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经济濒于破产，反革命活动猖獗，士兵不愿打仗，因此必须马上停止战争，以便把力量集中于解决国内问题。但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党内出现不同的态度：以列宁为首的一派从俄国的实际出发，主张立即停止战争，同德国缔结和约。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同德国媾和，而主张进行坚决的革命战争，以激起德国革命，以至世界革命。处于这两派之间的则是托洛茨基，他主张“不战，不和，复员军队”。他的观点更接近于布哈林的观点。后两派加起来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中曾一度占有多数。

这是一场涉及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争论，根本分歧是策略分歧。

布哈林的基本论点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当高举革命的大旗，把内战推向国际范围，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而不应在敌人的逼攻下，同国际资产阶级妥协;同德国签订割地的屈辱的和约是阶级战争中的投降行为，布哈林把这叫做“全线投降，对外投降，对内投降”，其结果就是使苏维埃俄国不再成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队。

布哈林有一个错误的估计，认为德军不敢进攻，如果它敢向无产阶级的俄国进攻，那么德国无产阶级一定会立即发动革命来推翻资本家的统治，援助苏维埃俄国。布哈林一再声明，俄国革命的唯一救星是国际革命，首先是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因此，俄国必须以革命战争推动、支援德国无产阶级。

寄希望于德国革命，指望德国很快爆发革命，这是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非常流行的观点。十月革命后，列宁也一再说过，“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灭亡了，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在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变中，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无论如何总是会灭亡的”。①尽管如此，列宁和布哈林得出的策略结论却截然不同。布哈林主张为此不惜任何代价，甚至可以冒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危险。而列宁认为，为此就必须千方百计地设法同德国媾和，以赢得喘息时机，巩固苏维埃政权，等待德国和其他国家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援。而且，要进行革命战争，必须有愿意并且能打仗的军队，而当时旧军队在瓦解，新军队有待建立，因此革命战争只是一句空话。另一方面，也决不能用革命战争去“强行推动国际革命”，因为当时德国国内并不存在爆发革命的可能。

当时在许多基本问题上双方并没有很大的分歧，列宁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结论中实事求是地指出了真正的分歧所在：“我们的分歧在于：德军会不会进攻;我们是否应该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为了革命战争的利益，是否应该做实际上的退却，放弃领土，以便赢得时间。战略和政策要求我们签订最耻辱的和约。如果我们承认这个策略，我们的分歧就会完全消失了。”①列宁认为，说德军不会进攻，是一种冒险主义，布哈林“散布了幻想，他实际上——虽不是他所愿意的，——用这种幻想帮助了德国帝国主义者，并且阻碍了德国革命的发展”。②这是一种十分有害的革命空谈。

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布哈林所犯的错误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政治错误。对这个错误，布哈林本人是承认的。1918年7月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奥新斯基曾代表“左派共产主义者”发表声明，承认错误，接着解散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组织。以后，布哈林本人也一再在公开场合承认这一错误。1926年出版的布哈林自传中还写道：“在我的政治生活的最主要阶段中，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布列斯特时期，那时我领导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犯了极大的政治错误。”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左的方针只是布哈林十月革命后“左”倾表现的一个方面，这不是偶然的，他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也有一整套完整的“左”的设想。

在夺取政权之初，布哈林照搬传统观点，提出一整套相当激进的社会主义措施。1918年春他同奥新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起草了一个《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主张实行“彻底的社会化”，把大大小小的工厂统统收归国有，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取消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以便“立即实行计划经济”。这个提纲中的一些论点曾受到列宁的批评。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指出，他们的观点不是从发展生产力出发，而是从改变生产关系出发。其实，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要想使新的社会制度站住脚，首先必须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

布哈林在这方面的“左”的思想并没能得到克服，一则由于缺乏社会主义的实践，对当时的所有领导者来说，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都不很清楚;其次，迫于国内战争的形势，苏联很快就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制度，使直接过渡的思想从理论转向实践。正是基于三年左右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加上原来已有的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布哈林在1920年写成了著名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书中所表述的否定商品货币、市场关系的观点是对军事共产主义所作的理论总结。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系统地探索过渡时期经济规律的一本专著。

列宁阅读这本书时在书的边页写了详细的评注，对布哈林的论点既有批评、否定，也有赞成、肯定。而从全书整体看则是基本肯定的。列宁在总评全书时称赞“这本出色的书的出色的质量”，同时又指出两方面的不足，一是作者的假定缺乏足够坚实的实际材料作为基础;二是作者对动的经济过程的观察不够具体，常常落入“玩弄概念”的陷阱，特别是常常使用波格丹诺夫的术语。列宁认为再版这本书“是很必要的，并能为科学院带来更大的荣誉”，但希望再版时能“消除这些不大的缺点”。

在这期间布哈林还写了两本引人注目的著作。

一本是他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ABC》。书的第一部分“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灭亡”以及第二部分的部分章节是布哈林执笔的。这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共产主义的基本知识。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曾给此书以很高的评价，他指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党纲，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布哈林两同志在一本篇幅不大但是极有价值的书中作了极好的解释。”①

1921年布哈林出了一本《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这是一本自成体系的哲学著作，提出了不少新观点，其中包括他的著名的“平衡论”。后世对此书颇多非议，往往以“机械论”一词以概之，实际上很多问题仍有待于实事求是地进行深入探讨，而这本书当时作为启蒙读物，是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作用的。

① 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7卷,第86页。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0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7卷,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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