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20年代，摩洛哥北部的里夫地区爆发了阿卜杜·克里姆领导的反对西班牙和法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这次起义的时间之长和规模之大，在摩洛哥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它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也是世界现代史上一件令人瞩目的大事。
解放战争爆发前的摩洛哥及其里夫地区
摩洛哥地处非洲西北隅，北濒地中海，西临大西洋，扼守着直布罗陀海峡，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历史上，摩洛哥北部的里夫地区是兵家常争之地。大西洋航道开辟后，它成为欧洲殖民者向外扩张的必经之路。
在欧洲列强争夺在非洲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的斗争中，摩洛哥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矿藏成为它们争夺的重要目标。1880年摩洛哥苏丹被迫签署《马德里公约》，承认法国、西班牙、英国、意大利、德国等14个缔约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外国人在摩洛哥享有产权。
法国怀有独占摩洛哥的野心，它加紧对摩洛哥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渗透。通过1904年4月的《英法协定》①、10月的《法西秘密协定》②、1906年的《阿尔黑西拉斯总议定书》③、1911年11月的《法德协定④等，法国取得了奴役摩洛哥的行动自由;最终迫使摩洛哥苏丹于1912年3月30日签订保护制条约，即《非斯条约》。同年11月27日，法国又与西班牙签署《马德里条约》，正式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摩洛哥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它的部分地区(北部—包括里夫的大部、西南部和伊夫尼地区)则为西班牙的保护地。摩洛哥名义上还保持自己的国王(苏丹)和政府(马赫曾)，实际上完全丧失了国家的独立。
按照《非斯条约》，摩洛哥要进行被法国视为“有益的”行政、司法、经济、财政和军事改革，即建立一套适应法国殖民统治所需要的制度。法国在沿海城市拉巴特建立了总督府;摩洛哥的马赫曾也从传统的政治经济中心非斯迁到这里。根据“允许法国政府在通知马赫曾之后对摩洛哥领土进行军事占领”等条款，1912年4月法国调集大批军队占领非斯等地。条约还规定，苏丹将“根据法国政府建议”采取需要的措施;苏丹“未得法国政府同意”，不得签订任何国际性条约，不得借款，不得以任何形式出让任何权益。法国政府通过驻拉巴特的总督府主宰摩洛哥的一切内政、外交大权。
在西班牙保护区内，西班牙政府委派的高级专员握有全权，苏丹的代表哈里发只是个傀儡。法西条约规定，苏丹要在西班牙政府提名的两名候选人中挑选哈里发。苏丹签署的文件、国际条约等需经西班牙政府同意，才能在西属区生效。
西方殖民者从摩洛哥攫取了大量利润，由于输入大量工业品，摩洛哥的对外贸易出现大幅度逆差。1903年海上贸易进口总额为6，243万余法郎，出口总额只有3，656万余法郎。1920年进口总值(南部地区)为1亿法郎，出口总值只有3，000万法郎。外国工业家、银行家纷纷涌入摩洛哥。20世纪初法国投资达4亿8千3百万法郎，其中巴黎荷兰银行就占一半。法国的摩洛哥总公司控制了铁路运输、电力、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摩洛哥日内瓦公司也参与了这里的农业、采矿、渔业、铁路、港口等经营活动。此外，还有北非公司、西班牙里夫矿业公司、摩洛哥公共工程公司、摩洛哥矿业联合体等，都参与对摩洛哥的投资。这些外国垄断公司控制了摩洛哥的经济命脉。
1912年后，大批移民，特别是法国人来到摩洛哥。几年之内，法属区欧洲人达16万之多。为了给这些移民分发小块土地(几公顷)和大面积租让地(5百——3千公顷)，法国殖民当局从1913年起实行私有土地注册制，1919年建立公有土地政府监护人委员会，征收“多余”土地。1921年被殖民者瓜分了约90万公顷好地。帝国主义的奴役，加上本国统治阶级的内讧和地方封建势力的割据，严重阻碍了摩洛哥的经济发展。国家的税收减少，财政状况恶化。1903年国库已经空虚。1904年6月摩洛哥政府以全部关税作抵押，向法国的巴黎荷兰银行借款6，250万法郎，年息为5厘。高利贷的盘剥，使摩洛哥更加贫困化，1909年外债高达2亿1千万法郎。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使许多农民丧失土地，手工业者破产，中小封建贵族和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除极少数封建主外，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国和西班牙殖民者极端不满，不断奋起反抗。
在摩洛哥人民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中，里夫地区的斗争十分尖锐。位于摩洛哥北部的里夫，北临地中海，南连韦尔加河谷，西起丹吉尔，东到木卢亚河下游，东西长300公里，南北宽30—80公里，面积2万余平方公里。里夫地区居住着19个部落，其中以乌里阿格勒部落势力最强。
里夫人向以酷爱独立，骁勇善战著称，有反对外族侵略的光荣传统。1912年非斯军民反法起义时，里夫人曾在塔尔吉斯特和塔格当普特等部落首领带领下进军非斯。
1912年11月建立“保护制”后，西班牙殖民者在沿海城市集中了10多万军队。他们常派武装人员到农村骚扰。群众稍有不满，轻则遭毒打或监禁，重则被杀戳，甚至家破村毁。当地的名门望族也难于幸免。一位卡伊德(地方官、首领)因未去欢迎路过的西班牙军官，被当众棒打和监禁。另一位卡伊德仅仅因为欢迎时表现不热情，遭到毒打。里夫起义领袖阿卜杜·克里姆因抨击殖民当局而身陷囹圄。西班牙殖民者的暴行激起里夫群众的极大仇恨。乌里阿格勒的卡迪(伊斯兰法官)老阿卜杜·克里姆等一些名人显贵多次提出抗议。殖民当局不仅置之不理，反而变本加历地进行镇压。
里夫地区隔地中海与欧洲大陆相望，这里的人民与欧洲早有交往。到了近现代，大批欧洲人涌入里夫沿海城市，里夫内地因耕地不足，每年都有许多人流入沿海城市和阿尔及利亚做工。这些人易于接受西方文明的影响。里夫一些开明的封建主将子女送到欧洲学习或将他们安排在欧洲人的军队或事务所中工作。他们成了里夫早期民族知识分子的代表，具有较强的民族独立的意识。他们还接受了俄国革命、土耳其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影响，追求民族自决;其中有人明确提出：“俄国已经摆脱了压迫者，我们正在走同样的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进一步控制内地和掠夺矿产，西班牙殖民当局决定从梅利利亚、休达等沿海城市派军队进驻里夫山区，征服“不安分”的部落。西军于1919年征服杰巴拉地区，1920年进驻里夫内地最大城镇舍夫沙万(即沙温)。1920年冬，西军总司令西尔维斯特率2万大军从梅利利亚出发，进犯东部和中部山区。正在酝酿起义的乌里阿格勒人听到西班牙殖民军大举进犯的消息，便立即拿起武器，集结在卡迪老阿卜杜·克里姆的周围，组成一支民军，开赴塔弗尔西特，从此揭开了里夫解放战争的序幕。
里夫解放战争的爆发与“里夫共和国”的建立①
乌里阿格勒人与殖民军交战不久，老阿卜杜·克里姆中毒身死。②他的长子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克里姆被选为首领。1921年6月1日夜，阿卜杜·克里姆率领300多乌里阿格勒人以突然袭击夺取西军重要据点阿巴拉村，歼敌400余名，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附近一些部落纷纷投奔阿卜杜·克里姆，起义队伍发展到3，000人。
里夫起义军乘胜前进，他们在西迪·布雅纳再次打败西军后，于7月21日发动了著名的阿努瓦勒战役。起义军首先扫清这个敌人大本营的外围据点，将它包围，然后以5千名战士发起总攻。西军统帅西尔维斯特自恃兵力雄厚，对里夫人的军事行动视若无睹。起义军兵临城下，西尔维斯特仓促下令应战。西军的炮兵、骑兵失去作用，几次突围均告失败，被迫请求谈判。
西军企图借谈判之名，行镇压起义之实。当里夫起义军的60名参加谈判的人员走近城堡时，事先埋伏好的殖民军突然开火。敌人的背信弃义激起了里夫起义军的愤怒。他们在阿卜杜·克里姆的率领下，冲进城堡，与敌人展开白刃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在这次战役中，里夫人缴获大炮100多门，机枪400多挺，步枪2万多枝，以及大量的弹药和军需品。西尔维斯特全军崩溃，他本人自杀身亡。法国殖民官吏亨利·康崩认为：“这是任何国家殖民史上都未曾有过的一次大败仗。”
阿努瓦勒战役的胜利在里夫解放战争中具有重要意义。在此之前，某些起义领导人对西班牙殖民者曾抱有幻想。他们本来希望通过谈判实现里夫的独立。敌人玩弄假和谈阴谋的败露及里夫人在战斗中的胜利，使他们坚定了通过武装斗争争取独立的决心。在阿努瓦勒大捷的鼓舞下，一些尚在犹豫的部落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纷纷参加起义队伍。大量的战利品和赎俘金为起义队伍增加物资供应。西军在阿努瓦勒战役中丧失了有生力量后，它的残部退守到沿海据点，给里夫地区提供了暂时的和平。这就为里夫国家的建立创造了必要条件。
长期以来，里夫地区处于半独立的无政府状态。多数居民从事农牧业。他们组成一个个地方共同体：氏族、部落和村社，这里层峦叠嶂，交通不便。除少数共同体形成完整的地域外，如乌里阿格勒的阿卜杜拉人和布阿瓦什人，大多数部落的居民分散交错。20世纪初叶，这里部落、氏族乃至家族间随时都可能分裂成各种“利夫”(联盟)。只有外族入侵时，他们才暂时团结对敌。
阿卜杜·克里姆意识到要赶走西班牙殖民者，争取里夫独立，应靠巩固的部落联合。他指出“如果不建立一个政府，解放战争是不会胜利的。”在阿努瓦勒战役后，阿卜杜·克里姆开始筹建里夫国家。他多次召开部落代表会议，谴责殖民当局的罪行，号召停止内部纷争，解散各种“利夫”。他主张在团结对敌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里夫国家。
1921年9月19日，阿卜杜·克里姆召开了起义部落的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由各部落推选的代表组成国民会议，选举阿卜杜·克里姆为议长。会议还通过了《国家宪章》(或称《民族誓约》)，其内容包括：不承认任何损害摩洛哥权利的条约;西班牙必须撤出1912年法西条约批准前不属其管辖的里夫领土;承认里夫国家完全独立(即摆脱西班牙和法国的奴役);建立立宪共和政府;西班牙必须赔偿12年来里夫蒙受的损失;同所有大国建立友好关系，缔结条约，其条件是这些国家不享有特权。这次会议后，实现了里夫中部和东部12个部落的联合。1923年2月1日，阿卜杜·克里姆主持召开了这12个“部落”的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会议签署的文件，确认阿卜杜·克里姆为全里夫的最高统帅埃米尔，宣告里夫国家成立。
阿卜杜·克里姆受过良好的教育，曾就读于非斯卡拉维因大学，专攻伊斯兰法，通晓阿拉伯文和西班牙文。毕业后在西属梅利利亚城任教师、编辑等职，1915年成为该城伊斯兰法官。他既受过传统教育，也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和东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胞弟、里夫解放战争主要领导人之一马哈迈德·本·阿卜杜·克里姆，曾就读马德里中学和马德里矿业学院，受西方影响更深。他们想把里夫建成“现代的、民族的、欧洲式的”国家。
在建立共和国的过程中，阿卜杜·克里姆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改革。
在政权建设方面，阿卜杜·克里姆主张立宪、民主协商和人民参政，把现代国家、伊斯兰国家与里夫的传统(称为“杰马”的部落议事会)协调起来，建立一个立宪的共和政府。他曾口授了一部有40项条款的宪法草案，可惜这一草案文本在战乱中被焚。
里夫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部落选举产生的由80名代表组成的国民议会。阿卜杜·克里姆任议长即埃米尔。下列成员组成为政府，他们是埃米尔的总代表(相当于总理)马哈迈德·本·阿卜杜·克里姆;内政部长卡伊德·利亚齐德;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本·阿泽尔卡奈;财政部长阿卜杜·萨拉姆·哈塔比;司法与教育部长弗基·泽尔胡尼;作战部长艾哈迈德·布德拉。
地方行政单位沿用部落村社的名称，但其首领卡伊德不再是选举产生，而由埃米尔任命。
在军事方面，阿卜杜·克里姆不再沿袭落后的传统，建立了包括步兵、炮兵、卫队和军官团的正规军;聘请欧籍教官，制定军规、军旗和军歌;实行义务兵役制，规定16至50岁的男性必须服兵役，分期分批参加军训或战斗;建立了通讯网和情报站。
在司法方面，里夫国家废除了习惯法和习惯法庭，禁止族间仇杀和集体宣誓;实行司法独立和统一的伊斯兰法规;建立由司法部长和15名顾问组成的最高法庭;被告有权请辩护人和上诉。
在经济方面，阿卜杜·克里姆提出了按人口分配土地的主张(因为战争而未能实现);实行统一的税制，除人头税(穷人、战争致残者免缴)和财产税外，部落不准乱征捐税。
在对外关系方面，里夫不承认欧洲国家在摩洛哥的特权，主张在尊重主权、平等和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国家间的友好关系。
这些改革措施有利于里夫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也有利于里夫社会的进步;但因忙于战争未予充分实施。
1923年9月西班牙国内发生政变，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建立了军人独裁政府。为了镇压里夫起义，他设立了摩洛哥局，组织配有空军的庞大纵队，收买并指使里夫大封建主拉伊苏里反对阿卜杜·克里姆。1924年初，西班牙远征军从东西两个方面向里夫起义军发动进攻。阿卜杜·克里姆把起义军部署在梅利利亚和得土安之间的防线上，并亲自指挥东线战场。起义军采用游击战术，打骚扰战，波浪式向前推进。西军打壕堑战，四面受敌，损失惨重，被迫向沿海据点撤退。4月28日至5月10日，里夫起义军取得西迪万索战役的胜利，转入反攻，不久进逼得土安。
里夫人民的胜利，迫使西班牙殖民当局要求谈判。6月10日双方在乌季达举行会谈。里夫提出的主要条件是：1、西班牙撤出得土安和1912年《法西条约》签订前的所有领土;2、承认里夫人民完全的和绝对的独立;3、西班牙应赔偿里夫人民12年来的损失，支付战争赔款和战俘的赎金。4、流放和监禁所有替西班牙作战的部落首领等等。由于殖民当局拒绝接受上述条件，谈判破裂。
7月，西军在战斗中仍无转机，被迫在空军掩护下撤退。8月16日西属摩洛哥高级专员宣布形势危急。25日，普里莫·德里维拉表示：“摩洛哥问题令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们将不是前进而是后退。”
法西联合进攻与里夫解放战争的失败
正当里夫人民即将赶走西班牙殖民者之际，法国殖民军在里夫南部向里夫发起了进攻。起初，法国低估了里夫人民的力量，对他们的反西起义未予重视。更重要的是，西班牙作为法国在摩洛哥的主要竞争者，其势力受到削弱，对法国也不无好处。因此，法国当局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势，甚至还向里夫出售武器等战争物资。
然而，1923年底至1924年初，“里夫共和国”的影响日增，与法属区临界的韦尔加河上游的一些部落也加入了阿卜杜·克里姆的行列。法国总督里奥代感到，“在离非斯这样近的地方竟然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现代穆斯林国家，对于我们的制度来说，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法国政府认为，里夫的胜利和西班牙的失败势必在法属区北部引起反响。与此同时，里夫连续几年发生旱灾，这使里夫的主要粮食产地韦尔加河谷更显重要。法国想趁西班牙败北之机占领这片土地。里夫共和国建立后，向韦尔加河北岸地区派了政府代表和少数边防人员。1924年5月27日，法军渡过韦尔加河，在北岸建立据点，肆意袭击里夫的车队，扣押里夫人员。法国殖民当局还用金钱、枪支弹药和各种许诺收买当地大封建主麦德布赫卡伊德，指使他于1925年1月率600多名武装人员到马西尼萨部落进行煽动和挑衅活动。
为了集中全力赶走西班牙殖民者，阿卜杜·克里姆对法军的挑衅采取克制态度，甚至令部队后撤。他及其外交代表哈杜·本·哈穆多次致函里奥代总督和法国政府，抗议法军的挑衅行为，同时表示：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划定里夫与法属区的边界。里夫的代表穆罕默德·本·布日巴尔和埃贝尔·哈吉为此去到巴黎，会见了法国外交部的代表。他们得到的回答却是：“鉴于目前的困难，我们将不会给你们答复。”阿卜杜·克里姆又写信给摩洛哥苏丹穆莱·优素福，希望他出面干预。可是，苏丹对此不予理睬。在和平的道路被堵塞的情况下，阿卜杜·克里姆终于下了抗法斗争的决心：“为了实现我们的愿望，一句话，为了实现独立，我们准备同整个世界斗争。”
1925年4月12日，阿卜杜·克里姆下令反攻。战斗在阿乌杜尔河和阿尼泽尔河之间的扎尔瓦勒人地区展开。在1个多月时间内，里夫的主力部队拔除了43个法军据点，俘敌2千余人。7月初，里夫军队已推进到法属区北部和东部重要市镇韦赞和塔扎附近，距非斯只有27公里。法国在摩洛哥的殖民统治受到极大威胁。
但是，阿卜杜·克里姆没有抓住战机，联合法属区人民攻取非斯，坐失良机。此后里夫战场形势开始逆转。
法国总理潘勒韦奔赴摩洛哥进行“视察”。贝当元帅也到里夫进行“战地考察”。法国议会通过了摩洛哥战争特别法案，增加军费18，300万法郎。任命贝当元帅为驻摩法军总司令，施格特为总督。配有飞机、坦克等重型武器的法国远征军从本土源源开赴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等地的外藉军团也被调到里夫前线。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又派代表前往马德里，与西班牙政府策划共同镇压里夫人民的阴谋。8月，贝当到摩洛哥走马上任途经西班牙时，再次会见普里莫·德里维拉，最终确定了法西联合军事行动计划。
9月初，法军和西军从南北两面同时向里夫发动强大攻势。7日，西班牙军队在法国舰队的配合下在胡塞马湾登陆。由于里夫军主力南移，北方空虚，10月1日里夫的首府阿杰迪尔失守。在南部，法军采取配备飞机和坦克的大兵团作战。里夫人擅长的游击战很难发挥作用，一些阵地得而复失，不得不退守里夫境内。与此同时，殖民当局用尽威胁利诱的伎俩，煽动里夫一些封建主叛乱。10月份有7个部落的首领投降法国。
里夫人民的斗争引起了包括宗主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极大关注。在法国，1925年10月12日爆发了有90万人参加的大罢工，有力地声援了里夫人民。西班牙、苏联、美国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人民举行集会，发表文章，呼吁停止镇压里夫人民的战争。中国与摩洛哥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当时的《东方杂志》等报刊连续发表了愈之等人有关里夫战争的文章，谴责殖民者的暴行，颂扬里夫人民的斗争精神。阿卜杜·克里姆曾表示：“在北非，我们为了自己的独立揭竿而起;同样，在远东， 4亿人民的中国，为了解放他们的国土，也奋起抵抗。让我们同东方国家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决胜的打击……。”
1925年冬季到来后，双方处于暂时休战状态。阿卜杜·克里姆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力争和谈;提出只要承认里夫独立，愿作某些让步。法、西两国政府在国内外反战舆论的压力下，也表示赞同谈判，成立了法西委员会。但是他们不承认里夫独立，要求里夫解散军队，交出武器，放逐阿卜杜·克里姆等领导人。
实际上，谈判不过是掩人耳目。法国政府早已命令驻摩法军：“把已开始的军事进攻继续下去”。1926年2月，贝当元帅与普里莫·德里维拉制定了新的联合作战方案。两国不断从本土增派援军。5月初，里夫与法西谈判最终破裂后，在北部，已突破里夫得土安防线的西军在胡塞马地区和克尔特河流域展开攻势;在南部，法国陆军和空军一齐出动，向阿卜杜·克里姆指挥部所在的塔尔吉斯特地区发动猛攻。里夫军队抵挡不住南北夹攻，失去了战争主动权，不久，塔尔吉斯特的重要屏障布泽尼失守，里夫的抵抗斗争全线崩溃。5月27日，阿卜杜·克里姆宣布投降。里夫民族解放斗争就这样被法西帝国主义绞杀了。
里夫民族解放战争的失败，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法国和西班牙在军事上占压倒优势。法国外长皮诺和议员克洛斯特曼在一次会议上引述的材料表明：1925年法国在摩洛哥的占领军(包括外藉军团)达32万5千人，加上西班牙军10万，共计42万余人，配有飞机、坦克、大炮等现代化武器。而里夫正规军不到3万，加上民兵总共只有7万多，武器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步枪、机枪和为数不多的大炮。尽管里夫人骁勇善战，利用游击战术取得多次胜利，终究难以抵挡有飞机、坦克装备的几十万大军的南北夹击。
第二，里夫的起义缺乏摩洛哥其它地区人民斗争的支援。在法属区，殖民当局实行所谓“绥靖”政策，对那些享有个人威望的当地首领施以恩惠和笼络，使他们效忠殖民当局，以孤立里夫。战争过程中，摩洛哥苏丹穆莱·优素福站到法国一边，帮助镇压里夫人民。法国殖民者诬蔑阿卜杜·克里姆为纂权者，歪曲里夫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是搞分裂，使摩洛哥其它地区的广大群众对里夫起义缺乏正确认识。阿卜杜·克里姆曾给非斯宗教界和知识界的一些上层爱国人物写信，以求支持，但他们对里夫起义抱怀疑和观望态度，拒绝予以支援。因此占摩洛哥人口7%的里夫人的斗争始终处于孤军奋战的境地，势单力薄。
第三，就里夫内部而言，尽管里夫国家的建立和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本地区的统一和团结。但是，国家机器刚刚建立，地方势力还很强大，长期分散落后的无政府状态的影响也很深。当时，在里夫甚至在整个摩洛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在这里，封建社会还处于发展阶段，封建贵族和宗教领袖有很大的影响。为了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应该尊重宗教，以取得宗教界的支持，发挥宗教界人物的作用。但阿卜杜·克里姆等人却错误地采取排斥的态度，把他们看成是解放道路上的绊脚石，甚至主张对落后的宗教人士采取武力打击的做法。对于一些尚未公开投敌，为虎作伥的封建酋长，本来也应适当照顾他们的经济利益以尽力争取他们至少保持中立。但阿卜杜·克里姆等人计不及此，致使一些部落离开起义队伍，甚至叛变投敌，给里夫人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后果。
里夫的民族解放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世界现代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这次起义发生在资本主义暂时相对稳定时期，成为向这一相对、暂时稳定进行猛烈冲击的亚非民族解放运动新高潮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促进了摩洛哥人民的民族觉醒。里夫起义失败后，1926年，非斯出现了民族主义者小组，1930年又发生了全民性的反对《柏柏尔敕令》的斗争;1934年出现了第一个民族主义政党——“摩洛哥行动委员会”①。里夫人民的斗争开创了摩洛哥民族解放运动的先声。
里夫民族解放战争也对马格里布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5年8月15日阿卜杜·克里姆发表了著名的《告北非穆斯林书》。他谴责帝国主义利用阿拉伯人打阿拉伯人的罪行，号召穆斯林要“象一座大厦的各个部分那样互相支持”。“他指出：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们，我们深感痛心的是目睹你们的孩子被迫来打我们，而我们为了保卫民族的独立，不得不在战场上与自己的同族同教的兄弟们兵戎相见。正是这些事情叫我们深感忧虑和悲伤。”这些肺腑之言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对后来的马格里布民族主义者具有教育意义，激励他们为马格里布的解放团结战斗。
① 这个协定规定: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的特权,英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殊地位。
② 法国和西班牙背着摩洛哥政府签订的这个协定,划分了法、西在摩洛哥的势力范围:北部及西南部为西班牙,其余部分为法国的势力范围。
③ 1906年1月16日至4月7日在西班牙的阿尔黑西拉斯召开了讨论摩洛哥问题的国际会议。会议通过的总议定书中的很多条文表明,法国在摩洛哥的优势地位获得了承认。
④ 协定规定:德国承认法国对摩洛哥的保护权,法国把法属刚果的一部分让给德国。
① “里夫共和国”成立的时间,各国学者意见不尽一致。苏联学者认为里夫共和国的诞生日是1921年9月19日,西方学者和阿拉伯学者则认为是1923年1月18日或2月1日。近来有些学者对“里夫共和国”的名称也提出异议。他们指出,里夫领导人在一些外交场合称自己的国家为“里夫共和国”,但在里夫内部从未称“共和国”,而称“里夫战线”。尽管如此,现在国内外史书一般仍用“里夫共和国”之称。
② 据说是被殖民当局收买的叛徒所害,但始终未得到证实。
① “摩洛哥行动委员会”于1937年改称为独立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