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末，国内战争的硝烟刚刚熄灭，俄罗斯大地满目疮痍。工厂倒闭，土地荒芜，饥荒、瘟疫伴随着非常不稳定的政治局面。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虽然战胜了国内外敌人的武装叛乱和颠覆，但它所面临的局势依然是十分严峻的。
正在此时，俄共(布)党内爆发了一场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的内容和意义，要比工会问题本身广泛得多，它涉及党的领导、无产阶级国家、工会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对待群众以及维护党的统一等重大问题。然而，这场争论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当时全党全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争论却分散了对这一主要任务的注意力。由于托洛茨基挑起争论，并执意把党内意见分歧公诸于众，致使党内派别林立，争论不休，迫使党不得不离开紧迫的经济任务去解决工会争论的问题。
托洛茨基挑起公开争论
在1917年7月26日——8月3日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被接受入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参与领导和亲自指挥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革命胜利后，托洛茨基曾任苏维埃俄国的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地位相当显赫。十月革命以后，在他同列宁共事和合作的过程中，为革命为人民干了一些好事，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也同列宁发生过两次重大的意见分歧和争论。除了1918年初关于《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分歧外，就是这场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
1920年11月3日，托洛茨基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上发表演说，危言耸听地宣称工会面临“最深刻的内部危机”，这个危机是由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与工会的任务不相适应所造成的。他认为，要克服工会危机，一方面必须“对工会加以整刷，以清除全部旧的残余”;另一方面必须强化战时措施，实行工会军事化，工会要成为强制机关，变为“革命惩罚”的执行者。他在主张实行“整刷”政策，主张“把螺丝钉拧紧一下”的同时，提出要立即实现工会国家化，按照各个工业部门把经济机关和工会融合起来，并赋予这个“联合体”以管理经济的行政职能。
托洛茨基的演说，引起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等人的强烈反对。但争论开始时，“斗士”只有托洛茨基和托姆斯基两人，大多数人持静观态度。11月5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鲁祖塔克向代表会议提交一份题为《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的报告提纲，其要旨是，首先，工会和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应建立“最紧密的联系”，而不是相互取代和融合。这就是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要根据原料、燃料、机器的状况等物质因素来制定总的生产计划，工会则从组织劳动，即从合理地使用劳动的角度来执行生产计划，完成生产任务。因此，工会要参加生产计划的制定，“以便把生产的物质资源的利用和劳动的利用最恰当地结合起来。”其次，要实行真正的劳动纪律，有效地同逃避劳动的现象进行斗争。要达到这个目的，靠官僚主义的方法和自上而下的命令是行不通的，工会“应当教会每个车间、每个工厂中的自已的会员，注意由于技术设备使用不当或行政工作做得不能令人满意而引起的劳动力使用上的一切缺点。必须利用各个企业和生产部门的全部经验来同拖拉作风、怠惰习气和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工会还可以运用“纪律裁判会”的方式，同破坏无产阶级劳动纪律的行为作斗争。①鲁祖塔克的这一提纲，受到列宁的称赞，列宁认为，“这个提纲比托洛茨基的提纲正确，完备。托洛茨基的提纲与鲁祖塔克的提纲不同的地方，也就是托洛茨基错误的地方。”②
11月8—9日，俄共(布)召开中央全会。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列宁和托洛茨基分别提出了两个关于工会问题的提纲草案。经表决，采纳了列宁提出的提纲草案，否决了托洛茨基的提纲草案。9日，中央全会通过了以列宁的提纲草案为基础的决议草案。在中央全会决议和列宁拟写的决议草案及其草案初稿中，批评了托洛茨基直接领导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认为以人力、物力过分加强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现象应该予以制止，确认加强工人民主和工会内部民主制是刻不容缓的，建议运输工会内部加强和发展正常的无产阶级民主方法。全会决定建立一个研究工会问题的专门委员会，由季诺维也夫、鲁祖塔克、托姆斯基、托洛茨基和李可夫等5人组成。
鉴于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发生意见分歧，会议休息时，加米涅夫、托姆斯基、布哈林、谢烈布里亚柯夫、谢尔盖也夫、捷尔任斯基、拉狄克、克列斯廷斯基、李可夫和季诺维也夫等10名中央委员单独开会，采取“缓冲立场”，建议由专门委员会进一步讨论和研究有关工会任务和作用等问题，并不得把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分歧和争论诉诸广泛的讨论。为此，决定取消列宁原定的将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党团会议上作的报告，另行委托季诺维也夫取代列宁作一个“非争论性的报告”，其他中央委员一律不准发言。“十人会议”的这个建议在当天继续举行的中央全会上以8票赞成，6票反对获得通过。列宁投了反对票。
中央全会以后，托洛茨基拒绝参加工会问题专门委员会的活动，并坚持要把自已的意见在党报上公布出来。他说：“在没有允许我象所有其他同志一样把这些问题全部提到党报上之前，我是不指望在小圈子里研究这些问题会有什么好处的，因此我也就不指望委员会的工作会带来什么好处。”①由于托洛茨基抵制，专门委员会又吸收了洛佐夫斯基、安德烈也夫、施略普尼柯夫和卢托维诺夫等人参加委员会工作，但后两人也拒绝合作。争论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
12月7日，再次举行中央全会。由于在国内战争时期运输业陷于瘫痪，托洛茨基曾接受委托前往整顿。他采取战时措施，实行军事化的强制方法，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收效。于是托洛茨基形成了他的一整套“劳动军事化”的主张，并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关系。鉴于托洛茨基分子领导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无视上次中央全会的决议，依然坚持战时领导方法，采取极端措施，造成广大水运员工的强烈不满，加深了运输工会内部的冲突和分裂。在中央全会上，季诺维也夫代表工会问题专门委员会建议撤销交通总政治部，改组运输工会的领导机构，从速召开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以恢复正常的党和工会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托洛茨基强烈反对这个建议。会上争论激烈。
此时，布哈林提出一个“缓冲”的决议草案，一方面承认水运员工反对极端措施是正确的，谴责运输工会的领导人;另一方面反对在运输工人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立即改组运输工会的领导机构。列宁和另外6名中央委员反对布哈林的草案。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投票赞成布哈林的草案，遂使这一“缓冲”草案以8：7票得以通过。工会问题的争论引起了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思想混乱，是非莫辨，争论升级。因此，列宁认为这是“两次不幸的中央全会”。①
在这种情况下，将争论局限在中央领导层内部已无必要，也不可能了。12月24日，俄共(布)中央全会撤销十一月中央全会关于不把中央内部分歧公开讨论的决议，把工会问题提交全党讨论，并在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展开讨论，以形成统一的决议。
12月24日，在季明剧院召开的一次群众性集会上，托洛茨基作了《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的报告，托姆斯基就同一问题作副报告，这是工会问题争论公开化的启端。次日，托洛茨基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散发了他的纲领性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小册子从头到尾都贯穿“整刷”精神。列宁认为，“从形式民主的观点来看，托洛茨基无疑是有权发表纲领的，因为12月24日中央曾许可自由争论。但是从对革命是否适宜的观点来看，这就更加扩大了错误，这就是根据错误的纲领建立派别组织。”②
争论进入高潮的标志是12月30日在莫斯科大剧院召开有数千人参加的一次大会，党的主要活动家都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就各自不同的观点展开全面的交锋。与会者包括参加苏维埃八大的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的党员干部。会上，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作报告，布哈林、诺根、施略普尼柯夫和梁赞诺夫等人作副报告。列宁作了题为《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的演说，他阐述了工会在无产阶级革命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争论的实质，对托洛茨基的错误观点和布哈林的“缓冲”立场进行了批评。1921年初，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个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地方党组织也卷入了这场争论。1月12日中央全会重申，必须完全自由地进行争论，任何组织都有权发表自已的见解和主张。
围绕不同纲领的各派争论
争论公开化以后，党内先后有8个派别提出各自的关于工会问题的纲领，它们是：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加里宁、洛佐夫斯基、彼得罗夫斯基、阿尔乔姆和斯大林共同签署的“十人纲领”，还有托洛茨基派、“缓冲集团”、“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诺根派、梁赞诺夫派和伊格纳托夫派。从1921年1月中旬起，提出纲领的各派分别在不同场合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争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托洛茨基派的主要观点 托洛茨基挑起了工会问题的公开争论。1920年12月25日，托洛茨基最先发表其纲领性的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他在小册子的序言中说，“虽然小册子署的是我的名字，其实它是集体工作的成果。许多负责工作人员，特别是工会工作者(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五金工会中央理事会员、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等)参与了商定原则性条文的措词和制定实际建议的工作，这些条文和建议构成了本小册子的内容。”①可以认为，这本小册子的观点是托洛茨基派的观点。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一)工会正经历着严重的危机，危机的基本原因是，工会现阶段所面临的任务同原有的思维习惯和工作方式方法不相适应，从而构成“现有的工会和应有的工会之间的不相适应已发展成为工人国家内部的最大矛盾”。
(二) 工会和经济机关融合起来，立即实现“工会国有化”。托洛茨基说，经济机关和工会的“平行存在”只能是一种“暂时现象”，“不能容许作为工人国家的原则”，必须“使工会毫无例外地吸收参加该工业部门的所有工作人员，使行政经济机关成为名副其实的生产机关，即成为工会的极重要的机关。”①他又说：“对于执政的工人阶级来说，工会方面的任务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必须使工会掌握生产，另一方面应当使工会有能力掌握生产，而不仅仅是‘协助’生产。”②
(三) 主张用劳动军事化来克服眼前的困难和迈向共产主义胜利道路上的障碍。托洛茨基于1920年初曾组织一部分军队投入生产劳动，完成民用生产任务，同时加强军事纪律的作用。在国内战争的严重时刻度过以后，他竭力建议，在经济处于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不要解散军队，而把它作为劳动大军用于经济建设。他说，“应当向工人说明，他们应该在哪里，应当调动他们、领导他们，完全同士兵一样，……劳动的‘逃兵’应当关入管教营或集中营。”他还说：“没有工会本身的军事化，不建立一种使每一个劳动者自视为一个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军人的制度，军事化是不能设想的;如果他接到调动的命令，就应当执行;不执行，即将作为逃兵受到处分。谁负责这件事呢?工会。工会创立新的制度，这就是工人阶级军事化。”③他还提出，劳动对全国来说是义务性的，对每个工人来说是强制性的，这是社会主义的基础。
列宁和“十人纲领”的主要观点。继1920年底列宁发表《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之后，1921年1月14日，列宁的观点相当集中地反映在“十人纲领”中。1月19日，列宁发表《党内危机》一文，评述了工会问题争论的发展过程，揭露了各个反对派纲领的机会主义性质。同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题为《我们的意见分歧》一文，揭露了托洛茨基企图把军事方法搬到工会工作中来的错误。1月25日，列宁写成《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进一步论述了工会问题争论的实质，分析批判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工会国家化”的主张并非托洛茨基的首创。1919年1月，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在这里，工会在自己的国家建设工作中应该提出一个崭新的问题，即共产党党团提出的决议案中称之为工会‘国家化’的问题”，“工会必然要国家化，工会必然要和国家政权机关合并起来，建设大生产的事业必然要完全转到工会的手里。”①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的经济方面第5条规定：“公有工业的组织机构应当首先依靠工会”，“工会应当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②可见，在“工人国家”中，工会面临着什么样的任务，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工人运动本身提出的新课题。“工会国家化”这一口号，在苏维埃俄国初创时期曾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正确的命题。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分歧在于，列宁认为“工会国家化”代表着一种客观趋势，但不能立即就去实行，而托洛茨基则主张立即实现“工会国家化”。列宁在批判托洛茨基时指出，工会和国家经济机关所以不能立刻合并起来，因为要实现这种“合并”，“必须再走很多步”，首先要使工会成为教育机关，教育工人消除旧社会的偏见，成为新社会的建设者，并使工人学会管理和监督，即要使“几千万人积极地、直接地、实际地参加国家管理”的时候，才能实现这种“合并”。列宁强调说：“假如工会现在就想自作主张地担负起国家政权的职能，那就只会弄得一团糟。”③他进而指出，在“工人国家”里，工会是否存在，何时同国家政权合并的问题，“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这个问题让我们的孙子去谈论吧。”①
那末，工会当前的任务是什么呢?据列宁看来，工会应当是一个教育的组织，帮助工人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学会参加民主政治生活，学会管理国家，提高工人对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的自觉性，从这点上讲，工会是一个学习管理的学校，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一个共产主义的学校，工会担负的这项独特任务，是任何国家行政机关所不能替代的。其次，列宁认为工会担负着“两种保护”的职责，“全体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它们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②这就是说，国家作为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的;然而，有时它又会脱离经济基础，发生侵犯本阶级利益的行为，此时，工会就要保护工人“免遭自己国家的侵犯”;而当国内外阶级敌人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时，工会又要组织工人群众奋起保护自己的国家。而实现这两种保护的纽带，就是工会。正因为如此，列宁认为，工会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工人群众之间的“传动装置”，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
劳动军事化作为一种战时环境下的应急措施和非常政策，并不是什么错误。列宁也说过，“错误”“完全不在于它们采用了强制手段。这反而倒是它们的功劳。”③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把劳动军事化这种临时措施看作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工会工作的基本方法。列宁认为，军事方法有宝贵的经验，如“英雄主义”、“认真负责”等等，也有坏经验，如“官僚主义”、“高傲自大”，托洛茨基“不是支持军事经验中的最好的东西，而是支持最坏的东西。”①在战争年代，托洛茨基运用强制的军事方法恢复经济和管理生产取得某种成功，这是基于工人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信赖和支持而焕发出来的英雄气概，而不是劳动军事化创造的“奇迹”。所以，在战时，一些严厉的强制措施工人还能够忍受，而当战争一结束，还袭用战时那套军事方法便无法忍受了，党和工会必须相应地改变自己的工作方法。要求在工会那样的群众团体中推行民主原则，扩大民主，用选举制代替委任制，使工会真正成为党和群众的纽带，为工人说话办事，调动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成为工人所拥护的具有威望的工人群众自己的组织。所以列宁在评论同托洛茨基争论的实质时，明确指出，工会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这个或那个具体问题或理论问题，而是“在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问题上存在着分歧。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②
以布哈林为首的“缓冲派”主要观点。1920年12月7日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布哈林提出的“缓冲”决议草案以后，布哈林继续采取“缓冲”立场。1921年1月3日，布哈林在彼得格勒党组织举行的积极工作者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工会的任务》的副报告，为托洛茨基的主张进行辩护。他说：“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充分地为共产主义学校这个方面辩护”;并说托洛茨基“曾经有过‘整刷’的观点，但是现在他已经抛弃这个观点了’。”③1月16日，《真理报》发表布哈林“缓冲派”的纲领《论工会的任务与结构》，在这一纲领上署名的有：布哈林、拉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烈布利雅柯夫、索柯里尼柯夫、雅柯夫列娃等6人。这个纲领中主要有两个观点：其一，认为工会在无产阶级国家“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们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和非党群众之间的中介人……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经济机关和整个国家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认为应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工会“应当首先从整个经济任务的角度着眼(‘少点政治，多点经济’)，并指责列宁在工会问题上“只从政治角度着眼”。其二，认为工会有权向国家政权机关和经济机关派人，而这些候选人是“必须接受的”。列宁说，这个观点表明布哈林等人“完全背离了共产主义而转到工团主义立场上去了。”这个纲领“乃是思想瓦解达到顶点的表现”。①
工人反对派纲领的主要观点 工人反对派是1919—1922年间俄共(布)党内一个具有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施略普尼柯夫、柯伦泰、梅德维捷夫、卢托维诺夫、米洛诺夫等。1919年初，“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已开始形成。1920年3月，施略普尼柯夫向党的九大提出过一个《关于俄共、苏维埃和生产工会》的提纲，建议由党和苏维埃国家抓政治，由工会抓经济。同年9月，在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上，正式以反对派面目出现，单独召开自己支持者的会议，走上派别活动的道路。1921年1月25日，《真理报》发表了工人反对派的提纲《工会的任务》。 3月，柯伦泰写出《工人反对派》的小册子，全面地阐述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在工会问题的争论中，工人反对派主要提出“国家工会化”的主张，认为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不是党而是工会，建议实现苏维埃国家“工会化”，即要使无产阶级的国家服从于工会。他们提出要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由这个代表大会再选出国民经济的管理机关，“一切经济的职务的任命，都要在工会的同意下进行。工会提出的人选不得撤换。”①此外，工人反对派还自诩代表工业无产阶级中实行阶级团结、具有阶级觉悟、阶级意志最坚定的部分，打着消灭“官僚主义”的口号鼓吹无政府工团主义。
“民主集中派”的主要观点 “民主集中派”产生于1919年初，1920年正式形成为俄共(布)党内的一个反对派。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奥辛斯基、萨普龙诺夫、斯米尔诺夫、马克西莫夫斯基、鲍古斯拉夫斯基等。他们几乎在每一篇文章、每一次演讲中都大谈“民主集中制”，由此得名。他们认为，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危机是集中制的领导而造成的，原因是官僚主义已深入到一切机构，“权力集中已经超过限度了”。在工会问题争论中，1921年1月16日《真理报》发表了由布勃诺夫、奥辛斯基、萨普龙诺夫等署名的主张民主集中制一派的提纲《论工会》。他们认为工会问题的争论在目前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也没有任何理论上的特殊复杂性。工会面临的危机表现为“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薄弱”。他们主张扩大工会在生产中的权力，反对由国家委派行政和经济工作人员，并要求按照他们的纲领来改组整个党政机构。
在工会问题争论中，除了上述5个影响较大的派别外，其余3个都是追随和依附于别的派别的小派别，例如，“‘伊格纳托夫派’是跟着‘萨普龙诺夫派’跑的。”①
8个派别分别发表各自的纲领和观点，整个1月份，全党上下都对工会问题展开争论。各派之间也不断分化和重新组合。2月初，托洛茨基派同“缓冲派”提出一份联合纲领。接着，诺根派、伊格纳托夫派和“民主集中派”相继并入“工人反对派”。至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剩下了3个纲领，即：托洛茨基派和“缓冲派”的联合纲领，列宁、季诺维也夫等的“十人纲领”，“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在党的许多基层组织的争论中，大多数党员都表示支持列宁为代表的“十人纲领”，谴责托洛茨基等人在工会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至此，党的十大前夕，争论的阵线已趋于明朗。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
3月8日至16日俄共(布)举行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致开幕词并作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季诺维也夫代表“十人纲领”的拥护者作报告，托洛茨基代表“托—布联合纲领”派、施略普尼柯夫代表“工人反对派”作副报告。各派各有两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开展辩论，并进行表决。表决结果，336票拥护“十人纲领”，“托-布联合纲领”得50票，“工人反对派”纲领得18票， 2票弃权。
据此，大会选举了各主要派别的代表人物组成工会问题起草委员会，以“十人纲领”为基础，起草了《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草案付诸大会表决。表决结果，除6票(均属“工人反对派)反对、4票弃权外，大会通过了这一决议案。以列宁为代表的关于工会问题争论中的正确主张，终于获得了胜利。
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案中，着重指出，俄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因此，一个强大的、意志统一的工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在苏维埃俄国，工会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工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经济和进行教育工作，不仅要使每一个会员都自觉地、积极地参加国家建设，而且要吸引最广大的劳动阶层，包括劳动者中最落后的阶层自觉地投身于经济建设事业，工会才能真正成为共产主义的学校。工会必须为会员和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服务，维护他们的利益。工会工作的主要方法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说服的方法，要恢复工人民主制，工会的一切机关要实行选举制，取消委任制，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反对官僚主义和因循敷衍的作风。工会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党组织一方面掌握总的领导，同时却不干预工会各部门的内部事务”①。
关于工会国家化，决议指出，迅速使工会国家化将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任何人为地加快工会国家化速度的做法，都丝毫不能改善共和国的经济状况，而只会妨碍工会起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鉴于交通总政治部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表现了脱离工人群众，并同全俄工会中央组织相对立的倾向，造成了违背工会正常的民主方法的偏差，代表大会同意撤销交通总政治部，并指示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必须实行正常的工人民主制。②
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党内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决议认为，“工人反对派”的各种提纲和文件，是“这种倾向的最完整、最完备的表现之一”。大会指出，“工人反对派”要求将管理国民经济的权力交给各产业工会的全俄代表大会的主张以及诸如此类的主张，其基本思想“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在实践上是小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动摇性的表现，是削弱共产党的坚定的领导路线，在实际上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敌人。”③
在工会问题的争论过程中，党内形成了种种派别，给党的团结统一造成了危害。尤其在面临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严重时刻，党内的派别纷争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妨碍全党步调一致地为完成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而奋斗。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决议指出，党的队伍的团结统一是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必要条件，因此，“必须使一切觉悟的工人都清楚了解到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派别活动事实上必然要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的敌人又能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①代表大会要求全党保持党的队伍的团结和统一，责成中央委员会解散一切派别组织，禁止任何派别活动，违反者要受到党纪的处分，直至开除出党。
从1920年11月起至1921年3月，俄共(布)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持续了4个月之久。在这场争论中，不仅托洛茨基提出的一些观点和主张是错误的，尤为错误的是他不顾大局，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挑起并加剧了这场争论。他从“左”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干扰了全党适时地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被迫把许多精力放在既不紧迫又不十分重要的工会问题的争论上。正如列宁所说，这一场争论“是太奢侈了，以至于使全世界都觉得奇怪——一个党在殊死斗争的最困难的情况下，而且在发生歉收和危机的条件下，在遭到严重破坏和军队复员的条件下，竟然用尽心思去研究各种纲领的细微末节，那末现在我们应当从这些教训中得出政治的结论，应当不仅得出关于各种错误的结论，而且得出关于阶级关系、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的政治结论。”②托洛茨基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他说，这场争论是“离题的”，“列宁出于准确无误的政治本能，意识到已经到了危急关头，采取措施减轻军事压力”，而他还要“试图让工会作出空前巨大的努力”;全党在进行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而实际问题却是日常的面包、燃料和工业原料问题。”
俄共(布)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所涉及的内容是原则性的，但争论也显示了党内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又由于列宁能够正确对待党内矛盾，终于使争论圆满结束，促进了全党思想上行动上的一致，顺利地实现了向新经济政策的转折。
① 引自《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鲁祖塔克同志报告提纲)》,转引自《列宁选集》第4卷,第421——423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438页。
①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4卷,第445页。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11页。
② 《列宁全集》第32卷,第29页。
① 转引自《列宁文集》第6卷,俄文版,第320页。
①②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3年俄文版,第814页、816页。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第397页、402页。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541页。
③ 《列宁全集》第28卷,第402页。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06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408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421页。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21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406页。
③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4卷,第451页、450页。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3页。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6页。
① 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75—77页。
② 同上,第77页、79页。
③ 同上,第66—69页。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63—64页。
②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67—1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