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北方的人文主义者在许多方面继承了十五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传统，例如他们对人的价值和现实生活的肯定、对古典著作的浓厚兴趣、对经院哲学和教会专制的反感、对教育和普及新知识的重视、以及对政治问题的关心等等。但北方民族也有自己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也有自己面对的特殊现实问题，因此，北方人文主义者有许多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不同的地方。

北方人文主义者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比其意大利前辈更多地关心宗教问题。在北方，古典的异教文化影响较少，而中世纪教会的影响较深，除了法兰西斯一世的宫廷之外，没有形成一种足以冲淡宗教感情的世俗享乐之风。另一方面，教会的种种劣迹在北方引起了普遍不满，一场宗教改革的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在这种环境中，宗教问题不能不引起人文主义者的关注。

北方人文主义者发现，旧的教会传统已经不再适合于新的形势。他们希望按照资产阶级的要求，给基督教以新的解释。他们力图从教会的教条和活动中清除种种神秘的、原始的、繁琐的和虚浮的东西而使之合理化和近代化。他们利用人文主义的语言和历史考证方法，去研究《圣经》和早期教父们的著作，目的是摆脱中世纪的译本和诠释，从《圣经》的原版中去寻求真理。因为这个缘故，北方人文主义常被称作“基督教人文主义”。其实，通过研究古代语言文学来加强对基督教研究的传统，在彼德拉克时已经开始了。但一方面由于实际的需要，一方面也由于古代语言知识的增长，这一传统在十六世纪的北方人文主义者中间形成了更为普遍的风气。

在德意志，人文主义者约翰·黎希林(1455—1522年)推广了希伯来文的研究，并将它用于诠释《旧约》。他是德意志“理性人文主义者”的领袖。这些人对教会的教条采取理性的态度，不但批评赦罪符、圣职买卖、教会人员兼职和教会滥用世俗权力，而且攻击经院哲学，力图用简朴的、伦理的基督教来取代繁琐的神学和教会仪式。在英国，以约翰·科勒特(1467?—1519年)为首的“牛津改革家”把希腊文作为研究重点，目的是更好地理解《新约》，恢复基督教的纯洁。在法国，巴黎大学人文主义领袖雅克·勒费弗尔·戴塔普尔(1450?—1536年)也做了类似的工作，开创了类似的传统。

最典型、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是代西德利乌·伊拉斯莫(1466?—1536年)。伊拉斯莫出生于尼德兰，但其活动和影响是国际性的。就象十四世纪的彼德拉克和十八世纪的伏尔泰一样，伊拉斯莫以他过人的才智和渊博的学识赢得了各国学者和宫廷人士的崇敬，被誉为“人文主义之王”。伊拉斯莫对宗教问题十分关心，但他对教义差别和圣物之类东西不感兴趣。他认为，真正的基督徒不在于他受过洗礼、涂过圣油、或会用三段论的方法去争论教义，而在于他从内心深处的感情上信奉上帝，并以虔诚的实际行动去仿效上帝。因此，他希望消除一切有碍虔诚的东西，回到早期基督教的简朴状态中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立志首先使所有的人能够亲自阅读《圣经》。为此，他花了许多精力来出版希腊文原版《新约》，并把它重新译成拉丁文，同时，纠正了《圣经》旧权威译本中的许多错误。

北方人文主义者的这些活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批评教会，加深了人们对教会旧传统的不满;他们将《圣经》置于俗人手中，为一般基督徒直接寻求“上帝福音”铺平了道路;他们对《圣经》旧译本的不信任，也助长了人们对权威的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所有这一切动摇了教会和教皇的威望， 增强了改革的动力。因此，尽管北方人文主义者本身一般主张维护教会统一和从内部来改革教会，他们的活动却在客观上为新教的改革运动作了重要准备。

无疑，北方人文主义者对宗教问题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即使在宗教问题上，他们也怀有一种明显的世俗倾向。他们首先是反对关于圣礼、圣物的神秘和迷信观念;他们也不象中世纪教徒那样希望从一种所谓的罪恶感中解脱出来;他们也不把目光盯住上苍，祈求超自然的恩赐，等待外来救星。相反，他们中大多数人注重和肯定人世生活;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相信可以通过追求知识和道德的目标达到自我解救。实际上，在他们心目中，现实的道德和社会行为问题比任何来世彼岸的问题都更为重要。例如黎希林，他所感兴趣的首先是基督教中的伦理内容。伊拉斯莫更是如此，他的注意力与其说在灵魂的得救方面，不如说在于人的向善和社会风尚的改良方面。他强调基督徒应以虔诚的行动去仿效上帝，就是让他们去追求种种美德。他的名著《愚颂》(1509年? )一方面颂扬人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淳朴性格，一方面讽刺与嘲笑了当时社会、政治、宗教生活中的各种腐败和愚昧现象。

北方人文主义者的世俗兴趣，更明显地反映在他们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关切上。在北方，由于政治环境不同，没有意大利城邦中的那种共和主义传统论题，如怎样维护政治自由等等。但北方人文主义者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也试图设计出自己的改革方案。一般来说，他们希望由开明君主来治理国家，从事社会福利的改善工作。与许多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一样，他们把教育看作培养贤君的手段，把劝诫当作改造统治者的良方。因此他们自告奋勇地充当统治者的谋臣或谏士，热心地著书立说，大量地论述关于君主的教育、政府的德政原则等问题。伊拉斯莫写了《一个基督教君主的教育》(1516年， 是献给未来皇帝查理五世的)， 恐怕是这类书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本。他在书中说：君主必须认识到自已生而为国，而不是为了营私，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君主，而是强盗、吃人者和暴君。

谋私利而不顾公共福祉的现象，是北方人文主义者普遍认为当时社会中最腐败最急待改革之处。但是他们并不把制度的改革作为起点，而是从人心的改变入手。他们认为国家大治的前提和政治成功的关键是美德。所以他们一方面要求全体国民从德向善，一方面强调统治者须以身作则。他们在古代道德家的影响下，为君主们指出了四项必备的品质，即公正、坚毅、节制和睿智。其次三项是：慷慨、仁慈、守信(北方人文主义者对马基雅维利的权术思想并不赞同)。还有一点，北方人文主义者比其意大利前辈更强调虔诚。也就是说，君主必须是比臣民更好的基督徒。可见，在政治问题上，北方人文主义者最后也往往归结到道德和宗教的问题上去。

但有一个伟大的例外，那就是英国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莫尔在他的《乌托邦》(1516年)一书中，对当时各国统治阶级利用政治手段欺压人民的罪恶作了最深刻的揭露。他在书的末尾借希斯拉德之口说， “我将现今各地一切繁荣的国家反复考虑之后，我断言我见到的无非是富人狼狈为奸，盗用国家的名义为自已谋利。”莫尔比别的人文主义者更高明的地方在于，他并不简单地把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弊病与罪恶归因于人的愚昧、缺乏道德心或对宗教的不虔诚，而是把它们归因于财产的私有制。他设想了一个没有私有财产、没有欺压与不公平的理想国度，第一个明确地表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许多原理，其历史影响十分深远。

北方人文主义者的活动是多方面的，我们上面所谈到的仅是能反映其特点的几个方面。在宗教、伦理和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之外，他们的活动还对教育的改革、文学艺术的繁荣、自然科学的进步作出了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贡献。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shijie/2022124843.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