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国际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后，经过13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1889年在巴黎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建立了第二国际。列宁指出：“第二国际是给工人运动在许多国家的广大发展准备基础的时代。”①
第二国际产生的前提
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在西欧和美国，资本主义进入了相对和平地发展的时期。这时，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历史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任务是：聚集和团结自己的力量，为未来的战斗作好准备。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从1880到1890年，世界铁路总长度增加75%，轮船的数量增加将近一倍。从1870到1890年，世界贸易总额翻了一番。生产和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导致垄断组织的出现，加快了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相结合的过程。这进一步加深了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无产阶级人数大量增加。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全世界的产业工人达到2千万以上。到九十年代初，超过2千5百万。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十分恶劣，经常处于紧张的、不安定的状态。尽管经过工人们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的劳动时间已经从每天13—16小时减少到12小时，但劳动强度大大增加。工人们随时有失业的危险，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因此，正如列宁所指出，在资本主义的这个“和平”发展时期，劳动人民的状况“距离真正的‘和平’都是非常远的。对于各先进国家十分之九的居民，对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亿万居民来说，这个时期不是‘和平’，而是压迫、苦难和灾祸，也许，这种灾祸看来由于永无尽头，而显得更加可怕”①。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在欧美各国出现罢工运动高潮。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和实现劳工立法。他们的共同斗争目标是争取八小时工作制。1886—1890年在美国共发生6，682起罢工，参加的工人达163万4千人。1886年5月1日美国爆发了有35万人参加的总罢工，要求实现八小时工作制。5月4日芝加哥工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7名工人领袖被判处绞刑。在法国，1881—1888年发生610起罢工，而1890年一年就发生313起，参加者达118，941人。1886年德卡兹维耳3千名矿工举行了持续5个月的大罢工。1889年爆发了大规模的英国码头工人罢工和鲁尔地区的矿工罢工。工人们在斗争中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强了战斗力。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巴枯宁主义以及拉萨尔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大大削弱，马克思主义得到愈来愈广泛的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在各国陆续出版。1875年马克思写了《哥达纲领批判》，对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中的拉萨尔主义错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同时论证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1876年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密切合作下完成了《反杜林论》，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体系，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1879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批判了赫希柏格、施拉姆和伯恩施坦鼓吹的右倾机会主义。与此同时，两位革命导师也痛斥了鼓吹个人恐怖政策的莫斯特和哈赛尔曼的“左”倾机会主义。188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法国工人党起草了哈佛尔纲领，坚决支持盖得派反对可能派的斗争①，同时也批评了盖得派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1883年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担负起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工作。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从他那里得到过宝贵的帮助。恩格斯在完成《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编辑出版工作的同时，还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等重要著作，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导致在欧美各国建立第一批社会主义政党。1875年德国的两个工人阶级政党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实现了合并，成立了统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②。尽管大会通过的纲领包含有拉萨尔主义的错误，但党的统一无疑大大加强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在1878—1890年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③时期，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进一步扩大了在工人中的影响。1879年建立的法国工人党在1882年发生了分裂，盖得派在法国工人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可能派虽然在巴黎还有很大的势力，但在外省已没有多少追随者，而且很快就陷于四分五裂。在俄国，普列汉诺夫于1883年创建了“劳动解放社”，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英国，以海德门为首的英国社会民主联盟顽固地推行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路线，但是革命派的力量在逐渐壮大。在奥匈帝国、比利时、挪威、瑞士、瑞典、西班牙、美国也相继成立了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虽然这些政党还不够成熟，党的许多领导人和一般成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十分肤浅，有的还受到无政府主义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但是这些政党的建立和发展，为形成新的国际组织准备了客观基础。
随着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有威望的领袖和活动家，如德国的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法国的盖得、拉法格和瓦扬;奥地利的维·阿德勒;匈牙利的弗兰克尔;俄国的普列汉诺夫;英国的汤姆·曼、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爱德华·艾威林;美国的左尔格;西班牙的伊格列西亚斯和梅萨，等等。他们在各国工人群众中进行广泛的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领导无产阶级进行不屈的斗争，从而赢得了工人们的信任和尊敬。
所有这一切，表明建立新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
第二国际的筹备经过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下半叶和八十年代初，曾先后召开过一些国际代表大会，讨论重建国际的问题，均未获结果。1877年9月在比利时根特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不顾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对，通过了关于必须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决议。在大会期间，代表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单独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国际局，其成员有威·李卜克内西和其他一些第一国际的老战士。但是这一机构实际上并没有开展活动。1881年10月根据比利时社会党人的倡议，在瑞士库尔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又一次讨论了重建新的国际的问题。大多数代表认为，各国的工人政党还处在形成时期，发展很不平衡，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时机还没有成熟。
但是，一些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并没有放弃建立新的国际的想法。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战士约·菲·贝克尔1882年2月写信给恩格斯，建议成立一个第一国际类型的新的国际工人组织。恩格斯在复信中举出三条理由说明还不具备成立这样的组织的条件：第一，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只会在德、奥、匈、意、西等国引起新的迫害，除非使这个组织成为秘密组织，但是这种秘密组织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阴谋和暴动的欲望;第二，法国的盖得派和可能派还争吵不休;第三，很难同英国工联合作，因为工联的领导人害怕马克思主义。恩格斯认为，虽然国际工人协会已经解散，国际实际上继续存在着，各国革命工人之间的联系还是保持着，每一个社会主义报刊都是一个国际的中心，目前让这些小中心聚结在一个大的主要中心的周围并不会给运动带来新的力量，而只能增加摩擦。只有在各国工人运动普遍高涨的基础上，才可能建立新的国际，但那时，它“再也不会是一个宣传的团体，而只能是一个行动的团体了”①。
八十年代末，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以及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壮大，在一些党的代表大会以及其他集会上，愈来愈广泛地提出了建立新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建议和具体方案。1887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瑞士圣加仑举行的秘密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责成党的代表，和其他国家的工人组织联合起来，于1888年秋天召集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以便各国工人采取一致行动争取国际工人立法。与此同时，1887年10月在斯温西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也决定1888年11月在伦敦举行国际工会代表大会，讨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表示，如果英国工联同意它的成员参加伦敦代表大会，就准备放弃自己的代表大会①。为此它派遣倍倍尔和伯恩施坦前往伦敦，会见了英国工联议会委员会书记布罗德赫斯特，并同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和社会主义同盟的领导人进行协商。此后又进行通信联系。1887年12月28日，布罗德赫斯特在给倍倍尔的信中说，只有持有正式的工会组织委托书的正式代表才可以参加国际工会代表大会。这就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无法出席这样的大会，因为在反社会党人法的条件下，德国政府可以立即解散胆敢派代表出席大会的组织并没收它的基金。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对英国工联的立场表示抗议。
1888年11月，英国工联发起的国际工会代表大会在伦敦举行。参加大会的只有欧洲少数几个国家的工会组织的代表，包括依附于可能派的法国工会的代表。德国、奥匈帝国、俄国的工会组织都没有派代表参加。而法国的盖得派根本没有得到邀请。大会的参加条件、议事规则、程序和讨论的问题，都是由英国工联议会委员会预先确定的。大会决定，1889年在巴黎召开国际代表大会，并且委托法国可能派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
几乎与此同时，1888年10月底在波尔多举行的法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根据盖得派的建议通过决议，委托工会全国委员会同其他工人组织一起在1889年巴黎博览会期间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邀请各国工会和社会党的代表参加。这一决议得到了1888年12月在特鲁瓦举行的法国各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的确认。为此成立了一个组织委员会以进行大会的筹备工作，成员有布累、贝塞、瓦扬、盖得、杰维尔、雅克拉尔、多马、拉法格、龙格和肖维埃尔等，书记是贝塞和拉法格。
1888年12月初，可能派发表声明，宣布代表大会将于1889年夏天在巴黎举行，并确定了大会的议程，规定了以民族为单位审查代表资格的办法，力图把大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这样，1889年在巴黎将召开两个对垒的代表大会：一个是法国马克思主义派召集的代表大会，另一个是法国可能派召集的代表大会。法国马克思主义派及其盟友认为，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应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它的主要任务是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争取实现共同的目的。法国可能派及其支持者力图召开一个改良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占多数的代表大会，以便建立一个改良主义的国际组织。
1888年9月底，恩格斯结束了为期将近两个月的北美之行回到伦敦。当他看到未来的国际组织的领导权有可能落到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手里时，就立即放下自己手头的一切工作，甚至《资本论》第3卷的编辑出版工作，“象一个少年人一样投入战斗”①。
恩格斯同拉法格、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保持着经常的通信联系。他认为，要使国际代表大会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派手里，必须把改良主义者，首先是法国可能派孤立起来。他在1889年1月5日致倍倍尔的信中反对向可能派作任何原则性的让步。他指出：“可能派已经卖身投靠现任政府，他们的旅费、召开代表大会和办报的费用，都从秘密基金中支付”，“如果同这帮人混在一起，就意味着你们背叛了以往奉行的整个对外政策。”①与此同时，恩格斯批评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派行动迟缓，敦促他们加快进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他在1888年12月4日致拉法格的信中写道：“如果你们一点事情也不做，不宣布你们要在1889年举行代表大会，并准备这个大会，那末人家都跑到布鲁斯派代表大会去了”，“快宣布你们的代表大会吧，在各国社会主义报刊上声张声张，好让人们感到你们居然还存在。”②法国马克思主义派接受了恩格斯的意见，于1888年12月初向各国社会主义组织发出了参加代表大会的邀请书。
1888年12月底，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提议，1889年1月中旬同法国、比利时和瑞士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一起召开一次代表会议， 为巴黎代表大会作准备。倍倍尔在1889年1月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详细叙述了这一计划，并建议既邀请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派，也邀请可能派的代表参加这一会议。恩格斯赞成这一建议，并说服盖得和拉法格等接受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提出的方案。
可能派拒绝参加代表会议。他们在1889年1月底发出了召开代表大会的通知书。可能派力图以法国工人运动的唯一代表自居，把法国马克思主义派完全排斥在代表大会之外，从而篡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这就暴露了他们的真实面目，从而证明了恩格斯制定的孤立可能派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1889年2月28日在海牙举行了预备性国际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德国、瑞士、荷兰、比利时以及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派的代表，其中有：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赖歇耳、舍雷耳、纽文胡斯、安塞尔、沃耳德斯、拉法格等。会议决定1889年7月14日到21日在巴黎举行国际代表大会，并且确定了三项议程：国际劳工立法，从法律上调整工作日;对工厂、作坊以及家庭工业实行监督;实现这些措施的手段和途径。会议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承认了1888年伦敦国际工会代表大会授予法国可能派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委托，只是提出了几个条件：大会的通知书必须由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的全体代表共同签署;代表大会在审查代表资格证和确定议程方面拥有全权。此外，会议参加者还达成协议，由比利时代表将会议的决议通知可能派。如果可能派接受上述条件，代表大会将由他们召集，于7月14日开幕;如果可能派拒绝，会议的参加者将于1889年9月召开代表大会，由比利时和瑞士的社会党人负责召集，而直接的组织工作由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派担任。
但是可能派拒绝接受海牙国际代表会议的决议。他们向法国各地，向比利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派遣代表，网罗他们那个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在英国，他们得到了以海德门为首的社会民主联盟的支持。海德门派的机关报《正义报》发表文章，硬说只有可能派拥有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全权，并且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和法国马克思主义派进行反对国际工人运动团结的活动。而根据海牙会议的协议在可能派拒绝海牙决议的情况下应担负召开国际代表大会责任的比利时和瑞士社会党人，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来履行他们的诺言，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也采取犹豫观望的态度。法国马克思主义派的领导人拉法格和盖得等不考虑实际的形势，一味固执己见，要求把召开代表大会的时间从9月提前到7月，从而引起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不满。倍倍尔等坚持大会只能在9月召开，如果提前，就会开不成。这些争论使国际代表大会有遭到失败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分别写信给拉法格和李卜克内西等，一方面说服拉法格放弃提前召开大会的要求，另一方面劝说李卜克内西等同法国马克思主义派合作，把国际代表大会开好，使可能派陷于孤立。
1889年3月16日，英国海德门派的《正义报》发表一篇编辑部短评《德国的“正式”社会民主党人和巴黎国际代表大会》，无理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有民族主义倾向，公开为可能派辩护，诬蔑海牙会议“很象当年瓦解旧‘国际’的那些卑鄙阴谋”。恩格斯立即利用这一机会揭露可能派的真实面目。在他的具体指导下，当时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伯恩施坦写了一篇题为《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答<正义报>》的抨击文章，同时用英文和德文发表。这篇文章详细说明了国际代表大会的筹备经过，公布了海牙会议的决议，揭露了可能派妄图扮演“法国唯一的社会主义组织”的角色的野心。文章指出，实际上可能派只是“一个政府党——内阁社会主义者”①， 正是他们破坏了工人运动的团结。
这篇文章给可能派和海德门派沉重的打击。在它的影响下，许多英国社会主义者，包括社会民主联盟的一些成员，逐渐倾向于反对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
然而，马克思主义派的国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仍旧进展缓慢。比利时工人党领导人采取拖延政策，要等到4月22日在若利蒙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才作出决定。面对这一情况，为了保证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恩格斯制定了一个新的行动计划：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向英国社会民主联盟提出建议，只要可能派声明毫无保留地接受海牙会议各项决议，就可以联合召开代表大会。恩格斯在致拉法格的信中说明了采取这一行动的意图：“或者是可能派同意，——那我们就完全战胜了可能派”，“或者是可能派拒绝，——那我们就掌握了优势，让全世界看到我们为和解做到了仁至义尽。”②
1889年4月10日，根据恩格斯的意见，伯恩施坦给《正义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联合召开代表大会的条件。4月13日《正义报》刊登了这一封信，同时加了编辑部按语，表示拒绝接受伯恩施坦信中提出的条件。事实证明恩格斯的估计是正确的，海德门派和可能派的行为暴露了他们的野心。
1889年4月22日，比利时工人党在若利蒙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派代表既参加马克思主义派的代表大会，也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这实际上意味着比利时工人党放弃了海牙会议授予他们的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全权。
恩格斯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建议法国马克思主义派立即将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任务担负起来。他在4月30日致拉法格的信中说：“难道您没有看到，比利时人的行为不是给你们恢复了充分的行动自由吗?”①与此同时，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也同意法国马克思主义派在7月中旬召开代表大会。倍倍尔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李卜克内西和我已经商量好了，请拉法格和他的同志们自行发出于7月14日召开代表大会的邀请。”
1889年5月6日，拉法格把召开代表大会的呼吁书《告欧美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书》寄给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有法国各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会组织(除可能派之外)的代表。恩格斯完全赞同这个呼吁书，并亲自把它译成德文发表。与此同时，根据恩格斯的建议，拉法格还起草了《组织委员会关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通知书》，附有同意参加大会的外国代表的签名。6月初，这一通知书刊登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报刊也纷纷转载。
只有英国的海德门派继续支持可能派。1889年5月28日《正义报》发表了一篇宣言，歪曲代表大会的筹备经过，对恩格斯、劳拉·拉法格、保尔·拉法格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进行攻击。在恩格斯的帮助下，伯恩施坦写了第二篇抨击文章，驳斥了《正义报》的污蔑①，使可能派进一步遭到孤立。1889年6月8日恩格斯在致左尔格的信中怀着满意的心情写道：“除社会民主联盟外，可能派在整个欧洲没有得到一个社会主义组织的拥护。”他指出：“问题主要是在于：过去国际中的分裂和以前在海牙的斗争，又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也是我大力进行工作的原因。对手还是过去那个，只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已经换成了可能派的旗帜”②。
但是直到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仍有一些国家的社会党领导人主张同可能派的代表大会合并。荷兰的多·纽文胡斯借口“两个代表大会的议程相同”，提出了一个合并的建议。另一方面，法国的盖得派领导人主张代表大会秘密举行，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坚决反对开秘密会议。恩格斯赞成倍倍尔等提出的公开举行代表大会的主张，同时反对不惜任何代价同可能派联合。他指出：“一味追求联合，会使主张联合的人走上一条最终和自己的敌人联合而和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分离的道路”，联合需要有具体的条件，“没有这些，联合连两小时也保持不了”③。在恩格斯的正确指导下，终于克服了一切障碍，为国际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作好了准备。
巴黎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其主要决议
1889年7月14日，在攻克巴士底狱一百周年纪念日，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在巴黎隆重开幕。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393位代表出席大会，其中有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蔡特金;拉法格、盖得、瓦扬、杰维尔;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莫里斯、凯尔·哈第;德·巴普;普列汉诺夫、拉甫罗夫;纽文胡斯，等等。拉法格代表组织委员会致开幕词。他说：“聚集在这个大厅里的欧洲和美洲的代表并不代表他们各自的国家，他们不是在三色国旗或任何其他国旗的标志下联合起来的。他们是在红旗——国际无产阶级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的。”根据拉法格的提议，李卜克内西和瓦扬当选为大会主席。李卜克内西在发言中指出，新的国际继承了旧的国际工人协会的事业，国际工人协会“没有死亡，它转化成为各国强大的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并以这种方式继续生存着，它继续生存在我们身上。这次代表大会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产物”。他把这次大会称作“伟大的国际工人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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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的扉页
在国际代表大会开幕后第二天，可能派的代表大会也于7月15日在巴黎开幕。出席大会的有606人，其中524人是法国代表(有的代表资格后来没有得到大会的承认)，外国代表只有82人，其中主要是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和工联的代表①。
在马克思主义派的国际代表大会上，科斯塔、沃耳德斯、纽文胡斯等提议同可能派的代表大会实行无条件合并，但遭到大多数代表的反对。大会通过了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其中说：只有“另一个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能为我们的代表大会所有成员所接受”，才能实现合并。由于可能派顽固坚持合并的条件是重新审查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关于合并的谈判终于失败。参加可能派代表大会的意大利、荷兰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代表对可能派的顽固立场感到不满，相继退出他们的大会。
7月17日，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开始听取来自17个国家的26位代表所作的关于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同时还听取了关于矿工、玻璃工人、海员、仆役和妇女状况的5个专门报告。
接着大会讨论了国际劳工立法、实现劳动保护的途径和手段、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废除常备军和实行全民武装、五一节国际示威游行等问题。
倍倍尔就国际劳工立法问题提出了一项提案，其中指出：“只有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在国际上共同努力，只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剥夺资本家阶级的生产资料并把它变为公有财产之后，劳动和人类才能获得解放。”各国工人必须使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争取实现旨在保护劳工利益的强有力的立法。倍倍尔还建议提出下列具体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禁止使用未满14岁的童工;未满18岁的男女工人的工作不得超过6小时;禁止有害妇女身体健康的一切生产部门使用女工;禁止以实物支付工资，等等。
倍倍尔的提案得到大多数代表的支持，只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表示反对。例如，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梅尔利诺在发言中反对任何改良，否认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他提出的决议案中说，劳工立法“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工人阶级争取劳工立法的斗争只会“确立工人们的奴隶地位，并且意味着背弃革命社会主义的伟大原则”。
以瑞士的保尔·布兰特、比利时的德·巴普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虽然表示拥护倍倍尔的提案，但是他们片面夸大改良的意义，竭力宣扬阶级合作，否认无产阶级革命。
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决议案。在表决时，以梅尔利诺为首的少数无政府主义者企图制造混乱，阻止大会进行投票，被大多数代表赶出了会场。
大会通过的关于实现劳动保护要求的途径和手段的决议，号召各国工人组织和社会主义政党立即采取各种斗争方式(集会、请愿、示威游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等)，影响本国政府，迫使它们实现劳动保护要求。
大会根据美国代表毕舍的提案通过的关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决议指出，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只靠工人的经济组织(工联和工会)是不够的;另一方面，为缩短工作日、限制使用女工和童工、实施劳动保护立法而进行的斗争，是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的手段，是工人阶级解放自己所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因此，无产者应当加入独立的社会主义政党;在无产者被剥夺选举权和其他民主权利的国家，无产者应当用他们拥有的一切手段争取普选权。这些内容是对否定政治斗争的无政府主义的有力打击。但是，在夺取政权的道路问题上，决议对改良主义作了让步。它宣布，在无产者享有选举权的一切国家，工人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投票权“在现存制度下夺取政权”。这个提法显然夸大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作用。
大会关于废除常备军和实行全民武装的决议指出，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常备军是“君主专制制度或资本主义寡头政治制度的军国主义的表现，同时也是实行反动政变和社会压迫的工具”。决议宣布“公开反对那些作垂死挣扎的政府所提出的军事法案”，要求“以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它声明，战争是现代经济条件不可避免的产物，它只有随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消灭，随劳动的解放和国际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最后消灭。
大会通过的另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件是关于庆祝五一节的决议。法国工会联合会的代表拉维涅提出的决议案中写道：“在一个作为永久规定的日子里，组织大规模的国际性游行示威，以便在一切国家和一切城市，劳动者都在同一天里要求执政当局从法律上把工作日限制在8小时以内，并实现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的其他一切决议。”由于美国劳工联合会已于1888年圣路易代表大会上规定1890年5月1日举行这种游行示威，所以国际游行示威也在这一天举行。 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考虑到德国的具体情况，建议补充一句话：“各国工人根据本国条件所允许的方式组织这种游行示威。”除了比利时和俄国代表团之外，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庆祝五一节的决议。从此，五一节成了国际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共同节日。
大会决定在瑞士或比利时召开下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并且委托瑞士和比利时社会党人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有几个西班牙和匈牙利的代表曾建议设立一个由各国社会党有威望的代表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但这一建议没有被大会采纳。
7月20日晚，大会在“社会革命万岁!”“社会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声中胜利闭幕。21日上午，全体代表前往拉雪兹神甫公墓向公社社员墙献了花圈。各国代表还发表了演说，一致强调：“公社虽然失败了，但它是永存的。”
恩格斯因忙于《资本论》第3卷的编辑出版工作，未能出席大会，但是他十分关心大会的进展。他认为大会的召开“是一个辉煌的胜利”①。他特别重视大会通过的关于庆祝五一节的决议，认为这是“代表大会所做的一件最好的事”②。
第二国际建立的意义和影响
巴黎代表大会的召开，显示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巨大力量，是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的重大胜利。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尽管有种种缺陷，但大体上正确地规定了当时国际工人运动所面临的各项任务。虽然大会没有专门作出成立新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决议，没有制定正式的章程和共同纲领，也没有选举任何常设的领导机构，但是它实际上标志着第二国际的建立。从此以后，每隔几年召开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就成为第二国际的主要活动方式。正如列宁所说：“重新恢复起来的国际工人运动组织，即定期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立刻而且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斗争，就在一切重大问题方面都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了。”①国际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对于各国党只有道义上的约束力，而没有组织上的强制力量。在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上，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每个党有权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不是由一个凌驾于各国党之上的统一的国际中心下令指定。直到1900年12月，才成立了第二国际的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由各国代表团各派2人组成。它的主要职责是收集和交流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情报，筹备国际代表大会，调解各国党内的分歧，接纳新的成员，编辑出版历次国际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就重大国际事件发表宣言和声明，等等。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二国际的组织章程——《国际代表大会和国际局章程》，对加入第二国际的条件、各国支部的组成、国际代表大会的表决方式、国际局的职权等作了规定，这标志着第二国际在组织上得到了加强，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第二国际组织结构比较松散的特点。
巴黎代表大会的召开，给了无政府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进一步削弱了他们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
巴黎代表大会的召开，粉碎了可能派及其同伙妄图夺取国际工人运动领导权的阴谋。拉法格在1889年7月2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可能派现在十分沮丧。在他们最后一次会议上，连代表在内总共才58人”。
巴黎代表大会的召开，有力地推动了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在国际范围内争取劳工立法的斗争。大会关于五一节的决议，得到了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团体的热烈响应。1890年5月1日，在欧美各国的许多城市，成千上万的工人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和贯彻巴黎代表大会的其他决议。
总之，第二国际的建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开展，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和联系，为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809页。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4页。
① 详见本书《欧美国家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一文。
② 国社会民主党从1875到1890年的正式名称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③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于1878年颁布的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法令。它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团体、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德国社会民主党为反对这个反动法令进行了英勇斗争。在强大的工人运动压力下,德国政府被迫在1890年废除这一法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68页。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77页。
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0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22—12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15—116页。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77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82页。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91—6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22页。
③ 同上书,第239页。
① 可能派代表大会出席人数有以下几种说法:其一,612人(其中512名法国代表)(见《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分册,三联书店1964年版);其二,550人(其中477名法国代表)(见克利沃古斯、斯切茨凯维奇:《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简史》,三联书店1960年版);其三,606人(其中524名法国代表)(见《苏联历史百科全书》,莫斯科1965年版)。经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89年7月15—20日)》(可能派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巴黎1891年法文版)的代表名单核对,第三种说法符合实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41页。
② 同上,第259页。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