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朝鲜反日义兵斗争，是朝鲜近代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革命斗争。参加这场斗争的人达数十万，活动地域遍及全朝鲜13道，持续15年之久。它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激励了朝鲜人民的斗志，对当时的爱国反日活动及1919年的“三一运动”均有重大影响。
第一次反日义兵斗争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朝鲜成为资本主义列强，尤其是近邻日本的侵略对象。经过1894—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迫使中国清政府承认朝鲜是完全“自主独立的国家”，从而确立了日本对朝鲜事实上的控制。日本对朝鲜日益扩大的侵略，引起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沙俄的不满。日、俄为了各自的利益，分别在朝鲜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物色代理人，扶植自己的势力。日本早在1894年就已扶植了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内阁，掌握政权。以闵妃为代表的失权派则投靠沙俄，企图推翻亲日政权，取而代之。
1895(乙未)年7月，日本唆使亲日派朴泳孝等翦除闵妃。但事机不慎，阴谋败露，反而使闵妃派得势。同月6日，闵妃一派在俄使韦贝的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推翻亲日政府，组成以李允用为首的亲俄政府。
接着，日本公使三浦梧楼唆使失势的赵羲渊、俞吉濬等亲日派与闵妃的政敌大院君勾结起来，由大院君出面策划宫廷政变。10月8日凌晨，日本公使三浦梧楼驱使日本浪人和400名日本守备队员，打着大院君的旗号，攻入王宫，将闵妃杀害，并火焚其尸，还杀害闵妃的支持者，推翻亲俄内阁，一手拼凑以亲日派为核心的第二次金弘集内阁，史称“乙未事变”。
金弘集亲日内阁为巩固统治地位，以“刷新弊政”为幌子，颁布一系列“改革”法令。1895年11月颁布“剪发令”，迫令立即在全国实行。当时朝鲜人有蓄发的习俗。人们认为，剪去发辫，就是接受仇敌倭寇的摆布，是对祖先的背叛。人民拼死反对剪发，表示“头可断，发不可剪”。
反剪发斗争最先在首都汉城兴起，人们与强行剪发的吏卒发生冲突，骚乱四起。各地人民群众也在“为国母报仇”、“歼灭倭贼”、“宁死不剪发”的口号下袭击官衙，处决剪发的“倭郡守”、“倭观察使”。一些具有“斥邪卫正”、“尊王攘夷”反日爱国思想的封建儒生站在斗争前线，终于把自发的群众抗议斗争发展成为有组织的反日义兵斗争。
1895年秋末冬初，朝鲜南方各地首先兴起反日义兵斗争。初期的义兵部队以江原道春川地区李昭应部队、忠清道原州地区柳麟锡部队、庆尚道晋州的卢应奎部队和咸镜道义兵部队最为著称。
1895年冬，江原道春川地区儒生李昭应率众300余人举义。李率所部义兵袭击春川官衙，处死剪发的春川观察使曹寅承，并发布檄文，号召人民“举义讨贼”。附近地区人民纷起响应，队伍迅速扩大。李率部转战四方，战果辉煌。开城参书官李德范在一份呈文中惊呼：“春川地区义兵煽动良民，聚暴于关东各郡，大肆骚扰。”封建政府忙令李谦济率大批官军征讨。义兵战败，部队大部溃散。后来，李昭应再次募新兵，重新组成一支义兵部队。他分兵两路：一路向汉城进发，一路向东海岸进发。向汉城方面进军的部队，行至广州时，处死广州府尹;随后，一举攻克南汉山城。义兵屯兵集粮，为攻打汉城积蓄力量。不久，安城一支义兵部队赶来会合，势力大增。翌年3月初，大批官军赶来征讨。义兵部队英勇抗击。双方攻守对峙，长达半年之久。
忠清道堤川柳麟锡义兵部队实力也相当雄厚。1895年儒生李春永、安承禹等率众起义于京畿道砥平。年底，活动区域扩至忠清道堤川地区。李系当时名儒柳麟锡之门人，为扩大义兵声势，恳求柳举义。柳麟锡早已对日本的入侵不满，慨然应允，果断举义。他们以全国儒生名义发表《檄告八道①列邑》、《檄告内外百官》等檄文，拥戴柳麟锡为义兵总大将，号召全国儒生和广大民众奋起，组织义兵进行反日斗争：“上自公卿，下至士庶，孰哀恸迫切之志，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各自寝苫枕戈，亦皆赴汤蹈海，期区宇之再造，见天日之复明，奚孰为功于一祁，实是有辞于万世。”
柳麟锡的举义对全国，尤其是忠清道有很大影响。各地又有许多支义兵部队涌现。闻庆的李康年、砥平的金百先等部赶来汇合。这些部队扩充为统一的队伍。柳麟锡任义兵总大将，统率全军。李春永任中军。金百先任先锋将。柳麟锡率义兵攻占城池，杀死卖国官吏和日军，活动范围扩展至以忠清道堤川为中心的忠清、庆尚、江原3道地区。1896年1月，柳麟锡率部攻占忠清道重镇忠州。处死该道观察使金奎轼，消灭不少日本侵略军。忠州的攻克，使柳麟锡部义兵部队声威大振，部队进一步壮大。
1896年1月8日，庆尚道晋州地区卢应奎率众起义，处死巡检。晋州观察使、警务官吓得弃职他逃。大丘的大批官军闻讯赶来征讨。卢应奎率所部英勇抗敌，大败官军。义兵部队迅速扩大至万余人，卢应奎檄告四方，号召举义。咸安、马山、镇海等地义兵部队纷起响应，赶来会合。他们制订合攻重要港口城市釜山的计划。3月28日，卢应奎率所部先向金海集结。釜山敌军侦知，十分惊恐。4月11日，大批日军赶来金海征讨义兵。卢应奎部虽一度击败敌军，终因釜山日军戒备森严，未能实现攻占釜山的计划。
1895年1月兴起的咸镜道义兵斗争也很激烈，转战于咸兴、咸光、北青、端川一带，先后处死咸镜道代理观察使和利原郡守。他们与江原道春川义兵部队，襄阳闵龙镐部队取得联系，决定3月19日3支部队联合攻打元山。不久，咸镜道义兵部队与春川义兵部队集结到新坪场。这时两支兵力已达800余名，只待闵龙镐所部赶来会合。他们还派小股兵力潜入元山活动。元山日军侦知义兵将攻打元山的计划，抢先派出大军对这两支义兵部队进行讨伐。两支义兵部队被迫转往他地。
除上述4支实力雄厚的义兵部队外，还有黄在显、金福满、权世渊、金道和、朴周庠、李中麟、李都明、许苏、奇宇满等30余支义兵部队。义兵主要活动地区为忠清、庆尚、江原、京畿、咸镜等道。这时期的义兵部队领导层多是封建儒生，“为国母报仇”、“尊王攘夷”、“恢复国权”的思想占据主要地位。广大义兵则是受压迫的农民群众。这些义兵部队曾攻克忠州、晋州等重镇，威胁大丘、元山、釜山乃至首都汉城等大城市，处死卖国官吏，消灭不少日本侵略军。据封建政府大为缩小的统计数字，从1895年冬至1896年1月，义兵共处死道的观察使和郡的郡守23人;1896年1—5月，义兵消灭日兵40余名，伤10余名。义兵的英勇斗争，使日本侵略者和封建政府十分惊恐，忙把各地居住的日本人集结到汉城。
日本侵略者和亲日政府的这种被动局面，使亲俄派十分欣喜，他们依仗沙俄势力重夺政权。1896年2月11日，李完用、李范晋等亲俄分子在沙俄支持下，将国王高宗挟持到俄国驻朝使馆，史称“俄馆播迁”。高宗在俄馆发表敕令，指责金弘集亲日内阁：“诸叛逆横行霸道，身负万罪，人人皆知，最近所颁命令，全非出于朕意。”亲日内阁垮台，金弘集、郑秉夏、鱼允中等被处决，俞吉濬等人亡命日本。以李完用为首组成了亲俄政府。这个政府为巩固地位、平息轰轰烈烈的反日义兵斗争，废除了金弘集亲日政府颁布的一切法令，“剪发令”随之废除。
亲日政府的垮台，使日本侵略者一时受到很大挫折，侵略活动被迫有所收敛。各支义兵部队领导人认为国仇已报，“剪发令”已废，恢复王权的目的已经达到。亲俄政府又连续颁布国王诏敕，劝谕义兵解散。1896年夏秋之际，各支反日义兵部队纷纷解散，大规模反日武装斗争暂告停止。
第二次反日义兵斗争的兴起
进入二十世纪后，日俄、英俄围绕掠夺中国和朝鲜，矛盾加剧。1902年日、英订立《同盟条约》，日本承认英国在华的“特殊利益”，英国承认日本在朝的“特殊利益”。日本在英、美支持下，于1904年2月8日对俄不宣而战。大批日军进入朝鲜。这时朝鲜封建政府头子李完用，摇身一变，转为亲日，于同年2月与日本签订《韩日议定书》，其主要内容为：朝鲜政府应采纳日本关于改善施政的“劝告”;由于第三国的侵犯或内乱，皇室的安宁或领土保全受到威胁时，日本可采取必要措施，朝鲜对日本的行动创造方便条件，日本随时可收用军事上必要之地区。8月签订了《外国人雇聘协定》：朝鲜政府雇聘日本人为财政顾问;雇聘日本推荐的外国人为外交顾问;朝鲜同外国签订条约、处理重要外交事务，要事先与日本政府进行协商。日本根据这两个协定，掌握了朝鲜的内政、外交大权。此外，日本还获得沿海、内河自由航行权，森林、沼泽、荒地开垦使用权，电信电话邮政也均被日本掌握，日本侵略军还得到代行朝鲜警察权。日俄战争以俄国失败告终。1905年9月日俄签订《朴次茅斯和约》：沙俄承认日本对朝鲜有独自处置的权利;日本在朝鲜拥有政治、军事、经济上特殊利益，并对朝鲜拥有进行必要的“指导”与“保护”之特权。
朝鲜义兵战士
1905年11月18日，日本迫使朝鲜封建政府签订《乙巳保护条约》。该约主要内容有：日本政府通过外务省指挥朝鲜对外关系和事务;朝鲜不经日本政府同意，不得签订任何国际性条约; 日本在朝鲜国王之下任命一名统监，作为日本政府的代表管理有关外交事务。总之，朝鲜一切大权皆在日人统监伊藤博文掌管之下。《乙巳保护条约》签订的噩耗迅即传遍朝鲜全国。汉城《皇城日报》为此发表“是日也，放声大哭”社论。斥责日本侵略者和卖国政府的罪行，号召人民奋起抗争：“我二千万为人奴隶之同胞啊!生乎?死乎?檀箕①以来四千年之国民精神，一夜之间猝然灭亡而止乎?痛哉!痛哉!同胞同胞啊!”全国人民一致奋起，反对卖国保护条约。
这时又传来1905年俄国革命消息，更鼓舞了朝鲜人民的斗志。爱国官吏、封建儒生李相禹、李愚冕、宋秉瓒、闵泳焕、赵秉世等纷纷上疏，声讨国贼，反对保护条约。赵秉世、闵泳焕、洪万植、金奉学、李命宰等官吏和儒生自杀以示抗议。当时中国留日学生潘宗礼适在回国途中抵仁川，得知朝鲜保护条约签订和闵泳焕自杀，对日本侵略者痛恨至极，亦投海自尽。汉城民众连日集会声讨李完用等卖国贼，誓死反对保护条约。各地民众也纷纷集会，反对卖国条约。在全国人民反日斗争高潮中，一度消沉的反日义兵斗争再度兴起，并成为全国人民反日爱国斗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再度兴起的义兵斗争以闵宗植、崔益铉、申乭①石、郑镛基4支义兵部队影响最大。
1906年3月，曾任参判高等官职的闵宗植在忠清道定山起义。 5月，与附近地区义兵部队联合作战，先后袭击舒川、保宁、兰浦等地，处死亲日郡守，获得大量枪支、弹药和粮食。 5月19日又攻打重镇洪州。守城的日本宪兵拚死顽抗，甚至动员当地日人参战。但义兵作战十分英勇，日本宪兵仓惶逃窜。义兵迅即占领洪州，声威大振。忠清道各地民众赶来参加义兵，队伍急剧扩大，已达1，500人，其中持枪者600人，持戟者200余人。其后，闵宗植部队又与李世永等部队联系，准备联合攻打重镇公州。日本侵略军和官军涌来洪州，征讨义兵。5月20日起，敌军猛烈攻城，义兵顽强御敌，予敌很大伤亡。日帝忙从汉城派出增援部队，田中大佐率两个步兵中队、一个骑兵小队共400余人，携机枪、大炮赶至洪州。 5月31日，敌军再次攻城，闵宗植等率部誓死抵抗。战斗持续一天一夜，歼灭大量敌军。但义兵寡不敌众。6月1日凌晨，敌军用大炮和炸药摧毁东门和北门，大批敌军涌进城内。义兵与敌军展开白刃战。双方又鏖战两小时，敌军最终占领洪州。义兵部队军师金商惠等壮烈牺牲，闵宗植率少数义兵退向扶安一带继续坚持斗争。
同年6月，73岁的儒生崔益铉率众于全罗北道淳昌起义。崔益铉是著名学者，门人众多，在政界也有很大影响，曾任赞议、户曹参判等高等官职，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崔益铉在《起兵疏》中阐明他举兵目的是率兵北上，到汉城与统监伊藤博文和各国公使谈判，废除保护条约，恢复国权。他还在发表的檄文中谴责日帝侵朝罪行：“噫彼日本之贼，实我百世之仇……去十月之所为①，实是万古之未有。一夜间，片纸勒印，五百年宗社遂亡”， 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反抗：“凡我宗室、大臣公卿、文武士农、工贾、吏胥，修我戈矛，一乃心力，殄灭逆党，食其肉而寝其皮，歼剿仇夷，绝其种而捣其穴，无往不复，措国势于泰磐，转危为安，拯人类于涂炭。”他的举义，对全国震动很大。崔益铉率部起义后，转战井邑、泰仁、谷城一带，歼灭许多敌军，队伍迅速扩至千余人。其后，又向淳昌进军，在淳昌与日军激战，大败日军。这时封建政府派光州观察使李道宰传来国王给他的诏敕，劝其解散义兵。他当即严辞拒绝。6月11日，全州观察使韩镇昌率全州、南原等地大批官军来讨伐。崔益铉命大将林炳赞率兵御敌。当崔益铉得知来犯之敌不是日军而是官军时，竟然下令停止作战。他认为与官军作战是同族自相残杀，致书韩镇昌劝其退兵。但是，韩镇昌利用崔益铉的错误与义兵的麻痹，对义兵进行奇袭。义兵猝不及防，顿时大乱，无法御敌，一些将领和许多士卒牺牲。崔益铉下令撤退，为时已晚，被大批官军包围。崔益铉、林炳赞等被俘，义兵大部被歼。崔益铉等人被解往汉城，后被放逐对马岛。崔益铉对同被放逐的林炳赞说：“八十非从戎之年，然吾所以如此者，图所以取大义于天下。”11月，他绝食而亡，遗有绝命诗一首，其中写道：“万死不贪秦富贵，一生长读鲁春秋。”
1906年9月，平民出身的申乭石率众起义于庆尚道宁海地区，迅即与友邻部队组成千余人部队，转战于青松、义城、盈德、宁海、英阳、三陟一带，多次击败日军与官军的讨伐。与此同时，他还将部队分成若干小队进行分散活动，召募兵员扩大队伍。敌人十分惊恐，庆尚北道警务署训令各地：“申乭石盟兰结党，动用武器，东出西没，煽惑民心，倘不捕到此人，危害非浅”。但是，申乭石部队却越战越强。
1906年1月，平民郑镛基在庆北东大山举义，而后转战兴德、清河一带。夺占城池，处死卖国官吏，进一步壮大队伍，迅即扩至600余人。其后，郑镛基在一次战斗中被俘，囚于大丘。他在敌法庭上怒斥日本法官，最后竟举起椅子掷向日本法官。敌人对这位英勇的义兵将领施以毒刑，但他仍不屈服，继续斗争。他的父亲郑焕直是封建政府的观察使，经过多方疏通， 8月，郑镛基获释。翌年4月，他再次率众举义，首先攻克清河，又在薪城大败官军。后与李韩久部队汇合，队伍迅速扩大，他被举为大将。10月6日，大批官军来讨伐，他分兵3路进行伏击。敌人大部被歼，只有少数逃脱。为庆贺胜利，当夜犒劳义兵。但败退的残余官军卷士重来，夜袭义兵部队。义兵毫无戒备，死伤惨重，郑镛基等将领阵亡，只少数义兵逃脱。郑焕直闻子牺牲，毅然参加义兵，代替儿子职务，收容原有成员，召募新兵，重新组成一支义兵部队，继续在兴海、清河、盈德一带坚持反日斗争。
除上述部队外，尚有多支义兵部队，其中平民领袖率领的义兵部队，较著者有真宝的李夏铉、安东的权世渊、英阳的金淳铉、蔚珍的金显奎等。
1906年下半年至1907年下半年，义兵斗争在江原、京畿、忠清、全罗、庆尚等道进一步发展壮大，甚至扩至汉城附近。斗争迅速发展到北部，黄海道的松禾、谷山、平山和平安南道、咸镜南道。不仅陆地，沿海的永宗岛也点燃反抗烽火。各地义兵袭击日本宪兵分驻所、巡检厅、郡厅;处决日寇、亲日郡守和其他卖国分子;破坏敌人经济、交通等方面的机构和设施，如铁路、邮政代办所、税务局、矿山等。
在义兵斗争的同时，各地农民和工人也纷起暴动或罢工。农民暴动有1906年2月的仁洞、善山两郡农民起义，11月曲山农民暴动，1907年3月金海、南海、怀德的农民起义，高灵、泰仁的农民暴动等。工人罢工有：1906年2月遂安金矿工人罢工，12月忠州老阴面金矿工人罢工。义兵斗争、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彼此声援，互相呼应。
反日义兵斗争高潮
面对朝鲜各地的反日义兵斗争，日帝为扩大对朝鲜的侵略，以期最终吞并朝鲜，因而加强对义兵斗争的镇压。1907年7月19日，日帝迫使国王高宗退位，另立新帝纯宗。5日后，又迫新帝签订《丁未七款条约》。该约规定，朝鲜政府“有关施政之改进，应受统监之指导”;“重要行政措施须经统监预先承认”;朝鲜高等官吏之任免，须经统监同意;朝鲜政府务须任命统监所推荐之日人为韩国官吏。依此条约，朝鲜中央及地方一级行政机构均任命日本人为副职，掌握实权。于是，朝鲜由日帝推行的保护政治发展到“次官(副职)政治”。
国王高宗被迫退位和《丁未七款条约》签订，使朝鲜人民的反日爱国斗争掀起新高潮。汉城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群众集会示威，最后发展成为暴动，组织敢死队，焚烧卖国贼住宅，捣毁日本店铺和日本军警驻在所，与日本军警展开搏斗。反抗的烽火也波及到龙山、平壤、公州、晋州、大丘、釜山等地。
在朝鲜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日斗争影响下，朝鲜官军也有部分军人逐渐醒悟，认识到日帝的侵略和统治阶级的卖国，逐步转向人民一边。日帝觉察这一动向，遂于8月1日下令强迫解散朝鲜军队，成员遣散回乡。朝鲜京城侍卫第一团第一营营长朴星焕愤而自杀，该营参尉南相德慷慨地向众多士兵说：“上将为国死义，吾安得独生。当与彼贼决一死战。”于是该营全体士兵举行暴动。接着第二营全体士兵也举行暴动。暴动士兵砸开弹药库，迅速武装自己。大批日军赶来包围兵营，起义士兵英勇抗击，击毙日军大尉梶原为首的数十名日兵。汉城市民也积极支援起义士兵，救护伤员。但终因寡不敌众，起义士兵退出汉城。
汉城军人的暴动，迅即在各地产生连锁反应。原州镇卫队特务正校闵肯镐说服代理营长金德济和士兵，于8月5日起义。洪州、江华等地官军也纷纷起义，但皆因力量过于悬殊而失败。各地暴动失败的官军纷纷加入当地的义兵队伍。不仅如此，未参加暴动遣散回乡的官军也参加义兵队伍。起义官军的直接组织或参加义兵队伍，极大地提高义兵的战斗力，从而把反日斗争推向高潮。
这一时期与前期相较，义兵斗争有了新的发展。一、扩大了兵员。起义士兵约万余人，从而壮大了义兵队伍。这些士兵经过正规军事训练，从而使义兵部队的素质大为提高。二、平民出身的义兵将领增多。许多起义官兵担任了义兵领导职务，其中，军官22人，占25.3%;下士和兵卒65人，占74.7%。下士和士卒皆为平民阶层。义兵领导层中平民成分的增加，对坚持反日斗争有重要作用。三、起义官军携有武器和弹药，使义军装备得到改善。四、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士兵的参战和有作战经验军官的指挥，提高了战术水平，增强战斗力。五、纪律性得到加强。义兵部队日趋正规化，不少部队制订军规。蔡应彦部队订有12条军规，其中有凡“匿军物者”、“藉义掠民者”、“不从将令者”均处斩。李范允部队义兵规则更为详尽，多达36条，包括起义目的、兵民和官兵关系、纪律、作战方法等各方面。这些军规无疑对提高部队作战能力有很大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1906年9月，义兵在京畿、忠清、全罗、庆尚、江原5道40个郡活动。1907年7月，又发展到黄海道。共6道58个郡。1907年8月以后，进一步扩大到全国各道240个郡。并且中国东北、俄国西伯利亚地区也有义兵部队活动。这一时期全国13道内，有470余名义兵将领率领数百支义兵部队数万士兵在活动。这些义兵主要有，京畿道卢炳大、许��等60余人;忠清道闵宗植、李康年等80余人;全罗道李锡庸、全海山等60余人;庆尚道申乭石等90余人：江原道李麟荣、李敫赞、闵肯镝等80余人;黄海道金秀敏等49余人;平安道李泰国等8人;咸镜道洪范图、车道善等40余人。
1907年10月，京畿道杨州地区的关东倡义大将李麟荣向全国各道义兵部队发表檄文，号召联合起来向汉城进军：“用兵之要，避其孤独而在于一致团结，则统一各道之兵，乘溃堤之势，犯入京畿举天下”。李为当时著名儒学者，且部队实力相当雄厚，因而具有很大号召力。各道义兵部队将领纷纷响应，赶来会合。经过讨论，决定组成统一的义兵部队，推举李麟荣为13道义兵总大将统辖全军，许��为军师长，并任命文泰洙、李康年、申乭石、朴正斌、闵肯镐、方仁宽、郑风俊分别任全罗、湖西(忠清)、岭南(庆尚)、镇东(京畿、黄海)、关东(江原)、关西(平安)、关北(咸镜)倡义大将。统一组织的义兵部队共有万余人，其中3千人为起义官军。决定攻打汉城，捣毁统监府，废除《乙巳保护条约》，完全恢复国权。其后不久义兵总大将李麟荣向各道义兵部队下达总攻汉城的命令：各支部队于1908年阴历正月汇合于汉城东大门外30里处，而后总攻汉城。不久，李麟荣率300名义兵作为先头部队前往汉城城郊。日本侵略者探知了义兵总攻汉城计划，派军赶赴城郊阻击。当李麟荣率军到达汉城郊时，各道义兵部队尚未到达，受到日军袭击，败退扬州。各道义兵合攻汉城计划成为泡影，联合部队也随之解体，各自又分散进行斗争。
义兵部队的反日斗争发展很快。1907年义兵作战44，116人次;1908年作战1，976次，参加人员82，767人。
各地义兵英勇袭击日本守备队、宪兵队和派出所、驻在所、税务所、邮局、郡厅，消灭日本侵略军，处死卖国官吏和亲日分子。不少卖国官吏吓得逃之夭夭，许多郡厅陷于瘫痪。江原道26个郡有19个郡守缺职，朝鲜封建政府岌岌可危，日本统监府受到很大冲击。敌人被迫承认：“近日骚乱猖獗之地，举皆旷官，税务、邮政、词讼、教育一切行政事务陷于停废……各地骚乱谅无尽期……中央政令难以下达。”不由得哀叹：“目前十三道内，暴徒活动猖獗，本年的税收难于完成预算十分之五，长此以往，明年国库如之奈何?”
反日义兵斗争的失败
日帝为了扫除吞并朝鲜的最大障碍，决定尽一切力量及早扑灭反日义兵斗争。1908年5月，日陆军大臣派第23、27两个旅团2千余人，开赴朝鲜。同时增加朝鲜境内的宪警。日本宪兵增为2，374人，警察增为4，490名。还招募朝鲜人为宪兵补(补助兵员)，充当日帝爪牙，1908年招募4，065名，1909年招募4，309名。日帝对军警机构进行了调整，将驻朝日军、宪兵、警察统辖于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由陆军大将长谷川好道任最高司令官。明石元二郎为日本宪兵司令官，松井为朝鲜政府内务部警务局长。增加日本驻屯军驻屯地点，各地增设警察、宪兵机构。宪兵设51个管区、13个派遣所、452个分遣所。警察设70个警察署、3个分署、339个驻在所。
朝鲜卖国政府也配合日本侵略者镇压义兵部队。内阁总理大臣李完用不断颁发国王诏敕，派宣谕使、诱说团，对各支义兵部队进行劝诱，还颁布《烟户作统法》、《内地旅行规则》，组织自卫团，千方百计割断人民与义兵的联系，阻挠人民对义兵的支援。
1909年9月以后，日帝对义兵的镇压变得更为残酷。9月1日开始，对义兵活动最为活跃的南部地区进行“南韩大讨伐”。大讨伐分为三期。第1期9月1—7日;第2期9月16—20日;第3期10月1—10日。日帝出动两个联队的正规军共1，263人，同时，日本警察、宪兵、朝鲜人充当的宪兵补以及卖国政府的自卫团配合作战，对南部地区的各支义兵部队进行为期40天的连续大讨伐。敌军对各支义兵部队逐个进行围攻或袭击，逐村进行清剿。经过大讨伐，南部地区义兵部队势力大挫，人数锐减。
日本侵略者结束对南部地区各支义兵的大征伐后，又迅即对北部地区义兵部队进行扫荡，依然对各支义兵部队进行各个击破的包围和袭击。北部各支义兵部队也被先后击溃。
1908—1909年在战场上壮烈牺牲的著名义兵将领有申乭石、闵肯镐等8人;被俘的著名将领有卢炳大、李康年、李敫赞、李麟荣、金秀敏、全海山等14名。据日本侵略者统计，1907年8月—1909年末，义兵战死者为16，700余人，伤、俘有36，770名。那些叱咤风云的著名将领，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奋勇杀敌，被俘后也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英勇斗争。著名将领李敫赞被俘后对敌人厉声说：“余大小40余战，斩杀日兵470有余，尔惟斩我可也”。著名将领李锡庸在敌法庭上说：“吾宁为大韩之鸡犬，不为汝国之臣民。”著名将领李康年在就义前发表《告诀八城同志书》，鼓励义兵和人民不要气馁，要“沫血尝胆，以俟来复”。
1909年，义兵全年与敌作战锐减为950余次，人数只有27，600人。这时南部地区已基本消失义兵部队。 1909年末—1910年春，日帝又对以黄海道为活动中心的洪范图等几支义兵部队进行大讨伐。这些义兵部队遭到很大损失。 有的义兵部队被迫转入深山，洪范图则率所部渡过图门江，到中国东北坚持反日斗争。轰轰烈烈的反日义兵斗争终于以失败结束。
反日义兵斗争的失败，除了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之外，从反日义兵斗争方面看，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拥有10余万人、数百名将领的义兵，没有结成一个统一的严密的组织，没有制订统一的斗争纲领，不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反被敌军各个击破。
其次，反日义兵斗争未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口号，因而不能充分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参加义兵部队，致使斗争不能持久深入地开展。
最后，反日义兵队伍领导层与广大基层士兵思想缺乏统一。在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卖国贼方面，他们虽有共同的民族利益，但义兵领导层的最终目的还是要维护贵族阶级的特权，恢复王权和保存封建制度，而普通士兵参加斗争的目的在于驱逐日本侵略者，消灭其走狗，以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压迫与剥削。
反日义兵斗争在朝鲜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它显示了朝鲜人民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延缓了对朝鲜的吞并。这次斗争给当时及其后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以很大影响。一些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在反日义兵斗争激励下开展爱国思想启蒙运动。大韩自强会、西友学会等众多团体，大力宣传反对侵略恢复国权的爱国思想，宣传天赋民权、民主自由的进步思想，促进了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兴起，进一步促进民族觉醒，为1919年爆发全民族的“三一”反日独立运动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
① 道为朝鲜地方一级行政区划。原为八道,1896年始改为十三道。
① 传说创建朝鲜国家的两个人：檀公和箕子。
① 乭,朝鲜使用的汉字,音译为“突”。
① 指迫使朝鲜鉴订《乙巳保护条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