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对人民波兰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它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罢工。并引起了武力冲突， 成为国际上十分令人瞩目的重大事件。
事件的起因
波兹南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事件的起因至少得追溯到1948—1949年。当时波兰已完成战后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为后来进行工农业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进行了准备。与此同时，波兰国内产生了许多弊端，如党内民主的削弱、强迫命令等。波兰在制定建设社会主义路线时不得不考虑波兰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经济现实情况，哥穆尔卡的“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但当时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特殊情况，决定了哥穆尔卡的“波兰道路”不可能实现。1948年6月，在苏共控制下的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作出了开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错误决议。它对南斯拉夫的指责，同时意味着对“波兰道路”观点的反对，情报局作出决议，要求所有人民民主国家不顾各国国情，迅速实行农业合作化政策。
但是，到1948年8月之前，唯有波兰没有实行情报局的这一决议。在情报局的压力下，波兰工人党内有人指控以总书记哥穆尔卡为首的领导层犯了“右倾民族主义”的错误，哥穆尔卡的职务为贝鲁特所取代。
在这种条件下新产生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是“高度集权”的党，缺乏党内民主。同时，波兰的农民运动、民主运动、青年运动也都随之被统一或合并起来。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已失去了捍卫工人利益的作用，仅仅是党和劳动群众之间的“继电器”和“传声筒”。当时，波兰表面上是所谓“三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兰农民党和民主党)体制，实际上，农民党和民主党是在处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的逝世震动了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波兰引起强烈的共鸣。19 56年3月12日，贝鲁特在莫斯科猝然去世，奥哈布当选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这一系列事件是波兰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前提和推动力。广大劳动人民纷纷要求清除“个人迷信”的意向，要求积极参加和管理人民政权。但当时波兰当局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
在经济上，自1948年9月贝鲁特当选为波党总书记后，一切照搬苏联模式，他在制定和执行六年(1950—1955)计划中，不顾波兰缺乏铁矿资源的实际，要求集中主要资金建设以钢铁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在六年计划内，工业总产值要求增长170%以上，而农业仅增加19%。工人平均工资仅增加13%。这就出现了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比例的严重失调。六年计划不切实际地在估价农业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生产增长的可能性，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过长，结果六年计划的许多重要任务没有能按时完成，钢、水泥、硫酸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计划推迟1—3年才达到。尤其是物价上涨，使人民的实际工资的增长速度显著降低，因而引起一系列重要物资供应的紧张。
在对外关系上，波兰人民从盲目学习苏联的灾难性后果中觉醒了，人们寄希望于哥穆尔卡曾提出过的“波兰道路”。但是，当时的波兰领导人没有吸取教训，忽视学习苏联模式所带来的恶果，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加上波苏关系上的历史积怨、苏联在处理战后波苏边界、波苏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等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更加剧了人民的不满情绪。
波兹南位于波兰西部“大波兰”①地区，在两次大战之间那里的局势都非常尖锐，在经济上较之其他地区要落后得多。战前，由于政党纷争，在波兹南和首都华沙(中央政权)之间就存在着矛盾。华沙认为波兹南地区是“分立主义”地区，而波兹南则认为中央政权对待地方政权的管辖“不公正和不够格”。华沙崇拜毕苏茨基，而波兹南则信奉另一民族主义者德莫夫斯基。
战后，上述情况有所改变。1945—1947年波兰实行民主改革，伴随而来的是地方权限的扩大，地方力量有所抬头。波兹南地区成了最具有“波兰特性”的地区。那里有社会团结的传统，天主教主义和民族运动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波兰流亡政府总理、战后的政府副总理、波兰农民党领袖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就来自大波兰地区。1949—1950年随着东部迁来的大批移民在这里开发、定居，使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大波兰地区的传统得不到尊重和继承，地方政权的独立自主权大受限制。在中央部门——党和政府及安全部门等重要位置上很少有大波兰地区的干部。到1956年前，先后换过四届党的省委第一书记，但没有一个是当地人，省长、省的军队领导人和省公安局局长等也都不是当地人，甚至一些大企业的厂长、经理也大部分是外地人。如波兹南事件的发源地、波兹南最大的工厂——策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厂(即斯大林机车车辆厂)的厂长就来自外地。这些事实虽不能全部说明问题，但它使波兹南人感到自己是“外来户”，同中央政权产生了“离心力”。
“六年计划”在全国没有如期实现，在波兹南地区则更为明显。中央对该地区采取的不合理的政策，更给波兹南地区带来巨大的困难。早在1950年波兹南市就失去了对自己的管理权和自主权。中央政府以举行“波兹南国际博览会”为由，把该市的财政大权收归中央。一些关键性大企业的生产利润也纳入中央预算。波兹南地区的城市发展迅速，工人大量增加，急需解决的变通，物资供应、住房等问题所需的资金，在地方政府预算中根本不能列入。大波兰地区主要是农业区，私人经营的农业又占绝对优势，难以克服上述困难。
“六年计划”时期对个体农业采取了歧视政策，这对大部分为个体农民的大波兰地区来说是极为不利的。1949—1955年是波兹南省农业生产最差的时期。1955年该地区的农业生产率不仅没有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而且也没有达到两次大战之间的水平。1955年，波兹南省占全国土地面积的8.8%，人口的8.4%，但从中央所得到的投资仅占全国投资的4.2%，在六年计划期间，对波兹南省的投资仅占全国投资总额的3%，按人口计算，全国平均每个公民为2890兹罗提，而大波兰地区仅为1054兹罗提，波兹南从中央所得到的投资经费只够该市经费的12%，当然要引起波兹南人民的不满，而一些反社会主义的集团和外国宣传机构正好利用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波兹南地区的某些生产部门不仅没有得到发展，有的甚至出现了倒退现象，如农业、轻工业、手工业、建筑业和商业等。
1955—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就民主化和提高供应问题正展开讨论，而在波兹南却在讨论关于降低工资和提高生产定额问题。在策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厂和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这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在讨论1956—1960年计划时，策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厂提出4700条的修改意见。然而中央交通车辆和设备管理局对这些意见不屑一顾。厂缺乏原材料和半成品，往往造成月初没事可干，月底匆忙加班，完不成计划的要减发或不发奖金。工人们搬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之间脱节，要求补发他们的附加工资，参加工厂管理，开展劳动竞赛，获得起码的劳动安全保护，严格遵守8小时工作制的规定，发放加班工资，并要求星期六缩短为6小时工作制。由于缺乏劳保服装，工作条件恶劣，导致事故发生率上升。当时的工会只起了组织劳动竞赛的职能，对劳动条件、劳动保护和工作纪律漠不关心。1956年1月和5月，策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厂没有完成计划，致使工人的报酬继续下降。1956年的工资甚至比1955年还低20%。尽管工人们长时间进行抗议，但仍然没能解决。
策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厂的罢工和游行
1956年6月波兹南的大罢工是由策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厂开始的。该厂有120多年的历史。曾荣膺波兰机械工业“最佳”工厂称号。1.3万名职工中，波兰统一工人党员占4600人。但由于工人的加班加点奖励等正当要求长期没有解决，而且渡兹南地方党的领导竟谴责这些要求是“煽动和挑拨行为挣，加上全国形势的急剧变化，终于爆发了震憾世界的波兹南事件。
1956年5月16日，策盖尔斯基工厂的职工代表在该厂同党中央代表举行会见。当天厂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批评工厂管理混乱和失误。人们还提出了增加工资、降低赋税等经济要求。对此，工厂无权决定，立即与机械工业部和党中央联系，工人即发出请愿书，还选派代表团前往华沙。6月11月，在工厂领导与省委负责人会议上，领导指责工厂积极“带头闹事”的人组织集会、提出“无理”要求及给党中央写信等。在这种情况下，6月21日，策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厂几百工人开始停工停产举行集会，会上有22人发言，发言者情绪激动，声称如不解决他们的要求，就将举行罢工和上街游行。该厂工人的行动立即传遍了波兹南其他各厂。6月22日，该厂的积极分子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和省人民委员会主席举行会见。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在报告中再次指责工人集会是“挑衅分子”企图在波兹南“冒险”。工人代表严厉反驳了这个报告，会见气氛异常紧张。6月23日，该厂3000人在食堂自发集会，要求答应他们的要求，否则就要上街游行。与会者推选27人组成赴华沙的代表团。代表团于6月26日抵达华沙。当天下午受到机械工业部部长的接见。代表团提出下列七项要求：1.退还过去扣去的不合理的奖金所得税;2.保证原材料的供应和劳动的协调;3.撤消推行以降低工人月工资为目的的检查制度;4.推行所谓英国的星期六(不工作)和8小时工作日制度;5.支付加班费;6.改善劳动安全和卫生条件;7.增强工厂在决定有关企业劳动生产中的地位，提高自主权。
接见从下午13时到19时，长达6个小时，有12名代表发言，展开热烈的争论。机械工业部同意考虑代表团的部分要求(即减少赋税可以考虑，但增加工资不可能)。第二天即6月27日(星期三)代表团返厂。波兰党政、工会负责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也前往波兹南，以便就地解决该厂的问题，平息各厂正在高涨的不满情绪。
“黑色星期四”的骚乱
被史学家称为“黑色星期四”的6月28日，早上8时，当策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内厂工人们听到当局不答应代表团的要求后，群情激愤，有人高喊：“关掉机器，上街去!”于是，一部分人开始向古城堡前的斯大林广场(现密茨凯维奇广场)进发。波兹南其他工厂的工人和沿途不少群众也自动加入队伍，汇成了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最后估计有20万人。他们散发传单，声称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政府必须立即表明态度，人们已急不可待，有的准备采取过激行动。部分青年到各厂和机关串连，号召他们去游行。游行队伍高唱“波兰没有亡”的国歌和“上帝给了波兰什么?”“我们要上帝!”等宗教歌曲，高呼“提高工资、降低赋税!”“祖先的领土我们决不放弃!”宣传画大标语上写着：“面包和自由!”在队伍中还出现了政治性的口号“布尔什维克滚出去!”“俄国佬滚出去!”“我们要自由的波兰!”“我们要求在联合国监督下的自由选举!”有的学生高呼“要求在学校开设宗教课”!在省委大楼竟被贴上“这是雇佣大楼!”“杀死叛徒!”等大标语。
前来参加波兹南国际博览会的外国人(包括大批记者)大都同情游行群众，与他们交谈，拍下对集会场面摄影，有的还直接参加游行。与此同时，示威群众的代表团在市人民委员会主席团主席F·弗隆茨科维亚克的办公室与其进行谈判。代表们仍坚持上述要求，弗隆茨科维亚克回答说，这不是他主管的事情。这样代表们提出要见党中央第一书记爱德华·奥哈布或总理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并进行会谈，市委领导答应立即转告。
示威群众冲向市人委大楼，打破玻璃窗户和电灯，破坏办公室，冲散前来的民警队伍。另一部分进攻省委大楼和省民警局大楼。把列宁等的肖像和红旗扔到大街上，抢劫食堂，打伤工作人员。上午9时半左右，广场上突传谣言说去华沙谈判的代表团被捕，广场上的人群顿时乱起来，纷纷要求释放代表。其实并无此事，代表中大部分人就在广场。9时50分左右，从省邮电局开来一辆广播车，以更好地指挥示威群众。示威群众和省市委领导人都抢着到麦克风前讲话，其中一位上台讲话的领导人被推下来毒打。个别煽动分子进行蛊惑人心的演说，声称在波兹南完成了革命，应到克拉科夫、格但斯克和什切青等地去，要求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现政权。这时立即出现了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口号。有人乘机高呼“到姆温斯卡大街①去”“释放囚犯1”“释放政治犯!”“捣毁监狱!”
在姆温斯卡大街的监狱里，关押着257名囚犯，但都不是政治犯。守卫士兵仅48人，一监狱内附设小型武器库。卫兵得到命令禁止使用武器。上午10时15分左右，由广播车开道的几百人向监狱冲来。这支队伍以青年为主，有的还是少年，高喊“我们受压迫够了!”“我们要哥穆尔卡!”“米科瓦伊奇克万岁!”“释放无罪的人!”游行队伍逐渐增加到几千人，他们在监狱外高唱国歌和宗教歌曲，并向监狱岗楼上投掷石块、铁杆和竹杆。卫兵企图用水龙头挡住进攻的人，但没有成功。部分青年沿着绳梯翻墙进入院内打开大门。游行队伍一涌而进，用铁杆撬开牢房，放出犯人。约11时左右监狱被全部占领。示威者在犯人的参与下大肆抢劫和破坏，捣毁管理机构。并从监狱武器库抢到机枪1挺，卡宾枪37支，手枪21支，手榴弹29颗和子弹约2万发。十几名青年和囚犯开始练习射击，有1名15岁的少年走火伤了自己和一个行人。257名犯人中除5人没有乘机逃走外，其余大部分逃走，一部分参加了游行示威队伍，约50人直到6月30日才被重新抓获，到7月底还有55名犯人仍在逃。监狱的档案被烧毁。
另一部分人占领了检察院和法院，把档案抛到街上焚烧，并抢走部分枪支。法院大楼外的群众不让消防队来救火，致使大部分档案被烧毁。对监狱、检察院和法院的破坏持续到12时才结束。然后广播车向省公安局办公楼广播，另一部分人开赴火车站，使火车停运1个多小时;还有部分人到达波兹南国际博览会所在地，在各国展览馆之间进行宣传和游行。个别示威队伍在游行中还抢劫了大街上的货摊和商店，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省公安局大楼位于科哈诺夫斯基大街，是示威者进攻的重点之一。6月28日晨，各路游行队伍就高喊着“到科哈诺夫斯基大街去”的口号，纷纷向这里集中。在此前夕，省公安局局长费利克斯·德沃雅克中校就决定全局人员处于戒备状态。当时在大楼内仅有30多人，所以他请求外援。省公安局决定：当遭到进攻时将起而捍卫大楼。公安人员用桌柜堵住门窗，消防龙头灌满了水，公安战士准备好弹药。公安干部在楼上，公安战士占据一楼，在大门入口处筑起街垒，不放任何人入内。
上午1 1时左右，游行队伍纷纷向这里开来，高呼“工作、面包、降价!”“俄国佬滚出去!”“布尔什维克滚出去!”“共产主义及仆从滚出去!”高唱着“波兰没有亡”的国歌。其中有一小股队伍打着血染的旗帜游遍全城。它是用被公安人员打死的一个16岁少年的血染红的。上午11时21分，第一批游行队伍到达省公安局大楼前，打着标语，高呼同样口号并向与公安局相邻的市委大楼喊话”“结束你们的统治吧!”“我们要天主教的波兰，不要布尔什维克的波兰!”“我们为你们这些寄生虫工作!”“你们为谁而奋斗!”他们冲进院内，殴打市委工作人员，并将其赶出大楼。
在示威者向公安局冲击时，省公安局局长德沃雅克下令用消防水龙头还击他们，公安人员先向空中后向示威者脚下打枪警告，结果有15人受伤，示威者包围了大楼，用墙上挖出来的石头和砖头砸门窗;他们占领了汽车库，往楼房内扔装有汽油的啤酒瓶，企图放火烧大楼。竭力向大楼冲击的约200人(多数是青年)，其中40—50人手持武器，向大楼射击，在双方枪击中伤亡多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省公安局长下令开枪的同时，向附近的装甲兵和机械化部队军官学校求援，该校派出两个排(40人)，在3辆坦克和两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开向省公安局。
波兹南市民盼望最高当局早点作出决定，以结束这场悲剧。但从华沙传出消息说，在监狱被捣毁、省公安局等处被进攻的情况下，政治解决已不可能。波党中央决定向波兹南派出中央党政代表团其中有总理约·西伦凯维兹、党中央书记耶日·莫拉夫斯基和国防部副部长斯坦尼斯瓦夫·波普瓦夫斯基大将。在波兹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陪同下，他们于13时到达波兹南机场，在那里迅速组成军事司令部，由波普瓦夫斯基将军直接指挥。波普瓦夫斯基将军命令两个装甲兵团开进波兹南，当晚到达城内。晚上19—20时第19坦克师和第10苏台德坦克师也开进了波兹南。他们保卫的第一批目标是发电厂、火车站、广播电台、飞机场、省委大楼和省公安局;第二批目标是科哈诺斯基大街、波兹南大街、邮电总局、电报局和斯大林广场。
进入市内的坦克遭到枪击和装着汽油的玻璃瓶的袭击。示威群众从古城堡的塔楼上、波兹南大学大礼堂、大学生宿舍里向坦克射击。部队用炮向被包围的持枪者还击。开进波兹南的部队共计8000—9000人，坦克300辆，卡车数十辆。大批警察部队也参加了镇压活动。枪声一直延续到夜里3时才基本结束。6月29日凌晨还有小股示威者继续反抗，所以第10坦克师直到29日6时才停止射击。
此外，还有两个军和公安部队开到波兹南郊区待命。
6月28日晚19时，波兰通讯社发表公报称波兹南发生了骚乱。同时，波兹南省人民阵线委员会和省工会理事会散发传单，呼吁人们保持安定。20时，波兰中央广播电台和波兹南市广播电台广播了市人民委员会关于波兹南事件的公报，宣称波兹南骚乱是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由一小撮“挑衅分子”和“流氓分子”制造的，他们利用了工人的不满情绪，挑动工人反对政府，并称骚动已被镇压下去，每天21时至次晨4时实行宵禁，号召人们正常上班。
6月29日晚上，西伦凯维兹发表演说，称波兹南事件是罪恶残暴的和挑衅性的。他号召工人同政府一起回击攻击者，并威胁说：如果有人胆敢反对人民政权，必将受到严惩。自6月28日至7月8日，在波兹南逮捕持枪参加骚乱的嫌疑分子658人。1956年7月17日，波兰总检察长在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双方在街垒战中死亡或重伤医治无效而死亡共计53人，伤300人。但波兰历史学家贝农·迪梅克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简史(1956—1970)》中写道：“在被称为‘黑色星期四’的波兹南事件中，直接死亡55人，以后因伤医治无效而死亡19人，共74人。其中工人32人，其他群众66人，公安人员3人，民警1人，人民军战士4人。伤575人，其中公安人员15名，民警15名，战士37名，受伤者多为青年。最新公布的伤亡数字，大体接近这一数字。
在事件中直接物资损失合计为350万兹罗提，另有数辆坦克、汽车和29辆电车被毁坏。许多工厂停工数天，其损失难于统计。
凡手持武器冲击党政机关者均遭逮捕。1956年9月27日至10月22日对被捕者进行了公开审判，在被抓获的658人中，98人有犯罪嫌疑，316人因缺乏罪证而立即释放，47人曾被判过刑。送交法院的54人，受审判的仅27人，最后只有3人被判刑，其余全部释放。
对波兹南事件性质的分析，波兰党政领导人及波兰报刊曾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过程。事件爆发后，最初强调是帝国主义间谍挑起的骚动。6月28日，波兹南广播电台称波兹南事件是“一小撮挑衅分子和流氓分子为了使外国人亲眼看到国家的困难而挑起的骚动。”6月29日《人民论坛报》评论说：“一些时候以来，帝国主义间谍和暗藏的反动分子一直企图利用波兹南某些工厂企业中的经济困难和缺点挑起反对人民政权的骚动。”“敌人正好在国际博览会在波兹南举行之际选择波兹南作为挑衅的地点，这不是偶然的。”同天晚上，波总理在波兹南广播电台演说时说：“我们可以明白告诉每一个胆敢举手反对人民政权的挑衅分子或者神经失常的人，人民政权将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将他们这只手砍断。”波党中央书记爱德华·盖莱克在讲话中指出，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外国间谍活动的结果”。
仅仅几天波兰当局的看法就改变了，强调事件的发生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7月6日《人民论坛报》认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和政府的官僚主义错误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次罢工。”7月18日至28日，波党中央举行七中全会，虽然在决议中仍说事件“是捣乱分子和暗藏的反革命派别”利用了工人的不满情绪的结果，是“反对人民政权的罪恶的挑衅”，但第一书记奥哈布在报告中认为党和政府要对事件负大部分责任，不同意把事件的主要原因说成是由于帝国主义间谍策动和挑拨的观点。他要求党和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克服错误和缺点，改善人民生活，分散行政权力，合理管理经济，加强政治生活民主化。
1956年7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了七中全会，第一书记奥哈布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政治经济局势和党的主要任务”的报告。政府总理西伦凯维兹作了“五年计划(1956—1960)”的报告。全会的目的在于使全国形势朝着“健康化”的方向发展，但会议的具体措施和实施是“迟缓的和不彻底的”，允其是在对待所谓“右倾民族主义倾向”问题上。会议没有仔细分析造成危机的前提和原因，也没有勾画出摆脱危机的蓝图和前景。在党的领导层中，不论是对形势和“波兹南事件”的评价，还是民主化问题，都出现了意见分歧。就“波兹南事件”来说，一方面指出事件是波兰内部存在的矛盾所导致的结果;另一方面又认为某些敌对分子促发并利用了这次事件。会议虽然提出了应召回已从监狱释放出来、正在休养的哥穆尔卡，让他回到中央委员会来，但只是撤销了1948年作出的关于开除他的党籍的决定，政治局大多数成员还反对邀请哥穆尔卡参加七中全会。所以在关于哥穆尔卡及其同事恢复名誉的问题上，在所谓“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问题上，无论是广大群众，还是大部分中央委员，包括哥穆尔卡本人，都对全会的不彻底性表示不满。
由于意见分歧，在七中全会上出现了两派：纳托林派和普瓦维派。属于前者的主要有Z·纳瓦克、弗·尤兹维亚克，亚·萨瓦茨基、K·米雅尔等，属于后者的是所谓“党中央年青的书记们”，其主要成员为：J·莫拉夫斯基、W·玛特温、J·阿尔布莱赫特，后来加入此派的有。约·西伦凯维兹、A·拉帕茨基、爱·奥哈布、R·萨姆布罗夫斯基等。纳托林派同意恢复哥穆尔卡的政治生活，但不让他进入中央政治局，实际上是不同意恢复他的第一书记职务。他们反对“扩大民主化和深化改革”，认为民主化和改革将会削弱人民政权。在波苏关系上，他们主张“维持现状”。普瓦维派是所谓的“变革和革新”的拥护者，要求生活民主化，深化改革，在波苏关系上，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他们主张关系“健康化”，尤其是在经济上要坚持互利的原则。两派最大的分歧是在干部问题上，纳托林派竭力主张波裔的苏联元帅，波兰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和诺瓦克等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普瓦维派则坚决反对。总之两派的分歧主要在主权和民主化两个问题上。不过两派都有尽快清除分歧、统一思想和行动的愿望，都认识到分裂只能使党涣散，嘲弱党的领导。
1956年8月4日，七中全会发表会议公报宣布，决定撤消1949年11月关于对哥穆尔卡等人谴责的错误决议，恢复哥穆尔卡、波兰元帅、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彼哈尔斯基和中央委员克利什科等人的党籍。
直到10月19日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八中全会，才彻底改变对波兹南事件的看法。当时。重返政坛、再次当选为波党第一书记的哥穆尔卡在报告中指出：“当波兹南工人跑到这个城市的大街上去的时候，他们抗议的并不是人民波兰，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抗议的是我们社会制度普遍存在的并也是他们痛苦地感到的弊病，抗议的是对社会主义——那是他们的理想——基本原则的歪曲。”“把痛心的波兹南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间谍和挑衅分子闹出来的，这种拙笨的企图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造成波兹南悲剧和使得整个工人阶级感到深刻不满的原因，应该在我们中间、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中间去寻找”。1957年3月30日，哥穆尔卡在会见策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厂代表团时指出，“波兹南事件“是兄弟残杀的”事件”，“这是我们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十月的波兰春天”
1956年10月，众望所归的哥穆尔卡，在群众的欢呼声中重返政坛，这是人民波兰史上重大的转折点。波兰史学家称“波兹南事件”为“灼热的夏天”，而把“十月事件”称之为“十月的波兰春天”。1956年10月19日至21日，在华沙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八中全会。早在全会召开之前，党中央就作出决定，让哥穆尔卡出席八中全会。为此，第一书记奥哈布、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和总理西伦凯维兹曾前往哥穆尔卡的休养地，请他重新回到党的领导岗位上来。对此，哥穆尔卡提出下列几项条件：1.承认他在1948—1951年间的立场是正确的;2.取消农业合作化运动;3.维护波兰的民族权益;4.选举产生他信得过的党中央政治局;5.把国防部长、波裔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从党中央政治局中排除出去。奥哈布等人同意了他的要求。10月12日，哥穆尔卡开始参加八中全会的准备会议——政治局会议。10月17日，广播电台、报纸公开报导了这一消息。
10月19日，八中全会正式开幕。除哥穆尔卡外，他的患难与共的战友和同事克利什科、洛加—索文斯基和斯彼哈尔斯基也作为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当时的形势较前更趋紧张。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和部分工人都认为 为只有施加社会压力才能实现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华沙街头议论纷纷、一片混乱，到处试图组织示威游行。
波兰出现的紧张局势，引起了苏联的严重不安。苏共中央唯恐哥穆尔卡重返领导岗位后，可能像纳吉在匈牙利那样，脱离华沙条约组织。10月19日早晨，以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①抵达华沙，以施加压力来阻止哥穆尔卡的复出。由于苏共代表团是“不请自来”，因而华沙机场不准飞机降落，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1小时后称油已耗完，波方才允其降落。波党全会暂时休会，奥哈布和哥穆尔卡等前往机场迎接，在机场，双方进行了唇枪舌剑的交锋。赫鲁晓夫蛮横地大声申斥：“我们为这个国家流了血，而有人却企图把它出卖给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这绝对办不到!”哥穆尔卡反击说：“我们比你们流了更多的血，我们并没有出卖给任何人。”赫鲁晓夫明知故问地怒指哥穆尔卡问道：“他是谁?”哥穆尔卡“回敬”说：“我就是被你们关进监牢3年多的哥穆尔卡!”赫鲁晓夫质问奥哈布：“他来这里干什么?”奥哈布答：“他来这里，是因为我们决定选他为第一书记。"在从机场前往市区的途中，双方争论不休。赫鲁晓夫不顾兄弟党关系准则和应有的礼仪，竟要求直接前往八中全会所在地参加波党八中全会，这一无理要求遭到哥穆尔卡等人理所当然的拒绝，哥穆尔卡命令司机把汽车开往国宾馆——贝尔凡德尔官。波党中央政治局经选举委派第一书记候选人哥穆尔卡和奥哈布等组成代表团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会谈。当天下午，全会继续开会。奥哈布宣称：“过去几个小时内我们政治局同苏共代表团在诚挚的气氛中进行了会谈，涉及的是关于我们两国、两党最主要的关系问题和波兰局势的发展问题，这是苏联同志深深不安的问题。”19日夜，会谈继续进行，赫鲁晓夫指责波兰领导人“盲目地仿效南斯拉夫”，哥穆尔卡回答说：“我们并未仿效任何人，我们在走我们波兰自己的道路。”
在谈到与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时，哥穆尔卡说，这种关系应该建立在国际工人团结、相互信任和权利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帮助、相互友好地批评基础上，……这样才能解决所有争端。在这种相互关系中，每一个国家应拥有充分的独立和自主，独立管理自己国家的权利应该得到完全的相互尊重。我曾说过，过去应该是这样，现在必须这样。遗憾的是在过去，在我们同我们的伟大的友好邻邦——苏联的关系中却常常不是这样。
会谈进行中，苏联坦克已开到华沙城下，罗科索夫斯基解释说，“驻波苏军在比得哥煦和罗兹方向进行演习。”哥穆尔卡当场宣布“在大炮瞄准华沙的情况下，我们不会谈判，如果苏军不撤走，会谈将停止，”他宣称如苏军不解除包围，他将立即通过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呼吁。与此同时，华沙的群众在双方会谈的地点贝尔凡德尔官外，也在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以支持和声援哥穆尔卡及其波兰代表团。苏联代表团也从罗科索夫斯基那里得知，波兰军认不会听命于他，因此苏方只好放弃动用武力的企图，由苏方科涅夫元帅下令苏军回到原驻地。最后，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公报：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于近期内前往莫斯科。翌日凌晨，苏共代表团离开华沙回国。
10月20日，哥穆尔卡在会上作了长达6个半小时的纲领性报告，就波兰统一工人党当时的政治和经济任务全面系统地阐述他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他认为波兹南事件的根本原因应“在党的领导中间去寻找”;他严厉批判了苏联模式的弊病及其恶果;他提出了调整工业结构、改善企业管理和工人自治问题以及超产奖励问题。在谈到波苏关系时，他说，实现社会主义“这个目标的道路可以是不同的、而且也的确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以互相信任和权利平等、互相援助”为原则，“每个国家应当有完全的独立”;他认为 “党的生活要民主化”。
八中全会根据哥穆尔卡讲话的精神通过了《关于党在目前的政治和经济任务的决议》。10月21日，会议选举产生了波党新的政治局，哥穆尔卡被一致推选为党的第一书记，他的患难与共的战友洛加—索文斯基则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另两位战友克利什科和斯彼哈尔斯基当选为中央委员。罗科索夫斯基、明兹等人被排出政治局。由于这一变化符合波兰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因而这一段时间被波兰史学家称之为“十月的波兰春天”。从此人民波兰开始了新的一页。
①大波兰:波兰历史地名,波兰国家创建时的中心,在波兰西部地区,包括现在的波兹南、卡利什、谢拉兹、温奇查、伊诺弗洛茨瓦夫等省。①监狱所在地的街名。①代表团的其他主要成员是: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米高杨、朱可夫元帅(国防部长)、安东诺夫(总参谋长)、科涅夫元帅(华沙条约国武装部队司令)以及10名陆军上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