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2—1790年间，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莱西娅和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相继进行改革，为奥地利国家奠定了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的基础，在奥地利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改革前的奥地利帝国
十八世纪前半叶，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帝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帝国的版图除奥地利本土的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各省、提罗尔、士底里亚以外，还包括匈牙利、波希米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奥属尼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意大利的部分领土，包括米兰、曼图亚、米兰多拉以及那不勒斯王国的大陆部分等。境内居住着德意志、斯拉夫和匈牙利等二十几个不同民族。
奥地利帝国的经济远远落后于英国、法国、荷兰，甚至比某些德意志诸侯国家还落后。工业主要集中在维也纳和下奥地利，带有手工业性质。到十七世纪末，维也纳10万人口中，仅有师傅1，679人，帮工4，111人，而且主要集中在裁缝、首饰、种花等行业。市场关系很不发达。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出现。早在十七世纪下半叶，奥地利重商主义者贝希尔创建了半官方半私人性质的东方商业公司，下设许多手工工场，生产丝、毛织品，后因缺乏国家支持和封建行会组织的限制，该公司存在不久即瓦解。1703年在维也纳建立国家银行。以后又修建了维也纳与克罗地亚、提罗尔、亚得里亚海的公路。这一切表明奥地利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在农村，十八世纪上半叶奥地利本土已没有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农民大部分租种世俗贵族和教会贵族的土地，向他们缴纳货币地租。农村的家庭工业与收购商建立了联系，农村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也开始发展。但是，封建压迫仍很严重，农民除缴纳地租外，还要为领主服徭役，缴纳诸如牧羊税、养蜂税等名目繁多的赋税。受到周围地区农奴制加强的影响，奥地利地主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也有所发展，他们可以根据贵族等级特权强迫农民的子女在贵族庄园上充当雇工或奴仆。在帝国其他地区，例如波希米亚、匈牙利、西里西亚等地，盛行着以强制劳役为基础的大庄园制，出现了“农奴制再版”的发展过程。农民不得不履行沉重的徭役。1680年，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一世颁布的徭役特许令把徭役限制在每周3日，事实上未被领主遵守，有的地方徭役高达每周6日。农民在受地主剥削的同时，还要向国家纳税，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中叶的100年间，赋税增加了5倍。农民必须把60%以上的收入作为地租、赋税交给地主和国家。
封建剥削关系严重地阻碍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粮食产量很低，丰收年每公顷产量一般为600—700公斤，歉收年不足种子的两倍。工场手工业由于国内关卡林立，行会特权的限制，发展非常缓慢，其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
在政治上，帝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地方领主势力很大，割据称雄，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不经地方领主同意，中央政府不得直接向地方征税。国君必须同地方领主协商，确定财政和税收份额。世俗贵族和教会贵族都享有免税特权。每当遇到财政困难，即使在战争时期，国君也不得不就税收数额与地方领主讨价还价，以致延误时机。募兵也需经国君同地方领主协商，按人口摊派募兵数额。这样组成的军队，缺乏足够的训练，犹如散兵游勇，战斗力不强。地方领主执掌立法与司法权，可随意对农民进行审判。天主教势力强大，控制教育，干预世俗事务。
贵族地主在残酷剥削农民的基础上过着骄奢的生活。大地主庄园建有剧场、音乐厅，供贵族们消遣娱乐。匈牙利大贵族埃什泰尔哈齐·米克洛什在费尔特沙建造的庄园豪华阔绰，闻名欧洲，当时人们认为可与法国的凡尔赛宫媲美。据文献记载，大贵族举行一次大型宴会的花费，能买一所小庄园。
帝国境内的民族压迫也很严重。哈布斯堡王室向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等地派遣官吏，对当地人民横征暴
。哈布斯堡王朝还强迫这些地区的人民信奉天主教。1651年3月，皇帝批准实行反宗教改革计划，没收一切非天主教徒的财产，宣布天主教是唯一的合法宗教。新教徒受到残酷迫害，在1651年后，从波希米亚逃亡和被逐出的达3万多人。新教学校被封闭，民族文化受摧残，民族自治活动遭到镇压。
残酷的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经常引起农民暴动和民族起义。1679—1680年，波希米亚北部的弗利德兰发生农民起义，要求皇帝废除封建义务和捐税，起义波及半个波希米亚。1703年，匈牙利拉科齐领导的反哈布斯堡王朝的民族大起义，延续了将近13年之久。1740年，奥地利士底里亚地区爆发了农民起义，农民赶走地主，焚烧庄园，拒绝交纳赋税，要求废除封建义务。农民暴动和民族起义严重地摇撼着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
玛丽亚·特莱西娅(1717—1780年)就是在奥地利帝国面临重重矛盾的时刻登上王位的。她是查理六世(1685—1740年)的长女，受过系统的宫廷教育，学习过宗教史和世界史，能流利地使用德、法、意、捷和拉丁语。1740年查理六世去世，她根据新王位继承法《国本诏书》①成为哈布斯堡王朝君主，年仅23岁。她曾写道：父王突然去世了，……国内外贷款已消耗殆尽，国库储蓄资金不足几千古尔登②。我濒于缺少资金、军队和对策的困境”。在随后发生的危及王朝生存的1740—1748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玛丽亚虽然维护了自己的王位继承权，但是被迫把工业发达的西里西亚大部分土地割让给普鲁士。这次战争集中暴露了哈布斯堡王朝政治和军事的弊端：封建割据和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薄弱;政权机构臃肿庞杂，财政管理混乱不堪;军队不统一，缺乏严格训练。女皇认识到，“国家的弊端，绝不仅仅是个人，而是王朝机构造成的结果。战争期间，王朝机构在军队供应方面严重失效，只征集到本应征集的军费数额的1/3，这是奥地利军事失利的重要原因”。
当时，西欧正处于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和狄德罗提出“开明专制”的主张，呼吁“开明”君主革新政治，抛弃旧的封建传统，摆脱宗教愚昧，以利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奥地利宫廷中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大臣考尼茨曾多次向女皇进言：“若不改革，则很难维持王朝统治”。
事实上，对处在内外交困境地的哈布斯堡王朝来说，改革已经是维持和加强自己统治的刻不容缓的事情。在对外战争失利和国内农民起义的压力下，在“开明”君主革新政治的思想影响下，玛丽亚·特莱西娅女皇任命了一批精明强干的大臣，全面推行改革。
1742-1780年的全面改革
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 玛丽亚·特莱西娅对王朝机构做过某些必要的调整。1748年战争结束，奥地利有了喘息之机，她才开始进行全面改革。
在政治方面，玛丽亚任命内政大臣豪克维茨伯爵为顾问，重新改造各级政权机构。在中央一级，1749年成立“公共及宫廷事务督导部”，负责王朝各邦(匈牙利除外)的内务和财政事务;“王朝、宫廷及国家事务处”负责外交;最高司法处负责司法;还设立了宫廷财务处、宫廷审计处和宫廷军事委员会。在邦一级，成立“代办与财务处”，属中央直辖，掌管行政和财政。邦下面设立县，作为基层行政单位。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期间，1760年成立了由首相考尼茨为首的国务委员会，作为内政外交最高谘询机构。1746年成立的特莱西娅行政学校，贵族和市民子弟均可入学，其毕业生作为国君的官吏派往国家各级机构任职，逐渐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效忠国君、为“开明专制”服务的官吏队伍。这一套从中央至地方新设立的政权机构，剥夺了邦议会和贵族领主的行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以前王朝机构的臃肿混乱，加强了中央的权力。豪克维茨还针对地方领主权力过大，执掌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现象，确立司法、行政分权的原则，剥夺了地方领主掌管的司法权。
玛丽亚从自身经历中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取决于军队的战斗实力”。为了加强国家的防卫力量，准备进行收复西里西亚的战争，她责成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道恩元帅主持军事改革。道恩参加过波兰王位继承战、对土耳其的战争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1739年晋升大元帅，1762年任宫廷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建立了总参谋部，统率和协调部队行动;同时成立总军需局，保证军队的军需供应。针对募兵制存在的弊病，1748年开始实行新的军税制和征兵制。每一领地(匈牙利和提罗尔一部分地区除外)每年向奥地利国家缴纳一定数额的军税，国家用这部分资金装备和训练新军队。新的征兵制固定征兵数额，兵源由各贵族领地提供，大部分新兵是用抽签办法从有服役义务的人们当中指定，终身服役，组成帝国的常备军。为了培养军队指挥人材，1751年在维也纳新城建立一所玛丽亚·特莱西娅军官学校。废除中世纪的贵族世袭军官制，主要根据学历和军功提拔军官。军事改革之后，新组成的军队加强了训练，提高了战斗力。奥地利炮兵被改编为3个团和1个留守要塞团，装备了新式火炮，配置了火药手和掘壕士兵。炮兵在七年战争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到八十年代，奥军由四十年代的十几万人增加到27万8千人，大大超过了普鲁士军队的人数。
在外交方面，玛丽亚任命“头脑灵活”的考尼茨伯爵为外交顾问，主持改革。外交改革的总目标是收复“女皇皇冠上最美丽的宝石”——西里西亚，遏制普鲁士的扩张。考尼茨认为，“奥地利的天然敌人和传统敌人是普鲁士”。根据奥地利王位继承战结束后欧洲形势的变化，鉴于英国已经同普鲁士接近以抗衡法国，他在1749年提出对英国解除盟约，而与法国结盟，反对主要敌人普鲁士的主张。玛丽亚接受了考尼茨的建议，1753年任命他为帝国首相，推行奥法结盟的政策。经过考尼茨努力周旋，在1756年促成了奥法和奥俄联盟的建立，结束了奥法结仇100多年的历史，形成了对普鲁士外交包围的态势。在七年战争进程中，奥地利最初在外交和军事上占优势，但当俄军于1760年10月一度占领柏林时，奥地利政府担心俄国实力过份强大而威胁中欧和巴尔干地区，未指令奥军抓紧时机追歼普军，使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大帝免于彻底失败。考尼茨的外交改革最终并未达到遏制普鲁士扩张和收复西里西亚的目的。
在财政经济方面，玛丽亚责成钦前道夫和哈茨费尔德伯爵主持改革。为了增加国库收入，维持庞大军队的开支，1751年公布了普遍征税法。该法令规定帝国政府直接向各邦征税，取消邦议会和领主们的收税权。每年的税收由900万古尔登增加到1，400万古尔登。同年公布特莱西娅土地册，把农民和贵族地产区分开来，实行一切臣民，包括贵族和教士按照纳税人的财产和等级普遍纳税：大主教每年纳税600古尔登、贵族200—400古尔、登农民48格罗申、雇农4格罗申，取消了贵族的免税特权。1761年成立的宫廷审计处负责国家年度予决算，管理国家出纳和收支总帐簿。
1762年，奥地利政府成立一个由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代表组成的宫廷商业委员会，作为制订和推行国家经济政策的参谋部。该委员会根据重商主义原则，对外国工业品课征重税，对进口原料减少关税，禁止输出亚麻、羊毛和金属加工的工业原料，鼓励工商业者建立工厂，规定对新厂主免税10年。减少加入行会的强制规定;废除国内关卡，统一国内关税;实行统一度量衡(匈牙利除外);以前通行全国的货币有10到12种，现以统一币制代替，排除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障碍。加宽的里雅斯特港，改善直通该港的公路，致使每年开到该港的船只达3千艘;国家还修筑公路、运河网，促使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
限制贵族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减轻农民的负担，实行保护农民的政策，也是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1767年，玛丽亚发布农民地租和劳役法令，依据各地情况和土地质量的不同，具体规定了农民租地的数量和为此承受的负担。根据1771—1778年的劳役特许令，劳役每周不得超过3天。1774年设立调整农民和地主法律关系的“规章委员会”，在县一级建立农民起诉领主的法院。废除了一些压迫农民的规章，例如农民只有得到地主许可才得结婚。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审判权受到一些限制。
玛丽亚实行保护农民的政策，并非出于真正关心农民，而是企图改变封建领主对农民“杀鸡取卵”的榨取方式，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并达到增加税收、充实国库的目的。她曾明确表示，“如果我们要剪羊毛，就必须首先把羊喂好!”然而，这些措施遇到贵族领主们的强烈反对。关于限制劳役的规定，在王朝各邦难于实行，只在奥地利皇室庄园得到实施。有关限制领主审判权的规定，也只能在部分地区推行。
在司法方面，玛丽亚任命宗年费尔斯男爵为顾问，主持改革。他根据启蒙学者“三权分立”的思想，将司法与行政分开治理。在1749年设立帝国最高司法部，专对民事和刑事案件进行侦查与审判。内政会议行使对国家行政事务纠纷的审判权，发挥最高行政法院的作用。1753年，成立了以米夏尔·阿尔腾为首的法典编纂委员会。1768年，制订了新的刑法典和民法典，全部诉讼程序都集中于国家和它的法庭手中，限制领主对农民的暴行。新法典规定，审判权，特别是刑事审判权必须由受过法律训练的法官履行。废除刑讯，死刑只能由国王决定才可采用。惩罚分为两类：一类应用于“报复和威吓”的，一类是为了“纠正和教育”罪犯的。强制劳动成为一种主要的教育手段。这部法典对近代奥地利国家发展有很大影响，直到当今奥地利的法律中仍沿用这部法典的某些重要内容。
在教育方面，玛丽亚任命万·司维丁为顾问推行改革。当时的教育完全由教会把持，国家对学校从形式到教学内容均不能过问，教育状况十分落后。玛丽亚很重视教育问题。她说：“对青少年的教育，是全民族真正幸福的最重要的基础”，“如果不通过良好的学校教育清除愚昧和无知，那么全民族的幸福就不可能到来”。1766年，成立“国家教育委员会”，公布了国家教育总纲。其中第三章规定：“所有年满6周岁的男女儿童，不分父母职业和财富多少，均应入学”，培养读、写、算的能力。在奥地利历史上首次实行了强迫义务教育。对大学也进行了改革。把天主教势力控制下的维也纳大学改组成世俗性大学。国家还拨出巨额补助金，在1750—1770年间建立了一批专业学校，其中有矿业学院、技术学校、农业学校、商学院和一些师范学校。教育改革为世俗教育实行统一的学校制度和教学管理奠定了基础。
玛丽亚改革的目的是限制地方领主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王朝的统治，理所当然地引起顽固坚持自己特权的贵族地主的反对。他们采取“抗税”等形式进行抵制，对所谓“保护农民”的措施群起攻之。玛丽亚通过派往各地的官员进行说服，对违抗法令的贵族地主严惩法办，仍然收效不大。
玛丽亚起用和信任具有开明思想的大臣，大力支持他们的改革方案，成了哈布斯堡王朝历史上一名较有作为的君主。1780年11月29日，她在经历四十多年战争和改革的岁月之后去世。
约瑟夫继续改革
约瑟夫二世(1741—1790年)是弗兰茨一世和玛丽亚·特莱西娅女皇的儿子，1765年继任“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80年继承哈布斯堡王朝王位。
约瑟夫青年时代受到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的影响，推崇启蒙学者的学说，主张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宣称：“要使哲学(指启蒙主义的政治学说)成为帝国立法的基础”。他20岁时便向新成立的国务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治理国家的方案，主要内容是：君主总揽国家大权，取消贵族的一切特权，统一国家的行政、法律、经济和语言。他认为，国君只有实行开明专制，才能维持统治。在他1765—1780年参政期间，玛丽亚对他那雄心勃勃的改革欲望深感不安，限制他参予国事，特别是不让他参予外交和军事事务。二人经常为改革的速度发生争执。
约瑟夫为了熟悉他将要统治的那个国家，1766年化名法尔肯施泰因伯爵，开始在国内和欧洲大陆旅行。他首先到奥属西里西亚、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在劳德尼茨扶犁耕地，与农民谈话，了解徭役情况。后又漫游匈牙利、西根彪根、巴纳特、俄国和尼德兰，两次访问意大利和法国。通过广泛的旅行，他对帝国和其它国家有了感性的了解，对匈牙利、波希米亚等邦的贫困深为忧虑。在访问启蒙思潮盛行的法国期间，他预感到资产阶级革命风暴将要来临，对其妹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劝诫说：“这种状况不能持续下去。如果不能防止革命，那么时局将会变得十分残酷”。他认为，对奥地利来说，“微小的改革无关宏旨，只有全盘改革才有成效”。这次旅行坚定了他推行改革的决心。他力图把帝国建成强大富庶的中央集权国家，决心进行一场“上层革命”，并且“要立即从全面改革事业中见到成效”。
约瑟夫二世扶犁耕地
约瑟夫二世的改革主要在三个方面：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实行“农奴解放”，大力限制罗马天主教势力。
同玛丽亚女皇相比，约瑟夫二世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更加激进。玛丽亚考虑到匈牙利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中派出相当于全部军队1/5的4万精锐部队做出的贡献，以及匈牙利人的民族情绪，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仅限于在奥地利本土、波希米亚和其他一些地区实行。她对匈牙利作了较大让步，例如，匈牙利贵族有免税权;涉及匈牙利当地的问题，只邀请匈牙利人参加解决;允许匈牙利人参加国家行政部门的工作;甚至调换匈牙利总督，都要先取得匈牙利贵族的同意。而约瑟夫二世的行政改革涉及帝国各邦，匈牙利也不得例外。他力图把整个帝国联结成一个严密管理的整体，由宫廷事务处全权处理一切事务。他把全国划分为13个行政区，分别由中央指派的总督领导。他特别重视建立培养官吏的制度，提出通过大学培养或由国家考试录用官吏和法官，要求各级官员忠实地履行国家交付的职责。“考绩表”是考核官吏的主要形式，上级要对下属做年终鉴定。他还规定，德语是官方语言，要在几年之内，国家机关、各级司法部门和所有学校，一律改为用德文办公、办案和教学，取消拉丁语为官方语的规定。
1781年，约瑟夫二世颁布“臣民特许令”，规定在尚未废除农奴制的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地区同帝国其他地区一样废除农奴制。该法令规定：“全体臣民应在国家土地法保护下，享有完全的自由”。农奴由此获得解放，获得迁徙、结婚和选择职业的自由，取消了“农奴”这个名称，变成农民。法令规定取消贵族地主的免税特权。约瑟夫二世采取“解放农奴”，“保护农民”的措施也同玛丽亚·特莱西娅一样，并不是要真正铲除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关系。他曾对一位反对改革的贵族说：“如果我们不愿意期待农民什么也不给我们的时刻到来，做一些这样或那样的让步，不是更好一些吗?”
天主教会在查理六世和玛丽亚·特莱西娅时期有很大势力，不仅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而且通过教士控制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教会掌管教育，还通过书籍检查机构监督文学和科学事业。听命于罗马教廷的天主教会成为国家的一种分离势力和保守势力。要加强中央集权，就必须削弱天主教的影响，使教会摆脱罗马教廷，置于国家管辖之下。约瑟夫二世认识到这一点，对天主教会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他宣布剥夺教会的书刊检查和出版批准权;重新划分教区，与行政区范围一致起来。他下令取消700多所既不从事教育，又不进行医疗护理的修道院，把被解散的修道院的财产用来建造国家神学院，培养能为国家效劳的神职人员。
约瑟夫二世对新教和其它教派采取宽容政策。1780年10月13日，他公布了宽容契约法令，准许所有基督教教派，例如路德派、喀尔文派和希腊正教教徒享有宗教活动自由和担任公职的权利，准许新教教徒组织自己的教区。1782—1783年，公布了犹太人契约令，确保犹太教徒享有国家公民的平等权利，允许犹太人子女上大学和取得学位。
约瑟夫二世限制天主教势力，对教会进行改革的措施，引起了罗马教廷的震惊。教皇庇护六世亲自到维也纳，企图说服这位奥地利皇帝在前往“卡诺萨”①的道路上就此止步，缓和对教会的改革政策。然而遭到约瑟夫二世的婉言拒绝，教皇败兴而归。
教会改革的措施并不表明约瑟夫二世反对教会，其目的是建立一个摆脱罗马教廷控制，由国家管理的教会。
约瑟夫二世的改革触犯了贵族地主的政治经济特权，引起了贵族的不满和抵制。反动贵族和腐朽官僚串通一气，公开进行反抗朝廷的活动。约瑟夫二世忽视非奥地利地区经济、政治发展的差异，抑制这些地区的民族意识，激化了民族矛盾，给反对改革的势力造成了可乘之机。八十年代末，改革事业面临严重的危机。1789年，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哈布斯堡王朝管辖之下的奥属尼德兰发生了民族起义。约瑟夫二世被迫将奥地利军队撤离尼德兰，承认它的自决权，以避免这一地区脱离奥地利帝国。1790年，匈牙利农民举行起义，反对自1788年开始的奥、俄对土耳其的战争中强加给他们的沉重的战争负担。此刻，约瑟夫二世身患重病，卧床不起，在临终之前被迫停止在波希米亚、奥属尼德兰和匈牙利实行的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撤消了在匈牙利推行的“农奴解放”法令。他于1790年2月20日去世。临死前，他在自撰的墓志铭上写道：“这里安睡着一个国王，他心地纯洁，却不幸目睹他的全部努力归于失败。”事实上，除废除农奴制之外，他的许多政策，其中包括加强中央集权和确立新的官吏制度等，都为后继者所继承。约瑟夫二世可算是欧洲“开明专制”君主的一个代表人物。
奥地利近代化的开端
在战争频繁，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玛丽亚·特莱西娅和约瑟夫二世两代人进行的改革，历时50余年。虽然女皇较为保守，约瑟夫二世趋于激进，他们的共同目标都是借助封建专制权力，“自上”改革社会弊端，缓和阶级矛盾，以期建立一个经济发达、防卫能力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从客观效果看，应该说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在政治方面，废除了自中世纪延续下来的政权机构，从中央至地方建立起新的各级政权机构，削弱了地方领主的权势，限制了天主教的势力，加强了帝国境内各邦(除奥属尼德兰之外)的联系和中央政权的实力。改革之后设立的内政、外交、财政、司法、军事机构，为近代奥地利国家搭起了支架。建立行政学校培养新的官吏，是近代官僚体制的开端;实行新的征兵制，建立常备军，设立军官学校培养军事人才，奠定了奥地利近代军事制度的基础;统一立法和编纂法典，为近代司法制度的发展做了准备。
在经济方面，玛丽亚女皇和约瑟夫二世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调整贵族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改革之后，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下奥地利和阿尔卑斯山地区出现了纺织厂、呢绒厂、毛纺厂和麻织厂，兴办了制糖、造纸、玻璃、木材加工、冶金、化学和造船业，在奥地利历史上开始了空前规模的商品生产。以林茨毛纺厂为例，1762年由原来只有几十人的小厂发展为有4万8千人的大厂。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有些工厂的规模与林茨毛纺厂不相上下。当时，维也纳已有丝织、金属制品等各类工厂105家。城市人口有所增加，非农业人口由10%上升到改革后的20%以上。维也纳人口达到20多万，出现了维也纳、林茨、维也纳新城等工业城市。在玛丽亚时代，有相当多的贵族开始兴办工厂，他们利用官厅的经济协助，大力发展生产。一些商人和银行家也纷纷建厂。许多有成就的工厂主获得了“贵族”称号。这说明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有了一致的利益。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数也比过去有了明显的增长。
经济的发展使国力有所增强。同改革前比较，到1762年，国库收入几乎增加了一倍，由3，600万古尔登增加到5，600万古尔登，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
改革促进了科学文化的繁荣。这一时期，奥地利涌现出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世界著名的艺术大师，维也纳成为世界音乐之城。“奥地利人听不到音乐，就像失去了灵魂一样”。
当然，作为封建君主，玛丽亚女皇和约瑟夫二世的改革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局限性。他们是在加强王权和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并不希望人民群众参加。约瑟夫二世曾说过：“什么也不能依靠人民”。显然，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会危及封建专制统治;而没有人民群众的参加，就不可能挫败贵族反动势力的反抗。改革的结果，除奥地利本土之外，在帝国大部分领地上，仍然保存着农奴制。阶级矛盾没有得到缓和。玛丽亚女皇和约瑟夫二世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强制推行德意志化，把德语作为统一国语，鼓励德意志贵族在非德意志民族地区扩大地产和积累资本，有意识地把匈牙利变成帝国的农业附属地，阻碍了这些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改革不仅没有缓和帝国内部的民族矛盾，反而使之更加尖锐。
经过玛丽亚和约瑟夫二世的改革，随着国内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随着领主贵族以至君主自身日益向资产阶级的转化，奥地利的“开明专制”的改革在十九世纪初期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改革。落后的奥地利经过一个多世纪，终于赶上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由此可以说，“开明专制”时期是奥地利国家走向近代化的开端。① 查理六世统治期间,为确保王位世袭权,于1713年制定新王位继承法——《国本诏书》,明文规定哈布斯堡世袭领地不可分割,若无男嗣,应由长女继承王位。
② 古尔登是奥地利中世纪时银币名称。1古尔登为20格罗申约等于1.7马克。
① 在中世纪教皇与皇帝争夺授职权斗争中,1076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被教皇宣布革除教门。1077年1月,亨利四世到意大利请谒教皇格里哥利七世,悔罪求恕,在卡诺萨城堡门外冒雪哀求三天, 才获准恢复教藉。此处指约瑟夫二世的教会改革与历史上亨利四世与教皇争权有类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