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接任总统以后，美国正处在扩张势头上。杜鲁门政府采取了对苏“强硬”政策，大造苏联“扩张”的舆论，制造国际紧张气氛，并制订了以欧洲为重点的遏制战略。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咨文，以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为引子，提出了美国政府内部酝酿已久的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他宣告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必须而且能够在世界各地“承担义务”，运用自己强大的实力援助“自由”国家，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以确保美国的安全和繁荣。杜鲁门这番关于外交政策基本原则的讲话很快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它成为美苏战时同盟关系公开破裂、美国发动对苏“冷战”的重要标志。
所谓“希、土危机”
1947年2月21日，英国政府发表白皮书，承认1946年财政赤字超过原先估计，已达4.5亿英镑，不得不大大削减海外开支。同日，英国政府向美国国务院发出了结束援助希、土的照会，声称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使英国在3月31日以后无法继续向希腊、土耳其两国提供援助。英国强调希、土面临共产主义的严重“威胁”，根本无力维护“民主制度”，由于希、土在军事和战略上的重要性，西方国家决不能眼看它们落入苏联控制之下。白宫要求华盛顿立即接过援助希、土的担子。“希、土危机”一时成为国际关系中引人注目的突出事件。
巴尔干半岛和东地中海地区，历来被英国视为大英帝国的生命线。大战结束前后，美国利用种种借口，千方百计渗入这个连结欧亚非3大洲的重要战略地区。苏联与伊朗、土耳其的纠纷，恰好为美国提供了机会。1946年初，美国指使伊朗向刚刚成立的联合国控告苏联拒绝从伊朗撤军①，同时扬言美国准备“使用军事实力”。接着又支持土耳其指责苏联企图侵犯土耳其领土和主权，以夺取黑海海峡②。1946年3月，一支包括“密苏里号”主力舰在内的特遣舰队，借口运送土驻美大使的尸体回国，开往东地中海游弋示威。8、9月间，苏联两次照会土耳其，要求修改蒙特勒公约，由苏、土共同防卫达达尼尔海峡。而美国却派遣最大的航空母舰“罗斯福号”加入地中海舰队;11月，“伦道夫号”又接踵而至。这支庞大的美国舰队耀武扬威地访问土耳其、希腊、西班牙等地，要以美国的实力驱赶“俄国的巨大阴影”。它后来扩展成为常驻东地中海的第6舰队。
与此同时，美国利用英国耗费巨资仍无法消灭希腊民主军的困境，以提供援助的方式来“填补真空”。1946年初以后，提供了2.6亿美元的援助，年底又派经济代表团赴希腊“考察”。这时渲染形势危急的报告接连从希腊和英国传来，国务院认为希腊“正成为紧张的国际关系的焦点”，草拟了题为“危机和迫在眉睫的崩溃的可能性”的备忘录。据说形势危急的根源是苏联的“侵略”，希腊、土耳其和伊朗当即被确认为遏制苏联的前哨阵地。
恰恰在美国跃跃欲试，准备取代英国控制东地中海地区战略要地的时候，英国发来前述的照会，将渗入、干涉希腊、土耳其的机会拱手送上门来。美国政府官员立刻又惊又喜地认为，“英国此刻已将领导世界的任务，连同其全部负担和全部光荣，一齐移交给了我们”，美国应该从更广阔的世界背景上考虑“希、土危机”，要把援助希、土当作“一把钥匙”，去打开一个“广阔得多的局面”。杜鲁门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提出酝酿已久的全球性侵略扩张的纲领。
从对苏“强硬”到全面“遏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统治集团企图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调整与西欧盟国以及昔日敌国德、日的关系，乘它们亟需美国援助之机，把它们拴在一起，既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控制西欧，又在战略上利用西欧，以便对付苏联这个阻碍美国称霸世界的主要对手。杜鲁门上台伊始当即准备对苏联实行“强硬”政策。美国决策层对战后世界性质和美国对策的看法，已在1945年底1946年初基本形成。
1945年12月，美国国内掀起一股反对“姑息主义”的浪潮。1946年1月5日，杜鲁门当面指责国务卿贝尔纳斯对苏不够“强硬”，明确表示“我已厌倦于笼络苏联人”，而要用“强硬的抗议”和武力的“铁拳”对付苏联。杜鲁门自己把这一举动称作“我们政策的转折点”。2月22日，美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向国务院发回一份长达8千字的电报，提出了一套“遏制”苏联的政策，美国政府内主张对苏“强硬”的一派立即对此大加赞赏。
美国政府对于公开与苏摊牌会引起什么反响感到没有把握。趁丘吉尔访美的机会，杜鲁门把丘吉尔推上前台，1946年3月5日请他在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借以试探公众反应。结果是美国各界舆论哗然，表明美国人民希望同苏联继续保持友好关系，美国政府和国会内部也有不同看法。杜鲁门深感时机尚未成熟，赶紧举行记者招待会，矢口否认自己与丘吉尔的演说有任何关系。
从杜鲁门陪同丘吉尔到富尔敦发表演说以后1年间，尽管大国之间就意、罗、匈、保、芬5国和约问题勉强达成协议，美国并未放弃伺机插手东欧事务的企图，同时致力于夺取所谓苏联“势力范围”以外的地区。美国统治集团一方面利用德国、希腊、土耳其等问题，竭力渲染苏联“扩张”的危险，制造反共气氛，另一方面在内部加紧制订遏制苏联、争霸世界的全球战略。
当时在对苏方针问题上，美国有两种人与当权的决策集团有严重分歧。一种是以共和党参议员塔夫脱为代表的“孤立主义”派，他们坚决反共，赞成对苏强硬，不过他们反对过多卷入外国事务，主张回到战前孤立主义的做法上去。他们要求削减政府开支，反对拨付巨额援外经费，反对大量海外驻军，这就实际上剥夺了美国政府实行对苏强硬方针的主要手段。
另一派是以罗斯福时期的担任过副总统的商务部长华莱士为代表的“自由派”，他们以罗斯福政策的继承者自居，在美国公众中有较大影响。他们反对与苏联公开决裂，甚至提出用承认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为代价，换取苏联在经济上服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这种和平缓进战略目的同样是夺取世界霸权，可是在做法上却与杜鲁门政府的“主流派”很不相同。华莱士曾两次写信给杜鲁门，反对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抨击联英对苏的对外政策，强调美苏合作的重要性。在美国借口土耳其问题耀武扬威，大搞炮舰外交时，华莱士、佩珀等民主党显要议员公开提出异议，给杜鲁门政府泼了一大盆冷水，指出美国如果强硬起来，苏联照样也会强硬起来。正在巴黎出席21国和会的贝尔纳斯，依仗范登堡、康纳利等人的支持，指责华莱士作为政府官员不该公开批评政府的对外政策。杜鲁门利用华莱士与贝尔纳斯公开对峙、互不相让的局面，于1946年9月20日把华莱士撵出政府，为公开宣布全球扩张计划扫除了一个内部障碍。
4天之后，白宫主要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提出了“美国与苏联关系”的长篇报告。这份按照杜鲁门的命令起草、由政府重要官员几经商讨写成的文件，继凯南8千字长电报之后，进一步系统阐述了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战略原则。报告鼓吹美国应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建立“我们自己的世界”;报告还建议将苏联“侵略扩张”、奉行“军国主义”的情况公之于众，以便改变公众对苏联的看法。报告提出“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抑制苏联，使苏联的势力范围限于目前它所控制的地区”，这就是所谓“遏制战略”。杜鲁门把这份报告在统治集团内部传阅，力图在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上进一步取得一致意见。1946年底1947年初，凯南又写了一篇分析苏联的政权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的文章，凯南征得国务院有关方面许可，化名“x”在《外交季刊》7月号上抛出这篇文章，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供福莱斯特尔(海军部长，后任国防部长)“私人参考”。福莱斯特尔极为赞赏，把它推荐给新上任的国务卿马歇尔。这样，遏制战略就具有了“更坚定、更严峻的理论基础”。
这时，苏联报刊先后发表了斯大林对英美记者提问的几次答复和会见罗斯福总统之子埃利奥特·罗斯福时的谈话。斯大林表示，在苏联那样的国家内建设共产主义是完全可能的，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可以长期和平合作。对于美国舰队在地中海游弋，他觉得“无所谓”，不相信有新的战争的实际危险。他指出，必须揭露和约束丘吉尔之流新战争的煽动者，但是，应把现时进行的战争叫嚣，同目前并不存在的新战争的实际危险区别开来。
美国政府官员根本不相信苏联的和平诚意。他们认为这是苏联“讹诈”政策失败后发起的和平攻势，目的无非是为华莱士那样的反对派撑腰，制造和利用美英之间矛盾，挫败美英的对苏政策。他们把苏联大量裁减兵员，说成是因为国内发生严重经济困难而作出的“暂时退却”。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情况并不象华莱士他们所说的那样，苏联很可能是欺软怕硬的，美国越是“强硬”，也许苏联就越是“谨慎”，因此他们更增强了发动“冷战”的决心。
在1946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大获全胜，取得了1928年以来第一次控制参众两院的胜利。被民主党参议员佩珀斥为“帝国主义反赤色集团”首领的范登堡当上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同时由于副总统职位的空缺，又被推为参议院临时议长。当时，许多报刊认为共和党是靠高唱反共口号，抗议民主党政府对苏过于软弱而赢得选票的。本来就属于民主党保守派的杜鲁门，自然不甘心让共和党将反共旗帜夺走。他不仅深知坚决反共在政治上会获得的好处，而且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冲破“孤立主义”的障碍，从共和党控制的、正准备把政府预算削减60亿美元的国会手中获得大量拨款。
美国统治集团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决定对苏联实行“坚定”、“强硬”的方针，进而制定了全面遏制苏联，夺取世界霸权的全球战略。英国决定停止援助希、土，恰好为美国提供了公开宣布这个遏制战略的最佳时机。
杜鲁门主义的出笼
从接到英国照会那天起，美国政府内部，上自总统、国务卿、下至各部文武官员，日夜加班，全力以赴，加紧拟订全球扩张的纲领性文件和对付“希、土危机”的具体方案，同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争取国会的赞同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1947年2月27日，杜鲁门邀请国会两党领袖，包括范登堡、马丁、康纳利、伊顿等来白宫商讨拟议中的“援助”计划。唯独塔夫脱没有参加，据说这是“无意的遗漏”。会上先由马歇尔介绍有关背景和行政部门的建议。但是，他的简略而隐晦的讲话，非但没有打动那些显要议员，反而引起了一大堆问题：“这样做要花多少钱呀?”“我们卷进去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不是为英国火中取栗吗?”等等。
眼看讨论将越来越离题，副国务卿艾奇逊在得到杜鲁门、马歇尔同意后作了长篇发言。他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讲起， 一开始就危言耸听地指出美国面临的是苏联的挑战，如果不帮助希腊那样的国家维护自己的“自由和民主制度”，欧亚非3大洲都将先后屈服于苏联统治，就象一个烂苹果会烂掉整桶苹果一样。他反复强调战后世界只剩下美、苏两大强国，据云在这场民主、自由与专制、极权的斗争中，非美国不能对付苏联的挑战。律师出身的艾奇逊鼓起如簧之舌为冷战政策所作的大胆辩护，打动了国会显要。他讲话结束后，会场鸦雀无声。接着范登堡表示受到“震动”，他认为援助希、土非常重要，但这仅仅是极为严重的世界形势的一部分。他说国会理当支持政府，条件是总统也应如此这般向国会全体议员和全国公众讲明形势的严重性。
这时已经以“国际主义”者面目出现的范登堡，竭力主张美国必须表现出“世界头等强国的气概”，充当世界“精神上的领袖”，在他看来，对付苏联的办法只能是“不再姑息”。以范登堡为代表的共和党多数派与杜鲁门为代表的民主党“主流派”，在遏制苏联，夺取世界霸权这一战略目标上，观点如此接近，配合得相当默契。范登堡所提出的“条件”，正是杜鲁门所欢迎的。这种“两党一致”使美国政府官员感到，“历史的转折关头”已经到来，美国可以挺身而出，取代没落中的英国，担当“自由世界的领袖”了。
国务院和有关各部的官员，在艾奇逊指挥下，以最快的速度制订了援助希、土的详细计划，草拟了总统致国会的咨文，还准备了新闻宣传计划。即将出席莫斯科4国外长会议的马歇尔，指示工作班子不用考虑那个会议的成败，因为事态发展已把它贬低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杜鲁门访问墨西哥回国后，对咨文稿本又进行一番修改，作好了最后准备工作，只等预定在3月10日举行的莫斯科外长会议开幕后，就可以投出这枚“炸弹”了。
1947年3月12日下午，杜鲁门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宣读了那篇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咨文。
杜鲁门一开头就说，“今天世界面临的严重局势”牵涉到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他从所谓“希、土危机”讲到美国“伟大的责任”，反复强调“美国必须提供援助”，“我们是有能力提供那种援助的唯一国家”。
杜鲁门咨文的大量篇幅用来说明援助希土的“广泛的意义”。他含沙射影地攻击苏联和各国共产党人试图通过“直接或间接侵犯”，把“极权政体”强加于各国人民。他把世界上的斗争概括为“自由制度”与“极权政体”之间的斗争，断言所有国家都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针对这种局势，他说：
“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他们正在抵制武装的少数集团或外来压力所试行的征服活动。
“我认为，我们必须帮助各国自由人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解决有关他们各自命运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的帮助应该首先通过经济和财政援助的途径，这种援助对稳定经济和有秩序的政治进展是关系重大的”。他强调说：“自由制度的崩溃和独立地位的丧失不但对这些国家，并且对全世界都具有灾难性”。“假如我们在这一紧要时刻未能援助希腊与土耳其，那末，给予西方的影响将同给予东方的一样深远”。接着他要求国会“果断地”授权政府在1948年6月30日以前向希、土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选派美国文职和军事人员监督美援使用情况，训练希、土两国的有关人员。
杜鲁门的讲话不过21分钟，不象艾奇逊对国会议员的讲话那样详尽露骨，甚至连“苏联”这个名词他也没有提到。但是谁都清楚，他把苏联说成是使全世界陷入“灾难”的祸首，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日一样的“极权主义”国家。按照杜鲁门的说法，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苏联的“扩张”，那么美国在“二战”中所付出的代价将等于虚掷。很明显，杜鲁门以美国总统的身份，郑重其事地宣读这篇咨文，等于向全世界宣告，战争并没有结束，仅仅是作战的对象和方法发生了变化。杜鲁门后来在回忆中就颇为得意地说过，这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
全球性的反共产主义“圣战”
杜鲁门主义的提法，顿时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除了从各种不同角度表示支持或反对的意见外，还有不少人感到“震惊”，或者担心会引起新的战争，或者哀叹联合国遭到“毁灭性打击”等等。但美国国会中许多忧虑重重的议员最关心的，是这样一来美国将在世界上承担多大的义务。
为了解除这些议员的疑虑，艾奇逊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公开听证会上，竭力回避杜鲁门主义的全球性含意，强调援助希、土并不意味着美国将会按同样方式向所有“民主国家”提供援助，对于其他国家，美国将根据具体情况考虑不同的对策。民主党的康纳利以提问的方式重申：这不是适合于世界上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的不变的办法，因为没有哪两个国家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他煞有介事地问道：“难道不是这样吗?”艾奇逊马上高高兴兴地给予肯定的回答。
艾奇逊—康纳利的双簧，意在说明美国政府不会敞开钱包，任人取用。他俩无非要那些既想称霸世界，又不舍得拿钱出来的议员放心。但是，这样解释却有大大缩小杜鲁门主义“广泛的政治含义”之虞。会议主席范登堡唯恐给人以杜鲁门主义仅仅适用于希、土两国的错觉，他把降下去的调子又加以提高，再次强调杜鲁门主义的“世界含义”。他在会上说，“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发现自由国家难以抵抗企图把极权政体强加于它们的侵略行为，美国不一定每次都以同样方式作出反应，但是“我们打算作出反应”。艾奇逊立即附和说：“这样说是正确的”。这就透露了美国统治集团借“希土危机”提出杜鲁门主义，确如当时有人评论的，是要发动一场意识形态的“十字军运动”、全球性的反共主义“圣战”，尽管他们要保留如何实施这个“主义”的主动权，力求以最低的代价，最少的风险去达到“领导世界”的目的。
其实杜鲁门主义从来没有规定过什么“地理界线”。杜鲁门自己就认为，“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美国都必须进行干涉。1947年5月22日，援助希、土法案经参众两院通过，杜鲁门签署成为法律。以后半个月，美国提出了援助西欧的《马歇尔计划》。接着又加紧筹划建立联邦德国政府，并且在推动西欧5国缔结布鲁塞尔条约之后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此同时，美国继续大力资助蒋介石扩大内战，逐步放宽对日占领政策，竭力把日本变成在远东遏制“极权主义”的重要阵地。种种事实说明，美国按照杜鲁门主义为指导原则，不仅控制了希、土，而且以欧洲为战略重点，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势力，俨然以世界霸主自居。
苏联《消息报》和《真理报》在杜鲁门主义发表后的第3、第4天，就分别发表社论，指出这是“帝国主义扩张政策”。1947年9月，苏联和其他8个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成立了情报局，并且在宣言中明确指出，世界已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
因此，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成为美苏战时同盟公开破裂、美苏冷战全面展开的重要标志。
对杜鲁门主义的评价
杜鲁门主义在相当长时期内被当作指导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美国政府虽然不断修订对外政策和策略，却没有完全改变这些原则。随着战后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在美国国内出现的几次外交政策大辩论中，如何评价杜鲁门主义总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杜鲁门主义提出后的最初几年，一些曾经参与其事的政府官员和史学家声称，苏联恢复战前共产国际的路线，竭力扩张势力，因而破坏了美苏同盟关系，引起“冷战”，美国实行遏制战略只是作出了“被迫而勇敢的反应”。他们把杜鲁门主义说成是结束了长期对苏“绥靖”的倾向，“开辟了一个新的、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阶段”。这是当时流行的讲法。
可是，当时就有人担心这种遏制战略等于开出一张“空白支票”，会使美国深深卷入苏联周围国家的内部事务，浪费大量资源，而忽视了欧洲这一战略重点。美国决策集团自然知道，在决策过程中必须避免这种非此即彼的简单化做法，而要区别轻重缓急，力求一本万利。然而美国当时的实力和自信，又往往促使那些决策者情不自禁地在全世界到处伸手，终于先后陷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泥潭而难以自拔。
面对这种情况，西方有些史学家对杜鲁门主义的根据、目标和手段以及方向是否正确、有无必要等问题，提出种种疑问。他们用大量材料说明，战后初期尽管苏联不准西方插手东欧，却并未把门关死，除了涉及本身安全的问题，苏联不仅不打算挑起争端，还确实愿与美国合作，以利于恢复本国经济。恰恰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美国对苏联发动咄咄逼人的攻势，引起了苏联的猜疑和不安全感。特别是在实行杜鲁门主义之后，苏联态度骤变，终于触发冷战，而使美国自己处于同世界人民为敌的境地。
尼克松政府上台以后，撤离越南，承认美国力量有限全面调整美国的世界战略，准备重整旗鼓，挽回颓势。这时有些史学家根据解密的政府档案，重新评价战后初期美国外交政策。有人认为，提出杜鲁门主义称不上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折点，不过是言词胜过行动的宣传战。当时美国并无同苏联全面对抗的准备，它既没有控制世界的意图，也意识到自己没有这样的力量。美国的实际目标十分有限，主要是通过财政经济援助，稍后是军事援助，恢复欧洲的自信心，以形成对苏联的有效遏制。他们认为，当时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复兴西欧，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保卫西方文明方面是卓有成效的。直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才错误地在全世界承担义务，企图遏制任何地方出现的共产主义。
实际上杜鲁门主义的出现，是在大战结束后，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激烈变化的复杂情况下，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它既是处于“顶峰”状态的美国领导人一心要按照美国的面貌“重建世界”的反映，也是苏联不因美国强硬而退却，而西欧中东却困难重重，美国急于“填补真空”的结果。
杜鲁门主义与罗斯福的“世界主义”蓝图，都以美国应该“领导世界”为出发点，都企图通过全球性安排来维护美国的利益，实质上都以称霸世界为最终目标。但两者在策略上是有不同的。战后的事实打破了罗斯福通过大国间合作和妥协安排战后世界秩序的设想，杜鲁门才改变其做法。他用援助盟友、遏制苏联代替了大国之间、特别是美、苏之间的“合作”，他不再把联合国当作美国领导世界的法宝，而是另搞一套更为方便，他不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在欧洲明确承担义务，而是在和平时期同西欧国家结成政治军事同盟。
杜鲁门主义刚刚提出时，采取的实际行动虽仅仅是向希、土两国提供有限援助，似乎有煽动之心，无实干之意。但是，冷战的发动并不需要一上来就全面出击。既然美国决策集团对自己的实力估计得那么高，既然他们把世界看成只有美苏两家有资格争夺的天下，把各国共产党与苏联当成“铁板一块”，甚至把各国发生的一切革命或变革都看成是苏联操纵或利用，那么他们就势必四面出击，包打天下，把手越伸越长，把摊子越铺越大，直到四面碰壁，进退两难，才会发现自己“力量的限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从发动“冷战”到陷入“热战”，从充当“自由世界”的施主变为遭到世界人民反对的公敌，正是杜鲁门主义全部逻辑的必然结果。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英、苏、美根据“战时需要”分别驻军伊朗,曾决定在对日战争胜利后半年内撤离。1946年初,美、英军队先后撤走,苏军未撤。伊朗政府派军队镇压苏占区成立的“阿塞拜疆民族政府”,又被苏军挡回。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提出共管黑海海峡的要求,罗斯福、 丘吉尔曾表示苏联关于地中海通道的要求是“合乎情理”的。1945年6月7日, 苏联要求土耳其:(一)归还卡尔斯和阿尔达汉两个边境地区;(二)在达达尼尔海峡地区给予苏联陆海军基地; (三)同意对规定通过达达尼尔海峡问题的国际(蒙特勒)公约作重大修改。 土耳其在通知美国后答复苏联说:它将为保卫现有领土和主权而投入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