦敦发生袭击苏联商务代办处的事件，英苏断交。6月，一名波兰籍的白卫分子在华沙刺死了苏联大使。同年夏天，在柏林、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连续发生袭击苏联使馆和商务代办处的事件。随着国际局势趋于紧张，一度比较平静的党内斗争又紧张起来。
5月26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叶夫多基莫夫、斯米尔加等84人上书联共(布)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史称《八十四人声明》(一称《八十三人声明》②)。声明从最近期间中国革命受挫和同英国断交的事件，追究中央多数派执行了一条对外政策方面的右倾错误路线，使苏联又面临一场新的反苏战争的危险境地。反对派声称要给党寻找一条摆脱危机的出路，以使党得救。他们认为，对外政策方面的错误是“国内政策上的错误路线的继续和发展”。反对派列举了中央多数派在工业、农业以及党内生活方面的错误政策之后说，“党和苏维埃的整个官方机构在向左开火，却对真正的即来自右边的阶级危险大开方便之门”。声明指责多数派破坏党内制度，损害党内民主，遏制党内争论，对党和工人阶级隐瞒分歧的真实内容，把有争议的问题提到党面前都被说成是妄图破坏党的团结。这一切，使官僚主义严重滋长，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遭到削弱，党也被削弱了。
这份声明强调：“我们需要列宁在世时那样的铁的纪律，我们也需要列宁在世时那样的党内民主。”声明还提出了克服党内分歧加强党内团结的8项建议，其主旨是要求恢复列宁在世时对党内分歧和争论的一贯做法。反对派的这一呼吁，对于党内斗争中日益采取严酷手段，动辄组织处理的情况来说，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举列宁的旗号，用列宁的语录，进行相互指责和攻讦，又是列宁去世后联共(布)党内争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反对派提出“回到列宁(时代)去”的口号，正是为了笼络群众，取得群众对他们信任的一种策略。由于这份文件是向党中央递交的，又要征集大家的签名(据称共征集到3，000人在这份声明上签名)，因而声明本身没有十分激烈的言词。但斯大林和中央多数派认为它是反对派联盟向党进攻的一个新的步骤，因而密切注意并进行反击。
6月27日，托季联盟部分成员，大多原先是萨普龙诺夫集团(即原“民主集中派”)分子发表了一份《十五人声明》。声明对反对派领导人在党内斗争中过于软弱提出激烈批评，他们提出不仅要在党内积极进行合法的政治斗争，而且要在党外，鼓动工人党员参与这一斗争。声明认为，“在斗争的时刻，所有官员都会站在斯大林一边，而工人党员将站在反对派一边”。因此，只有取得工人阶级的积极支持，反对派才能同斯大林及中央多数派进行较量。声明还指责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动用国家保安局力量的行为。
斗争继续在升级。6月，反对派骨干分子、中央委员斯米尔加被派遣往远东工作。托季联盟认为这是斯大林对反对派新的迫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及数百名群众来到雅罗斯拉夫车站送行，托洛茨基还在现场发表演说。这一事件被看作是对党中央的一次示威。
7月11日，托洛茨基在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提出所谓“克利孟梭实验”①。托洛茨基声称，战争一旦爆发，当敌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为了工人国家的胜利，反对派要象克利孟梭那样采取行动，更换现今的领导人。用托洛茨基的话说：“把那些无知的和无耻的抄袭家的政治路线象垃圾一样地扫除掉。”①反对派自称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他们指责斯大林和中央多数派走上了“热月化”②的道路。这一切都表明，反对派联盟已不限于对党的方针政策提出不同看法，也不限于对党中央多数派提出批评，而是直接号召推翻中央多数派的领导，进行公开的分裂活动了。
1927年7月29日至8月9日，联共(布)召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上提出了取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中央委员资格问题。8月5日，斯大林在联席全会上发表演说。他向反对派提出3项条件：1、放弃关于“热月化”的无稽之谈和关于克利孟梭式实验的荒谬口号;2、公开斥责分裂共产国际的政策;3、放弃一切派别活动，放弃一切用以建立第二党，在联共(布)党内建立新党的手段。斯大林警告说，“如果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不接受这些条件，我们就不能容许他们留在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里。”③
在这种情况下， 8月8日，托季联盟的13名头面人物发表声明，表示接受3项条件，表示“无条件地和无保留地赞成在现在的中央领导之下，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现在的领导之下保卫苏联。”他们否认关于“热月化”的言论是针对现今的党中央的，并表示坚决谴责任何成立第二党的企图，“我们准备竭尽全力消除一切派别因素，这些派别因素是由于党内制度被曲解的条件下我们曾不得不争取让党知道我们真正的观点而形成的。”
8月中央联席全会决定：暂时不讨论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问题，而给他们以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联席全会还决定于1927年12月召开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根据党章的规定，党的生活中一切争论问题，在决议未通过之前，党内可以自由地进行讨论。按照惯例，通常在党的代表大会前2、3个月，中央委员会应公布大会主要报告的提纲，同时公布不同意现行政策的共产党员集体或个人的反提纲。托季联盟利用这一规定，又拟定了一份冗长而详尽的反提纲——《反对派政纲》，送交中央委员会并要求给予印发。
9月8日，中央政治局拒绝印发《反对派政纲》。斯大林说明了拒绝发表的理由。首先，因为中央不愿意也没有权利使托洛茨基的派别组织合法化;其次，如果发表了反对派的政纲，就意味着不但不去解散，反而去帮助组织集团和派别;最后，反对派政纲中包含着对党的诬蔑，这种诬蔑如果发表出来，给党和国家的损害是无限的。①这时，托季联盟便自行印制并散发这份《反对派政纲》。由于承印的印刷所里有原先的白卫分子，于是被国家政治保安局宣布为非法，予以封闭，并逮捕了几名工作人员。这就使党内斗争更加紧张。
《反对派政纲》就其内容来说，只是重申了《十三人声明》和《八十四人声明》中已提出的观点和政策，然而它最全面而又详尽地提出了反对派同中央多数派之间在内外政策方面的种种分歧。它对当前形势的估计是，资本主义势力在增长，富农、耐普曼和官僚的力量在增长，工人阶级和贫农的地位在削弱;在国外，苏联的国际威信在下降，正面临着一场新的反苏战争的威胁。反对派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中央多数派执行了“一条时而稍稍向左，然后大大向右摇摆的路线”。接着反对派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它可以归结为：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前提的工业化必须有一个确定的高速度;反对富农和资本主义势力的增长;及时改善工人生活条件;在党内、工会和苏维埃内实行民主。
从《反对派政纲》中可以看出，托季联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工农业方针、经济工作、军事建设、外交政策、党和苏维埃的看法，这些看法都带有“左”的倾向，而且都是直接针对斯大林和中央多数派的。除了政见分歧以外，反对派联盟虽然一再表白不搞“第二党”，但他们的派别活动从未停止，他们实际上已形成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为首脑的宗派组织。反对派不但有言论，而且进行了大量的反党派别活动。这样，就使得党内矛盾极度尖锐起来。
10月21—23日，联共(布)召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鉴于8月以来托季联盟的反党派别活动有增无已，决定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把他们的问题提交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审理。为了揭露托季联盟的反党派别活动，联席全会还决定进行全党公开争论，将中央委员会几次全会的速记记录发给几十万党员阅读，在《真理报》上开辟争论专页，并于11月5日、17日在专页上发表了反对派关于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和农村工作的提纲，以供广大党员进行比较和鉴别。
经过全党大辩论，联共(布)党内724，000名党员(占当时党员总数的99%以上)都投票拥护党中央的路线，反对托季联盟的机会主义路线;赞成托季联盟路线的只有4，000人，即不满1%。托季联盟首脑及其骨干分子陷于空前孤立的地位。
11月7日，是十月革命十周年的纪念日。托季联盟竟组织一伙人在莫斯科、列宁格勒走上街头举行示威。他们手里拿着标语、漫画，把联共(布)描绘成关在牢笼里的囚徒。他们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喊着“回到列宁去!”“斯大林派正在欺骗工人阶级!”“制止斯大林分子胡作非为”等盅惑人心的口号，抬着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画像，把他们奉为“世界革命领袖”。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分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同这支示威队伍会见，并企图发表演说。这支零落的反对派示威队伍很快被声势浩大的庆祝节日的群众旅行队伍所驱散。托季联盟把党内矛盾诉诸街头，妄想通过街头示威挽回他们的败局，这就使矛盾的性质从党内争论转化为公开对抗党中央的行动，变成一次反党的政治事件。
11月11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会议，要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停止召开非法的反党会议，不要把党内争论扩大到党外去。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退出会场。数小时后，他们提出书面答复，拒绝中央的要求。在此情况下，11月14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决定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
11月16日，苏联著名外交家，托洛茨基的密友越飞自杀身亡。送葬的人很多。反对派又利用这一机会进行活动。他们唱起内战时期有颂扬托洛茨基词句的歌曲，企图激起人们对托洛茨基的怀念。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相继在葬仪上讲了话。然而，当有人向列队的红军士兵发出呼吁，要他们向托洛茨基欢呼致敬、高喊“乌拉”的时候，红军士兵们都纹丝不动。这显然不能用红军战士已经熟悉托洛茨基来加以说明，恰恰表明托季联盟在红军和广大群众中已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
随着党内斗争的不断加剧，中央对反对派分子的处置措施也越来越严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党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追查参加反对派活动的分子。在12月2—12日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还有加米涅夫、巴卡也夫、叶夫多基莫夫、拉柯夫斯基等反对派分子在大会发言。然而他们每个人的发言都被喧闹声、咒骂声打断几十次，甚至连发言内容都听不清。这既表明人们对反对派反党言行的愤慨，也说明党内越来越缺乏正常的民主气氛。最后，大会作出决议，认为“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的行为与留在联共(布)党内是不相容的”，决定把包括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拉狄克、拉柯夫斯基、斯米尔加、拉舍维奇等75名托季联盟骨干分子开除出党，并将23名萨普龙诺夫集团分子开除出党。决议还要求各级党组织努力纯洁自己的队伍，清除“一切不可救药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分子”。
至此，托季联盟在政治上组织上宣告破产。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24页。
② 俄语“НЭПОВСКАЯ”(新经济政策的)多加“MAH”就成为“НЭПМАНОВС-КАЯ”(耐普曼的)。
③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24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17页。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88页。
②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0—61页。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4—65页。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21页。
② 同上,第279页。
①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96页。
①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13页。
② 据《八十四人声明》附言中说明:“本文件最初由83位同志递交给党中央委员会”,故亦称《八十三人声明》。后来补上的一名是谁,待考。
① 克利孟梭(1841—1929)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德军攻至距巴黎80公里时,仍对当时的法国政府激烈斗争,终于更换了政府。
① 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48页。
② 指1794年7月27日法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变,史称“热月政变”。
③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76页、第77页。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