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历史是一条长河，那么，历史人物就是这长河中涌起的千万朵浪花;如果说历史是一条画廊，那么，历史事件就象这画廊上千万扇明亮的窗口。奥古斯都元首政治的确立，就是这千万扇窗口之一，它向我们展示了罗马建立帝制过程中最重要的一幕。
群雄角逐
经过百年内战的惊涛骇浪，罗马国家的航船终于驶进了平静的海洋。公元前29年夏秋之交，盖约·恺撒·屋大维在战胜了劲敌安东尼之后，俨然以罗马世界的主宰者身份从埃及凯旋归来了。
罗马，这个台伯河畔的蕞尔小邦，通过不断的扩张侵略，一跃而为地跨三洲、水兼四海的世界霸国。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兼并而形成的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奴隶制经济的高涨，军队由公民兵向常备军的转变，被征服地区(主要是东方各国)的君主专制传统对占领者的潜移默化影响，又象一股强大的暗流，不知不觉地把罗马共和政体推向没落的深渊。彼岸就是君主制的广阔天地。在奴隶主权贵们之中，激进者和保守者彼此扭打着，厮杀着，争夺帝制的宝座，但一批又一批地坠入这无底的深渊。
人们还记得，五十多年前，坐在元老院第一把交椅上的乃是大名鼎鼎的鲁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他两次进攻罗马城，用剑与火建立了共和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独裁统治。在玛尔斯广场上，在露天剧场里，人们曾多少次地向他欢呼：苏拉，幸运的无冕君主苏拉!然而，要使罗马在君主制的轭下就范，却又谈何容易。苏拉一死，庞培、克拉苏见风使舵，带头反水;接着，又崛起了尤利乌斯·恺撒。一个秘密协议使他们暂时地携起手来，共同对付元老院，而各自的利害攸关，又使他们时常剑拔弩张，兵戈相向。最后，克拉苏败死东方，庞培饮刃埃及，胜利的桂冠荣幸地落到了恺撒头上。十六年前，也是在这个玛尔斯广场上，罗马人为他举行盛大凯旋式，一个新的独裁者笑容可掬地君临罗马了。然而谁曾料到，这个独裁者竟会在他权势如日中天之际暴死于一群他所亲幸的密谋者之手，而且恰恰横尸在他的老对手格涅乌斯·庞培的塑像脚下。一场群雄角逐的老戏刚刚收场，新戏便又重新开演了：安东尼、雷必达和屋大维结成公开的“后三头同盟”;腓力比一战，谋刺恺撒的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相继兵败自杀;安东尼的妻子和弟弟起兵反对屋大维，旋起旋败;屋大维在雷必达的支持下翦灭小庞培的势力，反手过来又剥夺雷必达的军权，三头分立变成了两雄对峙。至于阿克提乌姆海战安东尼全军溃降，屋大维进兵埃及，安东尼和他的妻子埃及女王克列奥帕特拉七世先后自杀，那才是一、二年前的事。现在，屋大维凯旋而归，这同十六年前的恺撒何其相似!然而，屋大维的命运又将如何?罗马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君主的权势荣耀，对于少年得志的屋大维何尝没有强烈的魅力?但在多年的内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公敌宣告、没收土地、奴隶逃亡和强制征兵征税之后，意大利和罗马虽然还没有弄到民生凋敝、赤地千里的地步，但人民对无休止的战争和政变确实已经厌倦了。他们渴望和平，渴望安宁，哪怕为此而牺牲共和、接受独裁也是心甘情愿的。但是几年以后，当战争的腥风血雨逐渐从记忆中消失时，对往昔共和与自由的向往难道就不会悄悄地在人们的心中抬头而成为动乱之因吗?几百年来的共和传统，恺撒的前车之鉴，使一贯谨慎小心的屋大维清醒地意识到，为了巩固内战中赢得的地位，必须把统治建立于人民的普遍赞同之上，必须取得贵族的支持和元老院的实际合作。既然“独裁”和“专制”的名声在罗马人的心目中如此狼藉，那么，与其穿戴着东方君主式的冠冕朝服或坐在独裁官的象牙圈椅里让人用火来熏烤，不如超脱虚荣的羁束，放开手脚去行事。
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罗马各派政治力量的相互牵制，象一只无形的巨手把屋大维推上了建立元首政治的历史道路。
元首政治
长期的内乱和战争，使罗马人在迷惆中普遍产生一种恋古和复古的情绪。屋大维深知民心思古，因此，他回到罗马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措施。他带头捐献巨款从事大规模的修旧建新工程，使昔日剥蚀倾圯、蛛迹尘封的神庙换上了庄严肃穆的新容。在他倡导下，罗马的显贵们竞相效法，一年内，八十多座崭新的神庙相继落成。他宣布大赦，取消内战期间所下达的一切非常性指令。从埃及带回的巨额财富也使他有充裕的资金奖赏军士，广济平民，而毋须求助于近几十年来所例行的没收财产的恐怖政策。这一年年底，屋大维又同他的老部下阿格里帕一起当选为下一年度的执政官;两个执政官共同执政，这在罗马已经是二十年未见的新鲜事了。他力图通过这一切来安定民心，使人们相信“罗马和平”已经到来，恢复共和传统的行动已经开始了。
在复古的旗号下，从公元前28年开始，屋大维又着手改组元老院。他把那些声名狼藉及按出身地位不堪列于最高阶层的人从元老院中清除出去，使元老从一千人减少到八百人。在重新确定的元老名单中，屋大维名列首位，成了首席元老①。
通过这一系列努力，屋大维断定自己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便决心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公元前27年1月13日，他在元老院发表了洋洋洒洒的长篇演说，出人意料地宣称要放弃一切权力，把共和国交还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公民退隐林下。屋大维投石问路，果然激起了巨大反响。元老们惴惴然如履薄冰，弄不清屋大维此举究竟是何用意。他们纷纷恳求屋大维收回成命，以免国家和人民重遭劫难。经过一番紧张的磋商和劝说，屋大维终于答应为了全体罗马人民的利益继续执政。1月16日，心怀感激的元老院接受穆那齐乌斯·普兰科斯的提议，授予屋大维以“奥古斯都”(意即至尊至圣)的称号，同时还决定在元老会堂中设置一面金盾，镌文称颂屋大维的“英勇无畏、宽厚仁慈和公正笃敬”。他的住宅门柱被装饰以月桂树叶，门楣装饰了栎树叶，以表彰他拯救罗马人民的丰功伟绩。一场以假邀真，以退求进的政治喜剧获得了它的导演者所希望的最佳效果。
屋大维的一月演说，以恢复共和国的名义为早已死亡的共和国举行了最后的葬礼，一种后来延续三百年之久的新政体——元首政治，以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登上了罗马历史舞台。不过，这时候的元首政治还只有一层薄薄的、半透明的外壳。与苏拉和恺撒相比，在大多数罗马人心中奥古斯都俨然是一个共和传统的化身，而不是专制君主的代表。
正当奥古斯都踌躇满志地向着自己的目标稳步迈进时，他面前突然出现了某种预示着暴风雨的不祥阴云：公元前23年，一起刺杀奥古斯都的密谋即将酝酿成熟了。为首策划的是一个名叫法尼乌斯·卢弗斯的共和分子，奥古斯都的同僚执政官瓦罗·穆列那也参与其间。但密谋很快就被揭露，参加者受到了严厉惩罚。这年7月，奥古斯都主动辞去他已经担任了九年之久的执政官职务。此举使元老阶层感到高兴和满意，因为他们仍然把担任这个职务看作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项最高荣誉，对奥古斯都长期霸占其中之一虽不敢怒形于色，而私下里也早有微辞了。早在公元前36年，屋大维即已得到终身的保民官权力，而从公元前23年起，他的保民官权力被看成年复一年当选的保民官职务，尽管他作为贵族是无权当选保民官的。这个职务不但补偿了奥古斯都因放弃执政官衔而失去的对内政事务的控制权，而且帮助他从心理上赢得了罗马人的普遍好感。
这一年，奥古斯都还恢复了他早在三头同盟时期就行使过的对行政官员选举的干预权。他可以采用接受或拒绝候选人名单的方式来确定政府官员的候选人，从而使选举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奥古斯都还恢复了三头时期所惯用的宣誓仪式：所有当选的官员在就职时必须庄严宣誓，无论过去或将来都恪守奥古斯都的一切指令。最后，他还得到了以个人名义同外国签订条约的特权，而不必将它们提交元老院或罗马人民批准。
奥古斯都以退求进的策略再次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尽管他一再声称，他是个普通的民选官员，他的权力是由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授予的，服从于法律的最高权威;尽管他所拥有的各种特权如果一项项分开来看，大部分可以从共和后期的政治家那里找到先例，但是，从整体上看，他的地位和权力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他的同僚，而与共和国的传统格格不入。奥古斯都在四年前栽下的元首政治之树，此时已经深深札根，枝繁而叶茂了。
公元前18年，奥古斯都对元老院实行了第二次改组，把元老人数从公元前28年的八百人进一步削减到了六百人，成员名单由元首亲自确定。在改组会议上，奥古斯都身穿铠甲，暗藏利剑，元老们在他面前鱼贯而入，事先受到严格的搜查。不言而喻，这次改组表面上是为了清除“不够格”的人，实际上则是为了进一步清除那些反对奥古斯都的可疑分子。
经过一系列改组，元老院权限大削。与此同时，一个对元首个人负责、唯元首之命是从的执行委员会却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这个委员会包括代表奥古斯都治理元首行省的总督、财务督察使以及他们手下的一批文职官员。这些“皇家”官员年复一年地行使其职权，经验丰富，并且领取丰厚的报酬。由职业性的公务人员逐渐取代共和时代的经常改选的行政官员，这是奥古斯都首创的国家机构变革中一项突出的成绩：它把一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的执行机器交给了元首个人，成了元首实施其独裁统治的一件得心应手的工具。
公元前12年，原任罗马最高祭司团祭司长的雷必达病故。人们从意大利四面八方汇集到罗马，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奥古斯都被推选就任罗马最高祭司团祭司长，从而成了帝国宗教组织的正式领袖。公元前2年，他又被元老院、骑士和平民一致宣布为“祖国之父”。就好象一条河流缓缓地、无声地冲刷着堤岸，而终于在一瞬间把它冲垮并把它所防护的田地遮盖住一样，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终于冲破了它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确立下来了。
内政外交
奥古斯都在政治上的胜利，是以他军事、宣传、尤其是经济政策上的一系列成功为保证的。
自古以来，罗马人就是个好胜心极强的民族。公民们希冀胜利，更渴望光荣，他们要在征服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奥古斯都本人也象罗马所有的贵族一样，认为辉煌的武功和盛大的凯旋乃是人生最崇高的成就。他要追恺撤而过之：在北方和西方开疆拓土，巩固罗马的力量;在东方重振罗马的声威，洗雪由于克拉苏和安东尼的败绩而留下的耻辱。经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西班牙、高卢和阿尔卑斯山区被彻底平定下来，罗马帝国的北疆推进到了多瑙河及易北河左岸。对于东方强大的帕提亚王国，奥古斯都采取灵活而审慎的态度，静待时机。公元前20年，他巧妙利用帕提亚人因王位继承而引起的内讧，成功地索回了当年被掳去的罗马军旗和其他战利品。罗马为此举城欢腾，大庆连日，奥古斯都的声望也因之而直上青云。
奥古斯都很懂得社会舆论和心理因素的力量。他在内政外交上频频得手的同时，没有忘记充分利用一切宣传手段来为巩固他的元首政治服务。他通过他的密友盖乌斯·基尔尼乌斯·麦凯纳斯大力笼络社会名流。在麦凯纳斯周围集合起了以维吉尔、荷拉斯等为代表的一批当时最负盛名的作家和诗人。他慷慨地为他们提供各种帮助，同时又让他们为奥古斯都尽情讴歌，用文艺形式颂扬他的文治武功。奥古斯都自己也经常写诗做文，附庸风雅，到各省巡视时，总要带几个诗人同行，以示宠幸。铸币是古代世界流通最广的一种东西，奥古斯都也充分发挥了它的宣传功能。对外战争取得的每一次重大胜利，兴建的每一项重大工程，以及所发布的每一个重要法令，几乎都可以在铸币上得到反映。随着货币流向四面八方，奥古斯都的名字和声威也遍及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奥古斯都的一切行动，无非是为了建立实质上的君主专制。如果说奥古斯都在罗马人心目中最初还是一个共和制的化身，那么，在行省居民眼里，他早就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了。几乎所有的行省都建立起了罗马女神庙和奥古斯都圣庙，人们每年都从省内各地汇集到省府举行隆重的祈祷仪式。奥古斯都不仅鼓励行省居民对罗马和他本人的宗教崇拜，而且在这种传统比较薄弱的高卢和日耳曼尼亚还实际倡导这样做。在他的鼓励和倡导下，除了行省首府外，许多城市也建立起了供奉他的祭坛或神庙。这种风气不可避免地传播到意大利。奥古斯都曾以皱眉蹙额表示不满，但未加制止。人们正确地领悟到，这就是赞许。一批批为他而建的神庙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意大利的大城小镇中矗立起来。在罗马城里，奥古斯都曾正式要求不公开搞他的崇拜，但可以允许下层平民在街道僻静处的小庙中向奥古斯都神献祭。在许多私人家中，他的神位同家神一起享受供奉。
当然，奥古斯都元首政治得以稳定确立的更重要原因，还在于他对帝国财政制度所进行的一系列成功的改革。
罗马帝国是在城邦体制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直到共和末期，国家始终没有一套系统完整的财政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流弊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鉴此，奥古斯都大力改造和强化了国家的财政管理机构，建立“帝国收支总帐”和元首金库来直接控制和调节全国的收支，一切重大财政决策的制定、财政官职和机构的调整、收支项目和数额的增减都由元首最终裁决。从公元前二世纪中叶起，行省税收已经是罗马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税收状况如何对元首政治的成败关系极大。奥古斯都继续了恺撒时代已经开始的税制改革，首先对全国各省实行人口财产普查，在此基础上重新确定直接税和间接税。直接税分为土地税和非农业财产税，由当地政府直接征收后上交行省;包税制基本上被取消，从而堵塞了包税人与不法总督勾结勒索省民、损公肥私的最大源泉。间接税除了继续保持共和时期的港口税和释放奴隶税之外，又增设了遗产税、拍卖品交易税和奴隶买卖税;征收方法仍采用包税制，但包税人的活动已处在财务督察使的监督之下，纳税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律保护。通过这两项改革，国家税收的混乱状态基本上得到扭转，一套相对统一的常规化税收制度逐步形成。这种“剪羊毛”式的经济政策与共和时期罗马贵族对行省居民竭泽而渔的压榨相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连仇恨帝制的塔西陀也不得不承认“新秩序在各行省颇受欢迎”。奥古斯都财政改革的成功，促进了地中海世界社会经济的发展，满足了军队的物质需要，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从而在经济上为元首政治的巩固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政权支柱
奥古斯都在他晚年所写的《自传》中一再强调，他是“凭藉自己的影响，凭藉自己的威望超越众人”的。然而，他却讳言了他的无限权力的真正来源以及造成其“威望”和“影响”的根本原因;而这不是别的，正是军队。他拒绝了独裁官的称号，放弃过执政官的职务，但是，那把指挥千军万马的无刃之剑，他实际上从来没有放松过，尽管在公元前27年，他曾假惺惺地把军权交还元老院。早在阿克提乌姆战役后，屋大维就获得了“大元帅”(impera-tor)的称号。在共和时代，这个称号纯粹是荣誉性的，由军队授予得胜的统帅，但只能保持到举行凯旋仪式之时。现在，屋大维却把它永久地纳入了自己的正式名号内，以表示他对于军队的特殊领导关系。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他当时绝大部分军队驻扎的叙利亚、近西班牙和山北高卢的“行省军务督察权”，为期十年，后来，这个期限又得到延长。奥古斯都凭藉其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引进比较确定的报酬制度，在军队中逐步建立起严格的纪律。他使军队的指挥机构完全听命于元首个人，所有的军人必须意识到，只有奥古斯都才能统率军队，只有他才能决定每个人的升迁黜徙。所有在职的军官都是他的下属。他把最重要的高级军职或者留给他的亲属，或者让那些领有执政官或行政长官头衔的人去担任，因为他们大都是文官，在军队中没有深厚的基础，不会构成潜在的威胁。公元前19年以后，元首家族以外的人无论战功如何卓著都不再被授予凯旋式，而只允其佩戴凯旋者的标识。在凯旋式中也不再欢呼取得战争胜利的实际指挥者的名字，而改呼奥古斯都的名字。
罗马皇帝的卫队
奥古斯都完成了从马略开始的罗马军队向常备军的转变。常备军的总数约为二十五万人，其中一半在正规军团(约25个)，一半在辅助部队。只有罗马公民才能加入正规军团。但是在东方，正规军团中杂有大量非罗马或意大利出身的行省人，他们在被征入伍时可以非正式地得到罗马公民权。辅助部队的兵员主要来自帝国边远行省的非罗马人以及某些依附部族。军团士兵通常在17—20岁入伍，服役期限从公元前14年起开始固定下来：正规军团为二十年，辅助部队为二十五年。所有士兵在入伍时都必须宣誓永远忠于奥古斯都。常备军大部分集中于莱茵河和多瑙河前线，埃及、叙利亚和西班牙也驻有重兵，这些地区无论在军事上还是行政上都归元首直辖。除了军团外，奥古斯都还创立近卫军九个大队，每队一千人，长年驻守在意大利和罗马以保护元首的安全。近卫军团全部由意大利人组成，并且由两个级别相等的军官共同指挥。鉴于这个职务的重要性，奥古斯都只从骑士阶层中物色人选，以防他们的地位过高而危及元首自身。与军团士兵相比，近卫军士兵享有明显的特权。他们只需服役十六年，而且薪饷比军团士兵高得多，生活条件也较好。
经过整顿和改组的军队构成了奥古斯都元首政治的物质支柱，成了他对内独裁，对外扩张的最有效工具，当然也是元首所关心的主要对象。奥古斯都采取一切措施以保证士兵的薪饷发放和老兵退伍的法定权益。
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罗马元老院经过公元前28年和18年的两次大改组，①这时也完全成了奥古斯都手中的驯服工具。元老的名单由元首亲自确定，没有奥古斯都的允许，任何元老都不能离开意大利。在元老院会议上，奥古斯都的提议或根据他的倡议所制定的各种法案总是得到热烈响应和一致通过。元老院的最高决策权实际上被剥夺殆尽，成了元首政治下粉饰共和的一个高级点缀品。不过，奥古斯都毕竟是个极其老练的政治家，深谙予夺相济之道。他在剥夺元老院最高决策权的同时，又给元老阶层以极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荣誉，他们的经济利益也没有受到任何侵犯。他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元老必须出身贵族，服满规定年限的兵役，而且拥有一百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的财产资格;只有元老才可以担任军团长、行省总督以及执政官之类的高级职务。他让那些出身世家望族的代表人物在元老院中膺承高位，备极荣耀，又使一些“新人”身居要津，享受元老的殊荣。他给那些破产的贵族以物质帮助，显要的元老作为他的“朋友”接受委任，或作为他的“伙伴”追随左右。这一切，使元老阶层中的绝大多数人对奥古斯都感恩戴德，心甘情愿地在元首政治的卵翼下享受既得的荣华富贵，而不再去冒险追求共和时代的政治自由了。
骑士在奥古斯都时代也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奥古斯都每年都要组织有全体骑士参加的检阅游行。他为骑士规定的财产资格为四十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经审查不合格的，除了取消其称号外还要追缴罚金，以此提高骑士阶层在罗马国家中的声望和地位。他们不仅担任各种与财政有关的要职，而且可以担任重要的军政职务，作为元首私人代表的埃及总督和近卫军长官只能由骑士担任。骑士可以候补元老，元老的子裔在取得进入元老院的资格以前，则列为骑士。骑士作为一个官宦阶层，与元老阶层开始接近起来了。这个阶层中的绝大多数人作为既得利益者，对奥古斯都无不倾心拥戴，同元老阶层一起构成了元首政治的主要社会基础。
对于罗马平民，奥古斯都同样采取了恩威兼施的统治手法。他严令取缔各种未经许可的社会团体，严格限制平民的政治活动。为了镇压平民闹事和刑事犯罪，他还建立了七个夜间巡逻队和三个城防大队，并且以军事编制组织起来。必要时，城防大队可以得到近卫军团的支援。公民大会依旧按时召开，主要是选举行政长官，通过根据奥古斯都本人或其他行政官员的建议制订的法律。但一切都流于形式。在选举中，公民只是按所谓“推荐法”就奥古斯都所指定的人选进行表决而已。平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所曾拥有的政治权力实际上已经被完全剥夺。另一方面，奥古斯都又继续实行着由盖乌斯·格拉古所开创的发放制度，约有二十多万罗马平民每月无偿地得到粮食。他还经常给经济拮据的公民发放钱款，每人所得有时多达400塞斯特尔提乌斯。他带头并且促使罗马的显贵们大兴土木，修建各种各样宏伟壮观的神庙、水道和剧场，举办各种各样使人留连忘返的娱乐活动，以此转移平民对政治的注意力。要求“面包和竞技”的罗马平民对这些措施也相当满意，他们安于寄生，耽于娱乐，对失去政治自由也就恬然处之了。
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最高代表，奥古斯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和控制，加深奴隶和罗马公民中的贫穷阶层的鸿沟，加强奴隶主阶级中不同阶层的团结。他大力促进作为奴隶制经济基本单位的家庭内部关系的加强，保障家长对家庭内部的全体成员，首先是奴隶的统治。奥古斯都不仅对释放奴隶作了严格限制，而且通过元老院重申了罗马的一条旧法：凡奴隶杀死主人，在家的奴隶闻声不救，则一律处死。他规定，因为受到惩罚被打上烙印的奴隶，即使获得释放后，也不能得到罗马公民权或拉丁公民权，不能在首都居住。他严禁奴隶和被释奴参军。他严令搜捕逃亡奴隶，镇压一切暴乱。
奥古斯都也十分重视在行省建立自己的社会基础。他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整顿和改革对行省的管理，加强对包括总督在内的行省官员的控制，在行省建立一系列殖民地，授予行省的上层分子罗马公民权。而一旦发生反罗马的起义则无情加以镇压。
继承制度
如何安排继承人，是奥古斯都始终关心的一个问题。奥古斯都没有男性子嗣，只有一个女儿优莉娅。他长期为物色继承人而殚精竭智。然而，与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辉煌成功相反，他的大位继承计划竟一再受挫。他的第一个女婿玛尔凯鲁斯同优莉娅结婚不到三年就死了。第二个女婿阿格里帕也在公元前12年死去，留下两个儿子——盖乌斯·恺撒(8岁)和卢基乌斯·恺撒(6岁)，当时已被奥古斯都收为养子。为了把两个外孙培养为元首继承人，奥古斯都殚思竭虑，费尽了心机。公元前5年，15岁的盖乌斯·恺撒被任命为公元1年的执政官。公元前2年满15岁的卢基乌斯·恺撒也得到与哥哥同样的荣誉。正当一切循着奥古斯都的安排顺利进行之时，重大的变故突然接踵而来。公元2年，卢基乌斯死于马西里亚;两年后，盖乌斯也在吕基亚不明不白地死去。奥古斯都不得不按自己的妻子李维娅的要求把提比略·克劳狄①收为养子，确定为自己的继承人。
公元6年，奥古斯都的对外扩张也开始受到严重挫折。潘诺尼亚和伊利里亚爆发了大规模起义，直到公元9年才被提比略以极其残酷的手段镇压下去。在与日耳曼人的战争中，奥古斯都也遭到严重挫折。潘诺尼亚战争和日耳曼尼亚的失败引起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罗马城里粮食紧缺，物价上涨，贵族和平民中的不满情绪日益抬头。
公元14年9月14日，奥古斯都在巡视南意大利途中，以七十七岁的高龄病逝于康帕尼亚的诺拉城。据说，他在弥留之际曾对前去探望的朋友们说了这样几句话：“我在生活的喜剧里是否很好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
如果我演得很好，
那就为我鼓掌吧，
大家高兴地为我送行吧!”②
在罗马的历史舞台上，奥古斯都确实出色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他凭借着从苏拉开始到恺撒所奠定的社会、思想基础，凭借着他那善于审时度势的政治目光、灵活机智的政治手腕和知人善任的组织才能，彻底结束内战，稳步开创了元首政治的新时代。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是在共和制外衣掩盖下的君主专制。军队听命于元首个人，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形同虚设，元首的意志高于一切，宗教式的个人神化和大位世袭，这一切都无不说明奥古斯都元首政治的君主制实质。两千年来，人们对此褒贬不一，毁誉纷纷。然而，恰恰就是这个君主制实质体现了公元前二世纪以来罗马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没有奥古斯都，必定会有另一个人出来不自觉地充当历史的工具。历史是无情的，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家才有可能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历史又是宽容的，它允许政治家在既定的社会背景和发展方向上导演出一幕幕有声有色的戏剧，允许政治家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留下他们个人意志、性格和经验的鲜明烙印。奥古斯都元首政治的共和制外衣正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力量对比下出现的，是罗马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特殊产物，也是奥古斯都个人意志、性格和经验的集中反映。作为一个政治家，奥古斯都在罗马历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伟大作用。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他所确立的元首政治保证了“罗马和平”，为罗马奴隶制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
① 在共和时代,首席元老乃是元老名单中的第一名,享有很高的声望,但不是行政长官,只是在元老院中当执政官征询意见时有权第一个发言。屋大维采用这一称号,显然是想借以表示他一心致力于恢复共和而无意于个人独栽。
① 此后,在公元前8年,公元4年、14年又进行过三次改组,但都是小范围的局部调整。
① 李维娅同她的前夫所生之子。
② 这是古罗马戏剧演员在演出结束时常用的两句谢幕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