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20日，参加捷克斯洛伐克第3届民族阵线政府的民族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的12名部长向总统贝奈斯联合提出辞呈，制造了政府危机，企图搞垮共产党人任总理的联合政府，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排挤出阁，组织看守政府，再组织选举，建立资产阶级政权。捷共发动群众，迫使贝奈斯总统接受12名部长的辞呈，通过民主的、宪法的、议会的方式解决了政府危机，将反动分子从民族阵线政府中清洗出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人民民主政权，实现了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和转变，史称二月事件。二月事件在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国际共运史和国际关系史上也十分引人瞩目。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政权的确立
1939年3月15日，德国法西斯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恢复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首要任务。慕尼黑阴谋和1939年3月的投降，表明捷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没有能力领导捷民族民主革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只能由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来掌握。捷共领导全国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捷共的主要领导人哥特瓦尔德、施维尔玛、斯兰斯基、柯别茨基等在莫斯科成立了党的国外领导中心，负责领导民族民主革命，而另一部分领导人则在国内组成党的地下中央委员会，具体组织和领导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斗争。在捷共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组成了广泛的民族阵线。而以贝奈斯为代表的一部分亲西方的捷资产阶级，虽在国家沦亡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们毕竟没有直接投降德国法西斯，而是流亡到了西方，并在伦敦建立了资产阶级流亡政府，追随英美等西方国家，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随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特别是1941年7月18日，苏联政府同捷流亡政府在伦敦签署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相互援助的协定以后，他们也参加了反法西斯的民族抵抗运动和民族阵线。因而，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存在两种政治势力和两个中心。即捷共领导的人民抵抗运动和贝奈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抵抗运动。两种政治势力追求着截然相反的政治目的。捷共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希望在苏联的援助下，彻底驱逐德国法西斯，恢复国家的独立，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贝奈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则幻想依靠英美的军事力量打败纳粹德国，并在英美的支持下重新恢复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在捷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和民族阵线内部就存在着两种目的和两种前途的斗争。实质上也就是在民族民主革命和战后国家建设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1943年秋，苏联红军打败法西斯德国主力的形势已逐步明朗化，中欧必将由苏联红军解放已成定局，以贝奈斯为代表的捷资产阶级为了能争取在战后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保持一定的影响，维持一定的阵地，不得不匆忙赶赴莫斯科，于1943年12月同苏联政府签订了《苏捷友好和战后合作条约》，并同捷共领导人讨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战后安排，原则上接受了捷共提出的战后人民民主政权的构想。1944年8月，捷共组织并领导了著名的斯洛伐克起义，1945年春，苏联红军解放了捷克斯洛伐克东部地区。全国解放在望，贝奈斯等人不得不于1945年3月再去莫斯科，同捷共就战后新政府的组成和政府的施政纲领进行了讨论和协商。经过激烈的争论， 3月29日，参加协商的各党签署了协定，资产阶级不得不接受了捷共提出的政府组成方案和政府施政纲领(即后来被称作的科息斯纲领)。1945年4月4日，在科息斯正式宣布组成第1届民族阵线政府。但是，资产阶级对于他们迫于国内外形势不得不作出让步并不甘心。所以，当1945年3—4月，苏军在捷克地区推进受阻，4月21日巴顿将军率领的美军第3军越过捷国境，占领了阿斯，他们感到欢欣鼓舞，幻想美军占领布拉格会扭转对他们不利的国内形势。然而他们的希望又落空了。5月5日，捷共成功地领导了布拉格的武装起义，5月9日苏军解放了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全境迅即解放，5月10日，民族阵线联合政府迁回布拉格。这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结束和人民民主政权的确立，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民族阵线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和捷共的策略
民族阵线联合政府是由参加莫斯科协商的各党派代表组成的。根据协议，政府共25名成员。6个政党，即捷共、斯洛伐克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民族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各派3名代表，另有7名具有威望的社会知名人士入阁。总理由社会民主党的兹·费林格担任，其余5党各派1人出任副总理。捷共和斯共的副总理为哥特瓦尔德和西罗基。无党派人士斯沃博达任国防部长，扬·马萨里克任外交部长。共产党人担任部长的有内务部、情报部、农业部。社会民主党人掌握工业部、供应部。民社党主管外贸部、司法部。人民党主管邮电部、技术部。斯洛伐克民主党掌握交通部、法律编纂事务部。显而易见，容纳了各派政治力量的民族阵线联合政府既不是工人阶级，也不是资产阶级单独执政。哥特瓦尔德曾指出，这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群众、城市中等阶层、劳动知识分子以及部分捷克和斯洛伐克资产阶级的共同执政。
工人阶级虽然参加政权，并居于主要地位，但还没有完全掌握政权。这是当时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决定的。这种形式的政权必然是过渡性质的，它面临着两种发展的可能性，即仍然有倒退到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但重要的是，民族阵线联合政府的方针，政府的路线，不是象以前那样取决于大资本家，而是取决于以共产党为首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作为民族阵线政府的科息斯纲领，规定了政府的头等重要的任务是尽力支援苏军尽快解放全国，并规定要按苏联红军的榜样建立新型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纲领规定国家权力的源泉来自人民，要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建设全面的公共生活，保障人民的一切政治权利;国家权力机关的基础是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形成的各级民族委员会。保证斯洛伐克人在中央机关有相应的代表，特设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和行政委员会，决定彻底清除法西斯分子，惩办通敌分子和卖国贼。在经济领域，纲领规定要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决定将敌人和卖国贼的财产交国家监督管理。银行、保险公司、重要的工业企业、自然和动力资源也置于国家监督之下。没收敌人和通敌分子的土地分配给无地与少地的农民。保护私人企业和商业。在对外关系方面，纲领提出同苏联结盟和广泛合作是对外政策的基础，要加强同其他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合作，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科息斯纲领没有提出解决生产资料资产阶级所有制的问题，也没有提出普遍反对资产阶级和剥夺一切资产阶级的口号。这是一个“反对占领者的斗争纲领，而且也是驱逐占领者后建设共和国的纲领”。纲领“给资产阶级留下了部分物质基础，也给他们留下了政治权利”。这是符合当时捷克斯洛伐克革命的性质的。哥特瓦尔德反复强调了这一时期捷克斯洛伐克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强调“在现阶段，我们是按民族民主革命的路线，而不是按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行动的”。
民族阵线联合政府刚成立不久，1945年4月8日，哥特瓦尔德在给斯洛伐克共产党干部讲话中明确指出：全党不要陷入宗派主义倾向，不要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反对一切资产阶级和消灭资本主义的口号。他指出，无论总的形势和广大群众的觉悟都没有成熟。他提出必须尽一切可能来巩固劳动人民的团结，并保持同那些尚受资产阶级影响的阶层以及部分资产阶级的同盟。只有这样，才能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准备好条件。哥特瓦尔德还强调不能把苏维埃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最近的目标。如果党把这种目标当作直接的前景，将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他指出：“虽然形势很好，但最近的目标不是苏维埃和社会主义，而是真正的彻底实现我们置身于其潮流中的民族民主革命，并把它进行到底。”捷共清醒地认识到，虽然党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中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在一部分群众中，尤其是城市和农村的中等阶层中，贝奈斯和部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有欺骗性和影响，他们还没有认清资产阶级的本质，而且对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缺乏思想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捷共认为，执行民族阵线政策，有利于促进和巩固人民的团结，吸引民族最广泛的阶层到自己周围，参加国家建设，并有利于促进资产阶级政党的分化，争取进步分子同捷共合作。这一政策也有利于工人阶级自身加强政治上的团结，并学会管理国家。这一时期，捷共的路线和方针是争取革命的和平发展，使民族民主革命逐步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捷共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然经历一种特殊的过渡时期。在这时期内，政权问题尚未最终解决。政府中既有工人阶级又有资产阶级，而且他们还必须实行合作。当然，这种合作并不意味着阶级调和，而是阶级斗争在特殊形式下的继续。也并不意味着党放弃了社会主义的目标，恰恰相反，这才是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达到社会主义目标的正确途径。哥特瓦尔德明确提出，捷共必须探索“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捷克斯洛伐克政策”。捷共把彻底贯彻执行科息斯纲领视作工人阶级争取领导权斗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
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与资产阶级的反抗
捷共认为，巩固和加强各级民族委员会，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彻底清洗卖国贼和投敌分子，建立新的公安机关和军队是争取领导权斗争中的重要步骤。1946年5月选举之前，共产党在捷克和摩拉维亚地区州、县两级民族委员会委员的比例分别达到37%和32%。而在斯洛伐克地区则在多数民族委员会中占多数。资产阶级则竭力想限制民族委员会的权力。共产党积极支持参加过游击战的工人、农民参加新的军队，而资产阶级则利用贝奈斯的统帅地位，让过去的军官、宪兵混入新的军队和公安机关。1945年5月19日，颁布了关于民族管理委员会的法令。民族管理委员会并不意味着没收前业主的财产，因此，资产阶级并不笼统反对，但是他们指望没收德国人和匈牙利人的财产以扩大他们自己的经济阵地。为了争取农民，共产党坚决支持没收敌人和卖国贼的土地，分配给劳动农民。在捷共的推动下，农村中成立了农民委员会。1945年6月21日，颁布了关于没收敌人全部土地并分配给雇农和小农的法令。但资产阶级却坚持要求给被没收者以赔偿，要求提高分得土地的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全国共没收了294.6万多公顷土地。捷共还建议政府实行农产品三级收购价格制度，以支持贫农和中农。按照这一制度，贫、中农出售的农产品价格最高，富农次之，地主最低。这些措施，使农村的阶级和政治关系发生了极大变化，巩固和加强了工农联盟。不顾资产阶级的反对，捷共坚持要求把共和国建设成由两个平等民族(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组成的国家，承认斯洛伐克民族是单独的民族，从而顺利解决了民族问题，争取斯洛伐克人民的支持。政府还将边境地区的250万德国人遣送回国，并解决了匈牙利、波兰、乌克兰等少数民族问题。政府根据科息斯纲领，加强了同苏联的友好和合作。资产阶级不敢公开进行反苏活动，但他们却散布流言，贬低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贝奈斯带头提出捷克斯洛伐克应该奉行“西方与东方的桥梁”的对外政策。
由于贯彻科息斯纲领，工人阶级到1945年夏天，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阵地都得到一定的巩固。捷共提出银行、金融业、关键性的工业及拥有500名职工和某些拥有150名以上职工的重要工厂实行国有化。资产阶级则竭尽全力争取缩小国有化的范围，并拖延通过有关的法令，但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贝奈斯不得不于1945年10月24日签署了国有化法令。由于国有化法令的实施，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100%的采矿和冶金工业，99%的电力工业，77%的化学工业，73%的金属工业。
国有化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奠定了基础。但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仍然相当强大，全国企业总数的49%和100%的国内外批发贸易仍然掌握在他们手中。在农村，剥削阶级的经济力量特别强大，全国农村还有16，000多个占地超过50公顷的地主和成千上万的富农。资产阶级期望在制宪议会的选举中取得多数，向工人阶级反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捷共于1946年3月举行了第8次代表大会。八大提出了不断扩大和巩固工人阶级在政权中地位的新任务。捷共希望通过选举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在议会的阵地。1946年5月26日，捷克斯洛伐克举行了战后第一次正式的制宪议会选举。捷共获得全国选票的38%。在议会的300个席位中获得114个席位，成为最强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获12.05%选票，在议会中有37个议席。捷共和社会民主党一起共有50.05%选票，151个议席;民族社会党获18.29%选票，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分别获得15.64%和14.07%选票。3个资产阶级政党一起获得了48%的选票。7月2日，组成了第3届民族阵线政府。哥特瓦尔德出任政府总理。新政府26名成员中，捷共9名，社会民主党3名， 3个资产阶级政党各4名，另2名为无党派人士，即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和国防部长鲁·斯沃博达将军。新政府提出的施政纲领的主要内容起草和通过新宪法，编制恢复和建设经济的两年计划。
1947年1月，捷共中央全会分析了阶级斗争的形势，明确提出“谁战胜谁”的问题至今尚未解决。政府虽然是由共产党人领导的，但共产党人在政府中仍占少数。为此，捷共提出了争取民族大多数的口号，要求在民族的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中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为了争取农民群众，1947年4月，捷共提出整套的农业纲领，要求把没收土地的工作进行到底。复查第1次土地改革，把超过50公顷的庄园土地加以分配，为农民制定国民保险，统一农业税等。这一纲领的提出和通过削弱了资产阶级在农村的影响。
1947年夏天，国民经济的发展发生了突然的挫折。空前的大旱灾造成歉收。各类作物的收获量同预计产量相比，粮食减产37%、土豆52%、甜菜49%、饲草2/3，全部损失达110—150亿克郎。人民的食品供应出现严重困难。政府不得不降低配给量。资产阶级乘机捣乱，黑市又重新猖獗。国家被迫增加原定用于国内消费的产品出口，以增加进口食品。资产阶级利用了西方挑起“冷战”和美国抛出“马歇尔计划”的国际形势，要求民族阵线政府接受“马歇尔计划”，民族阵线联合政府原决定派观察员出席1947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有关“马歇尔计划”的会议，后来因苏联的压力取消了这一决定。7月上旬，捷政府同苏联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将供应捷一些过去从西方国家进口的重要原材料，并应允1948年内供应捷20万吨小麦和20万吨饲料，以帮助解决由于旱灾造成的经济困难。但资产阶级并不愿放弃要捷克斯洛伐克接受“马歇尔计划”的企图。他们开始扰乱供应，力求使整个经济混乱，以便为达到此目的制造借口。资产阶级利用供应情况的恶化，大搞黑市和投机捣把、偷税漏税和炒卖外汇，借机大发横财。私营资本主义批发贸易的年周转额达550亿克郎，炒卖外汇达35亿克郎。在斯洛伐克地区，资产阶级政党对政府的一切决议实行怠工，甚至成立了“斯洛伐克行动委员会”一类的地下反动组织，为反革命政变准备条件。
在这种形势下，捷共面临两项严重的任务：解决由于灾害和资产阶级破坏造成的粮食问题，克服斯洛伐克地区的政治危机，粉碎资产阶级的阴谋。捷共建议政府在各级人民委员会设立粮食问题特别委员会，说服和动员农民交售粮食，揭发地主富农瞒产和拒不交售粮食的活动。捷共建议提高对小农和中农的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资产阶级不敢公开反共产党的这一建议，却建议提高面包价格和动用国库来支付这笔款项，其目的是要进一步恶化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挑拨工农联盟。他们为了破坏国家财政，建议大幅度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为了反击资产阶级，捷共向政府提出了征收“百万富翁税”的建议，要求对拥有财产超过100万克郎的人增加特别税。但是，资产阶级部长们在1947年9月2日的政府会议上否决了这一建议。9月11日，捷共同社会民主党就征收百万富翁税达成了共同行动协议，终于使政府于10月21日通过了关于征收财产税和超额利润税的特别法律草案，同时，哥特瓦尔德以政府总理的名义，请求苏联增加粮食供应，将原协议规定供应的粮食由40万吨增加到60万吨。加上国内收购的粮食，使粮食供应问题获得了基本保障。在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支持下，国家保安机关及时侦破了斯洛伐克民主党领导人策划的叛国阴谋。11月18日斯洛伐克成立了新的行动委员会，民主党在其中已不再拥有多数。
资产阶级制造政府危机和捷共的反击
粮食问题的解决和斯洛伐克政治危机的克服，巩固和扩大了工人阶级的阵地。资产阶级却不甘心失败。1947年底，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政治局势更加尖锐化了。资产阶级因“马歇尔计划”和法共、意共被排挤出内阁感到鼓舞，也因为社会民主党向右转感到高兴。1947年11月，社会民主党在布尔诺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左派领导人兹·费林格落选，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被右派和亲右派势力所掌握。资产阶级认为在议会取得多数，建立巩固的反共的统一战线，孤立、并最后排挤共产党大有希望。捷克斯洛伐克邻近的人民民主国家内政治局势的发展，也从另一个方面促使资产阶级尽快采取行动。这一时期，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都先后将国家政权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清除，捷克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决心利用他们自己以为的有利形势向工人阶级发动进攻。民族社会党同人民党缔结了共同行动的协议，以后，斯洛伐克民主党也参加进来。12月底，民族社会党头目又同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头目勾结，双方达成协议，社会民主党将在社会和经济问题上奉行独立的政策，并保证在所谓“保卫议会民主和公民的自由与权利”的斗争中同民族社会党站在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捷共中央于11月底召开了中央全会，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复辟计划和策略，指出资产阶级反动派想通过阻挠和怠工使政府的一切活动瘫痪，从而迫使政府在大选前辞职，这样就会为贝奈斯任命一个排除共产党人的看守政府创造条件。哥特瓦尔德指出，资产阶级的这些活动是“一种政变的企图，应该彻底粉碎反动势力”。捷共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步骤，开始了工人阶级以最终击败资产阶级为目标的战略反攻。共产党人领导的国内贸易部对纺织品批发商进行了检查，打击了囤积纺织品的投机活动。1948年2月初，捷共提出了一切对内对外贸易批发业收归国有的要求。同时，还提出要求把一切职工人数超过50人的工业企业收归国有，加速进行对50公顷以上的庄园的土地改革。捷共还建议将全国所有银行合并成一家银行，捷共的建议受到工农群众的支持，资产阶级却在议会否决了这些建议。资产阶级政党的部长们在社会民主党右派头目的支持下，于2月10日在政府会议上强行通过了大幅度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的议案。这是民族阵线政府成立以来，捷共首次在重要问题上遭到失败。
资产阶级企图提前举行大选，在“合乎宪法程序”的掩盖下，夺取政权。2月13日，政府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国民保险法案。会议刚开始讨论，民族社会党人、司法部长德尔蒂纳突然袭击，猛烈攻击共产党人领导的内政部和公安军团滥用权力，制造假案，搞逼供信迫害民族社会党工作人员。他还指责内政部长有计划、有步骤地从安全机构撤换非共产党的成员。此时，民族社会党的议员高拉送来了“惊人的”消息：公安军团司令昨天下令解除了布拉格防区8名区队长的职务。德尔蒂纳等人就借题发挥，更加制造混乱。尽管哥特瓦尔德再三申明，内政部长诺塞克(当天因病未到会)将在下次政府会议上回答德尔蒂纳的批评，但右派部长们仍然纠缠不休。民族社会党纠合资产阶级政党的部长们在会上以多数票通过决议，责成内政部长取消公安军团司令关于撤销8名区队长职务的命令，并且暂时停止公安军团各级军官的一切调动。资产阶级政党的头目们以为，在一周内两次以多数票打击了共产党，就可以把共产党排挤出阁了。
捷共充分意识到局势的严重，决定通过定于2月22日召开的全国工会代表大会和2月29日召开的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组织工农群众反击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却决心在两个代表大会之前向共产党发动总攻。2月13日至16日间，资产阶级政党的头目匆忙奔走于美、英、法、梵蒂冈驻捷使馆，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和鼓励。2月17日凌晨，民族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3党头目达成了联合行动的协议，并商定决不单独同共产党谈判。17日上午10时半，政府举行例会。哥特瓦尔德还来不及宣布会议议程，民族社会党的部长们就责问内政部长是否已执行13日政府会议的决议，取消了调动布拉格公安军团8名军官的命令，哥特瓦尔德回答说，内政部长仍在生病，在内政部长无法出席会议的情况下，他无可奉告，并建议在下一次内政部长能够出席的政府会议上再讨论这一问题。但遭到资产阶级部长们的反对。12名资产阶级部长约定，坚持要内政部长执行13日政府会议的决议，否则，他们将拒绝参加政府工作。下午2时，政府会议再度开会，资产阶级部长们仍坚持自己的要求，会议无法进行，唯一达成的协议是2月20日提前举行政府会议。
捷共中央主席团立即举行了会议，认为局势有可能发展为公开的政府危机，党必须立即动员全体人民全力以赴反击资产阶级的进攻。中央主席团发表了号召书，揭露了参加政府的资产阶级政党长期以来破坏政府纲领的执行，阻挠重要法案的制定，破坏新宪法的拟订。捷共中央派干部连夜将号召书送达全国各州、县、工厂和农村。同日，斯共中央也发表了《人民行动起来，粉碎反动派的计划》的号召书，号召斯洛伐克劳动人民同捷克劳动人民站在一起，反击捷克和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反动派的颠覆计划。全国各州、县和工厂、矿山都在当晚和次日清晨举行了紧急会议，200多万工人作好了战斗准备。
2月18日，资产阶级政党的报纸用醒目标题报导了前一天政府会议的消息，并大肆攻击共产党人。同一天，民族社会党头目拜访了贝奈斯，贝奈斯告诉他们，说他从哥特瓦尔德激烈的言词中感觉到了某种虚弱和没有信心，因此，他鼓励反动部长们要坚持下去，并向他们保证说：“至于我，我决不后退。你们可以指靠我。”反动部长们决定尽快将政府危机公开化。18日晚17时，哥特瓦尔德原定召集政府会议，讨论和批准目前在布拉格召开的人民民主国家外长会议的决议，但资产阶级部长们拒绝与会。19日晨，社会民主党代表劳斯曼等人拜访哥特瓦尔德，要求共产党满足资产阶级政党的要求，遭到拒绝。哥特瓦尔德坚持要社会民主党停止支持反动分子，同共产党保持合作。如果右派政党公开挑起政府危机，建议由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多数派政府，但被拒绝。同一天， 3个资产阶级政党的部长们再度聚会，决定第2天，即2月20日正式提出辞职。同一时刻，回国休假的美国大使斯坦哈特中断了休假，乘专机提前返任。他一下飞机就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公然声称，他坚信共产党人在政府统治的丧钟敲响了，捷克斯洛伐克会很快回到资本主义制度，并同美国建立紧密联系。晚上，斯坦哈特公开声明，当前的政府危机将提高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在美国的威信，遗憾的是，它没有在一年前发生。深夜，捷共中央主席团举行了会议。哥特瓦尔德通报了情况，认为局势已空前严重，全党都已作好战斗准备，决心捍卫1945年5月以来的革命成果。
20日，民族社会党的机关报《自由言论》在头版用通栏标题刊登了挑衅性的口号：“我们决不容忍警察制度!”“我们反对恐怖的警察手段，我们及时警告所有的政党和所有正直的人们!”等等，公开发出了反革命进攻的信号。上午10时，政府会议开始。内政部长诺塞克虽未康复，仍抱病与会。但资产阶级的12名部长拒绝出席会议。他们聚集在民族社会党头目、副总理曾克尔办公室策划对策。随即，曾克尔向哥特瓦尔德递交了一封信，声明只有内政部长执行2月13日政府会议决议，他们12名部长才能参加会议。哥特瓦尔德回答说，内政部长已经到会，可以回答他们的质询，建议他们出席会议。但曾克尔仍坚持不履行2月13日决议决不出席。结果会议无法举行。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终于公开制造了政府危机。下午， 3党的12名部长分别向贝奈斯提出了辞呈。贝奈斯对人民党头目哈拉说，他当然不会接受部长们的辞呈。他鼓励哈拉，要他们相信他，他决不会妥协。
得到反动部长们辞职的消息，捷共中央主席团举行了紧急会议，认为，当前最紧迫的是要争取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留任。社会民主党的3名部长是否辞职，将对局势产生深刻影响。根据宪法，在多数部长留任的情况下，总统无权解散政府。因此，当天萨波托茨基就会见了社会民主党主席劳斯曼，提出由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组织革命多数派政府，但被拒绝。下午4时，民族社会党头目里普卡向劳斯曼提出，要社会民主党的部长加入右派联盟，立即提出辞呈。劳斯曼答应由晚间召开的主席团会议决定。当晚，社会民主党主席团举行了马拉松的会议。会上左派同右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无法通过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但主席团只有3人同意立即辞职，不得不决定将此问题提交2月23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这样，社会民主党倒向政变分子一方的危险暂时排除了。同时，国防部长斯沃博达，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也没有提出辞职。而3个资产阶级政党中的反对派和进步分子也先后向捷共表示，他们不同意本党头目们的行动，因而捷共可以确信在政府和议会中都可以保持多数，可以在清除反动分子之后重新组织民族阵线政府。
哥特瓦尔德亲自拜访了贝奈斯，向他转达了捷共中央解决政府危机的立场，坚决要求总统接受12名部长的辞呈。贝奈斯劝告哥特瓦尔德同反动部长们进行“耐心的谈判”，哥特瓦尔德断然拒绝。捷共中央主席团发表了告全体人民书，揭露反动派结成反人民联盟，阴谋颠覆民族阵线政府;强调哥特瓦尔德政府将坚守自己的岗位，号召全体劳动人民支持哥特瓦尔德政府。当夜23时，捷共中央派出的干部连夜赶赴全国各地。捷共中央向各地党组织发出指示，要他们准备好将反动分子清洗出民族阵线。为了防范反动派诉诸暴力，捷共中央要求加强工厂中的工人纠察队，并把他们变成战斗队以防事变。
21日，全国各重要城市和工厂都举行了群众集会。成千封电报和文件寄给政府和总统，要求接受反动部长辞职，用忠于民族阵线的人士取代他们。布拉格、克拉德诺等地的工人代表团陆续不断拜访总统，坚决要求不让反动部长们再回到政府。10时整，布拉格10万群众在老城广场举行盛大集会。哥特瓦尔德在会上报告了政府危机真相，建议任命新的、忠于人民民主制度的新人来代替已辞职的部长。同时，他号召全国人民迅速建立民族阵线行动委员会，坚决反击反革命分子的任何挑衅。社会民主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代表先后发言，支持哥特瓦尔德的严正立场。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总统接受3党部长们的辞呈，依据宪法和民主原则的精神，由哥特瓦尔德总理提名忠于民族阵线的新人充实政府。大会选出一个55人代表团将决议送交总统。全国所有的大城市和工矿企业也都举行了示威性的集会，表示支持捷共要求，同意按哥特瓦尔德的建议解决政府危机。在捷共的号召和推动下，全国各地都建立起民族阵线行动委员会，开始把反动分子从公共生活、各政党和社会组织中清洗出去。捷共中央主席团致函社会民主党，希望该党在改组政府和反击反动派进攻中，同捷共共同行动。
为了掩护反动部长们退却，贝奈斯拖延批准他们的辞呈。当晚捷共中央主席团致函贝奈斯，坚决要求他接受12名部长的辞呈，通知他政府总理将立即开始谈判，根据宪法和民主原则，补充政府新成员以取代辞职的部长。捷共中央主席团决定立即同3党内的反对派和进步分子就补充政府的候选人进行协商。
22日，全国工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所有50名以上职工的工厂实行国有化，迅速通过新宪法，实行新的土改。大会决定2月24日举行1小时大罢工，以支持工会代表大会的要求。当晚，内政部国家安全局破获了民族社会党军官企图破坏国家电台的阴谋，于是，进行了广泛的搜查和逮捕。哥特瓦尔德命令内政部长立即下令全体公安军团作好战斗准备，迅速加强对桥梁、隧道、火车站、电报局、电话局、电台、政府机关和外国使、领馆及其他重要建筑和单位的保卫。为了防范反动分子外逃，切断他们同国外的联系，内政部长下令封锁同奥地利、德国西占区的边界。公民非经内政部特许，禁止出国。内政部连夜调精锐公安军团进驻布拉格。在捷共领导下，布拉格成立了工人民兵总指挥部，配合公安军团维持秩序。23日，在布拉迪斯拉发老游击队员也迅速武装起来，配合民兵和公安军团执勤与巡逻。其他城市也相继建立工人民兵组织。同日晨，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同贝奈斯进行了非正式接触，要贝奈斯“顶住，不退让”，答应西方将给予支持。于是贝奈斯于当天中午再次拒绝批准12名部长辞呈。晚上，近万名不明真相的大学生举行了反共示威游行。同一时刻，在布拉格公共大厦召开了各政党和群众组织领导人会议，成立了民族阵线中央行动委员会筹委会。国防部长斯沃博达在会上公开表明立场：“军队同人民在一起。谁破坏民族的统一，谁就是破坏分子，应该被清除。”24日，全国250万劳动群众举行了1小时总罢工，一致拥护捷共的政策，强烈要求贝奈斯接受12名部长的辞呈。但贝奈斯仍坚持自己的立场，要求捷共同反动部长们谈判。晚上，大学生企图再次闹事，被工人队伍驱散。夜晚，布拉格工人再度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资产阶级政党内部在这一天也进一步分化。人民党内成立了进步分子组成的行动委员会，接管了人民党的新闻机构。民族社会党的进步分子也接受了该党的印刷厂。社会民主党执委会举行会议，左派要求同捷共达成协议，并同捷共讨论派代表参加政府。
25日上午，愤怒的布拉格工人对贝奈斯仍拖延和犹豫不决表示强烈不满，同时，也对各报刊登的国防部长的命令感到费解。斯沃博达将军在命令中要求全军官兵保持绝对平静，禁止军队介入内部政治纷争，命令全军紧密团结在最高统帅、总统贝奈斯周围。工人群众表示，如果反动派继续顽抗，将举行没有时间限制的总罢工。上午11时，哥特瓦尔德等人拜会了贝奈斯，再次强调，接受反动部长们辞职。根据捷共的建议任命新政府，是全国支持的唯一解决办法。贝奈斯答应尽快答复。下午4时，在布拉格老城广场召开了有25万劳动群众参加的大会。哥特瓦尔德宣布贝奈斯总统已接受12名部长的辞呈，并根据他的建议任命了新政府。新政府由24名成员组成：捷共12名，社会民主党4名，民族社会党和人民党各2名，斯洛伐克民主党1名，自由党1名，无党派人士2名(斯沃博达和扬·马萨里克)。同一天，民族阵线中央行动委员会和民族阵线斯洛伐克行动委员会分别选举萨波托茨基和西罗基为主席。
27日，以哥特瓦尔德为总理的复兴的民族阵线政府向共和国总统贝奈斯宣誓就职。斯洛伐克新的行政委员会也再次任命胡萨克为主席。
3月10日，哥特瓦尔德向制宪议会提出了复兴的民族阵线政府的施政纲领。5月9日，制宪议会通过了新宪法，即“五·九宪法”，宪法声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下定决心要把自己解放了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人民民主国家”，并保证“通过和平途径走上社会主义”。6月7日，贝奈斯辞去总统职务。6月14日，国民议会一致选举哥特瓦尔德为共和国总统。6月15日，哥特瓦尔德任命萨波托茨基为政府总理。二月事件终于用民主的、宪法的、议会的方式获得解决。二月事件的胜利证明了捷共寻找自己的道路、方式和政策的正确，是结合本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卓越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