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雷福斯案件是十九世纪末法国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起震惊全欧洲的大冤案。它对当时法国的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案件发生的历史背景
德雷福斯案件的出现，是当时法国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精神危机的反映。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法国逐步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发生了急剧转变。随着九十年代中期的工业发展，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加强了。从1873—1891年，10%的人掌握了总财富的92.08%。从1894—1895年，年收入在10万法郎以上的有3千人，握有的总金额达57，200万法郎，而年收入在2，500法郎以下的9，509，800人中，握有的总金额仅1，234，200万法郎。工业资本家、银行资本家与国家高、中级官员形成了资产阶级新权贵。旧贵族尽管在政治上已失去了地位，但在经济上仍有很大实力，他们往往是矿业或其他公司、银行的大股东。新旧剥削阶级融为一体，向广大农民和无产阶级发起了新的进攻。
九十年代的法国，农村人口仍然占优势。由于八、九十年代持续的农业危机，农民生活日趋贫困。在诺尔省农村，有25万人靠慈善机构的救济为生。无产阶级的劳动条件日益恶化，工作日一般是10—12小时，有的长达16—17小时。女工的工资比男工少一半。当时法国几乎没有什么有效的社会立法，工人的物质生活和民主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因此，国内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日趋激烈。
法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展开了新的斗争，出现了工人运动的高涨。1890年，法国工人响应第二国际的号召，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五一”示威游行。1891年5月1日，里昂的示威群众与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殴斗。诺尔省的工业小城富米尔，在法国工人党号召下，工人们也举行了“五一”游行示威。企业主和政府当局慌忙从边防军第84、第145团各抽2个连队到富米尔。游行群众与军队发生了冲突，军队开枪射击，10名工人被打死，30人受伤。但是，富米尔屠杀并没有阻止罢工运动的发展。 5月25—27日，巴黎公共汽车、电车驾驶员和售票员7千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1892年8月15日，卡尔莫煤矿3千工人宣布罢工。总理卢贝派兵1，200人前往镇压。工人坚持斗争3个月，终于取得了胜利。煤矿公司经理、保皇派索拉热被迫辞去阿尔比第二选区的议员。翌年1月，社会主义者饶勒斯取代索拉热当选为议员。1893年，罢工运动达到了高潮，从1871—1892年间平均每年罢工157次，而1893年一年就达634次，有17万2千人参加，是1870年以来罢工最多的一年。
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法国社会主义运动愈来愈在政治舞台上显示了它的力量。法国工人党的队伍扩大了。它的党员由1889年的2千人增加到1893年的1万人。社会主义各派联合的倾向也有所加强。在1893年的议会选举中，社会主义各派获得了60万票，有50名社会主义者当选为议员。这是社会主义派空前的重大胜利。
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迅速发展，使法国统治集团非常害怕。资产阶级的温和共和派政府日趋反动，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就是敌人”。此后颁布两项“最恶毒的法律”，禁止出版自由，加强镇压措施，矛头直指社会主义。同时，竭力鼓吹与教会妥协的“新精神”。1894年3月初，卡西米尔-佩里埃内阁的宗教部长西皮勒公开扬言，现在是“同一切狂热作斗争，反对一切宗派的时期”。他向教会表示：“你们能够依靠政府的警惕以维护国家的权力。在‘新精神’下推动法国社会的一切公民趋于和解。”6月，卡西米尔-佩里埃当了总统。议会中的社会主义党团向全国发表声明，反对这个反动的奥尔良分子为总统，高呼“打倒反动派”。9月20日，《喧闹报》发表题为《打倒卡西米尔》的文章，最后指出：“今天，公民们在他路过时沉默不言，明天，将响彻人民的呼声：‘打倒卡西米尔!’‘劳动者的共和国万岁!’”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斗争，佩里埃被迫辞职，大皮革商费里克斯·富尔继任总统。此后，法国政治舞台上，派别斗争激烈，内阁更迭频繁，政治危机重重。随着巴拿马丑剧①的发生，共和派威信扫地，全社会动荡不安。一些保皇派和教权派乘机利用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来反对共和制度。
在法国，自从普法战争中失去了阿尔萨斯、洛林之后，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着对德复仇情绪，因此，民族主义猖獗一时。反犹主义则成为民族主义的重要表现。而法国军队就成为反犹主义、民族主义的重要阵地。保皇派面对共和制度的胜利，并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在1893年选举中，七月王朝的后裔巴黎伯爵利用一切手段，甚至从自己的私人资金中拿出250万法郎，供沙文主义的布朗热分子从事选举活动，妄图重登皇位。保皇派残余势力在教会、军队中窃居要位。如总参谋长布瓦代弗尔是著名的保皇党人和教权主义者。情报处长桑德埃尔是狂热的反犹主义者。他的助手亨利也是个反动的反犹分子。陆军部长梅西埃尔是个不学无术的教权主义者。这些反动军官都充满了反犹主义情绪。虽然法国的犹太人总数不多，但在法国的社会生活中影响很大。由于法国的犹太人曾积极地参加了普法战争，因此，犹太人团体发展很快，其成员由1870年的4万人增加到1894年的8万人。军队里的犹太军官也有相当数量，约达500人。犹太人在法国经济界，特别是在金融界更拥有强大的实力。犹太资本家与法国的资本家集团常常发生尖锐的冲突。法国军队中的高级军官眼看犹太军官的迅速增加，产生了严重的不满和仇视。犹太人成了当时民族主义、教权主义、军国主义的主要危险。德雷福斯案件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发生的。
德雷福斯案件的发生
阿尔弗莱德·德雷福斯(1859—1935年)出生在阿尔萨斯省牟罗兹镇一个犹太血统纺织厂主家庭。因为家乡被普鲁士侵占，从小就有强烈的爱国感情。他11岁立志从戎，想当一名爱国军官。189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圣·西尔陆军学校后，进入陆军部总参谋部，任上尉见习参谋。1890年4月，他和巴黎珠宝商的女儿露西耶·阿达马尔特结婚。他们有两个孩子。1894年，德雷福斯被诬告为出卖祖国的间谍，蒙受不白之冤达12年之久。
冤案的编造是十分离奇的。1894年9月中旬，在德国驻巴黎大使馆充当女仆的法国侦探巴斯蒂安，在德国武官冯·施瓦尔茨科本上校办公室的废纸篓里，发现了一张被撕成碎片的便笺，既无日期，又无署名，上面开列了5项有关法国国防机密文件的清单，计有：1.120毫米口径大炮水压制动器及其性能的情报;2.关于边防部队部署的情报(按新的作战计划会有一些变化);3.关于炮兵部队部署变动的情报;4.关于马达加斯加的情报;5.野战炮发射说明书草案(1894年3月14日)。这就是被人称为的向德国间谍头子提供情报的“清单”。
情报处副处长亨利少校获得清单后，明知这是出于他的同伙埃斯特拉齐少校的手笔。可是，他隐瞒真情，于9月25日向情报处军官出示了这一清单，商议侦破事宜。四局局长法布尔上校认为清单的字迹与德雷福斯相似，立即逐级上报总参谋长布瓦代弗尔将军和陆军部长梅西埃尔将军。梅西埃尔指示法布尔派巴蒂·德·克朗少校查明清单真相。因为德雷福斯是犹太人，他就以笔迹雷同为依据，向他的上级报告德雷福斯就是罪犯。亨利为掩护自己，拼命散布谣言，使人相信德雷福斯的罪行是无疑的。然而，鉴于德雷福斯的平日表现，陆军部的另一些军官向梅西埃尔建议：在掌握确凿证据之前不要表态。于是，陆军部又装模作样请了一些笔迹专家鉴定。10月13日，法兰西银行的笔迹鉴定专家戈贝尔提出了报告，认为“笔迹有明显差别”。可是，同一天，在上司的授意下，警察局鉴定处的阿尔方斯·贝蒂荣却提出了相反的报告，认定“明显出自同一手的笔迹”。陆军部长梅西埃尔就以后一种意见为根据，单独会见总统卡西米尔-佩里埃、总理迪皮伊，并在内阁会议上断言犹太军官德雷福斯有罪。10月15日，陆军部长下令逮捕德雷福斯，并由巴蒂·德·克朗负责进一步调查。
在德雷福斯被捕的当天中午，他们搜查了他的家，德·克朗威胁德雷福斯夫人说：“一个字，哪怕是泄露一个字，都将给你的丈夫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拯救你丈夫的唯一方法就是沉默。”德·克朗还到监狱对德雷福斯进行逼供、诱供。与此同时，巴黎警察局奉司法部指令，又指派3名鉴定人对笔迹进行新的鉴定。仍然说法不一，得不出一致结论。这时，亨利为把罪责强加到德雷福斯头上，向反犹报纸和天主教报纸泄露了正在侦查中的案件情况，进一步断定德雷福斯犯罪属实。
10月29日，反犹主义的《自由言论报》发表短文，谴责道：“最近，依照军事当局指令逮捕了一名重要的权势人物是真的吗?被捕人被控为侦探。如果消息属实，军事当局为何保持沉默?”11月1日，大多数报纸都披露了德雷福斯的姓名。《自由言论报》则登出大字标题“大背叛，犹太军官德雷福斯被捕”。梅西埃尔也于11月17、27日，两次向《晨报》、《费加罗报》的记者公开宣布德雷福斯的犯罪是无可争辩的。
11月中，第一军事法庭开始审理德雷福斯案件，共提审了12次，于11月29日结束。每一次审讯，德雷福斯都严正表明自己没有犯罪，并对所提问题作了准确无误的回答。12月19日，军事法庭不顾德雷福斯辩护律师德芒热的反对，决定进行秘密审判。亨利以所谓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一口咬定德雷福斯有罪。辩护人德芒热据理辩驳，表示没有证据不能服人。庭长蛮横地打断律师的讲话，表示“他不需要任何证据”，并威胁律师“不再允许你继续这样做”，“我要逮捕你”。接着，庭长以“任意决定权”宣布休庭。判决之前，在没有任何旁听的情况下，陆军部向法庭送来了保存在参谋部的“密档”，里面有几份材料，其中提到“我会见了那个叫D·的家伙，他要我随信附上12份关于尼斯的地图”。其实，稍后发现这完全是一种栽赃。“D”是指交地图的”杜波依斯”，而且原信本无日期，估计是1892或1893年发的，可是却伪造为1894年3月。法庭就以捏造的材料为依据，于12月22日判处德雷福斯终身流放。
1895年1月5日，德雷福斯被正式革除军职。但是，他毫不畏俱地表示：“我对我的妻子和孩子起誓，我是无罪的。法兰西万岁!”4月中，德雷福斯被押送到法属圭亚那附近的魔鬼岛服刑，囚禁在简陋的石砌小屋里，艰难地熬煎了1，500多天。
争取重审的斗争
德雷福斯在被提审的最初日子里，完全与世隔绝。只是到了12月初，即被捕7个星期之后，才被允许给他妻子写信。12月6日，他给妻子的第一封信中表示，对强加在他头上的莫须有罪名深恶痛绝，决心保持自己的理智，维护自己的名誉，要找出那出卖祖国的小人，对待这叛徒的惩罚将是无情的。以后，他不断给妻子写信，表示：“站在战友面前的我，将是一名无愧的、无懈可击的战士”，“我已把自己所有的力量和能力献给了祖国，我因此而无所畏俱”。
德雷福斯的妻子露西耶、兄弟马蒂厄·德雷福斯都坚信德雷福斯是无罪的，并为重审这个案子，为恢复德雷福斯的名誉，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努力。1894年12月30日，他的妻子鼓励他说：“你必须坚强、果断，永远也不要恢心丧气”。“你切不可自我折磨，我们全都一心一意、同心同德地致力于这件事，你可以完完全全地信赖、依靠我们”。马蒂厄·德雷福斯原来也是个军官，是棉纺厂主，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从1895年2月开始，他与其朋友、新闻记者贝尔纳德·拉扎尔联络，并通过他与参议院副议长休雷·凯斯特内取得联系。他们确信德雷福斯是无罪的，且用一切方式向军事当局提出了抗议。从而使他们的营救活动在文化知识界得到了越来越大的反响。
同年7月，皮卡尔上校升任为情报处长。他也是毕业于圣·西尔军校的犹太人，曾代表陆军部参加过对德雷福斯案件的审讯，对审理的案子提出过怀疑。他上任后，更加注视案情的发展。1896年3月，他截获了德国武官施瓦尔茨科本上校给埃斯特拉齐少校的“气压传递信”。当时人们称为“Petit bleu”(气压传递的急件，一般用蓝纸)。埃斯特拉齐是出身于匈牙利的法国军官，生活腐化，混在情报处从事间谍活动，为德国提供情报。后来，皮卡尔又从德国武官办公室里找到了埃斯特拉齐送的一些气压传递信碎片，其笔迹与清单的笔迹完全一样。因此，皮卡尔确定清单的作者、真正的罪犯是埃斯特拉齐。他一面叫部下亨利监视埃斯特拉齐;一面于8月向总参谋部报告。可是，副总参谋长莫斯将军却敷衍搪塞。皮卡尔坚持要认真调查，并审问埃斯特拉齐。贡斯等反动军官却要维持原判。9月15日，他对皮卡尔说：德雷福斯已关在魔鬼岛，你为什么要如此坚持己见?”“这是个不再重审的案件”，“如果你不说，任何人也不会知道”。正当双方争执之时，亨利为掩护埃斯特拉齐和自己的罪行，于11月初，拿出一份意大利武官帕尼扎尔蒂给德国武官的信件。信中提到一个议员对德雷福斯问题的质询，并承认他自己“曾同这个犹太人有关系”，要求德国武官也这么说，以统一口径，最后伪造署名为亚历山大里内。贡斯将军就以亨利的伪造为依据，维持原判。为了遮人耳目，总参谋部决定把皮卡尔调离法国本土，去突尼斯南部边境服役，而由亨利接替了皮卡尔的职务。这就为重审德雷福斯案件设置了新的障碍。
但是，争取重审案件的斗争仍在发展着。皮卡尔临行前，把揭露案情真相的致共和国总统的信交给了他的朋友勒布卢瓦律师。11月6日，犹太血统的作家贝尔纳德拉扎莱发表了《一个错误的审判，关于案件的真相》小册子。马蒂埃·德雷福斯也多次找副参议长休雷·凯斯特奈、议员让·饶勒斯、作家左拉等人，呼吁他们主持公道。1897年7月，凯斯特奈公开声明他站在德雷福斯派一边，要求政府重新审理。10月29日，他求见总统、激进党人费里克斯·富尔。他声明说，他认为对德雷福斯的判决是不公正的。他决心尽一切可能为重新审理案件而斗争。接着，他又奔走陆军部长、内政部长、总理等要员家中，都受到了冷遇。于是，他决定诉诸于公众舆论。11月14日，《时代》报发表了他的公开信。第二天，马蒂埃·德雷福斯写了另一封公开信。他们揭露埃斯特拉齐是真正的罪犯，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件。
两大对立阵营的严重搏斗
1898年1月11日，军事法庭宣布埃斯特拉齐无罪，而主持公道的皮卡尔却遭到了逮捕。当局的卑鄙行径立即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公愤。
1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在克列孟梭主编的《震旦报》上以《我控诉》的头条通栏标题，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富尔的公开信，揭露了法国总参谋部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的各种阴谋诡计，并控告陆军部长、总参谋部的主要官员以及埃斯特拉齐案件中的笔迹专家，蓄意制造冤案，诬陷无辜者。左拉在公开信的结尾愤怒地写道：“真理在前进，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当人们把真理埋在地下，它就会在地下积聚起来，汇成爆炸性的巨大力量;而且一旦爆发，就会使一切归于毁灭。”“至于我所控告的那些人，我并不认识他们，也从未见过他们，我对他们既无怨又无仇。在我看来，他们只不过是心怀社会邪恶灵魂的几个实体罢了。而我在这里所做的工作，仅仅是促使真理和正义早日大白天下的一种革命手段……我的愤怒的抗议只是发自我心灵的呼声。让他们把我带到刑庭受审吧!但审讯必须公开进行!我期待您的回答。”
左拉的公开信在法国和国际上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人们竞相争购登载公开信的《震旦报》，在当天就销售了30万份。各国的进步人士纷纷打电报给左拉，对他不畏强暴、主持正义的果敢举动深表钦佩和支持。侨居在法国的著名作家契诃夫当即给友人写了信，高度赞扬左拉的公开信。他写道：这封公开信“象新鲜空气一样，使每个法国人都感到：谢天谢地，世间尚有公理存在，如果有人受到冤枉，还有人替他伸冤明理”。
左拉在法庭为德雷福斯申诉
左拉的公开信激起了各界人士对德雷福斯案件的密切关注，许多原来漠不关心的民众，也参与了这场支持正义的斗争。在法国很快形成了相互敌对的两大阵营：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一些资产阶级共和派、开明知识分子、新教徒及广大的先进工人和部分社会主义者，组成了保卫人权和公民权同盟，坚决站在左拉一边，主张重审此案，成为德雷福斯派，代表了法国的民主势力。反动的军国主义者、民族沙文主义者、君主主义者，反犹太分子及教权派，组成了法兰西同盟，坚决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件，成为反德雷福斯派，代表了法国的反动势力。两大对立阵营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展开了激烈的搏斗，从而使一起冤屈的诉讼案件顿时演变成全国性的政治事件。
在这场严肃的斗争中，法国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内部混战，社会主义者不应帮助任何资产阶级派别，因而采取了“不介入”的错误策略。1898年1月19日，即左拉的公开信发表后6天，社会主义者议会党团的代表向全国工人发表声明，公开表明了对这一案件的立场，认为德雷福斯案件实质上“变成了资产阶级对垒的两个派别、两大资产阶级集团即机会主义派和教权派的战场”。号召工人阶级“不要加入这场资产阶级内战中的任何一方”，提出必须“打倒犹太资本主义和基督教资本主义!打倒教权主义!打倒军阀!”社会主义者各派的著名代表，如盖得、杰维尔、饶勒斯、米勒兰、瓦扬等22人均在声明中签了名。
但是，饶勒斯很快就放弃了上述声明中的不介入立场，坚决站在德雷福斯派一边，与反动势力展开了猛烈斗争。法国的反动势力眼见左拉公开信的强大威力，惶恐不安，把左拉交付法庭审讯。一批以总参谋长为首的高级军官，为左右裁决结果，以武力和辞职相威胁，狂喊“如果法庭拒不同意我们所要求的判决，我们就要立即辞职，放弃我们负责的国防不管”。在军国主义者通牒式的威胁下，2月23日，法庭指控左拉污蔑军队，犯了诽谤罪，判处一年徒刑和3千法郎罚款。左拉被迫逃往英国。对左拉的无理判决，激起了法国民主势力的强烈不满，他们继续与反动势力搏斗。饶勒斯毅然出庭为左拉作证，在法庭上发表了长篇演说，为德雷福斯伸冤明理。饶勒斯有力地揭露军国主义者和教权派的罪恶勾当，揭穿了政府的虚伪和欺骗，指出“在一个自称享有自由的国家里，无论是制定法律的地方还是执行法律的地方，都无法知道法律是否被人遵守，这真是咄咄怪事”。他指责政府说：“你们对左拉的拙劣指控，首先暴露出来的是谎话连篇、懦弱无能。”
饶勒斯的行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也促使了社会主义者内部的激烈分化。可能派和阿列曼派①紧跟在后，转向德雷福斯派。独立社会党人米勒兰、维维安尼等人，坚决反对介入此一案件。盖得派和布朗基派中的多数成员，也坚持不介入立场。但盖得和瓦扬等领导人是赞同饶勒斯的见解的，认为德雷福斯是无罪的。盖得还把左拉的公开信称之为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行动。可是，他们的党却继续告诫党员不要介入这场争论。1898年7月24日，盖得派的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发表了告法国劳动者书，再次阐明两派都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无产阶级“既不要站在这一边，也不要站在另一边”。
当时，保尔·拉法格作为工人党的领导人之一签发了这一文件，但他个人并不同意这一声明所采取的立场，他认为工人党不能采取模棱两可和袖手旁观的态度，而应该投入这场斗争。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工人党的态度略有改变。在1898年9月举行的工人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表示“党必须围绕最近的军事、司法、政府方面的丑闻展开必要的鼓动，以便补充对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革命教育”。要求坚决谴责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
在议会内外，围绕着德雷福斯案件的争论，两派斗争深入发展。1898年7月7日，新上任的陆军部长卡芬雅克在议会中的一次演说中，公然宣称他掌握了证明德雷福斯有罪的新证据，还煞有介事地公布了所谓罪证确凿的三个“新文件”，即几封与德国间谍机关来往的密码信。证明德雷福斯是道地的叛国者。这是反动势力向进步势力反扑的信号。在一些反动分子的要求下，还将这一新文件印发张贴各市镇。鼓吹民族沙文主义的爱国者同盟的头目德鲁莱德随即从席位上跳起来高呼：“我以法兰西的名义感谢您!”反德雷福斯派借此机会准备大规模地迫害德雷福斯派。卡芬雅克还秘密拟订了一份决定送交最高法院审判的人员名单，其中有克列孟梭、饶勒斯和左拉等德雷福斯派的著名人物。
饶勒斯不顾个人安危，在《小共和国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提供大量关于德雷福斯无罪的确凿证据，并且得出这样的结论：“(1)德雷福斯被判罪纯属非法，被告的各项基本权利全遭践踏。(2)德雷福斯一案纯属错案。无辜者受尽折磨，真正的罪犯却逍遥法外”。同时指出所谓三个新文件只有其中一个牵连到德雷福斯，而且明显是伪造的，不足为凭。
在进步力量的积极努力下，饶勒斯的结论很快得到证实。1898年8月30日，总参谋部情报处处长亨利中校被迫向卡芬雅克供认，三个新文件中最主要的那一份材料是他伪造的。政府只得将他逮捕，次日晨发现亨利在狱中自杀身亡。亨利的供认与自杀轰动了全国，舆论强烈谴责反动当局，一致要求惩办真正的凶手。与此案有直接牵连的埃斯特拉齐闻讯后，立即畏罪潜逃。总参谋长希瓦代弗尔和陆军部长卡芬雅克在群情激愤中被迫辞职。10月，当权的希里杜内阁害怕事态扩大，随即表示要按法律程序提交最高法院重审此案。
反动势力继续顽抗，反德雷福斯派纠集一起，不惜为亨利伪造文件的卑鄙行为辩护，说亨利伪造文件是一种爱国行动，完全出于策略考虑。他是用伪造的文件来代替某些一时无法公开的真实叛国罪证。因为这种文件如果公布，就有同德国发生战争的危险。 从而， 把亨利打扮成真正的爱国者。与此同时， 他们还纠集各种反动的民族主义组织，在1898年秋冬多次召开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大会，一些民族主义分子和反犹太分子还在巴黎和一些市镇组织游行示威，狂喊“打死犹太人，军队万岁!”甚至疯狂冲击德雷福斯派组织的群众大会，进行暴力恐吓。
反动军事当局卑鄙伪造阴谋的被揭穿以及反德雷福斯分子的横行不法，激起了广大群众和进步人士的无比愤怒。1898年9月13日，巴黎1万7千名建筑工人宣布罢工，接着许多行业的工人也纷纷举行罢工，以示抗议。两派斗争趋向白热化。反动政府于10月上旬，将大批军队调进巴黎，占领主要街道、火车站及各交道要道，宣布巴黎戒严，准备对付罢工者。与此同时，社会上流传着巴黎卫戍司令泽林顿和第四军司令梅西埃正在合谋策划军事政变，以推翻共和国，建立军事专政，法国共和政体再度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
在共和国处于严重的危机之时，法国社会主义者议会党团，一面通过决议反对巴黎戒严;一面号召各社会主义政党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以对付反动势力。各派社会主义者开始从分裂状态中摆脱出来，逐步走向统一。工人党宣布放弃不介入政策，投身斗争行列。10月16日，召开了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大会，成立了统一的常设机构——警惕委员会，会议结束时发表声明，号召所有的社会党人团结一致，准备应付一切突然事变，表示“绝不允许军国主义的阴谋触动绝无仅有的一点共和制自由，也决不会听任反动派在街头横行无阻，为所欲为”。并决心“依靠整个无产阶级来保卫共和国”。警惕委员会虽然不久因共和危机的消失而解散，但它表明在反动势力面前，社会主义者正在团结起来，与之斗争。
争取重审的胜利
正当两大阵营斗争白热化之时，1899年2月16日，共和国总统富尔因脑溢血突然死去，倾向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共和党人卢贝当选总统。德雷福斯派表示坚决支持卢贝。该派的首领之一克列孟梭在卢贝当选的第二天，就以醒目的标题在《晨报》上撰文：“我投票支持卢贝!”反德雷福斯派却以新总统纵容德雷福斯派为名，组织一系列的游行示威进行反对。爱国者同盟还利用在2月23日举行的富尔总统的葬礼，煽动军队向爱丽舍宫进军， 以发动军事政变，可是， 响应者廖廖无几而流产。在进步势力的压力下，1899年6月3日最高法院被迫宣布撤销军事法庭的原判，决定重审此案。反德雷福斯派极为恼怒，煽动不满分子举行游行示威表示反对。他们还把不满发泄在新任总统身上，6月4日卢贝总统在观看一年一度的跑马比赛时遭到了保皇分子的辱骂和殴打。为了回击反动势力的挑衅，在社会党的号召下，于6月11日，在龙香跑马场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反动势力的卑劣行径，显示了进步势力的强大力量。
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各自进行了针锋相对的示威游行，愈来愈多的群众投入了德雷福斯派的斗争行列，两派斗争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两派争端如再不解决，就有可能引起新的暴力冲突。为平息事态，巩固统治，1899年6月22日，瓦尔德克·卢梭奉命组阁，他吸收各派政治代表参加内阁，从中调和，以欺骗群众。他看到德雷福斯派的巨大力量，就表示支持重审此案。他一方面解除了反对重审此案的所有将军的职务，以阴谋颠覆共和政权的名义先后逮捕了爱国者同盟的头目德鲁莱特及其成员24人。另一方面，将德雷福斯从魔鬼岛转移到雷恩陆军监狱，并于8月开始重新审讯。军事法庭对德雷福斯是否有罪的问题进行了长达33天的激烈辩论，在一些高级军官的压力下，法院于9月11日仍然以5：3票的多数作出德雷福斯有罪的判决。但迫于形势改判为10年徒刑。反德雷福斯派在报纸上大肆宣传判决的胜利，称此次对德雷福斯的有罪判决是“一次新的奥斯特里茨战役”，是法国人的一次“伟大的胜利”。
但是，判决却激起了法国广大群众和世界上近20个国家的示威抗议。德雷福斯派不断在报纸上揭露军事法庭重新作出的有罪判决是对德雷福斯这位无辜者的玷污与侮辱，是公然侵犯人权，违反人道。为平息事态，卢贝总统只得于9月19日下令宣布赦免德雷福斯，陆军部长也随即匆忙宣布“此案件已结束”，准备草草收场。并号召各派从此实行和解，表示对反德雷福斯派的军官也不追究。1900年12月18日，议会通过大赦法案，赦免所有由于德雷福斯案件而判刑的人员。1903年法国进步人士又一次掀起要求对德雷斯福重新进行公正审判的斗争。经过长期的斗争， 直到1906年7月12日，最高法院不得不再次重审此案，宣判德雷福斯无罪，并撤销原判。 7月13日，众议院以432票对32票，参议院以182票对30票的压倒多数，通过关于德雷福斯无罪的法律。7月20日，授予德雷福斯荣誉军团勋章，并恢复了军职。因主持正义而遭诬陷的皮卡尔中校也同时平反，晋升为将军。
由于法国广大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始终坚持法国光荣的民主传统和发扬不屈的斗争精神，开展长期的英勇斗争，终于使长达12年的沉冤得到昭雪。然而，这一案件中的真正罪犯并未受到法律追究。可见，民主势力的胜利是不彻底的。
德雷福斯案件是法国反动军阀、保皇派和教权派为了煽动民族沙文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情绪进而反对共和制度、镇压民主力量以及围剿犹太人而蓄意制造的大冤案。这一案件的受理过程，充分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民主的虚伪性，彻底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专横以及资产阶级法庭的反动实质。这一案件“证明了资产阶级费尽心机企图掩盖这样一个真理：即使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实际上也是资产阶级的恐怖和专政居统治地位①”。
① 1880年,“开凿巴拿马运河公司”为筹集资金发行股票。1888年,工程停顿,不久公司破产,几十万股票持有者遭受很大损失。一个由33人组成的委员会在调查此事时发现,不少参议员、众议员、部长已被巴拿马运河公司收买。巴拿马丑剧即官商勾结的欺骗勾当。
① 阿列曼原属可能派。1890年9月分裂出来,组成阿列曼派,又称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宣扬“市政社会主义”,鼓吹“工人自治”。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7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