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下，几乎是在战后废墟的基础上把自己的祖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工业国变成一个拥有先进工业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波兰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几经挫折，遇到不少困难。先后发生1956年波兹南事件和十月事件、1968年三月事件、1970年十二月事件、1976年六月事件、1980年事件，其中以1980年事件延续的时间最长、后果最严重。1980年事件始于因1980年7月1日波兰政府宣布提高肉和肉制品价格40—60%而引起的抗议罢工。1981年12月13日，当全国性的工潮使波兰经济濒于崩溃时，波兰当局被迫采取非常措施，宣布全国处于战时状态，对全国实行军管，制止了混乱局面的发展。经过1年7个月的军管，国内经济和政治形势趋于稳定，1983年7月22日，波兰当局宣布结束战时状态，历时3年多的1980年波兰事件才告结束。
事件的过程
1980年波兰事件可分为以下五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从1980年7月1日到8月13日。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工人自发地，分散地举行罢工，抗议肉价上涨，要求政府给予补贴。7月1日，东南部热舒夫省的小城市米耶莱茨一家交通设备厂的工人首先举行罢工。7月2日，华沙郊区乌尔苏斯拖拉机厂近半数的职工罢工。这一天，华沙钢厂和罗兹的一些工厂也发生罢工事件。7月16日，临近波苏边界的卢布林市的工厂、企业和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封锁了卢布林的铁路线，使铁路交通中断了4天;政府派了一名副总理同工人谈判，答应增加工资15%， 即每人增加400—600兹罗提(合13—20美元)。政府还同意给30家工厂工人增加10%的工资以抵销肉价上涨。当时职工的平均工资为5000多兹罗提(合170美元)。8月10日，华沙清洁工人举行了6天罢工，政府给每个工人增加了1000兹罗提的工资。但是，罢工浪潮继续蔓延，逐步扩大到全国。
第二阶段从1980年8月14日到9月6日。这时罢工已由分散转向联合。罢工者不只提出了经济要求，而且也提出了政治要求。经济罢工逐渐转变为政治罢工。
8月14日，波兰最大的造船厂——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1.6万名工人举行罢工，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推选在1970年12月曾经担任罢工委员会成员的电工莱赫·瓦文萨为主席。8月16日，格但斯克21个工厂的工人成立了厂际罢工委员会。8月19日，什切青的罢工工人也成立了厂际罢工委员会。8月22日，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向政府提出了21项要求，主要内容是成立自由工会;保证罢工者的罢工权利和安全;保证言论和出版的自由;释放政治犯;发给罢工者在罢工期间的工资;将每个职工的每月基本工资增加2000兹罗提;在价格上涨和货币贬值时，要保证工资的自动增长，满足对国内市场的食品供应;宣布星期六为休息日。
在8月份的罢工中，工人们还强烈要求党和政府改变错误的经济政策和错误的管理体制。政治反对派“社会自卫委员会”力图把罢工引向反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和苏联。8月14日和15日，反对派在华沙组织了约有数千人参加的游行示威，纪念在1920年波苏斗争中阵亡的波兰士兵。8月20日，警察当局逮捕了114名“社会自卫委员会”成员，经过谈判，以政府副总理卡齐米日·巴尔齐科夫斯基为3首的政府委员会同以马里安·尤尔奇克为tl首的什切青厂际罢工委员会签署了复工的议定书。8月31日，以政府副总理米切斯瓦夫·雅盖尔斯基为首的政府委员会同以莱赫·瓦文萨为首的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签署了同样的议定书。9月3日，以政府副总理亚历山大·科佩奇为首的政府委员会同以雅罗斯瓦夫·显克维支为首的卡托维兹地区厂际罢工委员会也签署了议定书。格但斯克议定书规定，在“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对国家所起的领导作用”、“遵守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所确定的原则”和“不破坏业已确立的国际联盟体系”的前提下，政府同意成立“新的、独立的、自治工会”。议定书还就工人提出的罢工权利等要求做出具体规定。9月初，各地工人相继复工，罢工暂告结束。
9月6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八届六中全会，解除了爱德华·盖莱克的党中央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职务，选举政治局委员斯塔尼斯瓦夫·卡尼亚为党中央第一书记。
第三阶段从1980年9月6日到1981年9月4日。这是波兰独立自治“团结”工会成立和发展的阶段。1980年9月，波兰独立自治“团结”工会成立。11月10日，波兰最高法院批准“团结”工会登记。“团结”工会成为合法的工人组织，会员人数很快达到1000万，其中有100万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占该党党员人数的1/3。党、政府和广大群众，其中包括不少“团结”工会会员，期望在协议签字后全国形势会好转。但是，“团结”工会在反对派组织“社会自卫委员会”和“独立波兰同盟”的教唆下重新罢工。
1980年11月3日，数百名华沙市民到波瓦斯基公墓，悼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苏联斯摩棱斯克附近卡廷森林被杀害的1万多名波兰军官。
1981年2月11日，波兰议会任命国防部长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大将为部长会议主席。2月12日，雅鲁泽尔斯基在议会发表施政演说，呼吁“团结”工会停止罢工，给政府以3个月的和平工作日，使政府在这段时间里做好食品供应，增加短缺物资的生产，压缩投资，整顿农业，号召矿工在星期六继续工作，多生产和多出口煤，以减轻经济危机。但是，他的号召没有得到响应，罢工浪潮继续发展。
波兰统一工人党在1981年7月举行的第九次特别代表大会上，提出了革新和协商路线，继续希望同“团结”工会领导人达成协议，以摆脱危机。“团结”工会中的极端分子和他们的顾问把波兰统一工人党提出的革新和协商路线视为软弱的表现，肆无忌惮地破坏了1981年8月举行的关于恢复公共秩序的谈判。罢工浪潮遍及全国。
第四阶段从1981年9月5日到12月13日。“团结”工会中的极端派头头准备夺权，推翻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团结”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从1981年9月5日在格但斯克召开，大会分两阶段进行，历时18天。参加大会的除896名“团结”工会代表外，还有“社会自卫委员会”的150名成员和“独立波兰同盟”的75名成员。大会通过的文件完全抹煞36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攻击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宣称现政权已无力履行自己对社会的义务和有效地进行活动，为此必须由“团结”工会接管政权。大会选举瓦文萨为“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
在这期间，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了九届四中全会(1981年10月16—18日)。全会讨论了当前形势。许多中央委员批评党中央领导软弱无力，助长了反社会主义势力，使党的各级组织处于瘫痪状态。有的中央委员发出了“拯救波兰”的呼吁，要求党中央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制止控制着“团结”工会的敌对分子和冒险分子的破坏活动。全会接受卡尼亚辞去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要求，选举雅鲁泽尔斯基为党中央第一书记。
1981年12月3日，“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在腊多姆召开秘密会议，决定通过总罢工和建立工人卫队，夺取全国政权。12月11—12日，“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头头，齐集格但斯克，决定在12月17日，即1970年十二月事件10周年纪念日，分别在华沙和格但斯克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然后夺取政权。
波兰当局决定先发制人。1981年12月13日，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亨里克·雅布翁斯基根据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宣称波兰从12月13日起进入战时状态。这一天，根据国务委员会的法令，成立了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救国军事委员会。雅鲁泽尔斯基向全国人民发表了广播讲话，阐明了波兰进入战时状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波兰当局宣布波兰进入战时状态是避免内战、防止外国武装干涉，使国家摆脱危机和免于崩溃的唯一出路。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已经拘捕了“团结”工会和反对派组织的头头以及在70年代对导致国家深刻危机负有责任的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其中有前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和前部长会议主席雅罗谢维奇)。全国大约有5000人被拘捕。同一天，军队进驻工厂、矿山和企业。只有西里西亚“武耶克”矿井少数“团结”工会极端分子不服从军管，寻衅闹事。波兰当局已控制了全国局势。
第五阶段从1981年12月1 3日全国进入战时状态到1983年7月22日战时状态结束。军管以后，全国工矿企业逐渐恢复生产。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波兰实行经济制裁，取消了一切贷款，中止了贸易，给波兰造成105亿美元的经济损失。1982年10月， 波兰当局取缔了“团结”工会。1983年5月，根据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倡议，成立了民族复兴爱国运动委员会， 这意味着民族协商路线的胜利。1983年7月22日，波兰当局鉴于局势已经稳定，宣布取消战时状态，并实行大赦，释放了被拘捕的人员。波兰人民终于渡过了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1985年10月，波兰举行了第九届议会选举，有78%的公民参加了选举，支持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革新和协商路线。波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80年波兰事件最初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团结”工会成立后，特别是1981年9月“团结”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性质发生了变化，变成了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两种力量的搏斗。波兰当局坚决果断地实行军管，粉碎了反社会主义力量的进攻，保卫了社会主义制度。
事件发生的经济原因
1980年波兰事件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和历史根源，它是近40年各种矛盾积累的结果。
这次危机的直接经济原因是以盖莱克为首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的错误的经济政策和陈旧的经济体制;但是，这次危机的经济根源要追溯到1948年，当时波兰统一工人党被迫放弃按本国特点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即所谓“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而接受了苏联模式。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曾经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①波兰共产党人遵循列宁的教导，提出了按波兰特点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由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起草的波兰工人党纲领宣言《我们为什么而斗争》(1943年1 1月)，第一次提出了人民波兰的经济和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包括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工业(冶金厂、煤矿、油井、军事工业、机械制造业、 大的加工工业)、银行、运输业实行国有化”，保护中小工商业和手工业，实行土地改革，发展农业生产。纲领暂时没有提出农业合作化问题。政治纲领包括在反法西斯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制度，保持波兰传统的多党制度和议会制度。上述纲领为1945年12月召开的波兰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简单地被称为“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
由于美苏之间出现了冷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苏南冲突，斯大林不允许东欧国家在革命和建设上具有自己的特点，把对苏联模式的态度当作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标准。“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在1948年8—9月举行的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会上遭到批判。哥穆尔卡被戴上“右倾民族主义”的帽子，并被免去党的总书记的职务。中央全会选举鲍莱斯瓦夫·贝鲁特为党的总书记。在1948年12月举行的由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而成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按苏联模式制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六年计划(1950—1955年)，开始了以发展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
在执行六年计划的过程中，由于重工业(主要是军事工业)投资过多，造成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之间比例的严重失调和消费品的严重不足，人民生活遇到很大困难。由于强行推行农业合作化政策，建立了近1万个农业生产合作杜，但是农业生产下降了。在1956年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以后，波兰的政治经济形势恶化，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滋长，终于爆发了波兹南事件和十月事件。
1956年10月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否定了1948—1956年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以及破坏民主集中制，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等错误，选举哥穆尔卡为党中央第一书记。他重新提出“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着手改革经济体制，成立了以著名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教授为首的经济委员会，准备建立波兰的经济模式。在1956—1958年间，波兰政府调整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增加了对农业的投资，经济情况大有好转。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1960年)顺利完成。
由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新变化，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害怕波兰改革会引起新的动乱，要求哥穆尔卡停止改革。哥穆尔卡在国内也遇到保守势力的顽固反抗，不得不放弃改革。从1959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波兰又按旧的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60年代期间，国民收入中的积累比重又不断上升，从1960年的24.2%，上升到1968年的28.8%，1969年又上升到29.7%。在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61—1965年，1966—1970年)，投资每年平均增长7%和8.5%，增长速度高于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此同时，波兰是经互会国家中消费水平提高最慢的国家，也是农业发展最落后的国家。在这10年里，每年实际工资增长不到2%。1969—1970年，由于农业歉收，市场供应紧张，政府不得不在1970年12月大幅度提高食品的零售价格，结果引起了沿海城市的罢工事件，导致哥穆尔卡下台。
盖莱克1970年12月事件以后接任党中央第一书记，他没有从他的前任那里接受教训。在1971年12月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盖莱克提出了“高速发展战略”，即所谓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政策。70年代初期，由于国际市场石油和其他原材料价格低廉，波兰的商品容易出口，向西方国家借贷条件比较优惠，实行“高速发展战略”具有有利的外部条件，冻结物价和迅速提高工资的政策刺激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加上1971年、1972年风调雨顺，农业丰收，在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的头3年里，生产和消费获得了同步高速增长。在1971—1973年，工业生产每年递增7.8%、 11.1%、11.4%， 3年里共增加了36%。在此期间，农业生产增加了19%，职工工资增加了24%，几乎为上个五年计划的4倍。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加了62%，每年递增10%，大大超过了计划规定的38—39%，工业生产增加了73%，而原计划为50%，农业生产增加了33%，原计划为19—21%;职工工资人平均由1970年的2235兹罗提， 增加到1975年的3500兹罗提。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指标都超额完成。生产和消费的如此高速度增长是人民波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盖莱克的“高速发展战略”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它没有立足于本国条件，而是建立在有利的国际市场的行情和优惠的外国贷款的基础上的，上述条件一旦发生变化，这个战略就将失败。早在1972年，就有人提出“我们跑得太快了!”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要求削减投资，降低消费，以避免新的经济危机的发生。但是，以盖莱克为首的党中央为第四个五年计划的胜利而陶醉，决定按原定方针办。在1975年12月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 盖莱克又提出“进一步高速发展”、“建设第二个波兰"、“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等“左”的口号，“七大”通过的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规定，国民收入将增加40—42%，工业生产将增加48—50%，农业生产将增加15—16%，实际工资将增加16—18%，投资总额将比上个五年计划的14540兹罗提增加7000—7430亿兹罗提，即增加37—40%，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冒进计划。
从1973年秋起，国际市场发生急剧变化，进口的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价格大幅度上涨，波兰的商品出口遇到困难，贷款的利率猛增。从1975年起，由于气候干旱，农业连年歉收，市场上的食品供应，特别是肉的供应又趋紧张，政府不得不使用贷款，进口大量的粮食和饲料。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和经济困难日益增长的情况下，盖莱克仍不愿放弃“高速发展战略”。为了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政府不得不作出提高肉类和食品价格的决定。1976年6月23日，当部长会议主席彼得·雅罗谢维奇在议会宣布提价的决定以后，腊多姆的工人首先举行罢工。党和政府害怕罢工浪潮蔓延，遂于6月25日取消了提价的决定。工潮虽已平息，但是经济形势更加恶化。
经济恶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积累引起了国民收入的下降。在哥穆尔卡执政的60年代末期，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接近许多国家公认的最高界限——30%。盖莱克实行“高速发展战略”，使积累的比重突破了30%： 1974年为35.6%，1975年为35.2%，1976年为34.1%，1978年为30.8%，直到1979年才降到26.2%o。高积累引起的高投资，超过了波兰当时的施工力量、原材料供应和运输的承受能力，使成批的项目不能按期投产，降低了建设速度，造成了国民收入的下降。1971—1975年间，国民收入每年增加10%， 1976年，国民收入增加6.8%， 1977年增加5%， 1978年增加3%，1979年下降2.3%。 1979年是人民波兰建国以来国民收入最低的一年。
第二，高消费引起了供求比例的失调。1971—1980年，职工实际工资增加了55%，农民因取消义务交售(从1972年起)，提高收购价格和实行免费医疗而增加了收入。在10年内，社会购买力增加了两倍，而商品供应量增加不到一倍，形成了供求比例的严重失调。政府因工人抗议而被迫作出冻结食品价格的决定，使价格严重脱离价值(如每公升牛奶售价为2兹罗提，而收购价为6兹罗提)，使国家负担难以承受财政补贴。1980年财政补贴5000亿兹罗提(合167亿美元)，占国家预算的40%。要使供应比例协调和价格合理，除提价外别无他途。
第三，外债急增，超过了偿付能力。盖莱克利用外资和西方技术来实现他的“高速发展战略”。1971年波兰的外债为12亿美元，1975年上升到84亿美元，超过了国家财政关系中公认的债务负担的合理界限。1980年波兰外债上升到245亿美元。波兰陷入了长期无力偿付的境地。1980年波兰还本付息达81亿美元，占全年出口收入的99亿美元的81.8%。
波兰从西方引进了300多个工程项目，有的不符合本国需要，有的靠进口的原料和零配件才能生产。最突出的例子是在缺乏铁矿石的情况下，建设了一个年产900万吨钢的卡托维兹钢厂，所需的铁矿石的85%靠苏联提供。到1981年初，对该厂的投资达1750亿兹罗提。
第四，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发展比例的严重失调。60年代，工业投资占投资总额38%， 70年代上升到41%，而农业投资仅占投资总额的15—16%。在70年代的10年中，工业生产增加1.3倍，农业生产仅增加30 %。在工业中，又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传统的煤炭工业、冶金工业和机械工业。由于重工业投资过多，造成电力、原材料、运输能力不足，停工现象严重。轻工业、化学工业和一系列能够利用本国原料为市场和出口需要而进行生产的工业部门得不到发展。
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农业的长期落后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主要表现。农业生产发展缓慢，远远不能满足全国居民日益增长的需要，这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根源。在哥穆尔卡时期(1956—1970年)，农业生产每年平均增长2.5—2.8%，到了盖莱克时期(1971—1980年)下降到2.1%。据专家估计‘波兰的农业，必须以每年平均3—3.5%的速度递增，才能满足需要。政府不得不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和饲料。1974年以后每年进口的粮食和饲料为800万吨， 1980年竟达900万吨。在70年代的10年里，共进口6100万吨，花费了85亿美元。
事件发生的政治原因
导致1980年波兰事件的政治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波兰的政治体制同经济体制一样都是按苏联模式制定的。这种政治体制使国家的权力集中在少数党的领导人手里。当党的领导人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遵守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时候，国家的经济政治状况就好，反之，国家就会出现问题。
哥穆尔卡在1956年10月重返党的领导岗位时，重申“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恢复社会主义法纪，重视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议会的作用，同同盟政党——统一农民党，民主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把波苏关系建立在平等和独立的原则上，大大提高了波兰的国际地位。后来他放弃了改革，在政治上越来越保守，到了60年代后期，专横跋扈，容不得批评意见。他实行的那种僵化的经济政策终于导致了1970年十二月事件的发生。
盖莱克曾经长期担任卡托维兹省委第一书记，熟悉工人的生活和要求。他在1970年12月末接任第一书记以后，亲赴什切青和格但斯克，听取工人们的意见，和工人们促膝谈心，要求工人们帮忙。工人们喊出了“我们帮忙”的响亮口号。他赢得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的信任。70年代前5年的成绩，使盖莱克居功自傲，他变得自负，听不得批评意见，犯了同哥穆尔卡一样的错误。政治事件的发生无不与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遭到破坏有关，无不与政治体制有关。
波兰党和政府把精力集中在经济工作上，忽视政治思想工作，这是导致1980年事件的重要政治原因之一。在哥穆尔卡执政的1960—1970年间，共举行过32次中央全会，只有一次会议(1963年)的主要议题是意识形态问题。在盖莱克执政的10年里，没有召开过一次专门研究政治思想工作的中央全会。
自从966年波兰按拉丁仪式接受基督教后，波兰开始处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波兰主要接受意大利的文化影响。18世纪启蒙时期，波兰主要接受法国的文化影响。18世纪末波兰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瓜分后，大批波兰人移居西欧各国和美国。现在在西方的波兰侨民达1000万。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对波兰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从1956年实行开放政策以后，由于波兰党和政府未及时进行有效的思想教育工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浪一时甚嚣尘上。一部分人鼓吹“绝对民主”，提倡所谓“两阶段论”，第一阶段使波兰脱离社会主义体系，第二阶段使波兰社会政治制度“自由化”，即由社会主义演变到资本主义。
当代波兰青年没有象他们的父辈那样，受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和压迫，体会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羡慕西方生活方式。波兰统一工人党政策的连连失误和经济形势的恶化，使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不能忍受。1968年3月，当哥穆尔卡下令禁演波兰伟大爱国诗人亚当·密茨凯维支的反俄诗剧《先人祭》后，华沙高等学校立即爆发学生的游行示威，学潮很快蔓延到克拉科夫，波兹南、卡托维兹、弗罗茨瓦夫、卢布林、托伦等城市。1980年7月，爆发了全国性的罢工后，许多缺乏政治经验的青年工人成为“团结”工会的极端派。值得注意的是，竟有100万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加入“团结”工会!上述现象同党和政府忽视思想教育工作有直接关系。
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反对派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推波助澜，也是导致1980年事件的政治原因。早在1957年，波兰就出现了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其代表人物有雅·库龙、卡·莫泽列夫斯基、亚·米赫尼克和扬·利普斯基。1965年，库龙和莫泽列夫斯基发表了“致党的公开信”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宣称社会主义不能靠改革而获得成功，波兰已经形成了新的阶级，即所谓“中央政治官僚集团”。1976年6月事件以后，库龙、米赫尼克和利普斯基等人成立了反对派组织——“保卫工人委员会”。他们从西方(包括波兰侨民)得到巨款，在工人中进行活动。1977年，该组织改名为“社会自卫委员会”。同年，另一名反对派莱·莫楚尔斯基建立了一个名为“保卫人权和公民权运动”的反社会主义组织，1979年，改名为“独立波兰同盟”。他们出版地下刊物，制造反革命舆论。“团结”工会成立后，这两个组织的头头都成为“团结”工会的顾问。盖莱克在经济上“左”倾，在政治上右倾，没有及时取缔这两个反社会主义组织，以致酿成大患。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1980年波兰事件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波兰地处中欧，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东西方争夺的战略目标。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帮助波兰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1980年9月，美国总统卡特接见侨居在美国的莱·瓦文萨的继父斯·瓦文萨，为“团结”工会撑腰。西方的《自由欧洲》、《美国之音》、《BBC》等电台和巴黎的《文化》月刊也进行反波宣传，鼓动波兰人民推翻现政权。波兰实行军管后，美国总统里根干涉波兰内政，无理要求波兰当局取消军管。接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波兰实行所谓经济制裁，妄图迫使波兰就范。
最后，还应看到波兰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性格的某些消极方面在1980年事件中的作用。波兰历史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出现一个君主专制的阶段，中央政权的力量十分薄弱。从16世纪初开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贵族民主制”。“贵族民主制”有两根支柱，一个叫自由选王制，一个叫自由否决权。自由选王制就是国王由贵族自由选举，国家的权力中心是议会，不是国王。自由否决权就是只要有一个议员反对，议案就不能通过。“贵族民主制”造成了波兰的无政府状态和大贵族的割据局面。这是波兰被它的3个邻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异族统治时期，波兰人民不畏强暴，前扑后继，举行了无数次民族起义，反抗以沙皇俄国为首的瓜分国的统治，形成了酷爱自由和独立的光荣传统，同时形成了藐视政权和反俄等心理因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人民发扬民族解放的光荣传统，在红军的帮助下解放了祖国。斯大林强迫波兰接受苏联模式和大国主义态度，伤害了波兰人民的感情。不少群众把波兰经济形势的恶化归咎于苏联模式。波兰人民因袭的精神遗产，被国内外反动派利用，在1980年事件中起着有害的作用。
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
1980年波兰事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由这一事件引起的经济倒退持续了六、七年。国民收入在1980—1982年三年中连续下降6%、 12%、 5.5%，到1983年才开始回升。主要工业产品大幅度下降：煤由1979年的2.01亿吨下降到1981年的1.63亿吨，钢由19.5万吨下降到15.72万吨。农业生产在1980—1981年连续下降9.6%和4.5%。由于工农业生产下降，食品和消费品的短缺达到顶点。人们需要排队买肉、鱼、鸡蛋、牙膏、肥皂和手纸等。政府不得不实行凭票定量供应制度。
由于冻结物价和提高工资，不合理的供求关系更加恶化，迫使政府在1982年全面提高商品价格，平均提高2至3倍。为了减少群众的损失，职工的平均工资增加到1.1万兹罗提，即增加了1倍多，但这种补贴远不能弥补因提价而造成韵损失。职工的实际工资下降了近一半。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1980—1986年，国家的财政赤字总额达6000亿兹罗提，外债上升到313亿美元。
1980年波兰事件使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威信大大下降，党员人数从1980年的30837减少到1984年的216万。有的党员对党失望，自动交出党证;有的党员转到反党立场，被清除出党，其中包括前党中央委员、前波兰科学院院士、著名哲学家亚当·沙夫。
波兰天主教会是这次事件的唯一受益者，它在这次事件中发展了信徒，扩大了在波兰人民中的影响。据估计，波兰的天主教徒已由60年代占全国人口的80%，增加到80年代占全国人口的90%。在这次事件中，天主教会扮演了微妙的调停者的角色，一方面支持“团结”工会，声称是它的“最大同盟者”，另一方面又支持当局的协商路线及其为稳定国内形势所作的努力，反对外国插手干涉波兰内政，它利用党和政府的软弱，迫使政府同意增建教堂，在星期日由电视台直播弥撒活动。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979年6月和1983年6月两次访波，突出反映了教会影响的扩大。约翰·保罗二世原是波兰克拉科夫的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1978年当选为罗马教皇后改用现名。约翰·保罗二世两次访波，聆听他布道讲话和参加弥撒活动的信徒分别达300万人和665万人，其盛况是波兰建国千年以来少有的。约翰·保罗二世通过布道和各种谈话，攻击科学社会主义，传播“基督教泛斯拉夫主义”，妄图用基督教教义代替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使波兰和东欧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神论者面临着咄咄逼人的挑战。
波兰人民为1980年事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教训是多方面的，极其深刻的。波兰人民认识到，必须对原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深刻的变革，摸索符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模式。波兰的历次社会动荡都是由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重工业片面发展和农业长期落后所造成，而这都是推行苏联模式的结果。由此可见，把30年代在苏联特殊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强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波兰是严重的时代错误。随着工人技术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这种集中制的缺陷和弊端越来越暴露。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使少数领导人能够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由此而产生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后果。
其次，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使改革获得胜利的保证，必须严厉打击任何妄图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力量。
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社会主义国家自愿或不自愿地接受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模式，在建设过程中犯了错误是很难避免的。盖莱克在反动力量的进攻面前软弱无能，使社会主义国家面临被颠覆的危险。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党中央力挽狂澜，果断地实行军管，保卫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由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只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改革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
再其次，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使改革顺利进行、人民安居乐业和国家繁荣强大的保证。从1980年事件和以前几次事件中看到，工人群众最初是抱着要求党改正错误和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的愿望参加罢工的。在1980年8月的罢工中，工人们喊出了“我们要社会主义，不要歪曲了的社会主义”的口号。但是，工人们的美好愿望却为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由于无休止的罢工引起的经济大破坏和全国性的无政府状态，使广大工人饱受丧失安定团结和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的痛苦。经过1980年事件，波兰工人阶级认识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使改革顺利进行，人民安居乐业和国家繁荣强大的保证。少数极端派分子想要继续闹事已经得不到工人的响应。
此外，保持党同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密切联系，遇事同群众商量，走群众路线，才能避免社会动乱的发生。现在，波兰党恢复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扩大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定了民族协商路线，把统一战线组织——民族复兴爱国运动作为联系群众的纽带，从而恢复了党同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联系。从1982年起，政府在每次提高价格前，向群众通报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说明调整价格的必要性，并征求调价的办法，使群众做到心中有数，防止别有用心的人的蛊惑宣传和破坏活动。因此，几次调价都没有引起社会动乱。
1980年波兰事件已经过去了8年。波兰党和人民总结了经验教训，用了3年时间(1983—1985年)恢复了生产，平衡了国民经济。1986年6月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新的五年计划(1986—1990年)和到2000年的发展规划，从1980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顺利地进行。
①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