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奥拉比运动包括两个阶段。1879—1882年5月是第一个阶段，这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时期，其主要内容是建立祖国党，推翻“欧洲内阁”，实行宪政，推行资产阶级改良措施。1882年5—9月是第二个阶段，这是奥拉比领导埃及人民同英国侵略者进行浴血奋战的时期。
英法“双重监督”制的建立
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失败后，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埃及便一步步沦为欧洲列强的半殖民地。欧洲移民大量涌入埃及，1836年的移民人数只有3万，1878年增至6万8千人。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的廉价商品大量倾销埃及。1840年英国输入奥斯曼帝国的商品为144万英镑，1842年骤增至376万英镑，所增之额大部分输入埃及。在英国廉价商品的打击下，穆罕默德·阿里开办的工厂接连倒闭。外国冒险家也争先恐后来到埃及，开办银行，成立公司，承包各类工程，进行土地投机，大量收购农产品。埃及的棉花输出，五十年代平均每年不超过50万堪他尔①， 七十年代最高时达到300万堪他尔。埃及变成英国的长绒棉供应地。1851年， 英国修建了贯穿尼罗河三角洲的铁路， 架设了电报线， 控制了埃及的铁路和电信事业。
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埃及欠了一笔还不清的阎王债。1862年， 埃及统治者赛义德首次向外国借款300万英镑。次年他死时，埃及的外债已达1千万英镑。伊斯梅尔上台后， 为了挥霍， 用自己的地产作抵押向外国借债。1865年他用36万5千费丹的土地作抵押从盎格鲁银行获得300万镑的贷款; 1870年他又从法西兰银行获得7，142，860镑的贷款， 用于修建为自己的种植园服务的糖厂和铁路线。到1873年， 埃及外债已达6，849万英镑。英、法银行家为埃及代发公债， 以低于票面20—30%的价格出售， 利息却仍按票面价格计算。这样， 仅利息一项就占去国家预算的大部分。埃及的财政状况更趋恶化。为了还债， 埃及于1875年将它拥有的苏伊士运河公司44%的股票(价值4亿法郎)， 全部低价(仅值1亿法郎)卖给英国。到1876年， 埃及的公私外债总额已高达9千多万英镑， 相当于政府岁入的10多倍。年息为8%， 每年仅付利息一项就耗费国家财政收入的2/3。这年4月， 埃及政府被迫宣布财政破产， 停止偿付债务。
英、法等国乘机对埃及政府施加压力， 要求其接受债权国对埃及财政的控制。伊斯梅尔进退维谷， 于1876年11月颁布命令，任命英国人为埃及国家财政收入和预算的总监督， 法国人为国家财政支出的总监督， 英、法“双重监督”制度就此形成。此外， 埃及政府还同意将亚历山大海关和全国铁路交由混合管理委员会管理， 这个委员会由英、法、奥、意和埃及代表组成， 英国人任主席。这样， 埃及的经济命脉已完全被外国资本所掌握。
1876年， 列强迫使伊斯梅尔同意建立由英、法、美、俄等14国组成的混合法庭， 该机构不但有权处理外侨之间及外侨与埃及人之间的纠纷， 而且有权否定埃及政府的裁决。1878年8月，英、法的忠实走卒努巴尔帕夏出任埃及首相，他任命英国人瑞佛斯·威尔逊为财政大臣，法国人德·布里尼叶为公共工程大臣，意大利人和奥地利人为副大臣。外籍部长拥有否决权，全面控制了埃及政府，被埃及人民讥讽为“欧洲内阁”。孙中山在评论埃及和美国举借外债的不同结果时指出：“埃及所以借外债而亡国者，失主权故也。美国初独立时亦借外债，而美国能兴者，则不失主权故也”。
在外国控制之下，埃及不得不将其每年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还债。实行双重监督后的第一年(1877年)，埃及财政总收入为950多万英镑，其中750万英镑付给了外国债权人。为了偿还外债，埃及政府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1863—1875年向农民征收的税款增加了4倍。欧洲内阁对农民横征暴敛，大批税吏和军人被派到农村征税，农民被迫缴纳两年的地租。许多农民因缴不起租税只得抵押土地，以押金缴税。农民的债务在7年内增加了16倍。结果，农村生产力遭受破坏，到处发生严重的饥荒，农民不得不以野草充饥，成千上万人死于饥饿和病疫。
在欧洲人把持下，埃及各级行政机构中的欧籍官员激增，到1881年底已达1，325人，超过政府机关雇员总数的10%。埃及职员处处受到排挤和歧视。欧洲籍职员的月薪金平均每人为300埃镑，而埃及职员只有30埃镑。这一切激起了埃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下级官吏及官兵的不满。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埃及民族工业开始回升。1858年，埃及政府颁布“赛义德法令”，规定埃及人有权自由使用、继承和买卖土地，并改实物地租为货币地租。这个法令奠定了土地私有制的基础，有利于农村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埃及资产阶级收购农民土地，种植棉花和甘蔗。美国内战期间，埃及出口作物及其加工业得到了较大发展，一大批净棉厂和糖厂建立起来。到1873年，埃及已有2万名产业工人。1860—1876年，铁路线从200多公里增加到1，800公里。亚历山大港成为世界上最大贸易港之一。埃及生产的棉花和蔗糖在世界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 在欧洲内阁统治下， 埃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处处受到掣肘和打击。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开始在埃及传播，其代表人物是贾迈勒丁·阿富汗尼(1838—1897年)。他生于阿富汗， 对伊斯兰教的历史和哲学有很深的造诣， 曾在伊斯兰各国讲学20余年， 1871年到埃及， 受聘为爱资哈尔大学教授。贾迈勒丁主张伊斯兰国家联合起来， 反对西方的侵略， 建立独立和自由的埃及。他认为没有自由就不能得到生存和幸福; 提倡教育救国，用历史上的伟大事迹来激发人民的爱国精神。他主张发展科学，曾带着地球仪进入课堂， 向学生讲解地球形状， 被顽固派辱骂为异端。贾迈勒丁的思想为将要兴起的埃及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
埃及最早的民族主义组织首先产生于军队之中。埃及军队的高级军官大多是土耳其人和契尔克斯人①， 而下级军官和士兵则都是土著埃及人。埃籍官兵受到歧视和排挤， 很少有人能升到中级以上的职位， 他们的薪饷也大大低于土、契族军官。在1875—1876年的埃及—埃塞俄比亚战争②中， 高级军官玩忽职守， 外籍顾问出卖情报， 致使埃军惨败，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1876年，以阿里·鲁比为首的一批中下级军官秘密串连， 建立了青年埃及协会，开始进行反对伊斯梅尔及英法双重监督的斗争。这个协会的核心人物便是艾哈迈德·奥拉比。
奥拉比(1839—1911年)出生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一个小村庄，幼年时在爱资哈尔接受过两年的宗教教育。他13岁参军，由于机敏能干，又正赶上赛义德起用埃籍军官，年约20就获得了中校军衔。他目睹封建统治集团卖国求荣，广大人民群众灾难深重，忧心如焚，逐渐接受了贾迈勒丁的主张。他热切向往西方式的“公正社会”，认为埃及“必须有一个根据宪法产生的代议制政府”。埃及在埃塞俄比亚战争中的失败，促使他直接投身于反对伊斯梅尔的革命活动。
1871年，埃及颁布“补偿法令”，规定地主一次付出一笔现款后可免缴土地年税一半，还可增收农民租税来补偿自己的损失;如法令废除，地主仍需每年缴纳全部土地税，已付款项等于白费。这个法令使埃及地主们获得了好处。但欧洲内阁为了转嫁财政困难，却准备取消该法令，增加部分土地的税额。1878年，一批地主出身的咨议会①议员联合部分知识分子、官员，组织了秘密的“祖国协会”(也称“赫勒万协会”②)，反对废除补偿法令。协会的主要领导人是穆罕默德·谢里夫和穆罕默德·苏尔坦。两人都拥有数千乃至上万费丹土地，受过西方教育，是议会中有影响的人物。
1879年1月，青年埃及协会和祖国协会联合起来，建立了埃及第一个政党——祖国党。当时，祖国党没有严密的组织，也没有统一的纲领，只是两个协会松散的联合体，双方不时在一起研究时局，协调行动。以奥拉比为首的军官们代表中小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党内的激进派。以谢里夫和苏尔坦为首的文职人员则代表大地主和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是党内的温和派。贾迈勒丁的思想对祖国党影响甚深，他的得意门生穆罕默德·阿卜杜是党内的主要理论家。祖国党提出了“埃及是埃及人的”这一响亮口号， 反映了全埃及人民的愿望。它创办《埃及报》、《商业报》、《祖国报》等报纸， 宣传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 抨击外国对埃及内政的干涉， 对发动群众起了重大的作用。
阿比丁宫广场事件
1879年2月， 欧洲内阁在威尔逊的指使下宣布裁减2，500名埃及军官， 并拒不发给拖欠10个月的薪饷。这一行动使长期蕴藏在广大官兵心中的怒火喷发出来。2月18日， 5千名下级军官、士兵和群众在军事学院教官拉蒂夫·塞里姆少校领导下， 在威尔逊把持的财政部门前举行示威， 反对这一措施，要求欧洲内阁下台。愤怒的示威者经过外交部时， 揪住路经这里的努巴尔和威尔逊，将他们关押起来。赫底威伊斯梅尔早就对欧洲内阁限制他的权力不满， 又害怕群众运动进一步扩大， 便急忙宣布答应示威者的要求， 解除努巴尔的职务。奥拉比没有参加这一事件， 当时他正在腊席德，但仍被作为幕后策划者受到审讯。他在法庭上伸张正义，认为官兵们的行为无可非议。
努巴尔虽然下台， 英、法两大臣却仍然赖在内阁中。埃及人民继续进行斗争。4月2日， 宗教领袖、军官、议员等提出一项民族法案， 要求建立完全由埃及人组成的民族内阁， 实行宪政。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 伊斯梅尔不顾英国反对， 于4月7日任命祖国党领导人之一谢里夫组织政府， 欧洲人都被逐出内阁。5月27日， 谢里夫向议会提出新宪法草案， 规定议会有立法权， 各部大臣对议会负责。新宪法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
伊斯梅尔的行动， 触怒了英、法等国政府， 它们要求奥斯曼帝国素丹废黜伊斯梅尔。1879年6月26日， 素丹正式宣布废黜伊斯梅尔， 任命他的长子陶菲克继任赫底威。
陶菲克(1879—1892年在位)是个出名的亲英派。他一上台便解散议会，拒绝批准新宪法草案。谢里夫被迫辞职。陶菲克任命英国人贝林①和法国人布里尼叶为两监督，并规定：两监督可以参加内阁会议，财政大臣每周应向两监督汇报一次，其它大臣则每月汇报一次。这就把双重监督从财政领域扩大到了其他领域，欧洲内阁实际上已死灰复燃。
9月21日， 陶菲克任命英、法的忠实奴仆里亚德组织内阁。里亚德正式废除补偿法令，将政府收入的一半左右偿付外债，廉价出售埃及每年分享运河公司15%的盈利权，使埃及在苏伊士运河公司里的一切权利丧失殆尽。里亚德政府还公然封闭祖国党办的报纸和其他爱国报刊，逮捕、囚禁和流放大批祖国党人，将贾迈勒丁驱逐出境。里亚德的陆军大臣欧斯曼·里夫基是个极端仇视爱国军官的契尔克斯贵族。他变本加厉地重用土、契族军官，排斥埃籍军官;把士兵看作是自己的奴仆，经常调动他们去干一些与军事无关的苦役;还长期扣发官兵们的薪饷。
1880年5月20日，以奥拉比为首的一批军官提出请愿书，要求改变在薪金和升级问题上的不平等状况;建立议会，实施宪政。7月，里夫基颁布法令，规定士兵服役期限不得超过4年，从而堵塞了土著族士兵提升为军官的道路。他还准备进一步裁减军官，以此来消除军队中的“危险分子”。
1881年1月14日晚上，奥拉比获悉：里夫基已决定将他和阿卜杜·阿尔·希勒米上校解除职务，赶出军队。法赫米上校赶到奥拉比家中，证实了这一消息。奥拉比、希勒米和法赫米三人经过商议，决定先发制人，要求撤换陆军大臣，改革晋升制度。次日，三位上校会见首相，递交了请愿书，书中称：里夫基“担任这样高的职务是不胜任的”。里亚德妄图压服三上校，他气势汹汹地质问道： “你们想干什么? 要撤换大臣吗? 你们要谁接替这个职务?”奥拉比毫不示弱， 反唇相讥： “难道埃及母亲只生了8个儿子就不再生育了吗?”意指埃及除里亚德及其7个大臣外就别无他人了吗?
为商讨对策， 里亚德召开内阁会议。陶菲克亲自与会， 坚决主张逮捕三上校，将他们交军事法庭审判。2月1日，三上校应召来到陆军部所在地尼罗河宫，一进门便被逮捕。消息传开，法赫米的部下穆罕默德·阿比德少校当即率一队士兵直奔陆军部大楼。他们砸开大门， 冲入楼内， 救出了奥拉比等三人。楼里的土、契族高级军官吓得四散逃窜， 里夫基跳窗逃走。当士兵们簇拥三上校来到大街上时， 军乐队高奏乐曲， 欢声雷动。接着， 人们又涌向王宫阿比丁宫， 坚决要求赫底威罢免里夫基。陶菲克深恐事态扩大，只得表示同意， 并任命巴鲁
奥拉比
底为陆军大臣。史称“尼罗河宫事件”或“2月1日事件”。
2月1日事件使奥拉比和军队成了民族运动的发言人和英雄。许多地主豪绅、宗教长老、文职官员纷纷前来与奥拉比联系， 表示支持。里亚德不甘心失败。8月，里亚德要求赫底威发布命令，将奥拉比等人率领的部队调出开罗， 巴鲁底坚决反对。陶菲克撤掉巴鲁底的职务， 任命自己的妹夫达乌德·亚昆为陆军大臣。9月8日， 亚昆宣布奥拉比所部调往亚历山大， 希勒米所部调往达米埃塔。奥拉比及祖国党的其他领导人当即决定马上行动。
9月9日下午4时，奥拉比及其战友们率领步兵、骑兵和炮兵部队约4千人，汇聚阿比丁宫前广场，向赫底威武装请愿，提出4项要求：里亚德政府辞职; 实行宪政; 军队人数增至1万8千人
①;改善埃籍军人待遇。成千上万的开罗市民和各地群众代表前来声援。陶菲克被迫在英国财政监督官科尔文、英国驻亚历山大领事科克森和英籍埃军总参谋长斯通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广场会见示威的军民。他训斥奥拉比： “你为什么带着部队到这里来?”奥拉比答道： “我的陛下，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向您陈述全军和全民族的要求。这些都是正当的要求。”赫底威咆哮道： “你们无权提出这些要求。朕从祖先那里继承了这个国家。你们算什么东西，不过是受朕恩典的奴才而已!”奥拉比振振有词地说：“真主把我们创造出来，是要我们做自由人，而不是去当人家的什么遗产和产业。我向独一无二的真主起誓：从今以后，我们决不被人当继承品，也决不受人奴役。”科尔文等要赫底威对奥拉比采取强硬措施，他不知所措地喃喃低语： “我能做什么?我们已被武装暴徒四面包围，我们会被杀死!”第二天，陶菲克宣布解散里亚德内阁，同意将实行宪政等要求呈报君士坦丁堡。9月14日，他任命谢里夫组阁，巴鲁底再次出任陆军大臣。这一事件史称“阿比丁宫广场事件”或“九·九兵谏”。
奥拉比的改良活动
阿比丁宫广场事件之后，埃及各种政治力量开始了新的组合。祖国党发生了分裂。英法政府由幕后走向前台， 一场武装干涉和反干涉的斗争即将展开。
以谢里夫为首的保守派， 组阁后不愿再前进， 因为他们大都与王室和外国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并不想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和双重监督制度。以奥拉比为首的激进派却主张逐步摆脱外国对埃及的政治、经济控制， 扩大议会权力，限制赫底威的权力，进而废黜赫底威， 建立共和国。
谢里夫一担任首相， 就提出军人不得干预政治， 并把奥拉比和希勒米的部队调离开罗。1881年10月8日， 奥拉比在开罗车站对送行的群众发表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同胞受尽欺凌和奴役， 而那些外国人却在我们的国土上作威作福时， 我们的爱国主义激情和阿拉伯人的热忱就驱使我们为维护国家的独立， 解放自己的国土和争取民族权利而战斗。”
在选举新议会时， 谢里夫一伙玩弄各种手法， 排斥奥拉比的支持者，使当选的议员中多数是保守派。苏尔坦被选为议长。为了控制舆论， 谢里夫封闭了支持奥拉比、反对双重监督的《汉志报》和《埃及报》，颁布出版法令， 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在拟定新宪法草案时， 谢里夫以偿还外债为由， 取消了议会讨论国家预算的权力， 公然站到了赫底威和英、法两监督一边。这个草案不仅遭到以奥拉比为首的革命力量的强烈反对， 也遭到了1881年12月26日召开的议会中多数议员(包括许多温和派议员)的反对。他们认为， 偿还外债只涉及到埃及国家收入的一部分， 而其余部分则在国家控制之下， 因此议会当然有权过问和讨论国家的预算。议会里的这场争论说明： 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破裂势不可免。赫底威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谢里夫内阁已无法控制局势。英、法两国政府对此焦虑不安。
1882年1月8日， 英、法两国向埃及政府递交联合照会， 声称：“保持赫底威的王位是目前和将来在埃及维持良好秩序和普遍繁荣的唯一保证”，并威胁道：“两国政府密切联系，决心以共同努力反对可能威胁埃及现有秩序之一切纷扰的根源，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来的。”照会露骨的威胁性语言激怒了埃及人民，许多对英、法抱有幻想的人转而支持奥拉比。革命派的队伍迅速壮大。在议会内，主张有权审议预算的力量也大大加强。谢里夫眼看局面难以挽回，只得于2月2日宣布辞职。2月4日，巴鲁底出任首相。奥拉比在新内阁中担任陆军大臣，是内阁的实际负责人。祖国党内的激进派掌握了政权。
从1882年2月4日至5月25日，巴鲁底一奥拉比执政期间，是奥拉比运动的重要阶段，他的许多政治思想这时得到了阐发和实施。新内阁通过了一系列改革法令。首先迫使赫底威批准了“基本法”(也称“革命宪法”或“1882年宪法”)，它规定内阁不向赫底威而向议会负责，议会有权讨论并通过全部国家预算。这实际上废除了双重监督制度。接着，政府解雇了一批外国官吏和顾问，剥夺里夫基等40名军官的军衔，并放逐至苏丹;将300名无能的土、契族军官清除出军队，提升了900名土著军官、并授予奥拉比等几位激进派军官以将级军衔和帕夏称号。土著军官基本上掌握了埃及军队的指挥权。
新政府还在司法、税收、普及教育、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等方面开始实施一系列改革。如取消尼罗河泛滥时期河水的垄断权，废除徭役制和鞭笞征税制，保护农民免遭外国高利贷的盘剥，开办本国农业银行，改革混合法庭制，女子同男子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消灭曼麦鲁克制使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处。
由于巴鲁底内阁存在仅3个多月，奥拉比的这些改革措施大多未能实现。即使这样，这些改革设想和措施仍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是埃及民族资产阶级掌权后求生存图发展的首次尝试。但是，奥拉比的改革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英法的双重监督制、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和赫底威的统治基础，因而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奥拉比没有提出明确的土地纲领，以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但是， 他的改良运动仍然得到了农民的支持。在奥拉比的号召下，一些地区的农民自发地起来斗争。他们拒绝向地主缴纳租税，拒绝偿还外国高利贷者的欠债。在王室拥有大地产的上埃及明亚省， 农民要求夺取和分配王室的土地， 没收王室的制糖厂， 建立由土著村长组成的地方政府。
农民的斗争虽然局限在少数地区且是自发性的， 但他们的斗争是在奥拉比领导的改良运动的影响下发生的， 并且把反殖民统治同反封建压迫结合起来， 对进一步促进农民的觉醒， 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
亚历山大和开罗保卫战
5月20日， 英、法舰队以保护侨民为借口，驶抵亚历山大港，进行武力恫吓。25日， 英、法再次向埃及政府递交联合照会， 蛮横地要求巴鲁底内阁辞职， 把奥拉比逐出埃及， 法赫米和希勒米调离开罗。巴鲁底断然拒绝。陶菲克却背着内阁接受了英、法的要求。26日， 巴鲁底内阁辞职， 以抗议赫底威的举动。军队、议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要求奥拉比留任。陶菲克不得不同意这一要求。此后几个月， 奥拉比实际上成了埃及政府的首脑。陶菲克眼看自己在开罗已站不住脚， 便以避暑为名， 带着一伙亲信逃往亚历山大。
6月11日， 亚历山大发生了流血惨案。一名英籍马耳他人与一名埃及人的争吵， 很快演变为一场大规模武斗。直至奥拉比派出的正规军赶到， 事态才被制止。在这场冲突中，有数百人丧生，其中有约50名欧洲人。
西方学者历来将6月11日的事件说成是革命运动引起的“宗教狂热和仇外情绪的自然结果”，并宣称：正是由于这次事件，英国才不得不干涉埃及，以保护欧洲人的生命财产。这种说法完全歪曲了事件真相。实际上，赫底威和亚历山大行政长官奥马尔·鲁特菲的策划才使事态扩大。
鲁特菲是个仇视革命的契族人，在巴鲁底内阁辞职后，曾被内定为新陆军大臣，后因奥拉比留任而未能如愿，对奥拉比耿耿于怀，同逃亡亚历山大的陶菲克勾结起来反对奥拉比。6月5日，赫底威在给鲁特菲的信中说：“奥拉比在报纸上保证要维护公共秩序，并表示要对领事们负责，如果他成功，列强会信赖他，而看不起我们。(英法)舰队还在亚历山大水域，人们思绪激动，欧洲人和其他人的争吵即将爆发。所以你现在要选择：或是为实现奥拉比的保证效劳，或是为我服务。”这是陶菲克唆使鲁特菲制造事端的铁证。事件爆发后，鲁特菲指挥的警察及地方部队迟迟不介入，致使事态扩大。由他控制的电信系统也没有及时向开罗报警，使奥拉比的正规部队很晚才赶到现场。
此外，英、法舰队驶抵亚历山大早已激起埃及人的愤怒，各国领事武装亚历山大欧籍居民的挑衅行动更加剧了对立情绪。英、法对这一事件的发生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6月11日事件后，欧洲各国报纸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大肆渲染亚历大山的“血腥暴行”，主张入侵埃及的言论甚嚣尘上。7月初，奥拉比派增援部队到亚历山大，组织军民加紧构筑防御工事，准备抗击侵略者。他警告欧洲列强，一旦战争爆发，它们将丧失全部贷款，8千万镑国债、2千万镑农民向外国银行的借款也将被一笔勾销。
7月3日，已经拥有14艘船舰的英国舰队司令西摩接到指令：制止埃及人构筑堡垒，必要时以武力摧毁之。他立即通知埃方停止筑垒，但埃及军民不予理睬。10日，西摩发出最后通牒，如在24小时内工程仍不停止， 他将开火。奥拉比断然拒绝这种无理要求， 他说：“交出炮台将导致英国舰队利用它来反对埃及”。11日上午7时， 英军开始猛轰亚历山大。当时亚历山大的埃及驻军人数不足700人， 85%的火炮是在穆罕默德·阿里时代铸造的。
亚历山大人民同仇敌忾， 他们在枪林弹雨中来回奔跑， 运送物资， 救护伤员， 还高唱着诅咒敌人的歌曲。英舰的炮轰达10小时。埃及军民约有2千人死亡。城内的火势迅速蔓延， 繁华市区已成一片瓦砾。为了避免使军队和平民遭受更大伤亡， 奥拉比下令撤退。15万军民随奥拉比撤出亚历山大。7月13日， 2万5千名英军在亚历山大登陆。陶菲克及谢里夫、苏尔坦投靠了侵略军。
奥拉比率军撤到亚历山大东南30公里的库夫尔一道瓦尔村一带。此地是位于三湖
①之间的一条狭窄通道， 两侧都是浅滩或沼泽地， 易守难攻。奥拉比利用这一有利地形， 动员5千农民， 挖壕修堑， 架起50门大炮， 建立新防线， 扼守开罗。他还决定征收临时战争税，每费丹土地收10个皮亚斯。埃及人民踊跃捐献物资，青壮年纷纷报名参军。许多贫苦农民献出了自己年收成的一半。一位富翁捐献的布匹可供3千名士兵制作军装。仅在30天内， 一支10万人、8千匹马、4千头骡子的志愿军就组成了。
7月13日， 当了英国傀儡的陶菲克命令奥拉比停止抵抗， 去亚历山大谈判。驻埃英国官员给外交大臣格兰维尔的密报说：“赫底威已召他(奥拉比)前来此地; 如他来，就逮捕他; 如他不来，就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奥拉比拒绝执行这一命令。陶菲克下令罢免奥拉比， 并要求全国军民立即停止抗战。奥拉比及其战友们针锋相对， 随即在开罗召开国民大会， 宣布废黜赫底威， 授予奥拉比“埃及保卫者”的光荣称号。
8月5日，英军对库夫尔一道瓦尔一线接连发动进攻，均被击退。英国格拉斯顿政府骑虎难下，不得不要求议会拨款250万英镑，并从英国本土和印度增调2万陆军赶赴埃及。英军对埃及的侵略暴行激起了英国人民和欧洲各国人民的义愤，也使各国政府耽心战火会危及苏伊士运河的安全通航。
7月19日，列强在君士坦丁堡开会讨论运河安全问题。英国政府表示：只要埃军不在运河区设防，英军就不进入该地区。实际上，英国的保证完全是烟幕。英军指挥部此时已制定了偷袭运河的计划：以部分兵力继续攻击库夫尔一道瓦尔一线，摆出要从西面进攻开罗的态势，而以新到的主力部队突然插入运河区，从东面直逼开罗。为实现这个计划，英国派人拿着陶菲克开列的名单，以重金收买当地的贝都因人部落酋长。陶菲克和苏尔坦等人也派奸细混入开罗和奥拉比军中，收买抗英力量内部的动摇分子。
8月中旬，英军增援部队开到埃及。埃军许多高级将领要求立即进驻并封锁运河，但奥拉比犹豫不决。运河公司法籍负责人莱塞普斯向奥拉比保证：英国人绝不会进入运河，如英军进入，法国就会采取行动。奥拉比轻信了这一保证。8月19日，西线英军将攻击矛头指向亚历山大附近的艾布基尔，奥拉比急忙调兵前去支援。当天夜里，英军主力突然掉头东进，逼近苏伊士运河口。
8月20日，埃军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在与会者强烈要求下，奥拉比终于下达了进驻运河的命令，但为时已晚。就在这天，英军接连占领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港，控制了整个运河区。英军总司令沃尔斯利后来宣称：如果奥拉比早一步封锁运河，英军就只好呆在海上了，“24小时救了我们”。恩格斯指出：“如果阿拉比(即奥拉比——作者)很聪明，避免任何决战，向中埃及和上埃及撤退的话，事情就会大大拖延下去。且还不说，在尼罗河稍微提前涨水的情况下，掘穿大堤就可以使英国人的一切全都付之东流。”
①8月底， 英、埃两军在离开罗数10公里的泰勒凯比尔以东的卡撒辛遭遇。埃军起初打得很不错， 多次打退了英军进攻， 英军指挥官差点当了俘虏。但是， 前来增援的埃军被暗中通敌的贝都因人带入歧途， 没能赶到战场。结果英军援兵赶到，埃军转胜为败，被迫后撤。英军随即进抵泰勒凯比尔一线。奥拉比的两位亲密战友法赫米和拉斯里得负伤， 形势危急。
此时， 奥拉比仍未果断调精兵强将来东线参战。希勒米率领的精锐部队一直被留在达米埃塔防备英军登陆。在泰勒凯比尔战线， 埃及正规军总共不到1万人， 其余大都是未经实战训练的新兵。奥拉比对敌情也不甚了解， 一味轻信负责侦察工作的内奸萨沃德。9月12日， 萨沃德谎报英军无发动进攻的迹象。埃军放松了戒备。当夜， 英军悄悄逼近了埃军前沿阵地。13日拂晓， 英军突然发起进攻。从睡梦中惊醒的埃军官兵阵脚大乱， 但仍作殊死抵抗。炮兵们顽强战斗， “刺刀捅入他们后背时仍在发射炮弹”。经过一场激战， 埃军终于全线溃退， 4千名左右埃军官兵阵亡。
奥拉比星夜赶回开罗， 准备组织力量再战。但赫底威收买的人反对继续抵抗。奥斯曼素丹宣布奥拉比为叛逆的消息也已传来，更使一部分人动摇。9月15日， 英国兵临开罗城下。一部分议员和上层文武官员竟打开城门， 向英军投降。奥拉比和巴鲁底等抗英领袖均被英军逮捕。坚持了100多天的抗英战争遂告失败。
失败原因和深远影响
奥拉比领导的抗英斗争之所以遭到失败， 除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以外，从抗英阵线内部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以奥拉比为首的祖国党领导人对西方殖民列强抱有幻想。7月11日前，奥拉比等人一直存有侥幸心理，以为格拉斯顿的英国自由党政府不一定会诉诸武力。7月11日以后，奥拉比又过分相信法国和其他强国会约束英国。
第二，奥拉比及其战友们对赫底威的卖国面目认识不足，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镇压反动分子和肃清内奸，留下了无穷后患。主力部队指挥官阿里·优素福，骑兵侦察队长阿卜杜勒·拉赫曼·哈桑都被收买，在关键时刻破坏了抗英斗争。
第三，祖国党所代表的埃及地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集团，本身是软弱的，内部是分裂的。谢里夫、苏尔坦公开倒向反动营垒。奥拉比和巴鲁底也未能采取得力措施将各项改革推行下去，因而也就不可能充分动员群众，组建一支强大军队。
第四，奥拉比坚持大埃及主义，赞同埃及对苏丹的占领，认为苏丹是埃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奥拉比反对苏丹马赫迪起义。抗英战争开始后，奥拉比等人仍将数万埃及军队留驻苏丹，并派阿卜杜·卡迪尔领兵6千去围剿马赫迪。结果全军覆没，大大削弱了埃及的防务力量。
第五，战争进行过程中，以奥拉比为首的埃军司令部在指挥上失误甚多。特别是忽视了东部防线，致使埃军在几次关键性战斗中败北。
埃及人民的抗英战争虽然失败了，却使不可一世的英国殖民者遭到了迎头痛击。埃及人民的抗英战争在西亚、北非地区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穆斯林把奥拉比视为“伊斯兰教的领袖和支持者”。叙利亚、利比亚和突尼斯的穆斯林组织志愿军，准备开赴埃及。也门和汉志地区的穆斯林派代表前来声援。印度的穆斯林也积极响应奥拉比关于发动圣战，支持埃及的号召，开展声援活动。
埃及军民的斗争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它向世界宣告，资本主义列强在攫取殖民地、瓜分世界的道路上， 每走一步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它客观上为苏丹马赫迪大起义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也极大地鼓舞了马格里布人民的抗法斗争和亚非其他地区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
对奥拉比运动， 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看法， 分歧集中在如何看待1879—1882年5月这一时期， 由奥拉比领导的改良运动。在埃及， 有的史学家通常把奥拉比创建祖国党、领导1881年1月请愿和“九·九兵谏”、1882年2至5月在巴鲁底内阁任职期间的改革措施， 称为“奥拉比革命”或“奥拉比起义”(在阿拉伯语中， “革命”与“起义”同是一个词)。也有的史学家把它称为“奥拉比起义或奥拉比运动”， 认为奥拉比运动“不是一次纯粹的军队起义， 而是一次革命”。近年来又有学者把它称为“忠诚的人民革命”， 有“各阶层人民参加的民族革命”。苏联学者也称“九·九”事件为革命事件。
我国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 他们认为： “奥拉比领导的斗争不是一场革命， 也不是一次起义， 而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因为这场斗争的目的， 仅仅是在保持现存制度的基础上， 进行某些改良， 以求得民族资产阶级的生存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奥拉比的改革措施既没有触动英法的双重监督， 也未动摇奥斯曼帝国对埃及的宗主权和赫底威的统治基础。
① 埃及重量单位,1堪他尔约等于44.928公斤。
① 契尔克斯人原住在里海与黑海之间的高加索一带的契尔克斯区, 因而得名。他们自阿尤布王朝(1171—1250年)起, 被当作奴隶卖到埃及, 充当卫队。
② 1875年, 伊斯梅尔在英国的唆使下, 发兵侵略埃塞俄比亚,以切断其出海口,埃塞俄比亚皇帝约翰四世在人民的支持下, 打败了埃及军队的进攻。
① 埃及议会是伊斯梅尔1866年所建,仅拥有咨议权。
② 因其活动中心设在开罗附近的赫勒万城。
① 即后来统治埃及的克罗默。
① 奥斯曼帝国素丹规定埃及军队人数为1万8人,但英、法两国监督一直要求将埃军人数减至这个数字以下。
① 即阿得科湖、艾布基尔湖和麦尔郁特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第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