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最早的居民是今澳洲黑人。据考古资料证实，澳洲黑人的祖先大约在公元前2万5千年至8千年之间由亚洲乘独木舟漂流来到澳洲大陆，然后由北向南扩展，散布于大陆各地。
在1788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到来时，澳洲黑人仍处于落后的石器时代。人们从事狩猎和采集，无农业，亦无社会大分工。成年男子专狩猎。女子从事采集，所用器皿是用木、竹制作的，还没有陶器。他们的特殊狩猎工具叫飞旋镖，亦称“飞去来器”。社会生产的基本细胞是氏族公社，土地、狩猎区、采集区和捕鱼区均属公共所有。社会成员间基本平等，但男子在生产中已居主要地位。“先男子后妇女儿童”是社会产品分配的原则。澳洲黑人没有定居，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因而没有商品交换，没有穷富分化。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是氏族和部落两级。没有酋长，也没有法庭等国家机器。婚姻制度是族外婚，个别部落出现了一夫多妻现象。
澳洲黑人崇拜图腾，无严格意义的宗教，只有某些前宗教观念——图腾说教，并在图腾说教的基础上产生了“精灵”观念，此外还出现了带有宗教色彩的仪式。图腾说教、“精灵”观念和宗教性仪式这三者交融在一起。在英国人到来之前，澳洲土著居民的文化还是原始状态的文化，在绘画、雕刻、音乐、歌舞等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南方大陆”的发现
关于澳大利亚大陆早在古代就有传说，盛行于欧亚两洲。大约在公元150年时，哲学家托勒密曾绘制了一张地图，图上标出有个Terra Australis Incogrita(拉丁文)，意为“未知的南方大陆”。“澳大利亚”(英语为Australia)一名就是由此而来。从托勒密时代起，“未知南方大陆”的说法就在欧洲流传下来。1550年，一位法国人，在他绘制的地图上画了一块与南极洲相联接的大陆。西班牙航海家胡安·阿里亚斯就曾对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说：根据圣经教义和哲学推理，根据北半球的海洋和大陆的比例来推断，南半球也会相对称地表现出来，会有块大陆的存在。他极力要求国王给他提供船只前去探险。1769年，一位英国人说得更奇妙，他说“未知南方大陆”比亚洲还要大，住有五千万人口。亚洲也有类似的传说。中古时期，居住在爪哇一带的印度人就传说在爪哇东南有黄金岛。
从十六世纪起，西欧资本主义逐步发展起来，资产阶级对黄金的需求量日益增多，他们到处寻求黄金。关于“未知南方大陆”和黄金岛屿的传说吸引和推动了他们漂洋过海前往南太平洋探险。麦哲伦在1519-1521年间环绕地球一周，打通了一条联结东西两半球的海洋通道。十六至十八世纪，葡、西、荷、英等国的探险家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行数百年，这不仅打通了两大洋的航路，而且积累起丰富的航海经验和海洋地理知识，加上科学技术和航海术的长足进步，这一切都为西欧殖民主义者来南太平洋探险提供了条件。
欧洲列强，尤其英国先后占领了南美、南非、东南非、南亚和东南亚等与澳大利亚隔洋相对的邻近地区，它们在这些地区站稳了脚跟后，便大规模的涌向澳大利亚大陆周围海域。十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占领了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所罗门群岛、托克劳群岛、马克萨斯群岛及属于南波利尼西亚的部分岛屿。托雷斯于1606年发现了紧靠澳大利亚东部的新赫布里底群岛。荷兰人塔斯曼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发现了塔斯马尼亚和新西兰、汤加、斐济诸岛。英国人库克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发现了距澳大利亚东部海洋咫尺之遥的新喀里多尼亚和属于南波利尼西亚的部分小岛。这样、到十八世纪下半叶，澳大利亚四周岛屿已相继发现。
西欧列强，尤其英法两国为了殖民扩张，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导致了七年战争(1756-1763年)的爆发，同时也使得它们决心要探查南太平洋的地理状况，以巩固自己的南亚和东南亚的阵地。
欧洲人在南太平洋历时两个半世纪的探险，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519-1607年)，主要是葡萄牙人探险时期，即史称天主教国家探险时期。
从1519年开始，葡萄牙人为了寻找“黄金岛屿”和“未知南方大陆”曾多次从雅加达和马鲁古群岛派出探险队。据葡萄牙史家记载，他们的探险家在航海中曾发现了“未知南方大陆”。可是，他们并没有提出证据证明他们的探险家确实到过澳大利亚，仅是空言而已。
十六世纪下半叶，西班牙的航海家开始了对“未知南方大陆”的探险活动。航海家门达纳在“黄金梦”的鼓舞下于1565年曾先后两次进行寻找“未知南方大陆”的探险航行，都无结果而返航。进入十七世纪后，西班牙人基罗斯和他的副手托雷斯在1605年远航至南太平洋，进一步发现了波利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的一些岛屿。基罗斯后来说他发现了“未知南方大陆”，并给它取名为“圣灵澳大利亚”。他是否真地发现了澳大利亚，也无据可证。基罗斯返回墨西哥后，探险的重担便落到了托雷斯的肩上。托雷斯于1607年远航至澳大利亚东面的新赫布里底群岛。他从这里北航打算返回菲律宾，途中穿过一条把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隔开的海峡，这条海峡后来就以托雷斯的名字命名。
我们从托雷斯关于他这次航行的书信中，看不到他到过澳大利亚任何岸边的记述。虽然如此，托雷斯的发现纠正了欧洲人对南半球的错误看法。长期以来，欧洲人认为麦哲伦发现的南美洲南端的火地岛和西太平洋上的新几内亚是“未知南方大陆”北部突出的两部分。托雷斯的发现证明，新几内亚和“未知南方大陆”是由海峡隔开的，没有联接在一起。托雷斯于1607年到马尼拉，如实地把自己的发现报告了驻这里的总督，但是西班牙总督却对这个发现秘而不宣。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虽经近百年的努力，从寻找“黄金岛屿”的角度而言，可以说是一无所获。从此之后，西葡两国的航海家停止了探寻“未知南方大陆”的活动，由信奉喀尔文教的荷兰人取而代之。从而进入欧洲人在南太平洋进行探险的第二个时期(1606年至十七世纪四十年代)。
荷兰人早在1596年就来到了巴达维亚(今雅加达)。1606年威·扬茨乘“杜夫根号”从班达扬帆东航，先沿新几内亚南岸航行，到达托雷斯发现的那个海峡后便转舵南航，到达约克角半岛的西部海岸，然后返航。根据他后来的记载说：“那里没有什么有益的事可做!”。从此，他再也没有做进一步的努力。公正地说，扬茨是第一位发现澳大利亚的欧洲人，起码他是第一位到达并叙述过澳大利亚的欧洲探险家。
10年之后，另一位荷兰航海家德克·哈托克按着由好望角到爪哇的新航路航行，借助于南印度洋上的季候风，较快地到达了澳大利亚西部的沙克湾，并在该湾的一个小岛附近停泊。1623年，荷兰的一些海员再次驶入扬茨曾驶入过的澳大利亚北部的卡奔塔利亚湾，目的是寻找他们想象盛产黄金和香料的“未知南方大陆”，并借此为新教喀尔文派扩大教徒。
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前，还有一些荷兰人到达过澳大利亚南海岸的一些地方。其中有个叫彼得·瑙依兹的探险家，他被巨大的季候风刮得远离航线，因而到达了大澳大利亚湾东端的彼得岛和保罗岛。这就是说，荷兰的探险家不仅到达了北澳大利亚和西澳大利亚，而且到达了南澳大利亚。这样一来，只剩下东澳大利亚没有被发现了。
总之，荷兰人对发现“未知南方大陆”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因此荷兰东印度公司理事会在1642年做出了对“南方大陆”进一步探险的决定，认为完成发现它的条件业已成熟，并相信这块大陆上不但会有很多的贵重金属矿藏，而且还会有许多肥沃的土地。荷兰驻东南亚总督范迪门经过挑选，任命航海家艾贝尔·塔斯曼为探险队队长。塔斯曼在1642-1643年和1644年先后两次到南太平洋探险。在这两次航行中，他的贡献主要有下列几点：
第一，他发现了今塔斯马尼亚岛，当即以总督范迪门的名字命名(后又以塔斯曼的名字命名)。
第二，他发现了今新西兰岛。
第三，在第二次航行时，塔斯曼从约克角半岛向西航行到了西澳大利亚中部的威廉斯河，并绘制了这一带的海图。
第四，塔斯曼当由西往东穿过塔斯马尼亚南海岸时，得出了澳大利亚不是南极大陆的一部分的正确结论，从而推翻了澳大利亚是同南极大陆相联的旧说。塔斯曼说，从塔斯马尼亚岛向南望去只是茫茫无际的海洋。
此后，荷兰航海家又多次到过澳大利亚西海岸，并把这一带命名为新荷兰。“新荷兰”一语就成了全澳大利亚的名称，并叫了200余年。但是，荷兰人由于他们在印尼拥有大批殖民地，而新荷兰又荒芜贫瘠，因此并未向这里移民。荷兰人基本上停止了对南方大陆的探险活动。英国人却利用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的探险成果，开始了自己对南太平洋的探险活动，从此进入了探险活动的第三时期(十七世纪末至1770年)。
英国人对“未知南方大陆”的探险活动，开始于1688年，有趣的是，到达澳大利亚的第一个英国人是位江洋大盗，叫威廉·丹皮尔。1687年，丹皮尔在菲律宾抢夺了一艘船，驾船南航，于1688年1月4日到达澳大利亚北岸，登陆上岸进行探查活动。他返回伦敦后，以大探险家的姿态向英国海军部报告了澳大利亚之行的见闻。海军部不但没有追究他的海盗行径，反而给了他一只船再去探险。后来，丹皮尔把自己的见闻写了一篇题为《新荷兰航行记》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这里土地干燥，多沙缺水，树木不结水果和浆果，居民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除具有人形外，和野兽没有什么区别”。这篇文章当时被认作是有关澳大利亚纪实的权威性文章。它不仅影响了英国，而且影响了整个欧洲对澳大利亚的看法。此后几乎一个世纪，没有人去澳大利亚进行重大的探险活动。彻底解开“南方大陆”之谜向后拖延了近100年之久。
经过七年战争，英国取得了世界霸主的地位。它为了保卫在两大洋上的利益，决定派人去南太平洋进行探险。加之，英国在七年战争中一度攻占了吕宋岛，夺得了西班牙驻马尼拉殖民当局的档案，其中包括上面提到过的那份托雷斯写于1607年的报告。这份报告对英国人到澳大利亚探险，当然十分有用。
1768年，英国海军部委任航海家詹姆斯·库克以观摩金星凌日为名，到位于“南方大陆”以东的塔希提岛，然后探寻南方大陆。库克在塔希提岛完成观察任务后，越过该岛继续西航。1769年，他的船只到达了新西兰，环绕新西兰一周，并穿过新西兰南北两岛之间的海峡(今库克海峡)，判定该岛由两岛组成。库克决定经由爪哇、好望角返回英国，因而不停地西航。这样便碰上了澳大利亚东海岸。与他同行的还有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和博士索兰德等。这些英国人沿澳大利亚东海岸北航，1770年4月到达了一个巨大的海湾。他们登陆上岸，花了8天时间进行探察，见到了许多奇观。因植物茂密繁多，便给这个巨大的海湾命名为植物湾，他们还给见到的各种地形取了名字。离开植物湾后，库克一行沿岸继续北航达1，800英里，途中曾三次登陆勘察，最后到达了澳大利亚最北角，在今占领岛登陆。他们以英王乔治三世的名义宣布澳大利亚东部为英国领土，并取名为新南威尔士。
库克在航海日记里详细地描述了他们在澳大利亚东部的见闻。他写道，在这里“景色愉快宜人，旖旎多变，有崇山峻岭、平原峡谷，还有小片草地”;“我们在好几处望见袅袅炊烟，肯定有人居住”。他在谈到那个巨大的海湾时说：“在这个地方发现大量��鱼，使我想到要把它命名为��鱼湾”，但是“在这个地方，班克斯先生和索兰德博士发现大量植物，使我想到要把它命名为植物湾”。
库克等人于1771年回到伦敦，向海军部做了报告。1774年，海军部再次派他出航澳大利亚进一步探险。库克率领“努力号”和“发现号”扬帆西航，1779年在夏威夷岛上被土人杀死。
库克对解开“未知南方大陆”之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史家们一般认为，库克是发现澳大利亚大陆的“哥伦布”。从上面的史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荷兰人扬茨才是真正的“哥伦布”，而库克只不过是“亚美利哥”。这样的评价应当说是实事求是的，公正的。
沦为英国殖民地
英国从1717年开始，一直把本国重罪犯人流放到北美殖民地去。1783年，北美殖民地赢得了独立，英国丧失了北美流放地。这时，英国社会因工业革命和圈地运动大规模地进行而陷于动荡的局面，犯罪率日益升高。拥挤在囚船上和监狱中的犯人发生了瘟疫，并有向农村蔓延之势，而犯人暴动又屡屡发生。如何处置犯人成了当时执政的皮特政府急待解决的问题。
1779年，曾经随同库克发现东澳大利亚的约瑟夫·班克斯向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建议，把东澳大利亚的植物湾地区作为流放地。英国政府采纳了班克斯的建议。1786年8月，内务大臣悉尼勋爵宣布东澳大利亚为刑事犯和政治犯的流放地，并指示海军部做准备，以便把第一批犯人运往澳洲。接着，英王任命阿瑟·菲利普上校为新殖民地的第一任总督兼驻地司令官。
1787年5月13日，菲利普总督率领212名海军陆战队员，押送575名流放犯离开英国，于1788年1月到达澳洲的植物湾。从此，澳大利亚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变澳大利亚为自己的殖民地化费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经历了流放犯殖民地和公民殖民地两个历史时期。
(1)流放犯殖民地时期(1788-1823年)
从1788年开始，英国把大批犯人陆续流放到澳洲。1788-1795年间，流放来的犯人为5，765人;1795-1810年间为6，525人;1816-1820年间为11，250人。最初30多年，被放逐到澳洲来的犯人总数达33，508人。据统计，在澳大利亚的白人总人口中，犯人、释放犯及其后裔占3/4以上
①。
流放来的犯人除少数确有危害社会的罪行外，大多数是无以为生的贫民，被剥夺土地的农民，乞丐，或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爱尔兰人以及政治犯，等等。
英国在这里建立起的殖民政府起初具有浓厚的军事专制性质，以犯人及其后裔为统治对象。在1823年以前，总督拥有赦免罪犯、缓刑、征兵、维持法纪、赐予土地、统率军队、保卫移民等权力。总督对母国政府负责，受殖民大臣遥控。
澳殖民政府利用军队和严刑强迫流放犯在杰克逊港(今悉尼市)建造住所，修筑道路，开荒种地，办起农场和牧场。澳大利亚出现了第一批城市和乡村。初期，一切东西，尤其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完全依赖母国的船只运输供应。一旦运输船延误日期或失事，就会给殖民地带来严重饥馑。如1789-1790年的饥馑使菲利普总督深信，只靠流放犯的劳动，不可能使殖民地长期存在下去，因而他制定出发展殖民地的方针：从英国吸引自由移民来澳大利亚，把犯人作为自由移民的劳动力;赐土地予官员，亦由犯人充作劳动力;赐土地予释放犯。这一方针后经格罗斯等总督修改充实，成了英国殖民当局长期在澳的殖民方针。其结果使澳大利亚社会向与流放犯殖民地相反的方向发展。
农业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经济部门。农业经济体制当时出现了四种类型：殖民当局的农场，强迫犯人劳动;军政官员私人农场，指派犯人无偿劳动或雇佣释放犯;自由移民的个体经济;释放犯的个体经济。
畜牧业、小型作坊和商业也陆续建立起来，其中以养羊业的出现和发展，对后来澳大利亚社会的发展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澳大利亚养羊业的鼻祖是前军官麦卡阿瑟。1802年，他在伦敦说服了国务大臣卡登姆伯爵，允许他在澳发展养羊业。他带着卡登姆给新南威尔士总督金的命令回到悉尼。命令要求金给麦卡阿瑟1万英亩土地来饲养西班牙的美利奴细毛羊，澳大利亚的养羊业从此发展起来。
农牧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客观上要求扩大土地面积，从而加紧了对澳洲内陆的探察，并取得了一些成就。其中最重大的成就是1813年越过蓝山山垭和1815年越过利物浦山脉的通道，进而发现两山山麓以西的肥沃的大平原。新南威尔士殖民政府当即派出探险人员对大平原及其河流进行勘察，不久便开始大规模向这里移民。这就为澳大利亚农牧业，尤其是养羊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前提条件。
在各个经济部门中，流放犯和释放犯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最初的几任总督都能正确地对待释放犯。犯人刑满释放后，一般给予30-50英亩土地，如有专门技能，务使尽其才，并给予较高的社会地位。因而进入十九世纪后涌现出一批有名的释放犯，如西米恩·洛德、查尔斯·威廉、汤普森等人。在这方面，澳大利亚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麦夸里总督(1809-1821年任职)是比较突出的。
在麦夸里总督时期，在如何对待释放犯方面，澳大利亚出现了相互对立的两派：凡拥护正确对待释放犯的人，称之为“解放论”派;凡反对给释放犯以应有的社会地位的人，称之为“排斥论”派。早在1816年，一批反对麦夸里的人写了一份请愿书交维尔牧师转呈英国下议院。请愿书控告麦夸里总督改变陪审团的决定、鞭打自由人、出卖赦免证和重用释放犯等。1819年英国下议院任命了一个“调查监狱委员会”。殖民大臣巴瑟斯特任命约·托·比格为调查委员，去澳大利亚调查，双方的斗争达到高潮。
比格从1819年10月至1821年2月在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两殖民区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并在1822和1823年先后向英国政府提交了三个报告，就有关犯人和释放犯提出了如下建议：大力发展牧羊业，用流放犯牧羊;把最顽固的犯人流放到莫尔顿湾、克斯提港和博恩港去，对一般犯人亦“宁严勿宽”;废除授土地予释放犯的政策;禁止任命释放犯担任社会公职和由释放犯参加陪审团。英国政府接受了比格的这些建议。
1821年12月，布里斯班取代麦夸里任总督。布里斯班奉命改变了对犯人和释放犯的政策，完全按照比格的建议行事，把犯人从市镇迁到乡村，指派给自由移民去从事农牧业劳动;把所谓不堪改造的犯人送往麦夸里港和莫尔顿湾，后又改迁到诺福克岛;同时废止了授土地予释放犯的政策。
(2)公民殖民地时期(1823-1850年)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已基本完成。母国工业的巨大发展，迫切要求殖民地提供更多的原料和销售更多的商品。在工业革命中，英国毛纺织工业高速度地发展起来，大幅度地增加了对羊毛的需求量，迫切要求澳大利亚养羊业迅速发展，以适应母国毛纺织工业高速度发展的要求。英国因此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改变了对澳大利亚的殖民政策。
英国政府在澳推行了新的土地政策，建立起新的授予、租让和出售土地的制度。1825年，英国颁发给澳大利亚农业公司特许状，在新南威尔士东海岸的纽卡斯尔地区授予该公司100万英亩土地。后来又允许亨利·丹加尔家族在亨特河流域占用30万英亩土地。在1820-1850年间，仅塔斯马尼亚一个殖民区就租让土地达425万英亩。新南威尔士共出租土地高达7，300万英亩。这样，澳大利亚出现了畜牧业大发展的局面。1847年，英国枢密院为了适应这一局面而颁布了有关土地租借的法令。此法令的颁布导致租借土地高达1亿8千万英亩。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出售土地也达到了一定的规模。1820-1831年间，塔斯马尼亚和新南威尔士两个殖民区共发卖土地500万英亩;1837-1842年间又发卖土地200万英亩。伦敦地产公司专门经营出售西澳大利亚的土地，它在18个月内就卖给70个自由移民50万英亩土地。
英国政府还推行了新的移民政策。对自由移民给予旅费津贴。1830年以后从英国移入的公民几乎全是由政府资助的。到澳大利亚后，殖民当局给予妥善安排，给予籽种、土地、工具和牲畜，无偿向他们提供流放犯充作劳动力。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自由移民大批涌入澳大利亚。1820-1850年流放来的犯人为10万人左右，而自由移民高达20万人以上。澳大利亚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自由移民数量超过了流放犯和释放犯人数的总和;出现了阶级差别;人口的总数从1820年的33，543人上升到1850年的405，363人，即在30年内增长了近11倍。
英国政府还改变了对澳统治方式。1823年，英国议会通过关于改善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的司法条例。根据条例，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分别建立起5-7人的立法会议。此后，英国被迫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改革，变换统治方式。总督权力日益削弱，而由当地地主资产阶级控制的议会的力量日益膨胀。
澳大利亚人口结构的变化，英国对澳统治方式的变化，以及采取新的土地政策和移民政策，所有这些表明，澳大利亚已由流放犯殖民地转向公民殖民地。
除原有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外，英国殖民主义者还于1829年建立西澳大利亚殖民区，1836年建立南澳大利亚殖民区。自由移民不仅侵占了蓝山山脉和利物浦山脉以西的大平原，而且向南、向西，向整个澳大利亚扩展，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整个澳大利亚都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在这一历史时期内，澳大利亚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为了适应母国毛纺织业的发展，养羊业已发展成为澳洲的主要经济部门。英国大量投资于细羊毛生产。拥有资本的移民绝大多数成为养羊主，史称“牧地借用人”。他们随着日益增多的羊群逐步向内陆推进，距海岸越来越远。而规模巨大的养羊公司和牧羊场象雨后春笋般地陆续出现。到1849年，澳大利亚已拥有1，600万只绵羊。羊毛成了主要的出口商品，出口数量迅速增长，1810年仅167磅，到1849年就达到了3，500万磅。1850年，澳大利亚的羊毛几乎全部运往英国，占英国全年羊毛进口总数的一半。
羊毛生产和出口的迅猛增长对澳大利亚社会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澳大利亚因此而被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
农业经济发展也很快。首先耕地面积逐渐扩大，据不完全统计，1850年，新南威尔士、范迪门地区和南澳大利亚三个殖民区的农田已达43万2千英亩，粮食自给率逐年增加。
农牧业的迅速发展是建立在侵占土著黑人土地和屠杀土著居民的基础之上的。据估计，在1788年时，大陆上黑人约有500个部落，人口总计约30万。此外，在塔斯马尼亚还有4-7千黑人土著。在流放犯殖民地时期，英国人和土著基本上是互不来往，只是有时流放犯逃到土著那里避难。进入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尤其大规模养羊业开始后，英国殖民主义者为夺取肥沃土地，大肆屠杀黑人土著。采取的手段极端残暴，如集体驱赶枪杀、在食物中下毒、追逐捕杀……。经过多年屠杀，到1876年，塔斯马尼亚黑人土著被虐杀殆尽，大陆上的黑人85%以上也被虐杀了。
随着农牧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澳大利亚内部市场逐步扩大，促进了供本地需要的制造业的产生，出现了造船、酿酒、制粉、农具等工业部门，此外，食盐、服装、制革、家俱、陶器、铁器等小型作坊也纷纷出现。工业中以造船业最为突出。范迪门是澳大利亚造船中心。1840-1850年间该殖民区建造轮船400艘，载重量总计达2万4千吨。与此同时，从事商业和进出口贸易的机构以及金融银行机构也陆续建立起来。
澳大利亚各殖民区土生土长的地主资产阶级、中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这一历史时期内逐步成长起来，并开始了激烈的斗争。在1823-1850年间，政治斗争主要是围绕着废除流放制而展开的。澳大利亚各殖民区的中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主张废除流放制，英国政府坚决反对。1837-1838年，英国下议院被迫建立一个由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主持的委员会调查流放制的问题。1839年，英国政府下令废除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的流放犯指派制。1840年，英国殖民大臣约翰·罗素勋爵在下议院发表演说，不得不承认流放制是奴隶制，并宣布废除向新南威尔士流放犯人的制度。此后，澳大利亚本土的各阶级和一些政治集团不断地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在其他殖民区也废除流放制，斗争一直持续到1866年。是年英国不得不宣布在整个澳大利亚废除流放制。
废除流放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之后，澳大利亚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为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和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①当时澳大利亚仅有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两个殖民区,1856年范迪门改称塔斯马尼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