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888年9月27日生于莫斯科，父母都是教员。知识分子家庭对布哈林起了良好的熏陶作用，为他的博学多才打下良好的基础。布哈林思想活跃，少年时代就同宗教决裂。上中学时开始阅读地下出版物，参加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学生组织。

1905年俄国爆发轰轰烈烈的第一次民主革命，布哈林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参加游行示威，接受革命的洗礼。同时在思想上也作出抉择，决定信仰马克思主义。1906年，正当俄国革命失败，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之际，17岁的布哈林毅然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开始从事地下工作，组织工人罢工。

1907年秋布哈林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经济专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后来写道：“研究经济理论起初给我以沉重的感觉：在‘崇高和美好’的后面是商品—货币—商品。但是一旦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我感到了它那非同寻常的逻辑严格性。”相形之下，他觉得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是一团混乱。然而，对布哈林来说，大学与其说是学习的课堂，不如说是革命活动的场所。他利用大学作为秘密接头的地点，在课堂讨论上对一些自由派教授发动某种理论“袭击”。他积极参加莫斯科党的工作，1908年被遴选入党的莫斯科委员会，次年被正式选入。1909年5月布哈林在莫斯科委员会开会时被捕，先被关押在莫斯科，后被流放到奥涅加，随即逃往国外。在莫斯科时，革命正处于低潮，党内思想十分混乱，出现了取消派、召回派等机会主义派别。波格丹诺夫等还在大肆鼓吹经验批判主义，思想历来活跃的布哈林对此十分感兴趣，读了用俄文出版的所有这方面的书籍。波格丹诺夫的某些观点，他所使用的某些术语，无疑在布哈林后来的理论研究上留下了某些痕迹。但是在政治上布哈林始终是坚定的，既非取消派，也非召回派。

从1911年10月起，布哈林开始了国外流亡生活，先侨居德国汉诺威，1912—1913年冬移居维也纳。在此期间收获颇丰。首先，1912年秋他在克拉柯夫会见了列宁，从此同列宁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布哈林在自传中说：“他自然给了我巨大的影响”。其次，他广泛利用各国图书馆，进行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用他本人的话说，国外图书馆给他提供了“固定资本”。第三，掌握了数种外语，通过实际参加和考察，获得了欧洲工人运动的实践知识。这样，他在国外开始了多产的著述活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布哈林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流亡维也纳期间，他听了著名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柏姆一巴维克和维泽尔的课。他不是简单地吸收，而是边听边批判他们的边际效用理论。正是在此期间布哈林写出了象《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无价值的政治经济学》、《柏姆—巴维克的主观价值论》、《司徒卢威先生的魔术》等使他享有国际声誉的一系列经济学著作，对奥地利学派、对俄国的司徒卢威、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等人的经济学观点进行批判。这是在马克思以后对资产阶级最新经济学派所作的全面批判。如他本人所说：“马克思主义应当对最新的理论做出全面的批判，这种批判既要包括社会学的批判，也要包括方法论的批判，包括对整个体系的各个部分的批判。”这期间布哈林还为党的《启蒙》杂志和《真理报》写作了许多文章和通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布哈林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就在宣战前夕，奥地利警察把他当作“间谍”逮捕，并驱逐到瑞士。不久，他取道法国和英国赴瑞典，途中遭英国警察拘留。在瑞典又被当作“列宁的间谍”逮捕，在斯德哥尔摩监狱被关押和强迫劳动了一个半月，然后被驱逐到挪威，赴丹麦，于1916年10月秘密抵达美国。在整个流亡生活中，布哈林一面充分利用当地的图书馆研读，一面直接参加当地的工人运动，为左派报刊撰稿。

在瑞士—斯堪的那维亚时期，布哈林在理论研究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他写了一本名为《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的专著，对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帝国主义作了深入的分析，他从分析世界经济入手，考察帝国主义这一新现象，批驳了资产阶级辩护士以世界经济代替资本主义，从而抹杀帝国主义阶段的企图。他断定帝国主义是一种与金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从世界经济观点看来是“资本主义竞争扩大再生产”的特殊政策。1915年12月，列宁为此书写了序言，给这本书以很高的评价。应该说，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是有布哈林的一份贡献的。

布哈林从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过渡到考察帝国主义的政治制度，特别是国家问题。他发现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重要现象，即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越来越强烈，国家的职能从在政治上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护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转变成直接进行剥削，这就是新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1916年他写了一篇引起过争议的论文《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由于这篇文章没能在列宁主编的《社会民主党人》文集上发表，布哈林把此文的观点扼要地改写成一编短文《帝国主义强盗国家》，发表在《青年国际》杂志上。在这里布哈林提出了原则上敌视国家、“炸毁”国家的主张。列宁曾对此持不同意见，后来布哈林也因此被指责为“无政府主义”或“半无政府主义”。其实布哈林这里所针对的是帝国主义国家，而不是任何国家，因为布哈林看到，在帝国主义时代，国家的触角已伸入社会政治经济的所有领域，国家成了前所未见的利维坦，无产阶级面临的是整个资产阶级的联合力量，即帝国主义国家。因此无产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其次，大战期间，社会爱国主义泛滥，它以“保卫祖国”为号召驱使工人互相残杀。正是针对这两点，布哈林提出敌视和“炸毁”国家的主张。实际上他在文中曾多次强调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利用国家的必要性。“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保存国家政权的形式，因为这是阶级统治的形式，在这里统治阶级是无产阶级。国家存在的最后形式将随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消失而消失”。布哈林对国家问题的探讨，引起了列宁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注意。随着列宁对问题研究的深入，他同布哈林的分歧也逐渐消失。1917年7—8月布尔什维克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会上克鲁普斯卡娅向布哈林转达了列宁的话：“弗·伊·列宁要我转告您，在国家问题上他现在和您没有意见分歧了。”就在这时候，列宁完成了对国家问题的研究，写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巨著《国家与革命》。1927年出版的第一版《苏联大百科全书》指出：“正是布哈林的著作促使弗·伊·列宁从事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理论的有重大价值的深入研究”。

这一时期布哈林在某些问题上确实有颇为激进的“左”的观点，例如他认为俄国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因此俄国面临的问题不是民主革命，而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问题上，他否认“民族自决权”的口号，在这些问题上他确实同列宁有分歧。

俄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传到美国后，布哈林立即离美取道日本回国。回来后，他当选为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和理论刊物《斯巴达克》。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十月革命期间是莫斯科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主编领导起义的机关报《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在立宪会议解散时，以布尔什维克党团名义在会上发表了宣言性的演说。从1917年12月底主编党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勤奋工作了十多年。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6卷,第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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