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克哈特说，文艺复兴是“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所谓世界的发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美的意识，一是对自然现象的探索。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是欧洲自然科学开始大变革的时代，这是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方面。

推动科学走向变革的因素是很多的。在此，我们主要来谈谈人文主义者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人文主义者对科学的推动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第一，他们本身对科学很少有直接的贡献;第二，他们的态度也往往不够科学，他们关于自然的许多观念，还受古代权威的束缚;第三，他们厌恶系统的、抽象的思维方式，对科学的进步有妨碍(在这点上，经院哲学倒是起过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事情的另一面： 人文主义者对世俗世界的重视，唤起了人们研究周围事物的兴趣;他们对实验活动的推崇，促使人们更多地去关心经验事实;他们批判了宗教的权威，扩大了人们的心胸，有助于改变人们对权威的心理态度，为下一步打倒世俗的权威开了头;他们对古籍的发掘、整理和出版工作，为人们掌握古代的科学成就提供了便利;而他们对柏拉图的研究，也引导人们从自然界中寻找数的关系，这曾帮助了哥白尼、开普勒等人冲破直观感觉和经验材料的局限，提出科学的假说。

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年)是当时最重要的科学家。他是一个波兰教士，年青时曾去意大利波洛尼亚学习，受到文艺复兴思想的影响。回国后，他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天文学研究。当时，古代托勒密的地心说在天文学中占据统治地位。这种理论受到经验常识、亚里士多德的权威以及教会的支持。哥白尼凭着科学的精神，根据自己的观测和推论，大胆地提出，在宇宙中，太阳“坐在皇帝的宝座上”。1543年，他发表了《天体运行》一书，把他的新天文学理论——日心说公布于世。他的观点在当时并未被人们所接受，但它本身却是一座科学史上的里程碑。它标志着自然科学对宗教和古代权威的反叛，标志着近代科学革命的开始。不但如此，由于哥白尼的日心说取消了上帝创世论中地球在宇宙中所处的中心地位，人们将会怀疑人是万物之灵的旧信条，从而导致关于人的观念和人们的信仰的改变。

哥白尼以后又出现了另一位重要的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开普勒(1571—1630年)。开普勒利用了一个丹麦天文学家所作的大量天文观测记录，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定律，不但发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说，而且为以后牛顿天文学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象哥白尼一样(甚至比哥白尼更明显)，追求世界关系中数学上的和谐性和单纯性是开普勒刻苦工作的动力，可见当时的科学还带有非近代的成分。其实，无论是开普勒还是哥白尼，以及当时许多别的科学家，他们本身对上帝还是相信的。他们中有些人的工作也常常出自神秘的宗教式的热情。这是当时科学家常有的一个特点。

除了天文学以外，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北方在医学、化学、植物学、生理学、物理学等许多方面也都有了一些新的开端和重要进展。当时科学的进步既得力于数学，也受观察和实验活动的推动。英国医生威廉·哈维(1578—1657年)的工作是实验活动的范例。他通过大量的动物活体解剖和对人体的观察，提出了血液循环论，推翻了古代权威盖伦的生理学理论。

与当时人们越来越注意搜集材料、越来越重视实验工作的情况相适应，在英国思想家法兰西斯·培根那儿产生了近代的归纳法和实验科学理论。培根分析了亚里士多德和经院派逻辑方法的缺陷，指出，只有在实验活动中运用归纳法，才能达到对一般公理的发现和检验。他在《新工具》(1620年)一书中，给科学活动制定了一定的程序。他提出，科学应从观察和记录各种经验事实开始，详尽地搜集材料，然后加以系统地整理、分类和列表，最后进行综合概括，找出事物之间的联系和普遍法则。培根的方法也有其缺点，但比经院哲学的空洞思辨有了质的进步。培根的目的显然是要求得真知。但他寻求知识并不是为了知识自身。他反对空谈无效的东西，热情地主张用知识来扩大人类统治宇宙的力量，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

这是一种新的知识观。这种知识观彻底推翻了一切宗教的、世俗的权威，正确地指出了知识的真正来源在于对客观事物的研究，从而克服了大多数人文主义者的弱点，把文艺复兴思想解放运动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种知识观一反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向人类指明了一条运用自己的能力去为自己创造幸福的道路。这样，以培根和伽利略为标志，真正的近代科学精神诞生了。这是整个文艺复兴最重要的成果。它开启了十七世纪的思想革命，并对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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