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1927年叙利亚人民为反对法国的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而掀起的民族解放战争，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在世界现代史上引人注目。叙利亚人民的壮举是一次世界大战后蓬勃兴起的东方殖民地附属国反帝高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暂时处于低潮的时刻，叙利亚人民和东方各国人民一起，点亮了革命的火炬，给了帝国主义凡尔赛体系以沉重的一击，有力地冲击了资本主义暂时、相对的稳定。
法国对叙利亚的委任统治
叙利亚(包括黎巴嫩、巴勒斯坦)曾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地。1516年土耳其占领叙利亚后，即将叙利亚划分为若干省分，进行管理。在土耳其统治的后期，全境分为贝鲁特省(辖今黎巴嫩的沿海地区及巴勒斯坦的北部)，大马士革省(辖今叙利亚的南部，约旦的大部分)，阿勒颇省(辖今叙利亚北部)及一些自治州，共有人口约360万。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军曾与土军在叙利亚南部(巴勒斯坦)激战，英法军并进入西部(黎巴嫩)沿海地区。英国为了煽动阿拉伯人民起来反对土耳其，曾于1916年5月允诺麦加地区的阿拉伯首领侯赛因，在战后给予阿拉伯人民独立的权利，从而促成了阿拉伯人民的反土大起义。但帝国主义心口不一，就在英国向侯赛因作出空头诺言的同时，英法秘密缔结了萨克斯——皮柯协定，私自瓜分土耳其所属的阿拉伯领土①，叙利亚(包括黎巴嫩)划给了法国。
一次大战结束时，法英军占领了叙利亚的西部地区(包括黎巴嫩，拉塔基亚，亚历山大勒达等沿海地带)。英军占领了巴勒斯坦。而英国还把叙利亚东部(包括叙利亚内陆及约旦)交给麦加首领侯赛因之子费萨尔所统率的阿拉伯军，以安抚阿拉伯人。
叙利亚人民强烈要求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对外国军事占领十分不满，展开了反对占领军的游击战。1918年11月他们和费萨尔联合派出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提出独立的要求②。但帝国主义对之不予理睬，它们策划以委任统治的方式，对叙利亚进行新的殖民统治。
叙利亚人民奋起反抗。领导这一斗争的是资产阶级和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封建上层人士。斗争的主力则是深受占领军残酷迫害的农民和牧民。
当时叙利亚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全国人口的大部分为农民，而80%的农民又是佃农。在封建土地制度的压榨下，他们每年须将收入的1/2至5/6交纳地租，生活十分困苦。占领军的烧杀掳掠，更使他们活不下去。当时国内还没有雇工300人以上的企业，只有一些小企业和手工业作坊，工人阶级还处在幼年时期，影响甚微。资产阶级力量则相对强大。他们主要从事贸易，在黎巴嫩地区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更多，其中不乏富商巨贾。这些人多与外国资本，主要是法国资本有密切联系。他们是资产阶级中的买办集团。资产阶级中的中小商人大多从事国内贸易或经营土地，发放高利贷，这些人构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主干。外国军队的占领和外国商品的倾销，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因此，民族资产阶级积极投入了反对委任统治的斗争。
叙利亚的多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的多数又是伊斯兰教逊尼派的信徒(在内陆地区，逊尼派信徒占全体居民的2/3左右)。但同时还存在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德鲁兹派、伊司马仪派和阿拉维派等。而在沿海地区(主要是黎巴嫩)则信奉基督教的居民比信奉伊斯兰教的居民要多些①。在这些基督教徒中，多数属于基督教中的马龙派，其余则分属希腊东正教、天主教等教派。由于信仰不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以及分属它们的不同教派之间，素有矛盾。这种复杂的情况，为帝国主义利用它们之间的不和，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提供了有利条件。
1919年7月，第1次叙利亚全国大会在大马士革召开，要求承认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叙利亚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拒绝拟议中的委任统治。9月，英、法达成协议：英军从叙利亚西部撤出，由法军全部占领，叙利亚东部则仍由费萨尔统治。但法军取得增援部队后，继续向东部深入。他们遇到了爱国的游击队的坚决抵抗。
在英国居间调停下，费萨尔和法国在1920年1月达成协议，同意将叙利亚内陆地区交给法国。这一投降行为引起了爱国力量的坚决抗议。费萨尔于是软硬兼施，一面镇压爱国人民的反抗，一面又说决不会损害“阿拉伯事业”。他致力拉拢民族资产阶级，并在1920年3月召开了第2次叙利亚全国大会，这次大会宣布立费萨尔为叙利亚国王。大会还宣布叙利亚(包括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完全独立。1920年4月，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在圣雷莫举行会议，决定叙利亚和黎巴嫩由法国委任统治。7月14日，法军总司令古罗向费萨尔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无条件承认法国的委任统治。接着，法军便向大马士革疾速推进。费萨尔采取不抵抗政策，只有少数爱国者在国防大臣优素夫·阿兹姆的率领下，在通向大马士革的山隘马沙隆英勇抗击侵略者。他们全部壮烈殉国。25日，法军进入大马士革，废黜费萨尔，叙利亚和黎巴嫩完全落入法帝国主义手中。
法国占领叙利亚后，建立了一整套罪恶的殖民制度。
政治上，法国主宰一切，对叙利亚和黎巴嫩采取镇压民族运动，分化民族力量的政策。
法国高级专员掌握叙利亚的行政大权。叙利亚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有法国的行政顾问和技术顾问。统治初期，各省区长官，全由法国人担任。后来，虽然委任了当地人为长官，但他们往往是法国占领者的傀儡，实权仍操在高级专员派遣的代表手里。高级专员、省长、代表和顾问成为统治叙利亚各个部门的大、小太上皇。法国人不但独揽行政大权，而且控制立法和司法大权，本地法官和律师受到严重的排挤和打击。
法国当局不给叙利亚人民任何自由，残酷迫害爱国者。许多人被迫流亡国外。出版社被封闭。报纸经常被勒令停刊。法国高级专员亲自领导的情报局特工人员，遍布各地，暗地监视人民的言论行动。情报局的特别小组，专门窥探游牧部落的动向。在这些特工人员的诬陷下，不少无辜横遭逮捕、监禁和流放，冤狱遍于域中。1920年，豪兰人民因拒付罚款，杀死了法国当局派去谈判的伪总理阿拉乌丁等人，遭到法国飞机的疯狂轰炸和法国士兵的大肆抢劫。法国当局还强迫豪兰人民交纳十多万土耳其里拉的罚金。1922年4月，大马士革、哈马、阿勒颇、代尔·祖尔和特里波利等地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委任统治。法帝国主义出动军警，枪杀示威群众，逮捕民族领袖和爱国学生。从4月到6月这段动乱期间，被监禁、放逐、判刑的多达441人。
法国对叙利亚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收买部分本地上层人物，支持亲法势力，拉拢少数民族，煽动宗教对立。二是把叙利亚划为几个各自为政的地区，扶植分裂主义势力。法国当局借口宗教信仰不同，发展水平各异，把叙利亚分成大黎巴嫩区(相当于今黎巴嫩辖地)、阿拉维区、阿勒颇区、大马士革区和亚历山大勒达区。以后，区的划分虽有更动，但法帝国主义分割反法力量的政策，始终没有放弃。
经济上，法帝国主义残酷压榨叙利亚人民，强迫叙利亚支付沉重的委任统治费(其中军事占领费占绝大部分)。据统计，1919年到1923年，法军驻叙费用为24亿4千多万法郎，行政费为3亿6500万法郎。1924—1928年，军费为50亿法郎。
法国当局给予它所依靠的大地主集团以种种特权，而对广大农民无情掠夺。法国统治者横征暴敛，征收土地税高达农民收成的20%。超经济剥削十分严重。16岁到60岁的男子，必须服劳役。拉塔基亚的农民，就曾为法国统治者修筑了500公里的道路。法国当局常以各种借口，向居民勒索罚金。1920年，巴尼亚斯居民被罚50万金里拉，阿米勒山区、德鲁兹山区等地也被迫交纳过罚金。
多达10亿法郎的法国垄断资本，控制着叙利亚的铁路、港口、电力、自来水等企业。以法资为主的“叙利亚和黎巴嫩银行”垄断了叙利亚的货币发行权。到1923年纸币流通总额达9，700万叙镑。叙利亚300万金里拉的外汇和黄金储备，被殖民当局劫掠到法国。法国把叙利亚当作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榨取高额利润。法国仅在贝鲁特一处的贸易公司就有15个。法国资本享有烟草专卖权。法国的日用百货、珠宝首饰和丝绸等商品，大量涌入叙利亚市场，叙利亚的工业受到严重的排挤和打击。
法帝国主义竭泽而渔的政策，使叙利亚的经济日益恶化，通货不断膨胀，人民生活愈益穷困。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小麦产量，从战前的72万8千吨降到1922年的34万5千吨;大麦从45万吨减少到18万5千吨。1901—1910年，蚕茧平均年产5，200吨，1920—1925年，下降到1，800吨。1910—1911年，有194家丝纺厂，到1922年只剩下45家。由于纺织工业衰退，大量工人失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2万8千织布工人和手工业者，1926年仅余2万5千人。
文化上，法国当局一方面限制民族教育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大力支持和保护法国天主教会的教育文化活动，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天主教会创办的许多中、小学和大学，完全采用法国教学方式，学生必须学习法语。有的学校甚至禁止教阿拉伯语。法语成了官方语言，通晓法语成为公务员、特别是高级职员必须具备的条件。
法帝国主义在叙利亚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目的，在于削弱叙利亚人民的民族意识，进而从思想上征服叙利亚。
法国的委任统治使叙利亚人民饱尝殖民主义的苦难，进一步促使他们起来进行反对委任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
民族解放战争的爆发
叙利亚人民同法国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法军占领大马士革后，各地游击队与法军展开了殊死的战斗。希纳努领导的叙利亚北部游击队，直到1921年7月才被法军击溃。幼发拉底河游击队，曾一度占领代尔·祖尔，使法军疲于奔命。1921年6月，高级专员古罗等人去库奈特拉访问，游击队打伤了古罗及其参谋长。1922年4月至6月中旬，发生了35起局部性起义，打死5千名法军。到1924年7月，游击队共击毙法军士兵9千人，军官250名。
与国内进行武装斗争同时，侨居国外的叙利亚民族主义者与法帝国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政治斗争。法国占领叙利亚后，不少爱国者逃到开罗，在那里建立了叙利亚联合党等政治组织。1921年9月1日，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各党派代表在开罗召开叙利亚——巴勒斯坦大会，讨论统一组织，统一行动的问题。大会选举联合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米歇尔·鲁特夫拉为主席，大马士革叙利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赖世德·里达和巴勒斯坦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哈吉·陶菲克·哈马德为副主席，阿拉伯独立党代表谢基卜·阿尔斯兰为秘书长。大会决定成立一个执行委员会(一般称叙利亚—巴勒斯坦委员会)，会址设在开罗，负责日常工作。执委会主席由大会主席担任。大会向国联发出长篇呼吁书，揭露帝国主义侵占叙利亚的阴谋，要求承认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民族独立和主权;承认这些地区的统一。国外的政治斗争，配合国内的武装斗争，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1925年法国“左派集团”上台执政，新政府任命激进社会党人萨拉伊尔为驻叙高级专员。萨拉伊尔上任后标榜开明进步，他宣布取消戒严，大赦政治犯，扬言他“准备倾听这个国家提出的要求”，并允许叙人民组织政党。萨拉伊尔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幻想，他们以为可以通过和法国协商谈判来恢复民族权利。2月，叙利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人民党成立。主席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阿卜杜·拉赫曼·沙赫班德尔，秘书长为哈桑·哈基木。该党在阿勒颇、霍姆斯和哈马等地设有支部，与国外的叙利亚民族主义组织以及黎巴嫩地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组织和德鲁兹山区的地方部族领导人有联系。人民党提出了以下纲领：1.承认叙利亚的民族主权，2.叙利亚取得在其天然疆界中的统一，3.保证集会、结社、出版等自由及人民对民主管理政府的权利，4.保护民族工业，开发经济资源，5.以社会民主的精神教育人民，改革司法，教育制度。这个纲领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的要求。
法国拒绝了人民党和其他爱国人士的要求。法国总理埃里欧(旧译赫里欧)宣布叙利亚须首先制订宪法，但这部宪法并不通过召开全国立宪会议产生，而是由法国政府钦定。几个月后，由法国外交部起草的宪法草案公布了。它完全保持了叙利亚的分裂状态，剥夺了人民的权利，而赋于法国高级专员以决定一切的大权，实际上，就是企图通过宪法，使委任统治合法化。这使民族资产阶级大失所望。
1925年4月，英国前外相贝尔福到大马士革访问。贝尔福曾公开主张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为阿拉伯人特别是叙利亚人所痛恨。消息传来，全城鼎沸。贝尔福被法国当局接往维多利亚饭店时，群情激愤，跟迹追击，高呼“打倒贝尔福”、“打倒犹太复国主义和法国委任统治”、“自由、独立万岁”等口号。法国军警残酷镇压群众，许多人受伤，23位青年被捕。大马士革全市罢工。群众涌至伍麦叶清真寺举行聚礼，接着开始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委任统治”、“打倒贝尔福”、“向巴勒斯坦及其人民致敬”的口号。法国军警悍然向示威者开枪，打死两人，伤20人，萨拉伊尔赶紧派军警把贝尔福护送到贝鲁特，抗议浪潮始渐平息。
这次事件不啻是火上加油，使叙利亚人民的反法情绪更为激昂，它标志着叙利亚人民的进一步觉醒和反法风暴的即将来临。萨拉伊尔在其备忘录中写道：“大马士革用抗议来接待贝尔福。这个城市到处是‘巴勒斯坦属于阿拉伯’的传单。在‘阿拉伯的土地属于阿拉伯’这一反犹口号背后，潜在着许多问题。其严重后果，绝不限于商店关门、报纸抗议和学生罢课。”
叙利亚全民起义的直接导火线，是德鲁兹人民要求撤换法国驻德鲁兹长官加比埃上尉的事件。
1923年7月，法军上尉加比埃以山区部族首领、德鲁兹代理长官赛里木·阿特拉什顾问的身份，来到德鲁兹。9月，赛里木去世，加比埃任代理长官，期限3个月，到选出本地长官为止。加比埃使用偷梁换柱的手法，骗取山区代表会议选举他为正式长官，并经当时高级专员魏刚批准。山区部落领袖群起反对，要求按1921年同法国达成的协议，任命本地人为长官。他们委托侯赛因·阿特拉什和穆特伊卜·阿特拉什带着请愿书到大马士革，向法国当局控告加比埃的罪行，请求撤换他。
加比埃一面胁迫部分群众上书支持他，一面严厉镇压阿特拉什家族和其他家族的首领。他曾用皮鞭当众抽打萨勒哈德地区摄政法赫德·阿特拉什。不仅如此，加比埃还征收重税，强迫群众服劳役。
1925年4月，山区代表哈木德·阿特拉什、纳西卜·阿卜杜·加法尔、穆特伊卜·阿特拉什和欧格莱·盖塔米等人，到大马士革晋见高级专员萨拉伊尔，要求执行1921年达成的协议，以本地人为长官。萨拉伊尔看过代表带来的协议书后说，一纸具文，从未执行，我不承认，也不遵守别人鉴署的文件。他要代表团在两小时内离开大马士革，否则驱逐出境。代表团愤怒地离开大马士革。欧格莱·盖塔米被捕，并被流放到塔德木尔(即帕尔米拉)。他是哈尔巴村的首领，德鲁兹山区基督教徒的领袖。
5月17日，加比埃回国休假两个月。18日，接替他的雷诺上尉来到德鲁兹区首府苏韦达。德鲁兹的首领们认为，这是赶走加比埃的好机会。为了统一步伐，他们成立了一个最高委员会来领导反法斗争。会址设在苏韦达，领导人为苏尔坦·阿特拉什。6月19日，最高委员会派出30名代表到大马士革，向法国当局递交一份请愿书，要求任命雷诺来代替加比埃，尊重个人自由，禁止不经公正法庭判决就任意监禁、惩罚和流放居民。接着，代表团转赴贝鲁特。萨拉伊尔拒不接见，代表们忿忿而归。
萨拉伊尔又派图米·马尔丁少校到苏韦达，与支持加比埃的阿米尔家族商谈加比埃返回德鲁兹的问题，企图制造德鲁兹家族之间的对立。
7月11日，萨拉伊尔密告驻大马士革的法国官员，要他把德鲁兹山区的代表召到大马士革，借口是听取他们的控诉和要求。萨拉伊尔指示，代表一到，即以煽动骚乱罪加以扣留，代表中应包括苏尔坦·阿特拉什、纳西卜、阿卜杜·加法尔、哈木德、穆特伊卜等人。哈木德、阿卜杜·加法尔和纳西卜等到达大马士革后立即被捕，并被流放到塔德木尔。几天后，法国当局又逮捕了阿里·阿特拉什、阿里·阿比德和优素福·阿特拉什等人，把他们放逐到哈斯杰。但苏尔坦·阿特拉什十分警惕，一再拒绝了法国当局的邀请，得以逃脱。
当代表被捕，法国决心使用武力让加比埃回来的消息传到山区时，苏尔坦·阿特拉什亲到各村发动和组织群众，准备起义。起义队伍聚集在阿特拉什周围，向天开枪示威，高唱战斗歌曲。7月18日，起义爆发。起义军袭击苏韦达飞机场，烧毁法国飞机。20日攻占萨勒哈德。法国驻该地代表团人员逃往苏韦达。次日，阿特拉什从两面夹击卡弗尔的法军。双方展开白刃战，法军被歼。起义军乘胜进攻苏韦达。马尔丁带着金银财宝和法国官员及几个亲法分子，躲进城堡。法军龟缩堡内达两个月之久。
萨拉伊尔十分惊恐，急派法军3千人由艾资拉耳驰援。8月1日，起义军袭击法军部队，缴获大批武器弹药。8月2日，起义军在马兹拉阿附近夜袭法军主力，歼敌1，500名，缴获来福枪2千支，大炮多门，军用物资无数。
德鲁兹人民反法斗争的胜利，成为全国大起义的先声。人民党领袖沙赫班德尔决定与德鲁兹起义者联合起来，掀起全民族革命。人民党派人与德鲁兹起义者联系，组成叙利亚民族政府和民族革命军，并积极准备在大马士革起义。8月23日，民族革命军总司令苏尔坦·阿特拉什发表文告，号召人们从睡梦中醒来，勿忘民族光荣，拿起武器，赶走法国统治者，驱散笼罩祖国蓝天的乌云，为叙利亚的自由独立而战。文告提出如下的政治纲领：承认叙利亚的独立和统一;建立人民政府，召开会议，制定基本法;撤退法国占领军，建立民族武装。文告指出，今后，全叙利亚人民没有教派纷争，没有党派倾轧，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残暴的军事统治和外来的帝国主义。文告要求伊斯兰教的德鲁兹派、逊尼派、阿拉维派和基督教徒紧密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25日，沙赫班德尔在德鲁兹与阿特拉什达成协议，绝不单独与法国讲和。26日，法国当局查封人民党总部，逮捕人民党党员。许多人逃到德鲁兹山区，与阿特拉什会合。
阿特拉什的讨法檄文，激起了成千上万的叙利亚儿女起来参加战斗，起义军很快发展到4万人。主力为农民。各地纺织、烟草、印刷、电力、码头工人和职员、商人、律师、新闻记者的大罢工，有力地支援了起义。起义得到了设在开罗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委员会的巨大支持，它为游击队购买枪支，不断向全世界揭露法军的暴行。阿拉伯各国和叙利亚侨民为起义提供了12万镑的援助。埃及民族主义领袖扎格卢勒和他的夫人亲自为叙利亚难民募捐。法国共产党也揭露法国侵略军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屠杀人民的暴行，号召举行24小时的总罢工，要求取消委任统治，承认叙利亚独立。这时，摩洛哥里夫人民正在进行反法起义，他们拖住了法国大量兵力。凡此等等，极大地鼓舞了叙利亚人民的反法斗争。
9月3日，法国政府任命甘末林为驻叙法军总司令，要他扑灭革命烈火，挽回颓势。甘末林到大马士革后几天，就向德鲁兹山区发动攻势。法军在飞机、坦克的支援下，攻至苏韦达。困守苏韦达城堡的法军得以解围。后因供给困难，法军被迫撤回大马士革。面对叙利亚的燎原烈火，甘末林无能为力。
10至11月，反法起义达到高潮。各地成立了革命政府，负责筹集经费，购买武器，动员人民参军，执行地方政权的一切职能。起义军袭击了库奈特拉、巴勒贝克、霍姆斯等城市，围攻阿勒颇和拉史亚，并一度占领了考卡巴、哈萨巴亚、马尔吉欧云和哈马。10月4日晚，在哈马战役中，游击队攻下了政府大楼，击落了两架法机，缴获了大量武器，毙伤敌4百人，游击队仅伤亡35人。法国侵略军烧毁了哈马城内的1百多家商店，对居民大肆杀掠。
这段时期，游击队经常破坏交通，切断大马士革——拉亚克——贝鲁特铁路和大马士革——德拉铁路，使全国陷于瘫痪。法军在长时期内只能守住一些大城市。
当法军向德鲁兹山区猛扑时，阿特拉什等起义首领决定，派人到大马士革郊区的库塔和盖莱蒙山区组织游击队，把战争引向敌人的心脏——大马士革。起义者很快在库塔地区建立起3支游击队：哈桑·赫拉特支队，以祖尔为基地;祝木耳·苏赛格支队，在盖莱蒙山区活动;赖麦丹·舍拉什支队，驻库塔北部。纳西卜·贝克里为最高指挥官。游击队不断发展，屡创法军。法国当局惶恐不安，急从豪兰抽调大军进剿，并在大马士革城周筑堡防守。法军在游击队根据地杀人放火，焚毁村舍，抢劫粮食，企图困死游击队。
为了预防大马士革市民暴动，阻止城内革命者与库塔游击队联系，10月14日，法国讨伐队从库塔带回24具被无故杀害的村民尸体，让骆驼拉着游街，然后放在烈士广场示众，借以恐吓群众。
法帝国主义的残暴行为，引起人们的极度愤慨。18日，一支有4百人的游击队(1/4来自德鲁兹山区，其余为库塔居民)在纳西卜·贝克里的率领下，潜入市内，准备在萨拉伊尔到阿泽姆宫时，将其活捉。同这支队伍一起入城的，还有哈桑·赫拉特和哈桑·穆格比耳等人指挥的，由城内居民组成的游击队。游击队在阿泽姆宫和守军交火，阿泽姆宫着火，哈桑·穆格比耳牺牲。市内南区，即麦丹、沙古尔和塞里杰门等地的战斗最为激烈。法军损失重大，警察缴械投降。起义者进至城中心的加比叶门，威胁政府大楼和城堡。19日晨，法国当局命令所有部队及其家属从麦丹区撤到撒里哈区，增派军队、坦克守卫。从18日下午起，法军不加警告，连续炮击大马士革近48小时。许多住宅、商场变成废墟，无数市民惨遭不幸。阿泽姆宫的无价之宝，有的被抢，有的被毁。被破坏的建筑物，估计价值100到200万土耳其金镑。
为了大马士革免遭彻底毁坏，游击队于19日晚撤回库塔。大马士革市民被罚款10万土耳其金镑(后改为1万金镑)，还要上缴来福枪3千支，每支附子弹100发。
法国殖民者对大马士革的疯狂炮轰，受到全世界人民，包括法国人民的谴责。当时中国广东革命政府也发表声明，向法国总统直接提出抗议。法国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撤换了萨拉伊尔。12月2日，新任高级专员戴·茹文尼尔到达贝鲁特。
民族解放战争的失败
戴·茹文尼尔曾任法国驻国联代表多年，是一个阴险诡诈的政客。他把自己打扮成和平使者，决定在加强武力镇压的同时，对叙利亚人民玩弄政治分化的手腕，他对《金字塔报》记者说，他不愿使用武力，他去叙利亚是为了帮助叙利亚人民组织民族政府。可是，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法国国防部增派5万援兵，扼杀起义。接着，他到伦敦，与英国达成了封锁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边界，两国在东方互助合作的协议。战后英法在中东的矛盾十分尖锐，英国从19世纪中叶以来，又同德鲁兹人有着长期的联系，因此，在叙利亚反法战争初期，英国曾幸灾乐祸地指望法国遭到削弱，对于处在它所控制下的约旦、伊拉克人民支援德鲁兹的行动控制不严，这种做法对叙利亚的反法斗争是很有利的。但英国统治阶级十分清楚：叙利亚人民的胜利，将会在埃及、伊拉克、约旦等地引起连锁反应，这对英国在中东的殖民统治将是很不利的。因此，它最后还是决定支持法国的要求，封锁叙与约、伊、巴的边界，断绝叙利亚与外界的联系。英国支持法国，对叙利亚反法起义，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戴·茹文尼尔企图使用政治手段来瓦解叙利亚革命，他诱骗开罗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委员会接受法国的殖民统治，未成。1925年12月21日，他又告诉由大马士革的叙利亚贵族与大商人组成的代表团，只要叙利亚人民交出武器，便可安全回家，获得和平，参加选举，组成民族政府。但为苏尔坦·阿特拉什所拒绝。1925年12月下旬和1926年1月初，法国当局连续向德鲁兹起义者发出公告，诡称，如果投降，德鲁兹人即可在3个月后选举自己的独立政府。否则，强大的法军将直捣山区，苏尔坦·阿特拉什不信法国当局的花言巧语，坚决战斗到底。1926年1月，戴·茹文尼尔还导演了一幕所谓的议会选举。他的这一套手段收到了一些效果，部分封建主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果然放下武器，归顺了殖民当局。
法国当局还极力利用宗教及教派之间的分歧，破坏民族力量的团结。他们蓄意挑起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成立了一些由伊斯兰教中的伊司马仪派、努赛尔派和基督教马龙派人组成的分遣队，来进攻以德鲁兹人和逊尼派为主的起义军。他们利用叙利亚人打叙利亚人，基督教徒打穆斯林，穆斯林这一派打那一派。法国当局在德鲁兹山区还武装了一批背叛德鲁兹的封建主，让他们去进攻起义的德鲁兹人。
这时，法帝国主义镇压了里夫人民起义，援军从摩洛哥源源到达，总兵力达10万人。戴·茹文尼尔利用同起义者进行政治谈判，赢得了时间，增强了势力，决心对叙利亚人民使用武力。
1926年春，法军开始行动。当时的形势如下：起义军包围了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北边的内卜克，西边的泽布达尼成为起义军的重要根据地。游击队实际上控制了大马士革——贝鲁特和霍姆斯——德鲁兹的铁路，并经常袭击大马士革。德鲁兹山区几乎完全由起义军控制。法军仅据守霍姆斯、大马士革、德拉等铁路沿线的城市，在库塔、豪兰有几个军事据点。
大马士革麦丹区的市民以勇敢著称，他们同郊外游击队有密切联系。为了肃清内部“隐患”，法军首先镇压麦丹区居民。1926年2月，法国当局出动几百名士兵，以装甲车、坦克开路， 冲入该区，烧杀掳掠，无所不为，终于迫使起义军退出。
3月，法军以优势兵力和装备，分别从霍姆斯和大马士革出发，夹击内卜克，盖莱蒙山区的游击队。15日，内卜克失守，盖莱蒙山区随之陷落。接着，法军占领大马士革以西地带，在库奈特拉等处建立了军事基地。
1926年4月下旬，法军两万分3路进攻德鲁兹山区。这时，起义军竟放弃素来行之有效的游击战，反而集中兵力与法军决战，从而遭到了重大损失。形势随之急剧逆转。25日，法国飞机狂轰滥炸苏韦达，法军进入城内。沙赫班德尔带着部分起义将士转移库塔，阿特拉什则向艾因·哈沙拜撤退。7月，阿特拉什召开会议，决定战斗到底，严惩投降分子和为虎作伥的德鲁兹败类。经过6个月(5—10月)的反复较量，法军付出了巨大代价，才在德鲁兹山区站稳脚跟。但是，阿特拉什及其战友，仍然率领着一批战士在山区坚持战斗， 1927年5月在法军的强大压力下， 游击队不得不撤退到外约旦的阿兹拉克。英国边防军当即强迫他们解除武装，予以拘留，并限他们在两周内离开阿兹拉克。阿特拉什本人被英国逐回叙利亚，后来他又逃往内志。
1927年7月18日，法军出动8千多人，集中对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根据地库塔森林区进攻，把起义军逐出了库塔。起义最后被镇压下去了。
起义军的失败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各路起义部队，只有少数战役上的配合，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和军事指挥：起义没有真正执行团结基督教徒的政策：没有统一的军事计划，协调一致的战斗行动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这一切使起义军在敌人强大的军事政治进攻面前，很快就丧失了原有的优势。
1925——1927年叙利亚民族解放战争虽然功败垂成，但对法叙双方都具有重大意义。战争使法国懂得，再沿用老一套的殖民方式，是难以维持对叙利亚的统治的。他们吸取在战争后期的经验教训，在实行武力镇压的同时，更加重视施展政治手段。此后，它不断设置各种政治骗局，如同意召开立宪会议，同意制订宪法和签订法叙条约，并在1926年单方面宣布黎巴嫩共和国成立等，以缓和与叙利亚的关系。同时大力拉拢封建主和资产阶级上层，分给他们一些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力，此外还有意扩大和保持各教派之间的分歧，以破坏叙利亚人民的团结。这些做法使法国得以在二次大战前，比较成功地维持住了对叙利亚的委任统治。
战争也教育了叙利亚人民，促进了他们的民族觉醒。而广大的亚非各国人民也从这场民族革命战争中，学习到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
① 协定把这些领土分为3个区,由英法瓜分:“灰色地区”包括叙利亚西部,归法国;“红色地区”包括伊拉克南部及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归英国;“褐色地区”包括巴勒斯坦,由国际共管。此外还规定叙的内陆及伊拉克北部为“A区”,属于法国势力范围;约旦及伊拉克中部为“B区”,属于英国势力范围。签订这个协定的英国代表为萨克斯,法国代表为皮柯,故又名萨克斯——皮柯协定。
② 派往巴黎的阿拉伯代表团由费萨尔、努利·赛义德(费萨尔的参谋长)、艾哈麦德·卡德利医生及律师阿夫尼·哈迪与鲁斯腾·海达尔(后3人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组织的代表)组成。
① 据1932年调查,该区居民中基督教马龙派教徒占28.8%,而伊斯兰教什叶派教徒只占19.6%。但这种情况在近年已有改变,1980年马龙派教徒下降为22%,伊斯兰教什叶派教徒则上升为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