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朝鲜“三·一”运动，是朝鲜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爱国学生起了先锋作用，农民群众加入了斗争行列，工人阶级显示了力量。在朝鲜革命史上，“三一”运动为过渡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新阶段准备了条件。
深重的殖民压迫
1910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威逼实行“日韩合并”，正式吞并朝鲜。10月，日本将设在朝鲜的统监府①改为总督府。总督由日本现役陆海军大将担任，直属天皇，总揽军事、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权。当时的统监、陆军大将寺内正毅任第一任总督。这个日本军阀一上任就公然宣布：朝鲜人顺从日本统治者生，逆者亡。
在日本统治下，朝鲜总督府所属行政，司法等部门的官吏几乎都由日本人担任。朝鲜人民被剥夺了言论、信仰、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根据1908年的《报纸法》，除总督府机关报《每日申报》与有限的宗教团体刊物外，禁止发行和进口其它报刊，甚至连以往发行的爱国刊物也被没收和焚毁。
日本为在朝鲜建立以总督为中心，以军警为支柱的殖民统治体制，实行军事恐怖的“武断政治”。它在罗南，咸兴、会宁、龙山、平壤、大邱、大田、马山等地，派驻(包括骑兵和炮兵)两个陆军师;在镇海湾、永兴湾要塞驻扎两个海军分队。它以“宪警合一”强化原有的宪兵警察统治，日本驻朝宪兵司令兼任总督府警务总监，各道宪兵队长兼任警务部长，1918年时，朝鲜宪警机关多达1，825个。根据1910年12月的《犯罪即决法》和1912年4月的《犯罪处罚规则》，警察署长、宪兵分队长有权判处拘留、笞刑、拘役3个月和100元以下的罚款。宪警机关有87条“即决权”，它们可自行对“流浪者”、请愿者、集会结社者、作“煽动”讲演或写“煽动”文章者进行“即决处罚”。它们以“忧乱治安”、“破坏秩序”、“思想犯”等罪名任意逮捕朝鲜人。1911至1918年有46万无辜者遭到监禁，其中不少人被处以笞刑或处决;仅1918年被关押受刑者即达94，000多人。朝鲜的三千里江山成为一座人间地狱。如同列宁指出：“日本人在那里把沙皇政府的一切办法、一切最新技术，同纯粹亚洲式的刑法和空前的残暴行为结合起来了”①。
在经济上，日本于1910年初设立土地调查局，从掠夺土地着手，控制朝鲜的经济命脉。1912年总督府颁布《土地调查法令》和《不动产登记法令》，实行土地调查。在调查中，他们借口“证据不足”或“违反申报手续”，肆意夺占朝鲜农民的耕地。到1918年底的9年期间，33万多朝鲜农民耕种的13万余町步宫房田、官屯田和驿田②，以及9万余町步未开垦的土地，被总督府霸占。总督府还根据《土地征用法令》，以“军用地”、“铁路用地”等名目强征土地。掠夺的大部分土地，由总督府兼价卖给日本人经营的东洋拓殖，不二、东山、熊本、片仓等土地公司和朝鲜地主。仅东拓公司占有的土地，便从1910年的1万1千多町步扩大到1919年的7万8千多町步。这些公司把土地租给朝鲜农民，向他们榨取占全年收成3/4的高额地租。日本在掠夺土地的同时，还向朝鲜大量移民。总督府把掠夺来的一些土地分配给部分日本移民，1912至1919年，日本移民由243，729人增加到346，619人。
日本在掠夺朝鲜土地的过程中，没有放过霸占山林。总督府根据1911年的《森林法令》和1918年的《林地调查法令》，对朝鲜山林进行调查，将占总林地81%的1，300万町步林地划归“国有”。
日本为遏制朝鲜民族资本的发展，保护日本资本家在朝鲜的投资，从1911年1月开始实行1910年12月颁布的《公司法令》。法令规定，只有总督府有权批准企业的开设、查禁和关闭。至1917年底为止，朝鲜人经营的工厂共605个，仅占工业资本总额的5.9%;占工业生产总额的14%。而日本人经营的工厂达736个，资本总额为朝鲜人经营工厂的16倍;生产总额为朝鲜人经营工厂的7倍。朝鲜的大型企业与大部分中型企业，都被日本垄断资本所掌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垄断资本加紧了对朝鲜的铁、煤、铅、钨、金、铜、锌等矿业资源的掠夺。1915年，总督府为此颁布了《矿业法令》，实行矿业许可制。1918年， 日本人经营的矿业生产额达2，467万日元，占朝鲜矿业生产总额的80%。
日本出于经济掠夺的需要，完备了它在朝鲜的金融机构。1911年总督府颁布《朝鲜银行法》，把1909年开设的韩国银行改称朝鲜银行，作为中央银行。1914年，根据《地方金融组合法》，在各地广泛建立金融合作社。1918年通过设立朝鲜殖产银行，把金融合作社连成网络。日本还垄断了朝鲜的对外贸易，1910年至1919年，从日本的进口额由63.7%增加到65.3%，朝鲜的对日出口额由77%增加到90%。日本向朝鲜倾销棉布、食品、纸张等轻工产品和机器零件，从朝鲜掠取粮食和原料。1910年至1919年，朝鲜运往日本的大米、大豆等农产品出口额从1，447万日元增加到15，600万日元，9年内增长了10倍。从朝鲜运往日本的金、铁、煤等矿产品出口额从133万日元增加到2，194万日元，9年内增长16倍之多。
日本从吞并朝鲜之日起，竭力推行同化政策。根据1911年的《教育法令》，日语被定为公用语，各级学校实行日语教学，禁止讲授朝鲜的历史和地理课程。日本殖民主义者诬蔑朝鲜人为“劣等民族”，破坏和盗运朝鲜的文物，妄图抹杀朝鲜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精神。
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朝鲜人民深受掠夺之苦。当时，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他们年收获量的50%到80%被地主和日本土地公司所占有。1910年从朝鲜运往日本的大米为77万石，1918年剧增到225万石。农民口粮逐年减少，他们遇到歉收，加上高利货和苛捐杂税的盘剥，纷纷破产，其中多数沦为“火田民”①，或成为流浪民。
1918年朝鲜工人为12万多人，其中产业工人4万多人。他们的劳动时间长达12至14小时，工资不及日本工人的一半或1/3。女工和童工的工资更低。学生和知识界受到民族歧视和凌辱。民族资产阶级命途多舛，在深重的民族压迫下，除少数大地主和买办等民族败类之外，朝鲜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处在尖锐的对立地位。
爱国运动的酝酿
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包括朝鲜在内的东方殖民地和附属国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朝鲜人民除了从敌人反动宣传的字缝里了解十月革命的消息外，还从海外特别从旅居苏俄的朝鲜爱国志士那里直接了解到十月革命的情况。这在青年学生中首先引起了反响。汉城延禧专科学校学生金元壁等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预示“世界将以民主治理”，“渴望共和政治的日子不会太远了”。留日学生金范寿在一次演讲中表示：“俄国是世界各国思想上的响导。今后不论任何国家都要走俄国的道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在黑暗中探索解放道路的朝鲜爱国志士，他们感到：“我同胞又有了开展活动之机”。日本殖民主义者为此惊呼：“马克思主义的过激思想日渐侵袭到了朝鲜”。
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美国国会发表“十四点”和平原则拟作为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的主旨。其中宣称，对一切殖民地的处置应顾全当地居民的利益，大小国家要互相保证政治自由和领土完整。朝鲜国内及旅居国外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轻信参加巴黎和会的列强，以为列强将按威尔逊的“十四点”解决世界问题，只要递上一份请愿书朝鲜即可获得独立。他们想派代表出席会议。然而，准备赴巴黎的旅美朝侨代表受到美国政府的阻挠。旅居上海的朝侨独立运动团体“新韩青年党”的代表金奎植，前往巴黎向会议提交请愿书，遭到列强的拒绝。
在这同时，朝鲜各阶层人民的爱国斗争日趋高涨。朝鲜被吞并前已遍及全国的反日义兵斗争和爱国文化运动以新的形式继续展开。一部分义兵队伍编成许多股“独立军”，他们在与我国东北和俄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活动，袭击警察局和边境哨所，破坏日军的军事目标。爱国的知识分子以城市私立学校和乡村的书堂为阵地，开展爱国文化运动。他们避开日本人的检查，在学校中开设国语、国史和朝鲜地理课，教唱爱国歌曲。这一运动旨在反对日本的同化政策，宣传爱国思想。
农民的抗租斗争连绵不断。从1918年以来，这一斗争开始以农民暴动的形式出现。这年3月，江原道铁原郡马场面①农民500人袭击面事务所。5月，又有春川郡西下面农民250人袭击面事务所。6月，咸镜南道文川郡云林面农民50人袭击宪兵队分遣所。工人的罢工斗争更加频繁。1912年只有6次罢工和1，500多人参加，1918年发展到50次罢工和4，400多人参加;1919年头两个月就发生了7次罢工事件。
在工农运动兴起的同时，各阶层爱国人士相继组成反日秘密团体。1907年，安昌浩组织全国性团体“新民会”(1910年被日本镇压)。1913年，义兵将领林炳瓒在全罗道建立“独立义军府”。1915年，尹相泰、徐相日、李始荣等在庆尚北道组成“恢复国权团”。1917年，张日焕、金亨稷、裴敏洙等在平壤地区成立了“朝鲜国民会”。旅居中国、苏俄、美国和日本的朝鲜人组织了许多独立运动团体，建立军事学校和留学生会。其中，李东辉等在苏俄伊尔库次克组织了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团体“韩人社会党”。
在反日爱国斗争不断高涨的形势下，最富政治敏感的青年学生率先酝酿新的救亡运动。1918年冬，汉城的延禧、普成、京城、富兰西等专科学校学生纷纷讨论争取独立问题。他们利用寒假访友，或以忘年会②、迎新会等形式进行串联，联合各校学生开展独立运动。
朝鲜留日学生也开始行动起来，他们共约600人，主要聚集东京。他们在1912年成立了“学友会”。1918年12月30日，“学友会”就朝鲜独立问题在东京举行辨论会。与会的学生表示，民族独立是世界发展的趋势，朝鲜人应该向世界表达自己的民族意志。在1919年1月6日举行的辩论会上，参加者主张：“朝鲜民族必须顺应世界潮流实现自主独立”，“青年学生要站在斗争前列”。他们决定组织“朝鲜青年独立团”;草拟“独立宣言书”以及关于召开民族大会的“请愿书”。他们一面筹集经费，一面派代表分赴各地和我国的上海等地，与各方面的朝鲜人士进行联系。
在日本殖民压迫下，朝鲜知识分子大都持爱国的民族主义立场。其中的一部分人通过天道教①、基督教②进行政治活动。1919年1月，天道教方面的权东镇、吴世昌、崔麟等同留日学生代表宋继白接触，决定开展独立运动。他们与天道教教首孙秉熙一起拟定了和平请愿的方针，准备发表独立宣言，举行示威，向日本政府、美国总统和巴黎和会递交请愿书。他们打算争取原韩国大臣朴泳孝、韩圭卨、金允植、尹致昊等“名流”和“著望之士”的支持，但遭拒绝。基督教方面的民族主义者于1918年底开始谋议独立问题。1919年1月，新韩青年党的代表鲜于爀从上海来到平安道，与基督教人士李昇薰、梁甸伯、吉善宙等人取得联系，通报了海外朝鲜人开展独立运动的情况，呼吁国内掀起独立运动。李昇薰等准备以平壤的崇实，崇德、崇义、崇贤等校学生为基干力量，组织示威请愿活动。在汉城，中央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朴熙道和咸台永联络该派人士和学校学生，也准备行动。
正当国内外学生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酝酿独立运动的时候，传来日本人于1919年1月22日毒死朝鲜废皇高宗李熙③的消息，顿时激怒了各阶层群众。高宗之死成了爆发爱国运动的导火线。为了平息民心， 日本殖民当局特许朝鲜百姓吊丧7天，学生停课3天。汉城市民衣麻席藁。男学生臂带黑纱，女学生头系皂色头饰。各地人民纷纷举行祭奠活动，许多人进京哭吊。人们的悼念活动全然超越了对废皇的哀思，而是借此表达对国亡家破的悲愤。
2月8日下午，600多名朝鲜留日学生在东京召开大会。会上，朝鲜独立青年团发表了由早稻田大学的李光洙起草，并由11名执行委员签名的独立宣言，遭到日本当局的镇压，10名执行委员被捕。独立宣言列举日本侵占朝鲜的罪行，指出“日本若不应吾族之正当要求者，不得不对日本宣布永远血战”;号召朝鲜人民“为自由而溅其热血”。这个宣言很快得到国内学生的响应。“二·八”朝鲜留日学生的斗争成为“三·一”运动的先声。
2月中下旬，天道教的李昇薰，佛教界代表韩龙云，经与基督教、佛教方面的民族主义者协商，决定联合行动并把学生运动纳入他们的和平请愿的轨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与爱国学生结成松散的统一战线，他们决定利用人民参加高宗葬礼之机，于3月1日实行学生罢课，并在汉城塔洞公园召集群众大会，举行反日示威，要求国家独立。他们为此起草了一份由孙秉熙等33位①自诩为“民族代表”签名的《独立宣言》，缕述朝鲜深受日本统治之苦;强调争取朝鲜的独立是当务之急;要求日本“廓正旧误，基于真正理解之同情，打开友好之新局面。”宣言幻想日本帝国主义主义会凭“正义”和“人道”给予朝鲜以独立，甚至表示：“今日吾人之任有自己之建设，而决不在于破坏他人也”。宣言还特意加上约法三章，让人们“一切行动务必遵守秩序”，“切勿以排外感情用事”，从而把独立运动限制在和平请愿的范围内。
2月26日，“民族代表”朴熙道把发表独立宣言的日期、地点通报汉城学生代表金元璧，并要求学生不要扰乱，不要另发宣言。金元璧表示接受“民族代表”的独立宣言书，参加联合行动。28日，2万多份独立宣言通过各派的组织分发各地。同日，“民族代表”在孙秉熙处召开会议，当得知学生将在会上超越他们规定的举动时，生怕引起日本当局借机镇压，决定不在塔洞公园而改在太华餐馆发表宣言。在斗争的重要关头，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暴露了他们的妥协立场，而汉城的青年学生仍积极准备翌日的行动。
汹涌澎湃的全民抗争
1919年3月1日中午，汉城各校学生、市民和前来参加高宗葬礼的外地农民，成群结队地涌向汉城钟路大街的塔洞公园，齐集于六角亭前。惟独不见“民族代表”。学生派代表至太华餐馆找他们交涉。然而，这些“民族代表”不仅拒绝出席集会;并且指责学生搞暴力，要出乱子，声明不再与学生一起行动。“民族代表”们躲在餐馆喊几句口号就算代表人民宣告朝鲜独立了。随后，他们通过电话向总督府警务总监部自首。
青年学生仍按原定计划行动。学生代表金元璧、康基德等主持了群众集会。敬新学校毕业生郑在榕当众宣读原定由“民族代表”发表的独立宣言。长期遭受殖民者蹂躏的人民听到“独立”二字，群情激昂，高呼“独立万岁!”。随后，分成几路上街示威。游行队伍主要经过大汉门德寿宫(旧王宫)、日本人街和美国领事馆等地。学生们在街头发表讲演，散发传单。一天之内，约有30多万人参加了汉城的示威活动。总督长谷川好道不得不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他从龙山调来3中队步兵和1个中队骑兵，驱游散行队伍，拘捕130多人。群众的示威一直坚持到傍晚时分。
同日，平壤也爆发了示威游行。中午1时，基督教方面的民族主义者与平壤几个私立学校的学生共2，000多人，以悼念高宗为名，分别在将台岘长老教会堂和南山岘监理教会堂集会，发表了“民族代表”署名的独立宣言。他们走上街头，经南门、日本人街，府厅、道厅、警务部。许多市民也加入示威行列。群众示威活动直至夜晚。日本殖民当局出动两个中队的驻军，拘捕了50多人。
在京义(汉城至义州)和京元(汉城至元山)铁路沿线的镇南浦今南浦)、安州、义州、宣州、元山等地，也都于当天爆发了群众性反日示威。斗争浪潮沿着交通线迅速推向全国13个道的大小城镇和农村。
这场爱国运动的头10天中，全国有220所中学校的13，000名学生参加了示威活动。其中，汉城学生于3月15日在南大门火车站广场单独发动游行示威，前来参加的各界群众达10万多人。
3月中旬以后，爱国运动越出城市学生、知识界和市民的范围，向纵深发展。工农大众到处都自发地加入了运动的行列，从示威游行转向更为激烈的暴动。3月下旬至4月初，运动达到高潮。人们到处袭击警察署、宪兵派遣所、郡厅、面事务所①、邮局，破坏铁路交通，处决日本官员、宪兵、警察，惩办朝奸、走狗和恶霸地主。
工人的奋起增添了这场运动的声势。3月8日，汉城铁路工人和电车司机联合罢工，全城的交通陷于瘫痪;工厂企业也因工人罢工而停产。在一些地方，如兼二浦(今松林)私槐山等地，爱国运动是以工人罢工为开端或由工人带头发动的。3月27日夜、稷山金矿100多名工人袭击了日本宪兵派遣所。28日，稷山附近的梁台金矿200多名工人与农民一起袭击日本宪兵派遣所，夺取武器弹药。6月以后，群众性斗争在日本当局镇压下走向低潮，但工人的罢工在这年下半年仍不时发生。全年罢工达84次，有近万人参加。
占朝鲜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是爱国运动中最庞大的一支力量。京畿道水原郡农民的抗争最为猛烈。3月26日，该郡松山面200多农民袭击了面事务所。28日，松山面四江里①农民700多人在日本警察派出所前举行示威。日本当局派水原警察署司法部主任野口率警察和守备队前往镇压。农民奋起反抗，活捉并处死野口，捣毁派出所。同日，该郡胜湖面五山里农民暴动，袭击并烧毁了当地的“金融合作社”。第二天，五山里800多名农民手持棍棒，涌向面所在地，捣毁日本警察派出所、面事务所和邮局，救出被日军警关押的爱国者。31日，香南面1千多名农民举行示威，烧毁日本人办的学校。当晚，义王面古川里农民袭击了面事务所和警察派出所。4月2日夜，长安面和牛井面2千多农民齐聚双峰山，3日清晨下山捣毁面事务所，烧毁警察派出所并处死日本警察。在北部地区平安北道义州郡高岭朔面4千多名农民群众，在永山镇利用集日举行示威。他们遭到日本警察镇压后转为反日暴动，打死日警，捣毁派出所，夺取武器。这次农民暴动成为该地区反日武装斗争的先声。据总督府统计，3月1日至4月30日，被起诉的6，552人中有农民3，480人，占总数的54%。3月1日至5月末，被关押的8，521人中有农民4，941人，占总数的58%。
民族资本家，艺妓以及在日本统治机关服务的中下级官吏，也以罢市停业或弃官罢职方式参加运动。商人的罢市首先于3月4日从平壤开始，由宣川、汉城、仁川、大邱等大城市扩展到中小城镇。在晋川，昌原等地，艺妓组成“艺妓独立团”，积极参加示威运动。不少地方的郡守、面长也被卷入爱国运动。如庆尚道宜宁郡守和咸安郡守参加了群众示威。全罗北道南原郡六面面长，庆尚南道密阳郡八面面长和河东郡一面面长，以及咸兴等地的不少巡查、巡查补、宪兵补辞去公职。
在朝鲜“三一”运动中，除少数亲日官员、大地主和买办资本家外，包括旅居国外的爱国朝侨在内的朝鲜人都加入了全民抗争的行列。据统计，从3月1日至5月31日的3个月中，朝鲜的218个府、郡中有203个府、郡爆发了1，491次示威和暴动;至同年12月末，则有217个府、郡爆发了3，200余起示威和暴动。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镇压朝鲜人民反日爱国斗争。出动了驻扎在朝鲜的所有宪兵、警察和军队。不仅如此，日本内阁在4月4日还作出决定，从国内增派6个大队①步兵，400多宪兵和宪补。这批军警于7日到达元山和釜山，派往500多个地方。日本军警采用砍头、劈肢、挖眼、火烧、集体屠杀等残暴的手段，镇压朝鲜人民。据不完全统计，从3月1日到5月31日的3个月内，7，509人被屠杀，15，961人被打伤，46，948人被拘捕，49所教堂和学校以及715户民房被烧毁。
失败原因与历史意义
“三一”运动是朝鲜人民掀起的一场全民性反帝爱国运动。这一运动未能取得最终胜利，其原因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和缺乏国际革命力量的支援外，还在于运动本身的自发性。当时，朝鲜的工人阶级尚未成长起来。这个先进的阶级尚未形成自己的政党以实现对运动的领导。朝鲜的资产阶级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虽有反帝要求，但它的社会经济基础薄弱，没有形成政治上有组织的力量。在运动酝酿时期，他们的政治代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对运动的爆发起到了推动作用。一旦民众起来，他们就动摇妥协。他们在运动期间创刊的《朝鲜独立新闻》第一号中强调：“吾二千民族，即令剩下最后一人，也勿行暴乱之事。倘若一人有暴乱破坏之举，吾朝鲜亦将千古无以得救。慎之慎之，千万千万!”当运动扩大到全国规模并遭到日本军警镇压时，他们主张：“无论如何，切勿侮辱日本人，切勿投石，切勿用拳打人”。
“三一”运动从一爆发，就处于分散的状态。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和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因素把各阶层人民动员起来，并投入运动。但是，缺乏统一的领导，使运动本身没有提出代表工人，农民和各阶层人民要求的革命纲领，不可能把革命力量组织起来，进行持久而有效的斗争。
“三一”运动虽以失败告终，但在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第一，它打击了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此后，日本不得不改“武断政治”为“文化政治”;撤消长谷川的总督职务，换上文官出身的斋藤实接任;“改革”总督府一部分官制;废除宪兵警察制度和笞刑。在经济上，日本被迫作出让步，取消了《公司法》。第二，经过“三一”运动的洗礼，朝鲜工人阶级开始成熟起来，以一支有组织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1920年4月，汉城出现了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劳动共济会”。接着，工人，农民和学生的群众组织在各地纷纷建立，“无产者同志会”、“新思想研究会”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相继出现。1925年4月，朝鲜共产党宣告诞生。以“三一”运动为转折点，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开始进入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时期。
朝鲜的“三一”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在东方各国中最先掀起的一次反帝爱国运动，它鼓舞了东方殖民地和被奴役国家的人民，引起广泛的反响。朝鲜“三一”运动进入高潮，正值我国“五四”运动爆发之时，它自然得到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当时我国有影响的《每周评论》、《国民》、《新潮》、《湘江评论》、《民国日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等报刊详尽报道了“三一”运动的经过，盛赞“可敬可佩的朝鲜”人。北京学生界5月4日宣言中赞扬朝鲜人民“不独立，毋宁死”的爱国精神。我国各地学生在宣传和讲演中，常以朝鲜亡国惨祸为鉴，并以朝鲜人民英勇斗争的精神鼓舞民众。湖南学生排演了《朝鲜亡国史》和《安重根》等反映朝鲜现实的新剧。旅居朝鲜的我国侨民直接参加朝鲜人民的反日斗争，在“三一”运动期间就有327名华侨工人加入朝鲜工人的罢工行列。
在日本，进步学生和人士纷纷抨击本国反动政府，同情朝鲜人民的爱国运动。进步人士石桥湛山在《对韩人暴动的认识》一文中指出，“朝鲜人也是一个民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悠久的历史……不获独立决不会停止反抗”。旅居朝鲜的日本工人有400多人参加了朝鲜工人的罢工斗争。“三一”运动还在亚洲的印度、菲律宾等殖民地国家，以及西欧北美一些国家中引起了反响。
① 1905年11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第二次《日韩协约》(《乙已保护条约》)。据该条约,日本于1906年2月1日在汉城设立直属日本天皇的统监府,总揽朝鲜的外交内政大权。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 第404页。
② 驿是国家所设的交通站。为供给驿站经费及驿员薪资而划拨的土地,谓之驿田。
① 烧山开荒度日的贫苦农民。
① 道、郡、面都是行政单位,道相当于省;郡相当任县;面相当于镇。
② 辞旧岁活动。
① 前身称“东学教”。1902年,第三任教主孙秉熙(1861——1922)提出从国救(东学)、产业、外交三方面保国安民。1905年,清除了亲日分子李容九等人,改名为天道教,开展教育救国。它在中小城镇有较大影响。
② 分长老教会派和监理教会派,活动中心在平壤和汉城地区。代表人物是李昇薰(1864——1930),先后在平壤等地兴办新式学校,在大城市和学生界颇有影响。
③ 李氏朝鲜第26代王。1864年登基,1897年称帝,改国号大韩帝国。他因反对日本强迫朝鲜鉴订的《乙已保护条约》于1907年被迫退位。
① 天道教方面有孙秉熙等15人;基督教方面16人;佛教方面2人。
① 地方行政机关办公处。
① 行政单位,相当于村。
① 相当于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