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1982年底，美国已发生了7次经济危机，并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危机次数频繁，并与其他危机交织在一起，使美国经济出现了滞胀局面。
1948年至1949年经济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民用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主要原因有3：第1，消费品需求激增。战时，美国军火生产处于绝对优先地位，消费品实行配给供应，某些耐用消费品如小汽车、家俱等甚至停止生产。居民只能把大批钱去购买公债、证券或存入银行。战争结束时，美国人仅银行储蓄和活期证券就达1，364亿美元，这股巨大的购买力势必冲向市场。物质短缺造成物价飞涨，罢工迭起，同时却也刺激了消费品及其他部门的生产。第2，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和新投资猛增。战争中由于加紧生产，机器设备遭到严重磨损;况且原来的许多设备本属陈旧，例如战争期间使用的金属加工机床有72%都是已使用了近40年以上的旧机床。战后进行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的经济调整，使许多设备必须改造。因此，从1946到1947两年里，美国固定资本投资平均增长了33%，远远超过战后其他任何一年，私人企业平均每年用于设备投资的开支比30年代超过4倍以上。这就为经济高涨奠定了基础。第3，大量出口进一步推动需求的增长。西欧各国和日本的经济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美国利用其经济实力，扩大出口，抢占市场。此外，战后美国仍维持着高额军事费用。1947年度联邦政府的直接国防费用仍比战前的1939年度高出13倍有余。在所有这些因素下，美国出现了1946到1948年的经济繁荣时期。
但在经济高涨的同时，生产能力的盲目扩大和国内外支付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也在加剧。就国内说，在国民收入中，职工工资、薪金所占份额的比率下降，低收入者的税负加重，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劳动者实际工资明显降低，消费债务增加。至于国外市场，由于发生所谓“美元荒”而严重阻碍了美国商品出口以及国际市场竞争逐渐加剧等原因，使美国的国外市场也趋相对萎缩。这样，终于导致了美国战后第一次周期性危机。这次危机从1948年8月到1949年10月，持续了15个月。消费品工业的生产提前一个月开始下降，接着原料和机器设备生产部门也相继下降。整个工业生产指数从1948年7月的41.7(1967= 100，下同)下降到1949年10月的37.5，下降幅度为10.1%。受打击较严重者，钢铁产量下降21.7%，煤产量下降28.1%，原油产量下降15.8%;建筑业中新开工私人住房建筑从1947年10月到1949年2月降低将近30%。危机期间，工商业销售额下降8.3%，固定资本投资下降15.1%。15个月内倒闭企业9，928家。全失业率最高纪录的1949年10月达7.9%，失业人数为491.6万。批发物价指数从危机爆发后的次月开始下跌，直至1949年12月降到最低点，下降幅度为7.9%。消费物价指数从1948年10月开始下跌，到1950年3月才出现回升，但降幅仅4.2%。伴随这次工业危机的是美国第3次慢性农业危机(前两次分别为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和192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第3次农业危机断断续续到1972年才结束，长达24年之久。
美国战后第1次经济危机在1949年10月结束，工业生产从11月起回升，到1950年4月超过危机前最高点，危机所造成的生产增长中断达20个月。美国在战后实行的政府支持出口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如1947年的《欧洲复兴方案》(即《马歇尔计划》)和1949年1月杜鲁门总统提出的“第4点计划”，起到了一定的“反危机”作用。当时西欧和日本等国均处于经济恢复时期，对美国商品需求量仍然很大，它们直到1951和1952年才相继陷入经济危机。此外，垄断资产阶级促使政府增加国家军事订货以刺激经济。1949年联邦直接军费占政府财政支出的1/3，军事采购额从1947年度的91亿美元增加到1949年度的133亿美元;以后更逐年猛增。美国许多企业获得大批新订货，挽救了它们频于破产的危急处境。由于这种种原因，使美国这次危机持续时间不长，对生产力破坏程度也比较轻。
1950年6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后，政府进一步采取刺激军火工业的措施，迅速推动了工业部门的生产高涨，并使危机过后的萧条和复苏阶段没有明显标志。从1950年财政年度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军事开支更迅速增加，1953财政年度高达504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3%)，比1950财政年度增长287%。为了加快军工生产，美国政府恢复并扩大推行“加速折旧法”，规定接受军事采购合同的企业，其厂房和设备折旧年限由25至30年缩减为5年，使这些企业把大量利润变为折旧基金，加快了资本积累和固定资本投资的增长。到1953年7月，工业生产指数上升到56，比前一周期最高点上升34.3%。这种依靠战争刺激而产生的经济膨胀，并不能掩盖住生产内部的固有矛盾。随着朝鲜停战协定在1953年7月签订， 9月便陷入又一次经济危机。
1953年至1954年经济危机
这次危机的持续时间从1953年8月到1954年4月，虽然历时仅8个月，但无情地宣告了美国在侵朝战争中由于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而出现的经济“景气”随着战争的失败而告破产。按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976年7月修订的指数计，工业生产在这一次危机期内下降9.4%，其中耐用品生产下降幅度最大，为15.7%。但是，除了与军事工业有联系的部门外，其他部门在危机前曾出现过停滞和衰退，在危机中受打击也较轻。固定资本投资在1953年第3季度到第2年同期下降了3.9%。全失业率在1954年9月达6.1%(失业率指数属于滞后性指数，在危机过后一般会继续上升)，属于战后历次危机中较小的一次，失业人数392.7万。8个月内，由于商品滞销等原因，消费物价指数下跌幅度很小，1954年4月比1953年8月下降0.4%;而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的平均价格不但没下跌，反而上升了14%，这是史无前例的。根据这些情况，国内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应把这次危机看作是由暂时性因素即军工生产削减引起的(1953年第3季度的国防部军事订货比前一季度下降37%，到1954年第1季度，则已下降69.3%)，因而是一次“局部的”危机。
1954年5月，工业生产开始回升，到1955年3月超过危机前最高点，其间生产增长中断达18个月。随后经济出现高涨阶段，其中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住宅抵押信贷和消费信贷(即由住宅或消费品购买人先付一部分价款，余额以所购物为抵押，然后逐月向放款的金融机构加利付还)的扩大。住宅抵押信贷从1953年底的1，010亿美元，增加到1957年底的1，566亿美元，增长55%，消费信贷中分期付款信贷在同期增长42%。这些信贷的期限也比战前放宽了，住宅还贷期延长到30年(退伍军人40年)，消费品中的汽车延长到4年。建筑、汽车制造和钢铁业在“二战”后被称为美国经济3大支柱。这些以消费者的未来购买力为基础的措施有力地刺激了上述部门的发展，然而孕育着新的危机;其次，美国通过新税法，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停止实行的、而在侵朝战争中恢复的“加速折旧法”扩大到民用工业，规定凡在1953年底以后投产或建设的一切新设备和新企业均可加速折旧，垄断资本家得以把大量利润转变为折旧基金，加速了资本积累过程。从1955到1957年，美国固定资本投资增长了19%。再次，美国政府继续增加军事开支和订货，这既保证了垄断资本的高额利润，又是“反危机”的一个重要手段。1954年度直接军费支出469亿美元，虽比1953年度有所降低，但比侵朝战争期间平均每年直接军费开支还高出145亿美元。该年度的直接军费在联邦预算支出中的比重高达66.2%，这是自1947年以来比重最高的一年。工业部门，也推动了经济高涨。到1957年2月，工业生产上升到最高点，预示着这一周期的结束。
1957年至1958年经济危机
1957年春季美国爆发的战后第3次经济危机比前两次时间长、波及面广、生产下降幅度大。这次也是战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范围第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开端(继美国后，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加拿大以及日本也都发生了危机)。
1957年4月，美国工业生产明显下降，以后工业生产指数在62.2上下徘徊了5个月，到1958年4月危机结束时，工业生产下降了13.5%。这次危机对生产力破坏严重，美国经济的3大支柱首当其冲。与危机前的最高点相比，新开工的私人住宅到1958年1月下降38.7%，汽车产量和钢产量到1958年4月分别下降55.7%和49.9%。危机期间，制造业和采矿业分别下降13.3%和15.3%。但食品、纸张等部门却略有上升。固定资本投资1958年第3季度比一年前下降15.6%。危机期间，破产企业共16，915家，全失业率最高达7.5%(1958年7月)，失业人数507.9万。股票价格猛跌，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的平均价格，1957年11月比同年7月下降幅度达15.1%。1958年外贸出口值比前一年下降14.2%，国际收支出现33.5亿美元的巨额逆差，黄金外流多达23亿美元。
这次危机明显地具有下列特征。第1，对生产的破坏较大，几乎波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是一次典型的周期性危机。第2，危机期间物价继续上涨。消费物价和批发物价在危机阶段分别上涨了4%和2.5%，是历史上罕见的。这是由于垄断力量的加强，垄断企业就有可能在危机时通过减产来维持高价，而政府以扩大财政开支和军事订货的方式刺激需求的增长，为高物价的维持提供了充分条件;第3，它是战后第一次具有同步性质的世界性周期危机的发源地，加拿大、日本和西欧各国在同一年或第二年相继陷入危机。
美国政府继续执行国家干预的“反危机”政策，影响了这一周期的发展。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一方面大搞赤字财政，1957年尚有32亿美元的联邦财政盈余，1958年逆转为赤字29亿美元，1959年的赤字额猛增到129亿美元;另一方面继续维持高水平的军事开支，1959年联邦政府军事开支上升到465.7亿美元，比1956年增长了14.6%。这些措施刺激着美国经济的发展，1959年2月，工业生产经过22个月的危机、萧条和复苏后，超过危机前最高点而进入高涨阶段，由于这次高涨带有人为刺激的因素，因此在11个月以后，新的危机便又一次来临了。
1960年至1961年经济危机
这次危机的爆发离第3次危机只有11个月，这一经济周期是美国历史上最短的。战后第4次经济危机从1960年2月到1961年2月，持续时间13个月，工业生产下降8.6%(1961年1月曾回升8.2%)。3大支柱的经济部门受较大打击，钢产量下降46%，汽车产量下降43.4%，而私人新开工住宅从1959年3月就先行下降，到1961年12月的降幅为36.2%，但与前次危机相比，都不算甚烈。此外，采矿业和消费品工业分别下降4.4%和3.9%。1961年第2季度，固定资本投资比一年前下降6.3%。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次危机和1953年至1954年危机一样，带有“局部性”危机的性质。在这次危机期间，物价仍有上涨，但幅度很小，批发物价为0.5%，消费物价1.2%。但失业严重，全失业率最高达7.1%(1961年5月)，失业人数500.3万，仅次于上次危机的最高点(507.9万)。破产企业在1960年创30年代大危机以来的最高纪录，全年达15，445家，到1961年又上升到17，075家，是这次危机的一个重要特点。
与美元危机相交织是这次危机的又一个新特点。美国由于国际收支连年巨额赤字，黄金不断外流。1949年，美国黄金储备曾高达245.6亿美元，而到1960年底已减少到178亿美元。这时美国所负短期外债则已高达210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的黄金储备已不够抵偿其所负短期外债，使人们对美元币值的稳定性产生怀疑。这样，1960年10月中旬便爆发了战后第一次大规模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美元危机。10月17日，伦敦黄金市场的金价由长期维持的35.15美元左右一盎司突然上涨到35.25美元;到同月20日更猛涨到41.5美元的空前高峰，比官价超出6.5美元，涨幅在19%以上。为了挽救美元危机，美国伙同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于1961年下半年共同筹措60亿美元的备用贷款，组成“10国集团”;同年年底成立由美、英、法、西德、意、荷、比、瑞士8国参加的“黄金总库”;次年3月，美国与14个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互惠借款协定”，试图通过这些措施，稳定金融市场，但这也正表明了美元的霸权地位从此江河日下。
工业生产从1961年3月起回升，到1961年10月超过危机前最高点，以后便转入高涨阶段。这次高涨持续近8年，是战后最长的一次。按1972年美元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年的7，566亿美元增加到1969年的10，876亿美元;年平均增长4.6%。工业生产在同期以年平均6.6%的速度增长。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干预政策对60年代的增长起了主要促进作用。例如，政府继续推行经济扩张政策，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仍通过发行公债和增发货币来增加政府开支，1961年到1968年，联邦财政赤字从肯尼迪政府的71亿美元增加到约翰逊政府的252亿美元， 8年累计527亿美元;政府还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和国防订货。由于侵越战争，美国在60年代的军事开支1960年为460.9亿美元，1969年增加到854.8亿美元。国防部的军事采购合同额1960年为232.4亿美元，1968年上升到420.5亿美元，有力地刺激了重工业等部门的发展。不仅如此，战后科技革命引起新工艺、新产品、新部门成批涌现，改变了美国产业结构，也是和政府上述的干预政策分不开的。美国政府利用国库资金，或是为垄断资本垫支科研经费，或是为私人企业承担科研失败的损失，或是把政府科研项目成果廉价售予私人企业，保证了垄断资本的高额利润，固定资本投资在1961年为656亿美元，1969年已增加到1，143亿美元，平均年增7.2%。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由于大量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引起人民强烈不满，新上台的尼克松政府便开始削减政府开支(1969年出现132亿美元的财政盈余)、减少军事订货(1969年比以前一年减少15.7%)、收紧银根(1969年4月6日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5%上升到6%，商业银行的优惠率亦紧紧跟上)，等等，这些措施使资本主义本来已日趋尖锐的生产内部固有矛盾激化起来，于是在1969年11月爆发了战后美国第5次经济危机。
1969年至1970年经济危机
从1969年11月到1970年11月底，工业生产在这历时13个月的危机中下降6.8%，是战后历次危机中降幅最小的一次。其中受打击较大的是制造业，在危机前3个月已开始下降，到危机结束时下降幅度为10.2%，这与军工生产相对缩减有关。而3大支柱工业受打击较轻，钢产量下降18.9%，汽车产量到1970年8月下降60.6%，新开工私人住宅从1969年1月的最高点到1970年1月的最低点，下降38.7%。固定资本投资1970年第4季度较1969年第3季度下降8%，全失业率最高达1970年12月的6.1%，失业人数507.6万。危机13个月期间破产企业11，386家(包括美国最大的一家铁路垄断企业宾夕法尼亚一中央铁路运输公司);军工大垄断企业之一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濒于破产，由政府补贴2亿美元才免于难。但总的说来，与前几次危机相比，这次危机对生产力的破坏较轻。
但是，危机在1970年11月底结束后，美国经济出现两个特点。一是国际经济地位进一步下降。美国黄金储备在1971年跌入百亿美元大关，为97亿美元，是1935年以来最低水平。自1971年出现46亿美元的外贸巨额逆差后，70年代的年外贸逆差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个别年份除外)，而外贸出口值在世界上的比重进一步下降。二是开始出现了通货膨胀、高失业和工业生产停滞或低速增长并存的“滞胀”征兆。这是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已成为西方国家经济的顽症。
在这次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又继续采取了扩张性经济政策，但并未能摆脱经济困境。由于国内财政赤字猛增，物价飞涨;而对外债台高筑，国际收支更加恶化(如1970年黄金储备减至102亿美元，而对外短期债务却增至520亿美元)，在1971年5月和7月又先后两次在国际上爆发美元危机。因此，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8月15日提出了所谓“新经济政策”，其内容即：对外暂停外国中央银行以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对进口商品增收10%附加税;对内冻结工资、物价和房租;削减联邦政府开支。提出这一政策的目的据说是实现“没有战争的繁荣”，而实质却是对外赖帐(停兑黄金即等于不负责收回流出的美元)和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对内则是向人民勒索，以维持垄断资本的高额利润。其结果是，美元在1971年12月和1973年2月两次贬值，黄金官价从每盎司35美元提到38美元后，再上升为42.22美元，西方各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战后初期建立起来的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货币体系宣告崩溃。而国内冻结政策经过4个阶段实施之后，于1974年4月30日收场。但该年消费物价上涨率为10.9%，批发物价更是高达18.9%。
1972年1月，工业生产指数超过危机前最高点，其间工业生产的增长停滞达26个月。从1972年4月起，工业生产持续高涨，到1973年12月又连续下跌6个月，许多研究美国经济问题的学者认为这是又一次经济危机的开始。但是，根据1976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对所编工业生产指数的修订，和从美国商务部最近公布的数字来看，1974年6月的工业生产指数(131.9)又超过1973年12月的131.3，而在以后连续出现下降时，头3个月的指数仍是超过1973年12月的，因此，这次危机(战后第6次)似应是从1974年7月起算。
1974年至1975年经济危机
这次危机从1974年7月开始，到1975年3月结束，历时9个月。工业生产下降15.3%，其中制造业下降17.3%，受到打击特别严重。3大支柱工业下降程度也十分剧烈，按从最高点到最低点的下降幅度计算，新开工住宅建筑从1973年1月到1974年12月下降64.8%，汽车产量从1973年10月到1975年1月下降56.4%，钢产量从1974年3月到1975年7月下降34.4%。危机期间，固定资本投资下降16.6%，在战后历次危机中首屈一指。破产企业在危机9个月内达8，024家。全失业率最高达1975年5月的9%，失业人数为843.3万人，也大大超过前几次危机。从1973年1月到1974年底，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平均价格猛跌41.0%，股票价格下跌总额达5，000亿美元。通货膨胀趋于严重，按国内生产总值消费物价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1973年为5.7%，1974年上升到11.8%，1975年仍为11.1%。
这次周期性危机之所以迅猛异常，首先是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经济的恶果。美国政府的“反危机”措施在危机爆发前可以刺激经济危机提前或推迟发生，在危机爆发时又可促使经济提前复苏，这种人为地缓和矛盾的做法在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时终于难以奏效，其结果是经济危机一发而不可控制。其次是这次危机在西方国家具有普遍性和周期性，使发达国家不但不能转嫁危机，而且互相激荡，加重危机。这次危机爆发后，西方流行一种观点，即产油国家的石油提价是产生这次危机的根源，理由是石油涨价引起通货膨胀，进而导致经济危机。这种论点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总爆发。从实际情况来看，首先，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是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般趋势，在美国尤其如此。其次，石油涨价确实会抬高一部分工业品的生产成本，利润相对减少一般会使这部分工业品萎缩，在这一意义上也只能说，石油涨价造成了经济危机的深化。当然，这一因素是不应忽视的，但决不会成为生产过剩危机的根源。还有两点必须指出：第1，石油涨价引起工业品涨价，是工业发达国家试图把减少利润的损失转嫁到工业品价格上的表现;第2，1973年涨价前的石油价格尽管十分低廉和很不合理，但美国经济危机并未能避免过。
从1975年4月起，工业生产开始回升，到1976年8月超过危机前最高点，以后转入高潮阶段。根据回升及以后高涨阶段来看，美国经济一直处于“滞胀”的情况下。在这一时期，美国加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经济的干预，如通过了“1975年减税法”和“1977年降低和简化税收法”，联邦储备委员会运用“公开市场政策”来调节货币供应，继续大搞赤字财政等，对调节经济发展起到了有限的一些作用，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根本矛盾。
1979年至1982年经济危机
1979年4月，美国工业生产指数从一个月前的153.5下降到151.1，在以后的9个月中，时起时伏，徘徊于152.7左右。从1980年2月起，工业生产急剧下降，但到1980年8月，工业生产指数从140.3回升到142.2，以后持续上升，到1981年7月达153.9。从1981年8月开始，工业生产又第二次急转直下，直到1982年11月才结束。关于这次危机的始末，国内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与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所提出的标准有些类似，该局的主要标准是，在调整美元价值并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国民生产总值出现连续两个或两个以上日历季度的下降，即构成一次衰退。因此，从1979年到1982年出现两次经济危机。另一种较为普遍的意见认为，这是一次危机的两个阶段，从固定资本投资和工业生产升降幅度来看，均不构成两次危机的理由。其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次危机应从1980年2月起算，理由是在这以前的工业生产下降是由于卡车汽车司机的罢工，石油恐慌引起加油站排队因而家庭妇女外出购货量减少，属于临时性因素，而且工业生产下降幅度也不大。
美国政府的干预政策，是在这次危机中出现两次工业生产下降的直接原因。1980年，卡特总统出于竞选连任的需要，采取了一系列制止“衰退”的措施：财政赤字在1980年高达创历史纪录的596亿美元;中央银行即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率急剧下降，商业银行的优惠利率也随之下降，如1980年4月平均优惠利率还高达19.77%，到8月已降至11.12%;此外，货币供应量也大大增加了。这些措施人为地中断了周期的危机阶段。1981年2月里根上台后，提出一项所谓“经济复兴计划”，包括减税、减少政府限制性规章条例、削减政府开支和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4个部分。其后中央银行采取了货币紧缩政策，加上巨额赤字引起的通货膨胀心理，1981年优惠利率便上升到20%左右，使绝大多数部门重新陷入危机。
从1979年4月到1982年11月，危机持续44个月。工业生产下降12.1%，其中耐用品下降19.7%，原料生产下降20.1%。3大支柱工业也遭到严重打击，按从最高点到最低点计，汽车产量从1979年5月到1982年1月下降69%，钢产量从1979年5月到1982年12月下降65.2%，新开工私人住宅建筑从1979年6月到1981年10月下降55.6%。危机期间，非住宅私人固定资本投资下降幅度不大，从1979年第3季度到1982年第4季度下降了近7%，因而整个工业生产下降幅度也不是很剧烈。在紧缩政策的作用下，危机期间的年物价上涨率呈现下降趋势。但从其他一些与“滞胀”有关的指标来看，这次危机的严重程度要超过以前任何一次。1982年国民生产总值下降1.9%，为1948年以来最大的下降。1982年的企业破产数也创30年代大危机以来的最高纪录，达25，346家。全失业率最高达到1982年12月的10.8%，失业人数1203.6万。1982年11月开工率下降到67.4%，为1948年以来的最低点。外贸逆差在1982年创426.9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逆差在同年竟达80.93亿美元。1981年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已高达579亿美元，1982年财政年度上升到史无前例的1，107亿美元。此外，这次危机还与农业危机交织在一起，1982年农产品积存量创30年代大危机以来最高纪录，反映农民购买力的平价比率(即农场主出售农产品价格指数与包括支付利息工资、税收在内的购买商品价格指数之比)在1982年12月下跌到54，为1910年以来最低水平，农场主收入3年里急剧下降。这次危机属于战后第3次具有周期性质的世界性经济危机。
1982年12月，工业生产开始回升，从而标志着这一周期危机阶段的结束。
1948年以来经济危机的主要特点
战后美国经济危机在性质上并没有变化，但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第一，经济危机对生产力破坏的严重程度比战前有所下降。具体表现有，危机期间工业生产和固定资本投资的下降幅度较小，没有一次超过战前到本世纪初的任何一次危机，其原因之一是传统工业受打击一般非常严重，而新兴工业部门生产下降幅度小，甚至继续上升，从而有结构性危机的因素;企业破产的绝对数目并无锐减，但由于企业总数大大增长，因此破产率在下降;危机期间已无明显的货币信用危机，股票狂跌现象很少发生。
第二，危机呈现深化趋势，常与其他各种危机交织在一起。战后，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干预措施，联邦财政状况不断恶化，赤字和债务额不断出现新的历史纪录;从1960年开始发生的美元危机，表现为国际收支逆差扩大，国际上大量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其他硬币，是战后的新现象;农业危机与战后第一次工业危机并发，以后断断续续，拖了20多年，1980年重新陷入危机;70年代，美国还出现能源危机、原料危机等。这些危机尽管无明显的周期性，但由于常常与经济危机交织，进一步促使危机的深化，给政府“反危机”措施带来障碍。
第三，危机期间物价继续上涨，在周期高涨阶段的经济增长仍然缓慢。在战后最初的两次危机中，物价下跌，货币流通量减少或停止增长，与战前大致相同。在以后的危机阶段，联邦政府继续增加开支以利刺激需求，垄断资本人为地抬高物价以维持高额利润，从而通货膨胀扩大。这些措施对生产的实际增长，并不从生产内部起刺激作用，导致了后来高失业率、低开工率和增长缓慢的情形。这种逐步出现的“滞胀”局面，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经济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经济周期的自身发展。
第四，从危机爆发的次数来看，危机比战前频繁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19世纪是平均10年1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是平均7到8年1次。战后美国爆发7次危机，平均5年左右一次。不过国内学术界对此有争论，主要认为这7次危机中，1953至1954和1960至1961年两次危机不应被看作是周期性危机，理由是这两次危机具有局部性质、产生于周期的某一阶段、与固定资本更新和扩大的联系较少，等等。因此，从周期性危机这一角度来看，战后美国经济周期并没有越来越短的趋势。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加深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
战后经济危机出现上述特点，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主要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大规模干预经济的政策和各种“反危机”的措施。在财政政策上，包括实行减税，加速折旧和赤字财政;在金融政策上，推行公开市场政策，调整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率和会员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这对危机的破坏起了缓冲作用，但却同时产生了如“滞胀”等各种新的矛盾。此外，如战后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使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在危机期间仍能进行。又如私人垄断财团和跨国公司实力的加强，使美国有可能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而在国内保持较高的福利等。但是，这些却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固有矛盾。经济危机，就是强制性地破坏一部分生产力，以使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得到暂时解决。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无法改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