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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埃及七月革命

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03日 阅读:157 评论:0

1952年7月23日,以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为首的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七月革命,推翻英国帝国主义支持下的法鲁克王朝,建立埃及共和国。七月革命是一次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它使埃及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

七月革命前的埃及社会


埃及位于非洲东北部,地处欧、亚、非3大洲的咽喉,战略地位极其重要。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埃及在法律上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但实际上已经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914年12月,英国以向土耳其宣战为名,宣布埃及为它的“保护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埃及民族独立运动的压力下,英国被迫于1922年2月28日宣布埃及为“独立国”。但是,英国继续从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各个方面严密地控制着埃及,使埃及处于半殖民地状态。 1936年5月,英国迫使埃及政府签订为期20年的《英埃同盟条约》。条约规定:埃及在战时置于英国的管理之下;在平时,英国有权在苏伊士运河区驻军1万人和飞行员400人;英国空军有权在埃及领空飞行和使用埃及的飞机场;埃及军队的一切武器必须向英国购买;英国向埃及派遣军事代表团,负责训练埃及军队等等。这个不平等条约严重地损害了埃及的主权和独立。
在英国的殖民奴役下,埃及的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在1882年英国入侵前的60年中,埃及的土地灌溉面积从200万费丹(1费丹=6.3市亩),增加到500万费丹,增加了一倍半。但在英国入侵后的65年中(至1947年),只增加了100万费丹。同一时期内,埃及的人口却几乎增加了两倍(从680万增加到1,900万)。
为了保证给英国纺织工业提供大量的廉价原料,英国殖民者迫使埃及长期维持单一作物的殖民地经济形态。埃及30%以上的可耕地被用来种植棉花,总产值占农业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自英国占领以后,本是粮食出口国的埃及,几乎年年进口粮食。英国资本家垄断埃及棉花出口,以4至5埃镑购买1坎塔尔(1坎塔尔=44.928公斤)棉花,运回英国织成棉纺织品后, 运销国外,并以100到200埃镑的价格在埃及销售,从而获得巨额利润。
埃及在变成英国源源不断的原料供应地的同时,也成了英国推销商品的市场和投资的场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输入锐减,英军在埃及的大量军事订货和军事建筑,刺激了埃及民族工业的发展,用本国资本建立了一些具有现代化设备的工厂。但是,埃及的工业品竞争不过英国的商品,埃及民族工业所需要的机械、燃料和80%以上的工业原料依靠进口。在外国资本的排挤下,埃及的民族工业难以生存,新建立的工厂在1949年后纷纷倒闭。到1952年,埃及民族工业的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外国资本在埃及的投资总额,到七月革命前夕已达到5.8亿埃镑,其中英国资本约占80%。1946年埃及约有400家公司,其中只有20家属埃及民族资本,全属外国资本的达40余家,其余的是属于受外国资本控制的埃及资本和外国资本的混合公司。除苏伊士运河公司每年从埃及攫取了巨额利润外,英国还控制着埃及的交通运输、对外贸易、采矿和石油等大企业。英国资本控制下的“埃金银行”,资本不过100万埃镑,却垄断经营着2,000万埃镑的20个大工厂和商业企业。埃及采用英镑为汇兑本位。英国垄断了埃及的金融业。
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埃及还据有许多大地产。他们既与埃及的封建王室相勾结,同时又以王室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作为在埃及实行殖民控制和掠夺的社会基础。埃及的法鲁克国王(1936—1952年)是埃及最大的地主。王室与宫廷占有全国可耕地的1/4。仅占全部土地所有者人数0.4%的埃及地主拥有200多万费丹土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户只占有全国耕地的35%,其中有近200万户农民每户占有的土地不到1费丹,而每户需要2费丹土地才能维持最低生活,约200万户根本没有土地。无地少地的数百万户农民被迫沦为佃农和雇农。一般情况下,佃农要把每年收获量的75—80%交给地主。而封建统治者每年把1亿3千万埃镑的巨款用于购卖外国消费品和奢侈品,以及修建高楼大厦与宫苑别墅的费用。

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涨


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国的殖民掠夺,本国的封建统治,严重阻碍了埃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引起埃及人民极大的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埃及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不断高涨。从1945年开始,埃及各阶层人民一致要求废除1936年英埃同盟和英国军队撤离埃及。当年12月,在人民的压力下,埃及政府被迫提出修改英埃同盟条约的要求,遭到英国政府的拒绝,埃及各地随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
1946年2月上旬,埃及各大、中学生组织埃及学生联合委员会,领导学生进行反英斗争。2月9日,开罗数千名学生前往阿比丁宫向国王请愿。游行队伍到阿拔斯大桥时,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数十名学生被军警打死,200余人受伤,酿成“阿拔斯大桥惨案”。
阿拔斯大桥惨案后,各大城市纷纷举行反对英军暴行的示威游行,在斗争中,工人和学生组织了工人学生联合会,宣布2月21日为“英军滚出埃及斗争日”,号召全国人民在这一天举行总罢工、总罢市。他们发出呼吁:“让我们高高举起民族的旗帜!让我们坚定地团结在一起——工人、学生、商人、公职人员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洗干净奴役的耻辱!”
2月21日,埃及爆发了全国反英总罢工,强烈要求驱逐英国军队。在开罗、亚历山大和其他许多大城市,所有公共机关、商店、饭馆、咖啡馆都停止营业;工厂停工;高等、中等学校停课,各种交通工具停止行驶。开罗有10万群众举行反英示威,英军和封建统治当局故意寻衅,并同游行者挑起冲突,结果使开罗和亚历山大两地的游行者造成大量伤亡。面对统治当局的镇压,工人学生委员会号召全国人民再次举行总罢工、总罢市,对英帝国主义的暴行表示抗议,对死难者表示悼念。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一致响应这个号召,示威和罢工高潮席卷全国。
为了缓和埃及人民的反英情绪,英国政府决定与埃及王国西德基政府进行关于修改条约和撤军问题的谈判。1946年10月25日,会谈结束,签订了《西德基—贝文议定书》(草案)。这一协定规定,在建立英、埃国防联合委员会的条件下,英国军队在3年内从埃及撤走;承认英国有权在它认为埃及的安全受到威胁的任何时候可将自己的军队开入埃及;在埃及继续保留英国的基地。埃及政府这一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新的抗议运动。首都开罗的局势非常紧张,以致参加谈判的埃及大多数代表(12人中有7人)发表声明,拒签协定草案,埃及议会被迫否决议定书。1947年12月9日,西德基被迫辞职。
1948年5月,巴勒斯坦战争(即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埃及在战争中遭到失败。埃及军队深感法鲁克王朝及其政府腐败无能。这就加剧了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对封建王朝的不满情绪。战后,埃及的财政经济情况日益恶化,主要农作物棉花的生产情况迅速下降,粮食大幅度减产。由于英美商品充斥着埃及市场,埃及民族工业发展障碍重重,工厂停闭,失业现象日益严重。埃及处于死亡线上,饥饿的和半饥饿的人数以百万计。埃及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
1950年1月,主张废除英埃条约的华夫脱党的领导人纳哈斯组织政府,它重开与英国撤军的谈判,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11月16日,埃及政府向议会提出要求英军立即从埃及撤退的声明。翌年7月,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在英国下院发表声明,顽固地表示英国军队要留在苏伊士运河区。面对英帝国主义的蛮横态度,从1951年8月初开始,埃及人民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与罢工,坚决要求英军撤出埃及。在这种形势下,埃及政府不得不在1951年10月10日,向埃及国会提出关于废除1936年《英埃同盟》和1889年《英埃共管苏丹协定》的决议。10月15日,埃及议会正式宣布废除这两个条约。
埃及宣布废除1936年英埃条约后,英国政府立即宣布不承认这种“片面的废除”。英国不仅不撤离其在苏伊士运河区的占领军,而且增派部队到埃及进行武装威胁,驻埃英军达8万5千人。1951年10月17日,英国军队占领包括塞得港和伊斯梅利亚在内的一些城市和战略据点,控制了开罗和苏伊士运河地区之间的铁路交通。1952年1月中旬,英军又侵占从开罗到苏伊士运河地区的许多据点。
英帝国主义的公开武装入侵,激起了埃及人民的抵抗。苏伊士运河地区的6万名工人宣布总罢工,拒绝为殖民者服务。 整个运河地区的交通和日常工作全部陷于瘫痪。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爱国者组织游击队和志愿军在运河区与英军展开反英武装斗争,开罗、亚历山大、塞得港、伊斯梅利亚等地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埃及全国各地都展开抵制英货的运动。在农村,农民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逐渐展开。在一些大地主庄园,甚至国王的领地上都发生了农民暴动。
英国占领军把大批拒绝替英国人工作的埃及人关进集中营。他们用机关枪扫射手无寸铁的示威者。为了对付人民游击队,他们竟毁灭整个的村庄。
1952年1月26日,英帝国主义在美国的支持下, 勾结埃及王室制造了“开罗纵火案”。许多外国企业和办事机构被烧毁,开罗变成了一片火海。一时开罗秩序大乱。英国制造纵火案的目的,在于诬蔑埃及“秩序混乱”,迫使埃及华夫脱党下台; 以“外侨生命财产没有保障”为借口,坚持长期占领埃及。 同时,把纵火的罪名强加在工人和学生身上,进行迫害,从而打击反英运动。法鲁克国王秉承英、美帝国主义的旨意,借机大肆逮捕、杀害爱国者,任意囚禁无辜群众。
1952年1月27日,法鲁克国王解散了主张废除英埃条约的华夫脱党政府。任命亲英分子马赫尔为政府首相。马赫尔政府一上台就宣布全国戒严,设立军事法庭,逮捕数以千计的爱国者。埃及议会也于3月被解散。1952年上半年,埃及政局动荡不定, 5个月中更换了5次内阁。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法鲁克封建王朝的斗争持续不断。形势的发展表明,封建君主制度已无法继续统治下去了。埃及人民只有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封建君主制度的斗争结合起来,才能使埃及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取得民族独立。

七月革命的爆发


1952年7月,埃及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在此同时, 以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积极筹划推翻法鲁克王朝的斗争。
自由军官组织创建于1939年。它的成员是军队中具有反帝、爱国思想的中下级青年军官。他们在各级军事院校里受过教育,较多地了解社会各阶层的情况。严酷的现实生活,激发起他们的民族责任感,他们立誓要拯救危难中的祖国,要保卫埃及的荣誉和尊严。埃及军官自30年代末以来已发生变化,“除王室家族外,军官中没有贵族、地主和商人的子弟”,他们大部分出身于中小资产阶级。自由军官组织首先是代表这些社会阶层的利益。自由军官组织在军队中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活动和基层组织的建立工作。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中,它的成员积极作战,在军队中有很大影响。然而,法鲁克国王及其卖国集团贪污军费,干涉军事指挥,竟将大批破烂武器运往前线,致使埃及军队遭到失败,充分暴露了封建王室和政府的腐败无能,同时激化了埃及士兵和军官的不满情绪。纳赛尔这时认识到,“除了赶走英国人之外,‘自由军官组织’还必须献身于推翻或至少是彻底改革埃及政府的整个体制”。自由军官组织放弃了对国王的幻想,并且宣布:“最大的战场,还是在埃及!”
1950年,自由军官组织进行了改组,建立了由10人组成的革命执行委员会作为最高领导机构,纳赛尔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从此,自由军官组织在纳赛尔的领导下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
军队中革命情绪的增长,引起内外反动势力的恐慌。1951年底,法鲁克国王将埃及军队中的军官俱乐部组织进行改选,企图安插亲信以加强控制。为了挫败国王的阴谋,纳赛尔第一次领导了公开反对国王的斗争。经过自由军官组织的宣传鼓动,冲破了军队中亲王室势力的百般阻挠,军官们选出了自己所拥护的军官俱乐部主任和由1/3自由军官组织成员组成的军官俱乐部管理委员会。这一事件表明,革命思想已深入到军队,自由军官组织在军队中已具有很大的实力。
1952年初,自由军官组织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消灭殖民主义,取消封建制度,根除垄断和资本主义剥削,加强军队,建立稳定的民主生活。这个纲领概括了埃及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它反映了民族的利益和广大工农群众的愿望。到1952年初,自由军官组织的成员发展到约1千人,遍及各个兵种,掌握了军队的实权。自由军官组织组织严密、精干,以秘密活动为主,当埃及其他民族主义组织遭到破坏而纷纷瓦解的时候,它仍然完整地保存了自己的组织,逐步地控制了埃及的军队。
1952年春天,埃及革命形势日渐成熟,纳赛尔决定选择一个有利时机发动起义。2月10日,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把原来计划于1955年11月开始的行动提前,在当年11月发动起义。因为每年8月5日国王要率领群臣去亚历山大港避暑,11月返回开罗。自由军官组织就可以把打击目标集中在开罗。为了使这一计划能稳妥实施,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鉴于他们自己在社会上缺乏名望,便于1952年6月,推选颇有“名望”的纳吉布将军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纳赛尔任副主席兼参谋长。实际上,革命的决策者和领导者仍是纳赛尔。
法鲁克国王和英国殖民当局预感到革命难以避免,决定先发制人。6月17日,国王下令解散军官俱乐部管理委员会,将所有非王室指定的委员调往边远哨所。同时,根据国王的命令,对军官进行大调动,自由军官组织一些重要骨干被迫离开首都。7月20日,自由军官组织还得到这样的消息:国王将改组政府,熟知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情况的侯赛因·苏里·阿密尔少将将担任内阁国防部长,政府有一个逮捕14名自由军官组织重要成员的黑名单。埃及形势发生突然变化。
1952年7月20日夜,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在开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起义的时间提前到7月23日。计划分3个步骤:(一)夺取军队的领导权,并完全控制武装力量;(二)组织文官政府;(三)驱逐国王。会上,纳赛尔还分析了英国和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为了对付英军可能发动的袭击,他在军事上采取了预防措施,以一个旅的兵力封锁通往苏伊士的道路,还布置了一条临时防线,配备更多的后备兵员。
7月22日晚11点钟,在纳赛尔指挥下,自由军官组织发动起义。起义部队首先逮捕全部高级官员,占领各兵种的重要据点,控制军队。随后,起义部队占领飞机场、火车站、电报电话局、埃及广播电台、各警察所和政府办公大楼。7月23日凌晨,纳赛尔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巳完全控制了首都。
7月23日早晨7点半,自由军官组织的领导人之一萨达特以纳吉布的名义向埃及人民发表广播讲话。他指出:贪污和行贿是“我们在巴勒斯坦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自由军官组织认为,“必须采取措施,用新的精神和决心激励埃及人民勇往直前,为实现埃及人民的愿望而奋斗”。为了反对王室的专制暴政和国家的腐败政治,埃及军队已经起义,夺取了政权。
自由军官组织宣布解散最后一届王室内阁,组织一个在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绝对监督下的、过渡性的文官内阁。旧政府被推翻了。
正在亚历山大港消夏的法鲁克国王,用尽一切办法来挽救自己的王位,甚至请求英、美政府出兵干涉埃及革命。革命领导当局派遣装甲兵团开进亚历山大,迫使统治埃及16年的法鲁克国王于7月26日逊位给未成年的儿子艾哈迈德·法德亲王。当天下午6时,法鲁克国王和他的妻子,带着几十件行李,乘游艇离开埃及,逃往意大利。封建王朝统治埃及的时代结束了。

七月革命的深入发展


自由军官组织夺取政权后,将执行委员会改名为革命指导委员会,由纳吉布担任主席。实际领导人是委员会的副主席纳赛尔。9月组织新政府,由纳吉布任总理。革命指导委员会掌握政权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革命向纵深发展。
它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措施,就是颁布土地改革法。1952年9月9日的《土地改革法》规定:封建王室占有的土地一律没收;地主个人占有的土地不得超过200费丹,但可将其余不超过100费丹的土地分给子女,多余的土地由政府征购,然后按低价(每费丹140埃镑,分30年付清)出售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原在被征购土地上从事耕作的贫苦农民有购买土地的优先权,每户可购买2至5费丹。土地改革法令有它本身的局限性,它不是全部没收地主的土地,而只是征购多余部分;进展比较缓慢。1952—1960年只有20万农户得到了土地。6%的大土地所有者还占有全国耕地的48%,94%的中小农户只占耕地52%,其中有100万农户仍没有土地。但是土地改革的进行打击了封建势力,削弱了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土改后,还建立了一批农村合作社。此外,一些大土地所有者开始向工商业资本家转化。所有这些对埃及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实行土地改革的同时,纳赛尔为了巩固取得的政权,开始整顿国内各政治党派。1952年7月31日,革命领导当局要求穆斯林兄弟会、华夫脱党等国内的现存政党进行自我整顿,修改他们的纲领和宗旨,以适应形势的变化。这些代表外国殖民势力、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旧政党,拒绝进行整顿,并进行公开反对军政府的活动。于是,革命领导当局在1953年1月16日,颁布了解散一切政党并没收其财产的决定。同时宣布,从1953年1月至1956年1月为“3年过渡时期”。在此期间,实行全国戒严,禁止一切政党的活动,由革命指导委员会代行议会职权。
革命领导当局采取的另一项改革措施,是在1952年12月10日宣布废除1923年宪法。1953年2月10日,埃及公布了过渡时期临时宪法,规定一切权利归革命指导委员会和政府部长会议。革命的领导人(即革命指导委员会的主席)为了保卫革命的成果和达到革命的目的,有权行使国家最高权力;革命指导委员会与政府部长组成的联席会议有权讨论国家总的方针和政策。
1953年6月18日,埃及政府宣布永远废除君主政体,成立埃及共和国。纳吉布担任共和国总统兼总理,纳赛尔担任副总理。
随着七月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指导委员会内部在社会革命纲领问题上出现了分歧。纳赛尔主张将革命深入下去,建立一个新埃及。纳吉布则认为革命已经完成,今后的任务是恢复议会民主,建立君主立宪制,依靠旧政党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在土地改革问题上,纳吉布表面上不表示反对,内心里却不赞成伤害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在他主持土地改革期间,态度消极,土改工作进展缓慢,给大地主违反土地改革法的有关规定出卖多余土地造成了可乘之机。
在对待清洗各政治党派的问题上,纳吉布不同意纳赛尔实行的革命措施。他指责纳赛尔把所有政党,包括华夫脱党在内看成是无用东西是“太轻率”,认为纳赛尔的做法体现了蛮干精神。纳吉布主张以妥协方法处理军政府与各政治党派之间的关系。他在演说中公开表示对被清洗党派的同情。
1954年初,纳吉布与纳赛尔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在3月至4月,斗争达到高潮。为了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纳赛尔宣布,革命指导委员会将于3个月后解散,过渡时期即将结束。到那时候,将进行立宪会议的选举,革命政府的部长辞职,旧政党的领导人全部释放。他将纳吉布所主张的施政方案展示在广大群众面前,使群众感到纳吉布方案的实质是要恢复已被推翻的旧制度。于是,广大群众上街举行示威游行,反对纳吉布,支持纳赛尔的革命政策。1954年4月17日,纳赛尔取代纳吉布任总理和革命指导委员会的主席。同年11月,纳赛尔代理总统职务。
1956年1月16日,在埃及的3年过渡时期到期的日子,埃及政府公布了新宪法草案。6月23日,埃及举行公民投票。新宪法以获得99%的赞成票而被通过。新宪法规定,“埃及是一个民主共和国”。总统为国家元首,任期6年;总统有权否定法律和解散议会,任免官吏。国民议会任期5年。根据宪法,纳赛尔由国民议会选举为总统,并于7月7日由公民投票通过,建立以纳赛尔为首的新的政府,革命指导委员会被撤销。
新宪法的通过标志着埃及人民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它进一步巩固了埃及作为独立、自主、共和的国家基础。到此,七月革命建立的政权得到了真正的巩固。
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革命领导当局在埃及人民支持下,从1953年开始与英国政府谈判,要求英军从苏伊士运河地区撤退。埃及政府经过努力,终于在1954年10月19日签订了《英埃关于苏伊士运河军事基地的协定》。协定规定,英军自订约之日起的20个月内全部撤出埃及领土。
从1882年以来,英国在埃及驻军达74年之久,1956年6月18日,最后一批英军撤离埃及领土。这一天,纳赛尔在塞得港前英国海军俱乐部(英军撤退前所占用的最后一处建筑物)升起了埃及国旗。这是埃及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七月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
在对外政策方面,革命领导当局执行反对帝国主义和不结盟政策,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的斗争。1953年1月,埃及政府同苏丹所有政党签订关于埃及承认苏丹人民有自决权利的协定。1955年,纳赛尔不顾美、英帝国主义的威胁,参加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对亚非国家团结反帝事业作出了贡献。
埃及的七月革命结束了帝国主义和封建王朝在埃及的统治。革命胜利后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改革,虽然并不彻底,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埃及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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