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出现严重危机，亚洲兴起了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潮。印度作为亚洲最大的殖民地国家，在1919—1922年爆发了具有广泛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这场反帝运动冲击了英国对印度以至南亚地区的殖民统活，是本世纪历史上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重要事件之一。
爆发民族解放运动的前提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把印度拖入了战争，利用了印度的人力和物力。英国在印度实行形式上的自愿原则而实际上强征的募兵制，据统计，约有150万印度士兵参加世界大战。英国为了战争的需要，从印度榨取粮食与锰、钨、云母、橡胶等战略资源，运走铁轨和武器。印度负担的军费仅次于英国，在英帝国范围内居第2位。与此同时，它每年要交付大量的殖民地贡赋，1917年，印度被迫向英国交特种“自愿赠礼”1亿英镑;1918年为4千5百万英镑。大战结束后，英国殖民当局因供养军队和警察，增加了印度的军费负担，1918—1919年为7亿多卢比;1919—1920年增至9亿多卢比。巨额的殖民贡赋和军费加重了印度人民的经济负担。
印度在当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全国8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1918—1918年印度农业歉收，出现了严重饥馑，同上一个年度相比，小麦收获量从990万吨减到750万吨，稻谷产量从3，590万吨下降到2，430万吨。印度在当年缺粮达1，900万吨。与此同时，广泛发生了流行病，据统计，1918—1919年有1，200—1，300万印度人因此丧生。1920—1921年许多省份继续发生饥荒，引起食品价格气涨。英国贸易公司、印度的地主和商人趁机囤积居奇。农民为了糊口被迫向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借债。英国银行则为高利贷者提供资金。大批农民因经不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的盘剥和自然灾害的打击，出卖土地，沦为佃农或赤贫。
在英国商品的排挤下，印度的一些手工业者丧失了传统的谋生手段，处于贫困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需品需求的增加刺激了印度工业的发展，使资产阶级首先是英国资本家获得大量利润。以黄麻工业为例，英国厂主在1913年获利润2，450万卢比，而在1918年达到1，230·万卢比， 5年间几乎增加了5倍。据印度经济学家克·沙赫和克·坎巴塔估计，英国资本家从印度榨取的收入总额在1920—1910年度达21亿9千8百80万卢比。然而，为英国资本创造了巨额利润的印度工人阶级的地位十分低下。由于存在着一支由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破产手工业者形成的庞大的失业大军，英国和印度资本家可以获得大批廉价劳动力，因而压低工人的工资。1914年7月至1919年1月，印度最低的生活费用上涨了83%，而工人的工资只提高21.5%。不仅如此，印度的工人和企业主之间有中间人。工人在招工时需向中间人行贿;获得工作后，需将工资的一部分交给中间人。低微的工资收入常常迫使工人向高利贷者借贷，并支付高利息;这种利息不是通常的年息、月息，而是按周甚至按日计息。贾·尼赫鲁指出，工人的生活“低到了难以置信的水平——住在污秽不堪、疾病流行的小屋里，没有窗户和烟囱，没有水电和卫生设备”。工人阶级同英国的和印度的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印度的民族资本在本世纪初得到较快的增长。印度有了一个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民族资产阶级。但是，英国的殖民统治妨障印度实现工业化，阻挠印度发展重工业。一些重要的工业部门，如黄麻工业、制茶工业和采矿业被英国垄断资本所控制。印度民族资本处于依附地位。英国资本家通过垄断组织经理行，掌握了印度工业部门的信贷、设备进口和产品出口，并在许多印度股份公司董事会中安插代理人，操纵它们的业务，这促使印度资产阶级要求摆脱殖民统治和在政治上的无权地位。
当时，代表印度资产阶级的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对反英斗争的态度较以前积极。国大党建立于1885年，这个党的初期活动家对英国殖民统治造成的经济落后表示不满，同时又赞许英国人在印度建立起来的“和平与秩序”，他们只要求使印度在英帝国范围内获得有限的自治。他们与群众自发的反英斗争缺少联系，甚至对这种斗争持否定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大党已不限于向殖民政府递交抗议书和请愿书，要求在殖民统治下扩大印度人的权利;而是采取新的斗争方式。1916年国大党领导人巴·甘·提拉克仿效英国“爱尔兰自治党”建立“自治同盟”，要求让印度获得自治。在工农群众不断爆发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的形势下(如1917年比哈尔的农民掀起反对英国种植场主的斗争，1918年初阿默达巴德工人举行罢工，同年12月孟买爆发纺织工人总罢工等)，许多国大党党员认识到，反对殖民统治需要依靠广大群众，要与群众的反英斗争结合起来。在这样的基础上，国大党内产生了甘地主义。
莫·卡·甘地不同于国大党的老一辈领导人，他接近人民群众，重视吸收广大群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他认为，印度人应以耐心和善良去制服帝国主义者，靠道德感化使英国结束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而不主张诉诸暴力。尽管如此，甘地主义在反对英帝国主义这一根本点上，不仅反映了印度资产阶级的愿望，也反映了广大劳动群众的要求。甘地还十分强调印度教的传统，主张用印度教的语言和习惯去发动群众。因此，甘地主义在印度迅速得以传播。甘地主义反映了印度资产阶级立场的复杂性和两重性。一方面，这个阶级与英帝国主义存在着越来越尖锐的矛盾，要求摆脱英国的殖民压迫;同时感到，要与力量强大的英帝国主义较量，如不吸收劳动群众参加，将难于成功。另一方面，它不希望自己的阶级利益受到工农群众的威胁，因而害怕进行革命斗争。正如甘地多次强调，革命的道路不适于争取印度的自治，“印度不要布尔什维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国大党接受了甘地主义的指导。在甘地成为国大党的实际领导者之后，甘地主义给予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以深刻的影响。
反对《罗列特法案》的斗争与阿姆利则惨案
1918年，印度许多城市的工人出于经济要求，如提高工资，实行午间休息，降低罚款等，纷纷举行罢工。在工人斗争的影响下，自第一次世界以来未曾平息过的农民骚动更加频繁。面对劳动群众斗争的不断高涨，1919年3月18日英国殖民政府颁布了旨在保护统治秩序的《罗列特法案》。这一事件成了导致1919—1922年民族解放运动的直接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殖民政府为镇压群众运动，曾颁布一项禁止言论自由和各种政治活动的《战时防卫法》。这一法令在战争结束6个月后自然失效。为替代《战争防卫法》与镇压日趋高涨的群众运动，殖民政府颁布了《罗列特法案》。法案规定，授予印度总督以特别权力;以他为首的殖民政府可以逮捕、搜查和不经审讯而关押任何人;“3名高等法院的检查官可在法庭上对政治犯作即席判决，政治犯不得上诉”。这一法案的颁布，引起了印度各阶层人民的抗议。
国大党领导了这场反英运动。甘地向印度总督递交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当局撤回《罗列特法案》，否则将以开展“坚持真理运动”进行对抗。甘地所谓的“坚持真理运动”，即要求人们在殖民统治者的暴行面前采取非暴力斗争，如举行和平示威，机关停业，学校罢课，商店关门等。它号召人们不要惧怕敌人的暴行，主动走进监狱，用爱去唤醒敌人的良心，用肉体去磨钝敌人的利刃①。
甘地的最后通牒遭到印度总督的拒绝，他决定发动全国性“坚持真理运动”，组织了坚持真理联盟。国大党根据甘地建议，决定在3月30日举行全国性罢业②，号召人民在同日实行全国性斋戒和祷告，举行和平示威。
原定3月30日的罢业曾改期为4月6日。然而，人民群众在3月30日却自发地起来斗争。这一天，德里所有的工厂、机关和商店完全停止工作;人们在群众集会上谴责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政策。在阿姆利则、拉合尔、木尔坦、贾朗达尔和阿默达巴德等城市，也都举行罢业、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要求殖民政府撤回《罗列特法案》。
4月6日，罢业斗争扩展到全国各地。仅旁遮普省就有30多个城市和地区开展了这一斗争。在孟买、阿默达巴德等城市，挂起了白旗，人们穿上暗喻埋葬《罗列特法案》的丧服，长期遭到当局禁止的甘地的著作《印度的自治》销售一空，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殖民统治的不满和对自治的强烈追求。
在反对《罗列特法案》的日子里，人们开始摆脱英帝国主义的“分而治之”政策的束缚，缓和了教派之间的矛盾，暂时抛开了宗教和种姓的区分。在德里，一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同台演说，投入共同的斗争。殖民当局的官方报告承认：“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在反对《罗列特法》的斗争中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团结。”
在反对《罗列特法案》的斗争中，旁遮普省的群众运动最为激烈。这个省素有“印度的粮仓”之称。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这里运走大量粮食和军需物资，大约有50万人被征入伍。因此，这里的农业衰落，农民的状况更为恶化。有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通过中亚细亚和阿富汗首先传到这里。这些原因促使旁遮普成为反英斗争最活跃的省份。印度著名政论家普·莫汉写道，在反对《罗列特法》的运动中，“旁遮普各地都举行了抗议性罢业和群众大会。在这以前从未参加过政治运动的许多人都出席了群众大会，以前成千上万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都参加了宣传工作”。特别是4月6日这一天，该省有30多个城市和地方举行大规模的罢业斗争、群众大会和反英示威。
英帝国主义为了扑灭席卷全印的反对《罗列特法》的群众运动，选择斗争最为活跃的旁遮普省阿姆利则市作为镇压反英运动的突破口。阿姆利则是印度重要的铁路枢纽，旁遮普省锡克人①旧的宗教中心。自1919年3月起，这个城市不断举行反英群众大会、示威游行和罢工。人们严格遵守非暴力斗争的原则。4月9日，旁遮普殖民当局出动警察，逮捕反英斗争的参加者。10日，著名政治家赛福丁·克其鲁和萨提亚帕尔两位博士以“领导最激烈的反政府宣传”的罪名，被当局未加任何审讯逐出阿姆利则。这件事激起市民的愤怒，人们越出甘地规定的非暴力原则，当天约有3万人前往市政府，要求送回克其鲁和萨提亚帕尔，受到武装警察和骑兵的驱赶。面对武力镇压，愤怒的群众用石头和棍棒进行抵抗，并且占领了火车站、电报局、电话局，切断阿姆利则同其它各地的联络。他们杀死了几个英国人，殴打了1名英国女牧师。城里的英国人都躲进了要塞。甘地闻讯后，立刻前往阿姆利则进行劝阻，中途被当局逮捕。群众听到这一消息，更加义愤填膺。
4月13日是印度历的新年。阿姆利则的20，000名群众不顾4月12日当局颁布的禁止集会的命令，在市中心的查利安瓦拉·巴格公园举行集会，并有附近乡村和城市的居民参加，抗议殖民当局把克其鲁和萨提亚帕尔驱逐出旁遮普。
查利安瓦拉·巴格公园四周都是建筑物和高大的围墙，只有一个出口，在同一时间内只能容纳几个人进出。参加群众大会的人都坐在地上听演讲。英国殖民军官达厄率领150名士兵，闯进公园。士兵们排成队，堵住出口，未发出任何警告，开枪射击手无寸铁的群众(其中还有妇女和儿童)达10分钟。此后，又放进廓尔喀人(尼泊尔山地部落人)砍杀群众。当场有1，200人被杀害，2，000多人受伤。刽子手们还不让救护受伤者。在枪杀集会者以后，他们立即禁止任何人上街。英国殖民当局制造了一场骇人听闻的阿姆利则惨案。
殖民当局在旁遮普各地实行戒严，试图封锁大屠杀的消息;同时发布了侮辱印度人的指示与命令，如印度人路遇英国人必须下车或下马行举手礼，印度人在通过那位英国女牧师被殴打的大街时必须爬着走，等等。1919年任国大党主席的莫·尼赫鲁为此致函国大党，他愤怒地写道：“……这是最坏的磨难的日子。通过街道的印度人被迫象爬虫一样爬行。”在农村，英国人故意把牛(印度教的圣物)和猪放在一起，企图挑起印度徒和伊斯兰教徒之同的冲突。
阿姆利则大屠杀的消息冲破封锁传到印度各地，举国为之震骇。印度著名诗人罗·泰戈尔愤怒地将授予他的勋爵称号退还殖民政府，并向印度总督递送了抗议书，其中写道：“政府在旁遮普镇压当地骚动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对我们的一种沉重打击，使我们印度的不列颠臣民感到自己毫无地位可言。我们认为，我们不幸的同胞所受非法处罚的残酷程度以及在处罚时所采取的横暴方法，都是在文明国家政府的历史中毫无前例的”。
阿姆利则惨案的发生，激起了反帝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德里、阿默达巴德等地的群众举行集会，声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罪行。阿默达巴德的街头还出现了“赶走英国统治者，打败英王，建立自治”的标语。这里的纺织工人开展了罢工斗争，与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人们焚烧政府机关、邮电建筑物和警察局，破坏通往孟买的电线。特别是旁遮普省的反帝运动在4月14—15日两天中扩展到50个城市和地区，农村也爆发了骚动。人们不顾国大党领导人把运动限制在非暴力范围内的号召，在沟通印度北部、西北部和中部地区的铁路沿线，焚毁了政府机关和火车站。《印度时报》在4月18日写道：“破坏电报联络，倾覆军用火车，焚毁火车站，袭击银行，放出被捕者，这已经不是坚持真理运动支持者的行动”。
面对不断高涨的群众性反帝斗争，运动的领导人甘地十分惧怕。他责备运动的参加者不遵守非暴力原则。4月18日，由于甘地下令制止，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反帝斗争暂时平息下来。
蒙塔古—契姆斯福改革与哈里发运动
反帝斗争的高涨，动摇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殖民政府在对印度人民实行镇压的同时，不得不对它的殖民政策作些调整，向印度资产阶级作出细微的让步。
早在1917年，英国印度事务大臣蒙塔古和印度总督契姆斯福，曾经制订印度政府组织法改革方案。1919年12月，以该方案为基础的政府组织法生效。根据新的组织法，印度的立法权名义上由总督和两院(国务会议和立法会议)组成的“印度立法机关”行使。然而，总督由于享有否决权，成了立法权的实际行使者。新组织法允许有3个印度人参加总督署行政会议，但这丝毫未触及行政权。新组织法还规定，给予一部分有产阶级的代表以选举权，其中只有1%的印度居民有权选举中央立法机关，3%的居民有权选举省立法机关。这样的政府新组织法并未改变原有的殖民统治秩持。
英帝国主义是以改革为幌子，企图缓和印度各阶层人民的不满。结果适得其反，这场“改革”反而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重新高涨。1919年12月，国大党在殖民当局制造流血惨案的阿姆利则召开年会，通过3项决议：1、反对新的印度政府组织法，主张成立符合自治原则的政府;2、要求调查阿姆利则事件;3、要求政府撤回《罗列特法案》。这届年会有700名代表参加。甘地出席了会议，他当时在群众中已有很高的声望，被印度教徒称为“圣雄”。
这一时期，印度穆斯林开展的哈里发运动①，构成了群众性反英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初，民族解放的思想已经深入到信仰伊斯兰教的印度知识分子中间。伊斯兰教徒、作家、政论家伊克巴尔和阿布尔·卡拉姆·阿札德等人，作诗著文，宣传民族独立思想。他们创办的《柴明达尔报》、《新月》等报刊激烈抨击殖民统治，在伊斯兰教徒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06年成立的印度穆斯林政党“全印穆斯林联盟”，不断摆脱亲英倾向，在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穆罕默德·阿里和绍克特·阿里的领导下，表现出明显的反英情绪。这个联盟主张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联合起来，表示愿与国大党合作，共同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早在1916年，在勒克瑙举行的国大党和全印穆斯林联盟代表的联席会议上，两党便共同通过一项决议，其中提出了在英帝国范围内争取印度自治的口号。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印度的伊斯兰教徒颇为关心德国的盟友土耳其的命运，因为土耳其苏丹当时被认为是全世界伊斯兰教的教主。英国为拉拢印度伊斯兰教徒，声称战后将不惩罚土耳其。战争结束时，包括英国在内的战胜国企图瓜分奥斯曼帝国，废黜苏丹的王位，激起了印度伊斯兰教徒的强烈不满。
1918年，印度的穆斯林成立了“哈里发委员会”。它的领导人是在伊斯兰教徒中间享有威望的穆罕默德·阿里和绍克特·阿里两兄弟。他们号召广大伊斯兰教徒反对列强瓜分土耳其。这场以宗教名义开展的哈里发运动的矛头直指英帝国主义，配合了争取印度自治的斗争，它得到了甘地的同情和支持。甘地号召印度教徒同穆斯林兄弟联合起来。
1919年11月，哈里发委员会召开会议。甘地和一些印度教徒应邀出席。甘地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不合作”的反英斗争策略。他认为，在英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面前，不能只表示愤怒，而应采取更积极的反对态度，既然用爱不能唤起敌人的良知，就不能继续同敌人合作。甘地在会上宣布了当年9月在国大党加尔各答临时会议上制定的《不合作纲领》。这个纲领主要包含8项内容：1，拒绝接受英国政府授予的爵位和荣誉称号;2，拒绝参加殖民政府的工作;3，不让自己的子弟在殖民政府开办的学校就读;4、抵制殖民当局法庭的传唤;5，军人、教员、工人等拒绝为英国到国外工作;6，抵制按新的政府组织法进行的选举;7，抵制英货，提倡国货;8，在运动的最后阶段，应拒绝向政府纳税，并把它作为一种不得已的手段。
《不合作纲领》虽未超出非暴力的界限，但比起甘地先前倡导的“坚持真理”的策略思想前进了一大步。哈里发委员会同意将上述纲领作为哈里发运动的指导方针，并把争取印度的自治定为运动的目标之一，从而使哈里发运动与国大党倡导的公民不合作运动汇合在一起。
公民不合作运动的全面展开
1920年3月，殖民政府发表了关于阿姆利则事件的调查结果，并为造成这一惨案的现场指挥达厄等人开脱罚责。这在印度人民中引起极大的不满，甘地(代表国大党)和哈里发委员会宣布，从1920年8月1日起，开始全国性的公民不合作运动。
8月1日是印度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提拉克逝世的日子。许多城市在这一天举行悼念他的群众集会。甘地和哈里发运动的领导人阿里兄弟等人在群众集会上号召人们参加不合作运动。甘地将英国政府在南非授予他的奖金退回;并在递交印度总督的信中表示，他将不再对“连续推行恶政的政府抱有尊敬和热爱的感情”。在他的影响下，许多知名人士纷纷退还政府授予的衔位和名誉称号。著名律师莫提拉尔·尼赫鲁父子、拉旃德位·普拉萨德等人离开法律界。一些政府高级官员、教授辞去职务。许多青年学生离开学校，志愿参加国大党组织的义勇队。义勇队开赴农村，鼓动农民参加不合作运动，提倡禁酒(因为酒税是殖民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抵制英国的纺织品。在一些城市，人们从商店里搬出进口的布匹，在广场上焚毁。为了表达印度人民对英国殖民掠夺的强烈憎恨、甘地亲自摇起纺车。国大党鼓励人民恢复手工纺织，号召他们在每天规定的时间内纺线。从城市到乡村，家家户户响起纺车声。许多知识分子和政府职员，脱去西装，换上土布制作的民族服装、使用国货成为时尚。
1920年11月，印度按照新的政府组织法举行大选。由于广泛开展不合作运动，许多地方的绝大多数选民拒绝参加投票。在1921年2月3日召开的中央立法议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入议会的国大党领导人全部缺席，以示抵制。
在不合作运动广泛开展的过程中，城市的工人和职员纷纷举行罢工和罢业。1920年孟加拉省国大党委员会组织的铁络和海员工人罢工，使东孟加拉和阿萨姆地区的交通陷于瘫痪。这年末，罢工运动席卷孟买、马德拉斯和孟加拉等省，并与不合作运动结合在一起，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在1921年，工人罢工达396次，人数在60万人以上，半数的罢工斗争以胜利告终。
1920年的农业歉收和由此引起的饥荒，促使广大农民也积极参加不合作运动。在孟加拉农村，发生了农民抗税运动。当局派来警察镇压，农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旁遮普的锡克人忍受不了大封建主和英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从1920年7月起开展了阿卡里①运动。他们反对殖民当局支持僧侣把持各大庙宇的财产和领地，要求进行改革，减轻剥削。这个运动具有明显的反帝性质，殖民当局对起来斗争的农民实行大逮捕，并在拉合尔市附近的南卡纳制造了流血惨案。此后，庙宇的卫队又杀害了200名赤手空拳的锡克教徒。殖民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引起了全国的愤怒。
不合作运动的迅猛发展，超出了甘地制定的《不合作纲领》规定的界限。1921年8月，南印度的马拉巴海岸地区爆发了莫普拉①农民起义。这是这个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运动。
马拉巴海岸地区有许多英国人经营的种植园。这里的大多数农民是农业工人和农业雇工。他们深受印度大地主特别是英国大种植场主的剥削。1920年以前曾发生过30多次莫普拉起义，国大党和哈里发委员会的代表在群众中宣传民族自治的思想。莫普拉农民按照自己的理解，认为“自治”就是建立自己的伊斯兰教王国。1921年8月20日，莫普拉农民在提鲁兰加迪举行起义，赶走了这里的军队、警察和行政长官，占领了交通要道，破坏了电报联络，宣布自治，挂起哈里发的旗帜，成立了“哈里发王国”。
殖民政府派大批英军进行镇压，同时又以起义者反对印度教徒中的地主和高利贷者为藉口，编造了起义是对于印度教徒的仇恨的谎言，企图煽起宗教纠纷。农民们认清了敌人的阴谋，他们不顾宗教信仰的区别，用自己制作的刀枪和收藏的兵器抗击英军。但是，由于起义领袖没有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这次起义终归失败。当局杀害了“哈里发王国”的领导人哈季·库纳赫麦德和其他起义领袖，把投降者从一个监狱解往另一个监狱时，有100人被关闭在一个铁皮货车厢内，不给水喝，不透空气，使70人窒息而死。
莫普拉农民起义被镇压后，仍有一些起义者潜入附近山林进行长期的反英武装斗争。
1921年1月，农民骚动蔓延到联合省各地。农民和城市不合作运动的参加者共同举行示威游行，攻打地主的庄园。该省奥德地区的农民成立了“农民反对地主协会”。协会号召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抗交捐税，杀死殖民官吏。地方当局派警察进行镇压，运动参加者用棍棒和石块进行顽强的抵抗。英国《泰晤士报》报导说：“以前受各种苛捐杂税压制的佃农不能有效地表示自己的抗议，但是，由于群众不久以前对政治生活发生兴趣，他们就开始捍卫自己的权利”。
在孟买等省份，也发生了农民骚动。
不合作运动的结束
城市工人罢工的普遍展开，旁遮普、马拉巴和联合省等地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给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造成严重的威胁。1921年殖民当局以煽动民众反对政府罪逮捕了哈里发运动的领袖阿里兄弟。这给遍及全国各地的不合作运动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殖民政府在对不合作运动镇压的同时，想通过英国王太子威尔斯亲王访问印度，安抚反英情绪高昂的印度群众。11月17日威尔斯亲王抵达孟买。孟买当局准备发动群众夹道欢迎。在国大党的组织下，迎接他的却是全市性罢工、罢业和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当局想用武力驱散游行队伍。国大党想把抵制亲王访印控制在非暴力范围之内。然而，群众同警察发生了冲突，30人被打死，200多人被捕。在印度其它城市，也发生了抵制亲王访问的群众运动。贾·尼赫鲁写道：“亲王无论走到那里都遇到罢业，街道上冷冷清清的没有人。阿默达巴德在亲王到来时好象一座死城。过了几天，加尔各答这个大城市的一切活动突然停止了。”
殖民政府对抗议英国亲王访印的群众运动实行高压政策，逮捕了2，000名群众。1921年未至1922年初，政府对整个不合作运动的镇压达到高峰。据统计，1921年11月至12月，交法庭审判的政治活犯为9，136名，其中6，913人被判刑;1922年1月至3月，交法庭审判的人数为10，332名，其中8，424人被判刑。在甘地的非暴力思想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印度人包括大学生、工人、职员和商人，主动走进监狱，表示对殖民当局的迫害的抗议。各地监狱都人满为患。
由于殖民政府的暴力镇压，不合作运动越来越超出非暴力的界限，这引起了甘地和其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恐惧。当1921年联合省的农民运动出现暴力斗争的势头时，国大党领导机关讨论了这个问题，发表了反对暴力斗争的告农民书。其中写道：“不应当使用刀棍……不应当抢劫庄园。农民应当以自己的好意和仁爱制服敌人的铁石心肠。”它还指责农民拒绝交纳地租和服劳役是“不道德的行为”。
在孟买抗议英国亲王访印事件发生后的两天，甘地发表告孟买居民书，写道：“我在这两天所看到的自治，已经使我厌恶”。甘地要求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讨论停止公民不合作运动。1921年末，国大党在阿默达巴德召开年会。会议通过决议，表示继续实行非暴力的不合作纲领，直到“消除哈里发国所受的不公平待遇”的要求得到满足，确立印度的自治，同时，根据甘地的指示，会议谴责了群众的暴力行为，规定运动的参加者必须宣誓，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严格遵守非暴力原则。会议承认甘地为不合作运动的独裁者，授予他可以不经国大党全印委员会批准，同政府签订任何条款的权力。
1922年2月1日，甘地向印度总督提出最后通牒，声称如不释放政治犯，他将开始不合作运动的最后阶段——抗税。但他并未打算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这一斗争，仅在孟买省作试验，事成之后逐渐扩展到其它地区。
2月4日，联合省的巴雷利和果腊克浦尔两个行政区爆发反政府游行。警察向游行者开枪，几人被打死，若干人受伤。这一暴行引起了群众的愤怒。两千名游行者焚毁果腊克浦尔附近的乔里-乔拉村的警察所，打死警察和更夫，焚烧了他们的尸体，破坏了当地的铁路交通。甘地闻讯后，对群众的暴力行为十分气愤，在巴尔多利召开了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紧急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工作委员会谴责惨杀警察和无故焚毁警察所的乔里-乔拉的无知人们的惨无人道的行为”，“命令国大党地方委员会指示农民缴纳田赋和应向政府缴纳的其它各种赋税，停止一切挑衅性的活动”。决议以“保证和平的气氛”为理由，“命令国大党的所有组织在未接到进一步的指示之前，一律停止当局所禁止的活动”，“停止自愿者的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甘地声称不合作运动犯了“喜马拉雅山那样大的错误”，下令停止不合作运动，并绝食5日，以示悔恨。
不合作运动的参加者对国大党的决议和甘地的命令十分震惊，甚至国大党的某些领导人也表示不满。例如，国大党的领导人——苏·昌·鲍斯写道：“独裁者的命令被执行了，但是，它在国大党阵营引起了真正的起义。……当人民的热情达到沸点的时候，下达退却的命令是真正的民族的灾难。”尼赫鲁回忆说：“当时我们似乎正在巩固阵地，各方面向前顺利推进，忽然听说斗争停止了，不由得感到愤怒。”不合作运动的停止，对哈里发运动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哈里发运动的领导人指责甘地违背了当初向伊斯兰教徒的承诺。此后，城乡群众自发的不合作运动持续了一段时间。1922年3月10日，殖民当局逮捕了甘地，判处6年监禁。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反帝运动遭到失败。
1919—1922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包括工人、农民、职员、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在内的印度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帝群众运动。由于当时英帝国主义的力量强于印度人民的力量，由于印度人民反帝斗争的自发性和分散性，各地区之间缺乏相互联系与支持，以及运动的领导者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它在任何条件下都片面地强调非暴力斗争的策略，所有这些原因导致这场运动未能以胜利告终。
尽管如此，这场民族解放运动遍及印度城乡，长达3年之久。在斗争的过程中，罢工、罢业和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极大地震撼了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基础，也给予帝国主义世界殖民体系以沉重的打击。在这场反帝群众运动中，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为了民族解放的共同利益，团结奋斗，同仇敌忾，粉碎了英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信仰的差异进行挑拨离间的图谋，为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增添了新的特色。广大群众，特别是工农大众面对殖民当局的武力镇压，多次奋起，以暴抗暴，经受了非暴力斗争和暴力斗争两个方面的煅练。从历史发展的全局来看，1919—1922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为印度人民以后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积累了经验，并为这一斗争的胜利提供了基础。
① 甘地在英国受教育后,于1893年去南非,从事律师工作,1915年回印度。在南非期间,他曾用这种方法反对殖民主义者歧视南非的印度人。在1917年比哈尔西北部农民反对英国种殖场主的斗争中,也曾采用这一方法。
② 罢业按字面解释是“关闭店铺”。这原是印度教徒在服丧期停止干活、断食、净身、进行祈祷的习惯。甘地和国大党领导人把这一习惯作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一种特殊斗争形式。
① 锡克人是旁遮普人的一部分,信奉锡克教,他们骁勇善战,有光荣的斗争传统。
① 哈里发是伊斯兰教徒对教主的称呼。在民间,哈里发一词具有新的意义。农民们认为,它源于“希拉弗”一词,乌尔都语意思是“反对”。因此,他们把哈里发运动理解为反对英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
① 意即“不灭”,是锡克教一个教派的名字
① 居住在马拉巴海岸的穆斯林的通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