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危机激化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资本家千方百计地把危机的后果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他们解雇工人， 削减工资，减少养老金和救济金，提高捐税。这些措施引起国内矛盾激化。在美国，125万失业工人在美国共产党和左派组织的领导下，于1930年3月6日在全国各大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农民自发的抗议行动也不断发生。1932年，一支约两万人的退伍军人向国会和平进军，要求发给政府拖欠他们的津贴，遭到联邦军队的残酷镇压。在英国，工人阶级不断地掀起示威游行和罢工斗争，甚至发生了水兵暴动，使得统治阶级惊呼：“产生1926年总罢工的精神再一次显示出来了!”在法国，危机期间的政局一直动荡不定，左翼的人民阵线在1936年的大选中战胜右翼势力，获得了选举的胜利。但是由于掌权的社会党和激进党的某些领导人没有认真执行人民阵线的纲领，使得该阵线未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在德国，罢工浪潮和群众运动动摇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它们摒弃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转而乞灵于希特勒的法西斯专政。在日本，1930年一年发生的劳资纠纷就有2，289次，参加的人数达19万人。日本统治集团为摆脱危机的困境，对外侵略扩张，于1931年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武装入侵中国;对内则加速法西斯化的步伐，加紧掠夺本国人民，为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作准备。

危机期间，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也尖锐起来。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竭力压低殖民地原料和农产品价格，向殖民地倾销工业品。殖民当局还增收捐税，加紧对居民的搜刮。帝国主义者的掠夺政策刺激了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印度国大党在危机期间首次提出了争取印度完全独立的口号，开展了第二次不合作运动，把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推向新阶段。中国和朝鲜人民的抗日斗争以及越南、埃及等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也出现高潮。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它们各自采取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政策，互相转化危机。为了保护国内市场，稳定国内物价，美国首先采取保护关税措施，于1930年通过“霍利一斯穆特关税法令”，把征税物品的平均税率从1922年关税法令规定的38.5%提高到53.2%。结果引起各国的报复性措施，它们相继提高关税和限制进口。从1931年6月到1932年4月的10个月时间里，有76个国家先后提高关税，实行进口许可证和限制进口制度，有56个国家宣布货币贬值。美元在1933年贬值40.9%。为了协调各国的经济和国际贸易，在美国倡议下，由国际联盟安排，于1933年6月在伦敦召开了世界经济会议。正从放弃金本位和美元贬值中获益的美国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提高世界物价，以恢复经济的活力。法国、意大利等尚未放弃金本位的国家则竭力主张恢复金本位，稳定国际汇率。英国倾向于金本位国家的意见，但坚持英镑对美元的低比价;实际上，它对减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所欠美国的战债问题更感兴趣。各国从自己的私利出发，都坚持自己的主张，相互争吵，互不相让。会议几经周折，最后终于毫无成果地不欢而散。

经济危机打破了战后建立起来的赔款制度和债务关系。德国为防止金融体系的崩溃，下令停止向外国支付短期债务和战争赔款，并要求最终取消赔款。美国担心自己在德国的投资和贷款的安全，支持德国的要求。1933年洛桑协约国赔款会议宣布废除赔款。德国停付赔款打乱了各国的债务关系。德国停付赔款后，法国就要求美国放弃战债。尽管遭到美国拒绝，法国还是在1932年10月宣布停止向美国偿还战债。次年，英国以及美国的其他债务国也效法法国的榜样。赔款制度和债务关系的崩溃加剧了帝国主义大国间的矛盾。

大危机促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危机期间，美英法等国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形成。这是1929年危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最深远的影响。美国从1933年起，开始实行“新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国家的干预和调节已成为美国经济生活中不可少而又举足轻重的因素，这标志着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开始形成。

英国于1932年2月通过保护关税法，放弃自由贸易政策。同年7月，在渥太华召开的帝国经济会议上，英国与各自治领和殖民地缔结“特惠协定”，规定英国对从帝国其他成员国进口的商品减免关税，并限制帝国以外农产品的输入;帝国其他成员国对于从英国进口的商品也给予相应的减免税优待，同时提高从帝国以外国家进口工业品的税率，开始实行帝国特惠制。此外，危机期间，在政府的干预下英国还大力推行“产业合理化”运动，废弃了大量陈旧设备，关闭了许多技术落后的厂矿，促进生产集中和企业合并，加强工业部门的垄断趋势。1929年，在国家干预下，棉纺业139个企业合并组成了兰开夏棉纺织公司，1930年，又在国家干预下，废弃了大批中小船厂设备，由一些大船厂组成了全国造船保险公司，1932年，英国钢铁联合会成立，该联合会所属10家大公司控制了全国冶铁能力的47%，炼钢能力的60%。

法国政府不断地对垄断企业采取补助、奖励政策，并尽量使这些大企业获得政府的订货。同时，法国政府还将一部分经营不善的企业收归国有。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对付危机时，尽管采取的具体方式方法不同，但总的原则都不约而同地趋向一致，即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这个事实的普遍出现，标志着统治资本主义世界几百年的自由放任主义开始破产，而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凯恩斯经济学则应运而生。在三十年代大危机的推动下，在凯恩斯经济学的影响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走上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各国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以对付危机的行动中，德国和日本由于把经济纳入军事化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的另一种类型。

希特勒上台后，德国政府陆续建立了一整套干预和调节经济的机关，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全面改组。1933年7月，德国政府在帝国经济部下面设立了“德国经济总委员会”，1936年，又设立了以戈林为头子的“执行四年计划全权机关”，加紧扩军备战。这些调节机构在“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口号下，把原材料、劳动力、资金和设备优先供给军需生产的有关部门，结果，从1933—1939年，德国消费资料生产只增加43%，生产资料的生产增加2.1倍，而军需生产竟增加11.5倍。同期，德国军费支出高达900亿马克，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3/5，国民收入的1/4。经过这样的调节，德国经济的军事化为希特勒发动世界战争准备了条件，而德国则成为世界战争的策源地。

日本政府于1931年初颁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其后又陆续颁布一系列法令，控制工业、农业、金融、贸易等各个领域，并在各产业部门中强制建立卡特尔组织和托拉斯组织。把大批中小企业强行置于财阀企业的统制之下，令其生产军需品。从1931—1936年，日本政府用于发展军事经济的支出达70亿日元，军费支出增加一倍以上。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和朝鲜加强了对战略物资的掠夺。在这些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措施下，日本的经济迅速变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经济，日本成为世界战争的亚洲策源地。

正是由于1929年大危机及其以后的世界经济“特种萧条”，导致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个法西斯国家经济的军事化，三国先后走上侵略扩张道路，在欧洲和亚洲形成了两个战争策源地。从这个意义上讲，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危机是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因素之一。

① 详见本书邓蜀生的《罗斯福新政》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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