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自1889年7月建立至1914年8月破产，存在了25年。在这期间，它共开过9次代表大会。第二国际在成立的初期没有任何固定的国际性组织机构，直到1900年才建立了社会党国际局。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通过了国际局全体会议于1906年11月提出的《国际代表大会和国际局章程》草案。从实际活动和所起的作用看，国际局并非一个领导机构，而是一个重要的进行国际联系、协商和互相影响的机构。第二国际的主要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是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的代表每隔几年举行一次的代表大会。除了1889年的成立大会①外，它还开过以下8次代表大会。
1891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891年8月16—22日在布鲁塞尔召开。这次大会是在比成立大会更加顺利的条件下召开的。这时，“可能派”虽然又准备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但它的影响大为削弱，马克思主义者拥有明显的优势。为此，恩格斯建议同可能派联合召开大会。在两派的筹备协商会议上，可能派被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大会议程，派代表参加了大会。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15个国家的380名代表。对待军国主义态度问题是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荷兰无政府主义者纽文胡斯提出反战的“世界罢工”的口号，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有正义的战争，因此，各国工人要以国际性总罢工的行动反对任何战争。威·李卜克内西发表长篇演说驳斥了纽文胡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消灭军国主义和结束国际军事关系的唯一手段。”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威·李卜克内西代表委员会提出的决议，否定了纽文胡斯的提案。
巴黎大会曾就劳工法问题通过决议，提出了诸如8小时工作日;禁止有害妇女身体健康的生产部门使用女工;所有劳动者每周至少有连续36小时的休息;禁止以商品支付工资，取缔厂主开设的店铺等十多项具体要求。但是两年来的实际情况表明，欧洲各国的政府都不理睬这些要求。因此，大会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在国际范围内有组织地行动起来，使用享有的政治权利把“劳动从奴役制下解放出来”。
大会就罢工问题通过的决议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罢工问题本身，第二部分规定工人阶级在争取实现自己的经济要求方面要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国际工会的方案。但是，德国代表团以及奥地利、荷兰、瑞士和罗马尼亚等国的代表团因在本国的立法条件下不可能成立任何国际组织而反对这一方案。所以大会最后建议在有条件的国家中建立全国工人秘书处。
巴黎大会关于“五一”节的决议是举世闻名的，也是唯一硬性要求各党进行共同行动的决议，但在这次大会上，两个最重要的代表团，即德国代表团和英国代表团提出了异议，他们建议将五一节移到5月的第一个星期天，除了举行示威游行外，不同意实行大规模的停工。法国和奥地利的党坚决反对完全取消停工的做法。大会最后通过了一项妥协性决议，决议声明：“只要各个国家情况许可的话， 5月1日应该是一个休息日。”这样就使五一节失去了战斗性。
但是，就整个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来说，“马克思派不论是在原则问题上，还是在策略问题上，都取得了全面的胜利。”①
1893年苏黎世代表大会
1890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延续到1893年还在继续发展。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欧洲两个相互敌对的侵略集团的出现，促使各国统治阶级加紧军国主义化。在这个时期，工人在与资本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如1893年在英国，20万矿山工人历时数月的罢工取得了部分胜利。同年在比利时，工人通过总罢工迫使政府颁布了新的选举法。许多社会党和工会相继取得了新的胜利。突出的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93年的国会选举中由于坚决执行反对军国主义的政策而获得178万6千多张票，是选举中获票最多的党。受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会组成了全国性组织——德国工会总委员会。到1893年，英国工联已拥有150万会员，同年1月在布列德福德召开的工联代表大会上，根据工人的要求建立了英国独立工党。法国工人党在议会选举中也取得相当大的胜利，这一胜利使得原来分散在议会中的所有工人党团联合为一个党团。
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种有利于国际工人阶级的背景下于1893年8月6—12日在苏黎世召开。18个国家的411名代表出席大会，主要议程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8小时工作日的措施;庆祝五一节;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策略;社会民主党人在战争时期的立场;全国工会和国际工会的组织等。
大会首先商讨了以古斯塔夫·兰道尔领导的“青年派”①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大会的问题。倍倍尔坚决反对他们参加，号召社会党人不要再同无政府主义者合作。讨论结果通过了《参加苏黎世代表大会的条件》的决议，其中第一条规定：“凡承认建立工人组织和从事政治活动之必要性的一切工会、社会党和社会团体，均得参加代表大会”。兰道尔宣称，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反对任何政治活动。于是大会采纳了倍倍尔对“政治活动”一语进行解释的修正案：“‘政治活动’一语的意思，就是说工人政党为了无产阶级事业和取得政权而行使或争取政治权利和立法机器。”经过4天的斗争，终于击败了无政府主义者企图参加大会的打算。
关于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策略的讨论直接涉及到用改良的办法还是用革命斗争的方法达到社会主义的革命目的的问题。大会通过的关于策略的决议的第一部分(议会制度和竞选活动)指出：政治活动无论对于公开阐明和宣传社会主义原则，或者对于争取迫切需要的各种改革来说，都是必要的。接着要求工人利用政治权利使一切执行机关和立法机关真正实现自己的要求，进而使它们由资本统治的工具变成无产阶级解放的工具。决议虽然提醒工人群众牢记革命目标，但却忽视了马克思从巴黎公社革命经验中得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条最重要的结论。
在反对战争危险问题上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普列汉诺夫、威·李卜克内西、艾威林坚决反对纽文胡斯关于一旦发生战争立刻举行国际性总罢工的主张。大会以多数票通过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倍倍尔的决议案除重申布鲁塞尔大会的反军国主义的决议以外，还要求社会党人展开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并在议会中无条件地投票反对任何军事预算。虽然在当时的形势下想用总罢工来制止日益逼近的战争是一种幻想，但是1891、1893和1896年三次国际大会都从原则上拒绝总罢工的做法为后来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开了方便之门。
在五一节问题上，所有代表都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1890年4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曾发表声明，反对柏林党组织关于五一节的呼吁书，并反对实现普遍停工一天的计划，号召工人只用集会、庆祝会、示威游行来庆祝五一节。189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直接决定放弃五一节停工的行动，并把庆祝会改在晚间举行。但是，德国代表团在会上还是争得由各党自己决定纪念“五一”的方式的权利，正如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维克多·阿德勒①代表委员会所做的报告中所说的，由于德国人在五一节问题上的退却，增加了其他国家工人斗争的困难。
这次大会挫败了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会议的企图，巩固了工人群众的国际团结和在思想上的统一。恩格斯出席了大会(这是仅有的一次，两年后他与世长辞)并主持了闭幕式，他在总结演说中肯定了与无政府主义者在组织上决裂的必要性。
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
国际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896年7月27日—8月1日在伦敦召开。参加大会的有18个国家的535名代表。大会共开了6天，会上没有出现大的分歧。大会就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资格再次进行讨论并作出“无政府主义者在排除之列”的决定后，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全部退场。至此，国际内部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大体告一段落。
大会按照日程顺序进行了一般讨论并通过相应的决议，多数决议内容是前几届大会决议的汇总，没有增添新的内容，有的还有所后退，如关于战争问题的决议要求立即废除常备军，组织人民武装;建立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国际仲裁法;各有关国家的政府不接受仲裁决定时，由人民直接对战争问题作最后的决定。很明显，这些纯属和平主义性质的要求，当国家政权还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时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幻想。
值得注意的是，大会就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通过的决议中涉及到最迫切的新问题——殖民政策问题。决议说：“无论以宗教为借口或以假作传播文明为借口，殖民政策的实质都只是为了资本家阶级的特殊利益而扩大资本主义的剥削范围”，“大会主张一切民族都有完全自决权”。正如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指出的，大会决议“一方面，完全直截了当地而不容许丝毫曲解地承认一切民族都有完全的自决权;另一方面，又同样毫不含糊地号召工人建立他们阶级斗争的国际统一”。①
大会根据土地委员会拟就的报告讨论了土地问题。由于当时没有时间弄清楚各国的具体情况，决议只一般提到把土地收归社会所有和在农业无产阶级中开展组织教育工作，而把制定纲领的责任留给各国自行解决，从而未能在大会上制定统一的土地纲领。
大会还通过一项未包括在日程内的向俄国无产阶级致敬的决议。决议指出俄国工人组织出席国际代表大会是极其重要的②，并认为“俄国无产阶级的组织是反对欧洲反动势力最后支柱之一的沙皇政权的最好保证。”
第二国际上述3次代表大会广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团结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这时为政权而斗争的问题尚未提上日程，社会主义政党必须首先建立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并把力量集中在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上。因此，利用议会争取改良的斗争是摆在各社会党面前的战斗任务。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政治斗争和任何改良，最初的几次大会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把他们驱逐出国际。尽管这时右的倾向没有达到像后来给第二国际带来灾难的程度，但是，所有那些后来使国际遭到毁灭的重大问题都开始产生。十九世纪末叶伯恩施坦主义出现后，修正主义成为国际现象，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斗争成为以后几次代表大会的重要任务。
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
1900年9月23—27日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与11年前同样也是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相比，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期间，资本加紧积聚并向纵深发展，商业和市场也急剧扩展。十九世纪末叶开始了一连串的殖民战争，如1898年为争夺古巴发生了美西战争，1899年英国对布尔共和国发动侵略战争，在德国唆使下欧洲列强武装干涉中国。这些战争揭开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序幕。与此相适应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也开始在国际范围内蔓延①。国际必须对新的形势进行分析，阐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等问题。本届大会面临的正是这些问题。参加这次大会的有21个国家的791名代表。大会的日程多达12项，主要的有夺取社会权力和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殖民政策，军国主义，组织问题等。
关于米勒兰事件，它的产生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德国的出现几乎是在同一时间。1899年3月，伯恩施坦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提出了完整的修正主义纲领。同年6月，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未经党的同意，擅自参加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瓦尔德克—卢梭的联合内阁，以实际行动实践了伯恩施坦的纲领。这一重大背叛行为不仅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造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而且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德国的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意大利的拉布里奥拉等从一开始就支持盖得派。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袖伯恩施坦、奥艾尔、福尔马尔和比利时工人党的机会主义领袖安塞尔等则支持以饶勒斯和米勒兰为代表的内阁派。
大会在研究夺取社会权力和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问题时，围绕米勒兰入阁事件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3种不同的观点。盖得坚决反对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并向该问题委员会提出少数派的决议案，这个议案在大会全体会议上被多数票否决。饶勒斯代表了右派的观点，他把社会党人参加政府看作是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的开始，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考茨基持第三种观点，他提出的被委员会多数同意的决议案没有在原则上谴责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政府，只批评米勒兰不依靠党而推行他的联盟政策，把这种“冒险的尝试”说成是一种策略，而并非原则问题，认为国际大会用不着讨论它。比利时工人党的领袖王德威尔得以委员会多数派名义为考茨基的决议辩护，饶勒斯、桑巴(法国社会党的改良主义者)、安塞尔、奥艾尔等人支持考茨基的决议案。意大利社会党人费里代表委员会少数派论证盖得的决议案，严厉批判了内阁派和考茨基本人，把他的决议案称作一切机会主义者都可钻空子的“橡皮性决议”。盖得也为自己的议案辩护，他是大会代表中唯一提出无产阶级解放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最后，大会以29票对9票通过了考茨基的决议案。每个国家有两票投票权，保加利亚和爱尔兰各投了两票反对票，法国、波兰、俄国、意大利和美国各投了1票反对票。
由于考茨基持调和立场，左派在米勒兰问题上失利。但是，在军国主义和殖民政策问题上，革命情绪仍占上风。大会一致通过卢森堡提出的反对军国主义的决议。关于殖民地问题决议责成各社会党研究这个问题，协助殖民地建立社会党，并吸收它加入宗主国的党组织，加强各殖民地社会党之间的联系和紧密关系。
大会在组织问题方面采取了一个重要步骤，决定在布鲁塞尔建立社会党国际局，设主席和1名支薪书记负责具体事务，每年召开4次会议。国际局由比利时社会党人王德威尔得任主席，加米尔·胡斯曼任书记。国际局成立后，又规定只有承认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政党、工会和合作社等组织才能参加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局的建立弥补了国际自1889年成立10年来没有自己的组织中心和领导中心这一缺陷。
1904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
国际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虽已在德国社会民主党1898—1903年间召开的5次代表大会上受到严厉的批判，但在实践中并未克服。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是第二国际反对修正主义的一次大会。出席大会的有24个国家的476名代表，代表着40个工人组织和社会主义政党。
大会争论的中心问题是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原则。盖得首先在委员会内提出一个决议草案，要求将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反对修正主义的决议提交本届大会作为各国社会党行动的基本准则，遭到委员会的成员法国的饶勒斯、列诺德尔、奥地利的阿德勒、荷兰的特鲁尔斯特拉的坚决反对。阿德勒和王德威尔得提出修正案，要求删去盖得决议草案中一切谴责修正主义的词句和社会党人不得热衷于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提法。倍倍尔、卢森堡、莫尔和其他委员都支持盖得。倍倍尔作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重要演说，深入地批驳了饶勒斯等人的观点。委员会以27票赞成、3票反对、10票弃权通过了盖得的议案。
1904年阿姆斯特丹大会场景
当把这个决议提交大会讨论表决时，饶勒斯、盖得和倍倍尔都再次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演说，阿德勒和王德威尔得又一次提出修正案。大会最后以25票赞成、5票反对、12票弃权通过了稍加修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1903年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策略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被称为德累斯顿—阿姆斯特丹决议。决议非常坚决地谴责修正主义者企图改变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久经考验和已取得辉煌成就的策略，用一种迎合现存制度的政策代替战胜敌人从而夺取政权的政策，并指出这种修正主义策略的后果就是把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政党变成一个满足于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改良的政党。因此，决议宣布，党决不为现存制度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承担任何责任，决不承认统治阶级为保持政权而采取的任何措施;决议号召社会党不要谋求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参与政权。
这项决议的通过，是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大会未对修正主义者采取组织措施，一致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决议要求所有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全力促进社会党的统一，否则，他们要对分裂活动的惨痛后果负责。
大会讨论了殖民政策问题。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否决了法国社会党提出的谴责殖民政策的议案，接受了费边派的议案。后者号召英国工人迫使他们的政府放弃目前的不体面的殖民制度，建立在英国统治下的易于实行的印度自治。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放弃了民族自决权的论点，甚至提出按照土著居民的发展程度给予他们自由和自治的观点。
罗兰·霍斯特代表荷兰代表团提出的总罢工决议案反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鼓吹的全面总罢工，主张实行重要工业部门的群众性罢工以取得社会改革和抵抗反动政府的进攻。荷兰代表团的决议以36票对4票被通过。这个决议较前几届大会对总罢工完全持否定态度前进了一步。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大会召开的时候，日俄战争已经爆发。当日本社会党人片山潜和俄国工人代表普列汉诺夫同时出现在大会讲台上，相互握手致意，表达两国工人阶级共同反对本国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意愿时，与会代表掌声雷动，会议气氛热烈。大会一致通过了谴责日俄战争的决议。
1900年的巴黎代表大会和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与前几次大会相比，讨论的重点几乎完全转到策略和政策问题上。特别是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策略问题的讨论完全挤掉了前几次代表大会一直列入议程的战争问题。这并非战争问题已变得无足轻重，而是因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虽然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激烈反对，但在实践中还在继续发展并波及到其他国家。尽管在反修正主义斗争的最初几年里，有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坚决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然而其他社会民主党的许多领导人表现了动摇和不彻底性。阿姆斯特丹大会通过的反修正主义决议表明，当时在国际中马克思主义革命派还占有优势。可以说，从1889年第二国际的成立到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的历次国际代表大会和国际常设机构，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虽然受到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干扰，有时也不得不作某些妥协，但总的说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解决工人阶级面临的某些复杂问题，促进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壮大和巩固。
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
国际的第七次大会于1907年8月18—24日在斯图加特召开。出席大会的有24个国家的881①名代表。列宁率领俄国代表团出席了大会，这是自第二国际成立以来，列宁第一次参加国际的大会。在上届大会和这届大会之间爆发的1905年的俄国革命，极大地唤醒了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这期间，各主要社会党，特别是德国党进行了关于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大辩论。辩论的中心问题是，欧洲的社会党今后在与资本的斗争中是继续走和平的议会道路，还是学习俄国革命的榜样。但是在这次大会上，国际的领导不愿代表们过多注意这次伟大的政治事件，在大会通过的向俄国革命工人致敬的决议中避免提到俄国革命的性质和远景。在西方社会民主党人中，只有卢森堡依据俄国革命的经验作了关于反对军国主义的发言。
在讨论殖民地问题时，委员会内形成了机会主义的多数。荷兰修正主义者万·科尔在他与委员会内的少数派辩论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的观点，他说：“在殖民政策上，我们也必须有一个改良纲领。委员会的大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它要求一种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机会主义者一致拥护万·科尔。伯恩施坦和大卫代表德国代表团大多数人发言，肯定“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猛烈攻击革命派不了解改良的意义，没有切实的殖民纲领等等。委员会多数通过了经万·科尔、大卫等人补充修改的阿姆斯特丹决议，其中写道：“大会并不在原则上以及在任何时候都反对殖民政策，因为在社会主义的政权之下，它可以起促进文化的作用。”这个论点直接退向资产阶级政策，替殖民战争及野蛮行为辩护。
马赫列夫斯基在委员会中代表少数派(布尔什维克和波兰左派社会党人)驳斥了这个荒谬绝伦的观点，要求原则上谴责殖民政策。两个提案都提交大会讨论。大会以127票对108票的有限多数通过了少数派的决议。德国代表团相当多的代表，奥地利、荷兰、比利时、瑞典和丹麦的代表，多数英国代表，部分法国代表，以及少数意大利代表，也就是说拥有殖民地的国家的大多数社会党人，支持“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
军国主义问题是讨论得最长和最热烈的一个问题。各国代表都参加了这个问题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实际上是第二个大会。向大会提出的4个反战决议中有3个是法国代表团提出的。法国少数派盖得的提案认为，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无需采用特别的反军国主义的手段，以免增加社会主义宣传的困难。国际在战时的态度只需国际局根据具体情况加以确定。法国多数派瓦扬和饶勒斯的提案企图把革命的观点和护国主义结合起来，主张战争爆发时，采取包括群众性罢工和起义在内的一切手段反对战争，同时又说受到进攻的国家的工人阶级有义务保卫国家的独立自主。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爱尔威的提案不区别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笼统地加以反对。倍倍尔的提案坚决重申以往各次大会对待军国主义的一贯态度。他只限于提出利用议会手段反军国主义和防止战争。列宁、卢森堡以及其他左翼代表认为，未来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是很清楚的，因此，要“利用战争本身来加速整个阶级统治的崩溃”。他们根据这个观点对倍倍尔的提案作了修正，由卢森堡代表俄国和波兰代表团向分委员会①提出修正案，此案以口头表决获得通过并补充到倍倍尔的提案中。大会一致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决议案。
大会讨论了党和工会的关系问题。主张工会中立的思想在大会前就已形成。在这个问题上大会出现一片混乱，提交委员会的议案有8个之多。比利时和瑞典代表团主张工会要接受党的领导。德国等代表团反对工会从属于党，主张个人与党合作。法国代表团主张工会完全独立。大会通过的决议既没有谈到工会的中立性，也没有谈到工会的非党性，而是认为工会和社会党必须有密切的联系，并且要巩固这种联系。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鲜明地对比了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在一系列最重大的问题上的态度，并且本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解决了这些问题。令人痛心的是，一向捍卫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立场动摇，它的代表在大多数委员会内和在大多数问题上都成了机会主义的首领，它在第二国际中一向所起的实际领导作用，这次丝毫没有表现出来。
1910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
国际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0年8月28日—9月3日在哥本哈根召开。出席大会的有五大洲22个国家的886名代表，代表800万组织起来的工人。列宁再次参加了大会。倍倍尔因病未出席大会。德国代表团由列金和艾伯特共同领导。
大会有9项议程，但是俄国1905年革命所引起的一系列亟待讨论的重大问题，如关于政治性群众罢工、革命危机、民族解放运动、农民问题和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等，一个也没列入。正如王德威尔得在开幕词里所宣布的，这次大会是一个讨论基本的细小工作的大会。
截至1904年为止，在国际内存在一个统一的工会运动。之后，随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1909年，瑞典无产阶级反抗雇主降低工资而举行的总罢工没有获得国际的、特别是英国、法国、比利时工会的支援。奥地利的工会运动也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一个捷克人的派别坚持搞本民族的工会运动，在布拉格成立一个自己的工会中央，要求摆脱奥地利所实行的多民族的工会结构。他们的理由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已分裂为各民族的民族政党，因此，工会也必须按民族来划分。大会在讨论工会的统一问题时，拒绝了把国际统一的工会按民族加以分裂的企图，指出它违背了斯图加特关于党和工会关系的决议精神。大会通过的决议强调各国工人运动要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最大限度地相互支援，每个国家的工会运动都应该在组织上保持统一。
关于合作社①和政党的相互关系问题，大会公布了4个决议草案。比利时的草案要求社会党人警惕把合作社看成某种独立自在的机构或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根据饶勒斯的观点拟定的法国社会党多数派的草案，把合作社标榜为“社会改革”的“必要”因素，鼓吹合作社的中立，大谈合作社对社会党承担义务的害处。饶勒斯本人甚至认为，“合作社可以帮助工人准备实行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民主化和社会化”②。盖得的草案认为合作社不是阶级组织，号召社会党人不要把合作社看成是使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手段，而应在它内部开展社会主义宣传并利用它为工人的利益而斗争。俄国代表团根据列宁提纲拟定的草案，既承认消费合作社有助于工人的群众性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又指出只要生产资料还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消费合作社只能略微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它不仅不是同资本进行直接斗争的工具，而且容易造成不用剥夺资产阶级就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的错觉。因此，必须在合作社中传播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思想。饶勒斯和以艾尔姆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多数派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以及盖得的草案。
合作社委员会本身分为两派，饶勒斯和艾尔姆为一派，比利时代表为一派。奥地利合作运动的活动家卡尔·彼列斯为调和派。委员会最后通过了奥比混合决议，否决了俄国代表团和盖得对此决议提出的两项修正。大会也通过了这个混合决议。
大会还讨论了工人立法和失业保险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都比以往各次大会具有更鲜明的改良主义色彩。
1907年的斯图加特和1910年的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情况表明，机会主义的倾向和势力加强了。这是第二国际在俄国1905年革命之后愈来愈明显地向机会主义蜕化的结果。斯图加特大会就代表人数来说是一次机会主义者占多数的大会。哥本哈根大会在讨论工会问题时表现了民族主义倾向，而大会通过的关于合作社的决议却是调和争论的双方的折衷方案，并迫使俄国代表团撤销它提出的决议草案。列宁出席了这两次代表大会。他在大会期间除了在社会党国际局、有关问题委员会和社会主义报刊编辑人员会议上做了大量工作外，还召开了参加大会的波兰、德国、保加利亚、荷兰等国左翼社会党人和布尔什维克的联席会议。居于少数的左派之所以能够在制定决议时实现自己的目的，这要归功于列宁使他们有了统一的、坚定的国际主义立场，从而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了一致的态度。
1912年巴塞尔代表大会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结束了第二国际历史中的和平议会主义阶段。大会闭幕以后的两年间，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到1912年达到了顶点。这年的10月爆发了巴尔干战争，世界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逐渐篡夺了各国社会党领导权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领袖们拒不执行国际各次大会关于反对战争威胁的决议，德国、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社会党议员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社会党人还加入进行战争的本国政府。
在这种形势下，社会党国际局召开了紧急会议，代表参加国际的千百万工人宣布反对战争。接着，国际局决定提前于1912年11月9日在巴塞尔召开国际的第九次(非常)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有23个国家的555名代表出席，议程只有一个，讨论“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大会开幕后，举行了有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参加的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瑞士当局对大会表示欢迎。巴塞尔邦政府向大会祝贺。教会当局提供教堂供反战集会使用。瑞士社会民主党政府首脑布洛赫在他的开幕词里称赞教会当局的热情款待，甚至说“社会主义理想……在基督教历史中也留有深刻的痕迹”。高龄的倍倍尔反对对宗教的阿谀奉承。
会上，不少代表的发言流露出和平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和情绪，但是更多的代表的发言是热烈呼吁人民制止战争，并指出利用战争的危机推翻资本主义的前景。最后大会一致通过了《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的决议》，即著名的《巴塞尔宣言》。
宣言分析了上届大会以来的国际局势，揭露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疯狂备战，提醒各国社会党警惕它们发动世界战争的阴谋，号召各国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反对战争，并为不同国家的社会党规定了具体的任务和策略。宣言指出，社会党人要利用统治阶级害怕世界大战会引起无产阶级革命的恐惧心理，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宣言最后警告各国政府：如果它们胆敢发动战争，等待它们的将是普法战争引起的巴黎公社革命和日俄战争唤起的俄国革命的命运。列宁很重视这个宣言，认为它“总结了各国许多反战的宣传鼓动文献，最确切而全面地、最庄严而正式地阐述了社会党人对战争的观点和策略”①。
第二国际各党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领袖们慑于人民群众强烈而高涨的反战情绪，被迫投票赞成巴塞尔宣言。但是，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爆发，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110名议员在国会投票拥护军事拨款②。接着，法国社会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和独立党、比利时工人党、俄国孟什维克都采取了和德国党同样的行动，公开背叛国际主义，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列宁严厉地谴责了欧洲各主要国家社会党领袖们的背叛行径，指出第二国际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首先要负玷污社会主义的责任”③。
当时，各国党内虽然也有一些拥护国际主义的革命左派，还有少数党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第二国际大多数党在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控制下，公开投入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怀抱，堕落成为可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标志着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指出：“第二国际(1889—1914年)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意味着这个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④，他还指出：“国际的破产不是社会主义的破产，而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即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破产”⑤。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扑灭各国的革命火焰，当年狂热支持本国政府进行掠夺战争的右派社会党人着手恢复第二国际。1919年2月，这批社会爱国主义者在伯尔尼举行了和解会议。原第二国际中的26个国家的政党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协约国的社会党人掌握了会议的领导权，他们支持巴黎和会上协约国的立场，把战败国的社会党人视为敌方。因此，双方在会上不止一次地发生冲突。但是，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共同利益最终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他们在会上全力支持帝国主义战胜国组织国际联盟。
这次会议成立了社会主义“国际”的常设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使第二国际得以死灰复燃。复活后的第二国际被称为伯尔尼国际。伯尔尼国际与资产阶级紧密配合，阻挠正在发展中的无产阶级革命。
① 参见《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三分册《第二国际的建立》一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4页。
① “青年派”在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其中以维尔纳和兰道尔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成为无政府主义者。
① 维克多·阿德勒(1852—1918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1895年以后滚向机会主义立场,成为该党右翼首领之一。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33页。
② 1889年,由普列汉诺夫率领的6人代表团出席了第二国际成立大会。紧接着的布鲁塞尔大会、苏黎世大会(只有普列汉诺夫1人参加)和伦敦大会都没有俄国的工人组织参加。
① 参见本书《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斗争》一文。
① 这个数字在列宁的文章中和一些别的材料中为25个国家的884人或886人。本文中各次大会的代表人数均以《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一书为根据。
① 军国主义问题委员会的人数过多,不便讨论问题,于是由它选举产生了分委员会。
① 指消费合作社。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9页。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5页。
② 卡·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其他少数人在党的预先表决中反对军事拨款,考茨基弃权。在正式投票时,迫于党的纪律,他们被迫投了赞成票。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570页。
④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页。
⑤ 同上书,第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