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以爱德华·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和派别。德国党内展开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党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斗争，构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斗争初期阶段的主要内容。
伯恩施坦主义的产生
1890年，威廉二世的帝国政府废除了1878年的《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取得合法地位，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此后的国会选举中，这个党取得很大进展，1884年它仅获得549，990张选票，24个议席;1890年获得1，427，298张选票(占投票总数的19.75%)，35个议席;1893年增加到1，786，793张选票(占投票总数的23.28%)，44个议席;1898年达到2，125，000张选票(占投票总数的27.9%)，获得56个议席。党在国会选举中的进展，使包括某些领导人在内的部分党员滋长了无产阶级可以靠议会斗争取得政权的幻想。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1881—1890年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的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发生了怀疑”。他在1890—1895年发表的《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地位》等文章中，提出党不应当害怕“受到议会痴毒素的传染”;鼓吹“社会革命不依赖于暴力的袭击和流血的叛乱”，“走向完全政治自由的道路是通过议会制度”。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从此走向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歧途。
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施坦在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发表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的一组文章①。他依据所谓“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宣称马克思主义“过时”，必须对这一学说进行“修正”。
在这组文章中，伯恩施坦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从量变积累通过飞跃实现质变的唯物辩证观点，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飞跃”是“一种空想主义”。他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已经会看到许许多多的社会主义的东西”。他说，“社会对经济生活的监督权的扩展，市镇、县和省内的民主自治的建立以及这些团体的职能的扩大”，都是“向社会主义发展”，“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一部分的实现”。他还认为，统治阶级正在“一步步地向着民主制度让步”，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可以通过投票、示威游行一类的和平手段，而不再需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因此，谈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并不是错误的。
在伯恩施坦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原则所“依据的前提”，到十九世纪末已“大大地改变了”。他要求社会民主党“检查”自己的“精神武器”，把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论者说成是“迷恋革命的唐·吉诃德”，嘲笑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是“同风车搏斗”。
伯恩施坦背离了恩格斯生前对他的教诲：“要记住一条老规矩：不要只看到运动和斗争的现状，而忘记运动的未来。而未来是属于我们的。”①他把自己的思想归结为一个总的结论：“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列宁在后来批评说：“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②
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得到党的书记依格那茨·奥艾尔、老机会主义者格奥尔格·福尔马尔等的支持。德国党内形成了一个修正主义派别。
伯恩施坦主义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1871年以后，德国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经历了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它在十九世纪末完成产业革命，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比英法两国快很多。以煤产量为例，1871—1900年，英国增长1倍，法国1.5倍，而德国达到4倍。二十世纪初时，德国工业总产值超过英、法而居世界第二位。普法战争后，德国取得了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开始向外扩张。八十年代后，它在西南非洲、西非、东非及太平洋群岛占据了一批殖民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殖民掠夺为资产阶级带来了巨额利润。1883—1893年德国输出的资本从50亿马克增加到130亿马克，每年从中获取几十亿马克的超额利润。资产阶级利用其中的一部分，在党和工会组织中培植工人贵族。到十九世纪末，这一阶层的人数达到1万5千人。这些人由于阶级地位和处境的改变，丧失了革命热情，热衷于在工人中间传播阶级和平与社会改良的思想。
这一时期，德国通过“普鲁士道路”发展了资本主义农业。这条道路迫使农民赎买封建义务，愈来愈多的农民遭到破产，沦为农业雇工，或流入城市当工人。城市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将一部分小资产者、破产手工业者抛入雇佣工人队伍。城乡小资产者拥入无产阶级队伍，带进了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满足眼前利益，不想从根本上改造资本主义制度，使得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然会发生理论和策略方面的动摇”①。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实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社会主义在工人中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不断增强。统治阶级不得不改变策略。1890年威廉二世宣布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在这以后，实行了一些微小的社会改革：规定星期天为休息日，禁止雇用童工，实行产妇休假制度等。然而正如列宁指出，德国统治阶级“在1890年转而采取了‘让步’，这种转变照例是对工人运动更加有害的”，“资产阶级策略上的曲折变化，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间加强起来”②。
工人贵族阶层的出现，破产的小资产者加入无产阶级队伍，统治阶级策略上的变化，为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得以滋生提供了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
到了十九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已经战胜工人运动中的其他流派取得统治地位。于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便以更狡猾的手段反对马克思主义。在德国，新康德派③号召“回到康德去”，把康德的唯心主义作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武器。以布伦坦诺为代表的讲坛社会主义派别①，兜售改良主义;鼓吹只要修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可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结成一家。经济学家桑伯特等提出“批判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否定剩余价值学说，把资本主义描绘成“阶级协调”和没有危机的社会。伯恩施坦受了上述理论的影响，他承认，他的观点“大部分不过是重复别人说过的东西”。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是在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的产物。
反对伯恩施坦主义斗争的序幕
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问题》问世后，许多党员要求在党内讨论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党的领导人之一奥古斯特·倍倍尔在1898年2月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指出，伯恩施坦葬送了德国党在恩格斯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一切”，党与伯恩施坦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1898年9月中旬，罗莎·卢森堡在《莱比锡人民报》发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谈谈伯恩施坦的一组文章：社会主义问题》，批判伯恩施坦主义。卢森堡的文章得到克拉拉·蔡特金的好评：“勇敢的罗莎，她狠狠地敲了伯恩施坦一顿”。不久，卢森堡获得参加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的委托书。她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发表《关于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一文，不指名地批评伯恩施坦：“某些知名的同志的一些言论已经造成一定的混乱。”她要求党代表大会讨论党的基本策略，并就伯恩施坦问题开展争论。
伯恩施坦的言论还引起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愤慨。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在1898年5月致信考茨基：“假如伯恩施坦的批评的尝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问：从我们导师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中还剩下了什么?……只能回答说：不多。或者更正确些说，是一点东西也没有”。同时，他在《新时代》杂志发表了《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等文章，批判了伯恩施坦在哲学方面追随新康德主义。
1898年10月3—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召开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由于老机会主义者奥艾尔任大会主席，党的其他领导人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本质与危害性认识不足，未把这一问题列入议程。但是党内的思想冲突实际上已不能避免，当大会讨论党的执行委员的工作报告时，在“运动和最终目的”问题上引起激烈的争论。
卢森堡和蔡特金批驳了伯恩施坦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谬论。卢森堡分析了党的最终目的和开展日常斗争的关系，她强调说，党如果满足于工会的斗争，争取社会改良和国家民主化的斗争，忘记最终的奋斗目标，就会失去它的无产阶级性质。她认为：“只有最终目的才构成我们为社会主义斗争的精神和内容，并使这一斗争成为阶级斗争。”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未来社会”，而“首先应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蔡特金在发言中反对伯恩施坦关于斗争重点只能“放在个别的细小的社会改良上”的主张。她指出，伯恩施坦试图通过工会的和立法的监督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实行限制，使资本家放弃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是毫无根据的幻想。她表示，党为了实现最终目的，把资本主义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必须经过工人阶级夺取政权”。
伯恩施坦自1888年5月旅居伦敦，未出席这次大会。他的支持者福尔马尔、爱德华·大卫和沃尔夫甘根·海涅等人，竭力为伯恩施坦辩解，对卢森堡和蔡特金进行攻击。福尔马尔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指责他们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鼓吹“布朗基主义”，说卢森堡对伯恩施坦的批判是新兵在“教训”老兵。这恰恰表明，年仅27岁的卢森堡已是一名勇敢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战士。
倍倍尔作了两次发言。他在第一次发言中明确表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正在进行斗争的党，一个想达到确定目标的党，必须有一个最终目的”。第二次发言时，他先宣读了伯恩施坦寄给大会的《书面声明》。伯恩施坦在《声明》中表示，他“仍旧承认：……对我来说运动就是一切，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倍倍尔随后宣布：他“不赞成伯恩施坦的观点”。
德国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威廉·李卜克内西，针对伯恩施坦的《书面声明》指出：“如果伯恩施坦的观点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应当埋葬自己的纲领和自己过去的一切，那时候我们也不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他认为伯恩施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的观点“十分愚蠢”;因为实际生活中不存在没有目的的运动。无产阶级应该通过运动去达到最终目的，它的“最终目的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
考茨基以一种复杂的心情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由于他主编的《新时代》未加按语刊载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问题》，受到许多代表的批评，他必须表明态度。他还因同伯恩施坦长期共过事，既要“清除暖昧”，又应“避免说出伤感情的话”。他明确表示与伯恩施坦存在着“策略性和理论性的分歧”，批判了伯恩施坦关于无产阶级可以“在和平的道路上不经过灾变而逐渐取得政权”的观点。然而考茨基认为：“伯恩施坦没有使我们丧失勇气，而只是促使我们深思熟虑，为此我们要感谢他”。对此，普列汉诺夫在会后致信考茨基，提出中肯的批评：“这是对的，但是不完全对。 确实，伯恩施坦一点也没有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丧失勇气……但是，说到他促使我们深思熟虑，必须举出新的事实，或者就已知的事实作新的发挥。伯恩施坦两样都没有做到”。考茨基的发言表明，他对伯恩施坦主义是资产阶级观点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这一本质特性认识不是。尽管如此，他当时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批判伯恩施坦的。蔡特金和威廉·李卜克内西赞扬考茨基的发言“从理论和科学的高度对问题作了说明”。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虽然未把伯恩施坦问题列入议程，但在实际上它已经围绕伯恩施坦主义的核心“运动和最终目的”问题展开对伯恩施坦的批判，并受到多数代表的支持。正像卢森堡对这次代表大会的《回顾》一文中指出：“机会主义这一次也遭到了迎头痛击。党一致声明：它坚持它的最终目的，坚持取得政权以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它对社会改良和不知不觉地逐渐地进入社会主义的彼岸丝毫不抱幻想。”可以认为，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揭开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序幕。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修正”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闭幕不久，1898年10月20日伯恩施坦写信给倍倍尔，表示他不惜被开除出党，将坚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检验”的“信念”。他继而发表《声明》，宣称“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
当时，德国党领导人对伯恩施坦错误的严重性依然估计不足。倍倍尔认为，伯恩施坦问题不必在党代表大会上作出决定，只需“在报刊上透彻地加以讨论”。在这同时，考茨基以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维克多·阿德勒分别致信伯恩施坦，希望他写一本系统说明其观点的著作，以便开展争论。
1899年1月，伯恩施坦发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下称《前提》)一书，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进行全面的否定。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宣布，要同“出身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派的社会主义者进行论战”。
伯恩施坦在《前提》中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他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视为“最易引入岐途的空论”，提出以康德的唯心主义取而代之，说“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他总有一天要十分苛刻地对传统的教义进行批判的审查和严厉的责备”。他认为唯物辩证法“仿效”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神秘”、“死板的公式”，妨碍对事物的正确考察，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致命之点”。伯恩施坦还把历史唯物主义曲解成经济唯物主义;歪曲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说二者对社会的发展起着“相等的作用”。他否定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认为根据这一规律性去论证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在《前提》中，伯恩施坦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非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设”，说剩余价值学说是“以假设为根据的公式”。伯恩施坦反对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论断，他利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统计数字，证明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产生不是使资本集中，反而使资本“分散化”;“限制了”社会的分化，使无产阶级免于贫困化。他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因垄断组织的出现使“过去发生的危机不会重演”，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是没有根据的。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否定，目的在于为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制造经济学方面的依据。
伯恩施坦在《前提》中系统地阐述了“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宣称应从批判开始，“发展和改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存在明确界限，他们之间的矛盾日趋缓和，他们的相互合作将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因。资产阶级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受变化规律的支配”，在考虑免除“一场灾变”。因此，他反对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说无产阶级专政“属于较低下的文化”，是“倒退”到专制主义的“政治上的返祖现象”。他要求“继续发展”资本主义制度，进而通过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途径到达社会主义。伯恩施坦说的民主改良，是在资本主义统治下争得普选权，让人民的代表在议会内赢得优势，“使议会变成人民的真正仆人”;他所谓的经济改良，是要组织工人消费合作社，发展资本主义企业中“一系列新的社会主义萌芽”，毋需剥夺剥夺者，和平地过渡到“民主的社会主义”。与此相适应，伯恩施坦要求社会民主党成为“和平的党”，“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的党”。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否定，博得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家的赞扬。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组织的领导人弗·纳乌曼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瓦解》一文，称赞伯恩施坦“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已经过时和已经无效的公式”，说“过去虚构的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致已经破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卡尔·狄尔认为，伯恩施坦把“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今天认为正确的一系列学说驳倒了”，称伯恩施坦是他们在“社会民主党阵营中第一线的哨兵”。
伯恩施坦在德国党内的支持者把他的《前提》奉为经典。福尔马尔在1899年9月的慕尼黑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系统地宣扬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宣称不能让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来左右党的策略，要求修改党的钢领。他表示：“我们应该有勇气声明：我们是一个社会改良党”。奥艾尔在1899年10月给伯恩施坦的信中写道：“我们在大多数场合像你所要求的那样行动”。伯恩施坦这部“最平凡的作品……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的宣言”①。
在汉诺威、卢卑克、德累斯顿党的代表大会上的交锋
德国党的多数党员对伯恩施坦的《前提》感到不满。卢森堡于1899年4月在《莱比锡人民报》发表第二组批判伯恩施坦的文章，《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谈谈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久，她把两组文章汇成《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这是德国党内第一部系统批判伯恩施坦主义的论著。
卢森堡在书中指出，德国党同伯恩施坦主义的论战，“最终说来，不是这种斗争方式还是那种斗争方式的问题，也不是这种策略还是那种策略的问题，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她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批判了伯恩施坦关于“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表现出更大的适应性”的谬论。她写道， 伯恩施坦所谓资本主义社会处处都有社会主义的“成份”，岂不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社会主义社会了吗?伯恩施坦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走向普遍的危机，因而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之一的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伯恩施坦的观点，“整个说来，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表现它的特征：这是以庸俗经济学的精神以资本主义停滞论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停滞论”。
卢森堡在书中驳斥了伯恩施坦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她指出，为了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议会斗争、工会斗争是必需的，但它们不是建立无产阶级统治的手段。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只有靠革命的锤击，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伯恩施坦错误的实质，是把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对立起来，以社会改良取代社会革命;妄图“在资本主义的苦难的海洋加进一瓶社会改良的柠檬汁，就把它变成社会主义的甜蜜的海洋”。
在伯恩施坦发表《前提》以后，倍倍尔改变了只在报刊上讨论伯恩施坦问题的想法，主张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解决这一问题;并请蔡特金和卢森堡一起去汉诺威参加这次代表大会。
1899年10月9—14日，德国党召开汉诺威代表大会，伯恩施坦问题被列入议程。倍倍尔在会上作了《对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立场的攻击》的长篇报告。这个报告列举令人信服的材料，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方面证明并谴责了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倍倍尔论证了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组织的出现加剧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从而在他们之间“爆发严重的斗争”，而绝无阶级和平。他批判了伯恩施坦在政治上“没有必要使用暴力”，在经济上通过建立消费合作社，使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理论;阐述了社会民主党人对待暴力革命的态度。他指出，暴力革命是必需的，“革命不是革命派制造的，在任何时候都是反动派制造的”。倍倍尔明确宣布：党不能接受伯恩施坦的理论，“没有理由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决不允许把党变成“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倍倍尔作为党的有威望的领袖所表现的坚定态度，促进了德国党内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斗争。
福尔马尔、奥艾尔和大卫等人反对倍倍尔的报告，把对伯恩施坦的批判称作“宗教裁判”。他们的意见遭到多数代表的反对，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卢森堡、蔡特金、威廉·李卜克内西等支持倍倍尔的报告。卢森堡在发言中驳斥大卫等人为伯恩施坦所作的辩解，批判了大卫关于不必夺取政权，只需从内部一点点去“挖空”资本主义制度的论点。蔡特金同样反驳了伯恩施坦一伙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逐渐社会主义化”的谬论，并且指出：工会斗争、议会斗争和经济斗争不能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目的”。李卜克内西在发言中强调，伯恩施坦及其同伙的言论与社会主义者的观点背道而驰。他表示：党不能放弃革命的纲领和策略，变成“资产阶级的改良政党”，“我们不应该刹车，不应该观望徘徊，我们必须前进!”
汉诺威大会比斯图加特大会前进了一大步。它不仅以党的代表大会的形式批判了伯恩施坦主义，并以216票赞成、21票反对和1票弃权，通过倍倍尔起草的决议。它宣布：党拒绝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将坚持原有的立场：“认为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是夺取政权，以便依靠政权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决议表示：“党既没有理由改变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也没有理由改变它的策略，也没有理由改变它的名称，就是说，把社会民主党改变成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党坚决拒绝旨在掩饰或者改变它对现存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任何尝试。”这个决议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德国党在反对伯恩施坦主义斗争中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
伯恩施坦没有出席汉诺威代表大会。会后，他声明在作必要的保留的情况下赞同决议，实际上不愿受决议的约束。1901年2月，伯恩施坦从伦敦回国。5月17日，他在柏林社会科学大学生联合会上发表题为《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讲演，宣扬科学社会主义是用无法证实的未来图景当作目的的“空想主义”;说社会主义运动因受无产阶级利益的支配，“不是一种科学的运动”。他提出以“批判的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
考茨基在同年6月写了《疑问的社会主义对抗科学的社会主义》。在驳斥了伯恩施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攻击后，考茨基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功绩恰恰在于，它克服了早期社会主义的空想的方面。”并且，“只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社会主义运动才成为一种群众现象”，因此，“科学社会主义是必需的，它也是可能的。它事实上已经存在”。他认为伯恩施坦已经“放弃科学社会主义者的身份”。
6月24日和9月4日，倍倍尔两次写信给考茨基，表示“在下一次的党代表大会上无论如何必须就伯恩施坦事件进行辩论”。他希望考茨基“准备材料，武装自己”。
1901年9月22—28日，德国党召开卢卑克代表大会。柏林第四选区、柏林第六选区、图林根和巴登的党员分别向大会递交提案，要求谴责伯恩施坦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党的策略的攻击。
在会上，倍倍尔谴责伯恩施坦利用资产阶级讲坛，在“批评自由”的幌子下“唯独批评了党的原则”，“批评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到了资产阶级报刊的赞赏。考茨基、麦克斯·格龙瓦尔德和阿尔都尔·施塔特哈根等都谴责了伯恩施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攻击。格龙瓦尔德表示：“最使人气愤的是，伯恩施坦不顾汉诺威代表大会的决议而继续他的‘批评’，甚至变本加厉，攻击起党的基本原则。”施塔特哈根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运用于社会主义学说，从而奠定了它的科学基础。伯恩施坦出席了大会，多次进行辩解，否认他说过“社会主义不是科学”。大卫、海涅等攻击倍倍尔压制“批评自由”。他们的意见遭到多数代表的反对。大会以203票赞成、31票反对和4票弃权①，通过倍倍尔提出的决议。决议谴责伯恩施坦对党进行“完全片面”的批评，希望伯恩施坦“不会无视这一裁决，并且会按照这一裁决采取行动”。
伯恩施坦就大会通过的决议发表声明，认为决议对他的谴责“不公正”，他不会因此“对自己的见解产生疑虑”;同时虚伪地表示：将“尊重和重视决议”。
卢卑克代表大会以后，德国党对伯恩施坦坚持错误的顽固态度估计不足。当伯恩施坦表示“尊重”决议后，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家考茨基认为，修正主义已经“退潮”，并且希望，“卢卑克党代表大会已经使自我批判和争论的时期告一段落，并开辟一个齐心协力共同工作的时期”，也将给党“带来一个内部和平的时期”。然而，1901年10月，伯恩施坦发表《争论的核心》一文，再次攻击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不全是科学”。1902年的慕尼黑党代表大会却未对伯恩施坦及其支持者进行批判。这次大会仅就《新时代》发生营业亏损，涉及与伯恩施坦一伙经办的《社会主义月刊》的对立，进行了一场无结果的争论。
1903年春天，欧洲各国社会党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二十周年，相继发表文章，一些文章批判了伯恩施坦的错误。伯恩施坦发表《马克思崇拜和修正主义的权利》一文进行反驳，继续攻击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他宣称要保卫“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的科学”。这年7月，德国党在国会选举中赢得空前胜利，获得3，010，771票，(占投票总数的31.71%)，占81个议席，成为国会内第二大党。伯恩施坦乘机再次鼓吹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发表了《从帝国议会选举的结果中得出什么结论?》的文章。他建议即使承担朝觏德国皇帝的义务，党也要力争取得国会副议长的职位。他还美化帝国宪法，称它“最接近共和主义原则”。福尔马尔立即响应伯恩施坦的建议。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党在这年9月召开德累斯顿代表大会，把讨论党的策略列为大会主要议程。指定倍倍尔和福尔马尔为对立双方的发言人。
倍倍尔的发言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他指出，德意志帝国实行的是维护容克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不会改变帝国统治的阶级实质。一旦社会民主党人被允许参与政权，只能是对政府让步，而损害无产阶级的利益。他指责伯恩施坦想以承担朝觏皇帝的义务换取副议长职位是“愚蠢”、“荒谬”和“鼠目寸光的观点”。他认为，社会民主党不应该调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而需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策略，在选举胜利时“乘胜前进，转入攻势”。倍倍尔的这篇发言，连同他在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这两个历史性文献，“在很长时期内成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工人政党的真正社会主义性质而斗争的典范”①。
福尔马尔在发言中为伯恩施坦辩解，反对倍倍尔关于谴责修正主义策略观点的提议。他还鼓吹：“绝对的思想自由、探讨自由，也就是研究原则、目的和策略的自由”，不应该受到哪怕是“最小的限制”，这是党的“生命源泉”。他否认党内存在修正主义思潮，说“修正主义无非是臆造出来的怪影”。
代表大会围绕是否应争得国会副议长职位，就党的策略问题，以288票对11票的绝对多数通过倍倍尔、考茨基和辛格尔起草的决议。决议不指名地谴责了伯恩施坦一伙企图改变党的阶级斗争策略和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决议宣布：对德意志帝国“拒绝承担任何责任”，“不承认能够使统治阶级保持政权的任何措施”;“党不能谋求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参与政权”。这个决议拒绝了伯恩施坦关于社会民主党参与资产阶级政权的建议，避免了类似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入阁事件在德国的重演。
在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中最有影响的党。德国党内出现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引起各国机会主义者的共鸣。英国工人自由派，意大利的屠拉蒂和索拉蒂，奥地利的鲍威尔和阿德勒，瑞典布兰亭派，俄国经济派等，都把伯恩施坦视为他们的旗手。1899年6月，法国社会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政府，任工商部长。伯恩施坦把这件事看作是夺取政权的第一步。列宁认为，米勒兰的入阁成为“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的绝好的榜样”①。 他还指出，这些修正主义者“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②。 当修正主义成为一种国际现象时，德国党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批判为国际范围内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揭开了序幕。
诚然，德国党在这场斗争中存在不足。伯恩施坦是以“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③。然而，德国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主要围绕与党的策略相关的问题：如运动和最终目的，是否应夺取政权和怎样取得政权，建设一个革命政党还是蜕变为改良主义政党等问题，展开争论。除卢森堡以个人名义发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外，党没有把伯恩施坦主义作为完整的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党也没有深入分析伯恩施坦主义产生的阶级根源和社会基础。倍倍尔和考茨基认为，伯恩施坦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是由于他长期居住英国，“同党失去了接触”，根据仅仅属于英国的情况得出错误的结论。卢森堡正确指出党同伯恩施坦一伙的论争是“两种世界观和两个阶级”的论争，然而她又把伯恩施坦主义看作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德国党由于反对伯恩施坦主义不够彻底，因而低估了这一修正主义思潮的危险性。在1903年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以后，党再也没有以代表大会的形式，将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斗争继续下去。德国党在以后的年代里遭到修正主义的严重腐蚀，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产生分裂。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深刻的教训。
① 这组文章主要包括:《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1896年10月);《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和社会革命》(1897年12月);《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以及该文的附录《批评的插曲》(1898年1月);《社会主义中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1898年6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10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7页。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393页。
② 同上书,第396页。
③ 十九世纪后半叶形成的资产阶级哲学统派。这个派别继承康德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否认意识之外存在“自在之物”,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① 十九世纪后半期产生于德国大学生中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它否定阶级斗争,鼓吹无需推翻容克资产阶级国家,通过改良途径建立“人民的国家”。它由于主张“在讲坛上宣传”和自上而下地实现“社会主义”,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布伦坦诺、桑伯特等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3页。
① 投弃权票的4人包括伯恩施坦、奥艾尔、费舍和考茨基。考茨基在大会上谴责了伯恩施坦,而对大会的决议表示弃权,其原因在于他对伯恩施坦依然存在幻想。他在发言中说,伯恩施坦“为了我们的利益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工作了十年之久,我们感到很满意……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进行了自我批评,但也批判了我们的敌人,还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改良家,他曾经非常坚决地反对过这些人,但愿他能恢复老的传统!”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5页。
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6页。
② 同上书,第224页附注①。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