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1908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蓬勃高涨的局面。这场斗争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印度的民族斗争由资产阶级改良活动阶段进入到革命运动阶段。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印度社会状况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政策已进入帝国主义剥削阶段。资本输出成了占支配地位的剥削方式。1896—1910年投资总额由40—50亿卢比猛增到60—70亿卢比。英国资本开办的股份公司迅速增加。1900年在印注册的股份公司(这些公司的绝大多数属英资)有1，360家，已付资本36，280万卢比，到1907年公司增至2，661家，已付资本增至50，810万卢比。此外，还有相当多在英国登记而在印度营业的公司，都是英国资本，其规模远远大于在印度开办的公司。1905年这样的公司有165家，资本总额比同年在印度登记的所有公司资本的总和还要大两倍。英国资本家既和殖民政权一起垄断了印度全部现代化交通手段，又拥有这样多的大公司、大银行和经理行，于是牢牢控制了印度的经济命脉。
为便于英国资本输出，殖民当局在世界市场白银价格不断下跌的情况下，于1893—1899年实行财政改革，关闭了私人铸币厂，人为地提高卢比对英磅的比价，使卢比脱离银本位，依附于英镑。其结果，不但促进了英国投资，而且促进了对印度农业原料的榨取。1901年印度对外贸易出超1，100万英磅，而1909—1910年和1913—1914年每年出超2，250万英磅，这意味着农业原料输出增加1倍左右。大量的资本输出，带动更大量地榨取原料和倾销英国商品，这就是帝国主义时期金融资本剥削印度的主要特点。
印度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十九世纪末以来也在缓慢发展。棉纺织业仍然是主要部门。1886—1905年，棉纺织厂总额由95个增加到197个，纱锭由226万2千枚增加到516万3千枚，织机由1万7千台增加到5万台。其中大部分属印资。此外，在轧棉、碾米、磨面、榨油、制糖等农产品加工工业方面和煤矿开采方面的投资也有所增长。印度人自己集股开设的银行也增加了。到1913年，有13家较大银行、23家中等银行开业。
民族资本的发展受到英资的排挤和殖民政权的刁难打击。英民当局关闭私人铸币厂，提高卢比比价，使许多印度银行破产，其中大银行就有4家。这更增加了印资工业资金流转的困难。殖民当局还对印资纺织厂产品征3.5%的出厂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纺织品逐渐占领中国和远东市场。许多原来以生产棉纱外销为主的印度棉纺织厂不得不转向以内销为主。于是，争夺国内市场就成了十分突出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加征出厂税，就大大削弱了印度产品的竞争能力。1901年有16家印度棉纺厂倒闭。当民族资本除了争夺国内市场已没有别的出路时，民族资产阶级便更突出地感到殖民枷锁的沉重。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金融资本剥削的加强对城乡小资产者和农民群众的打击更为沉重。在民族企业纺织产品改为内销为主，而英国布、纱输入又大为增加的情况下，纺织业小企业主、小商品生产者更加感受到竞争的压力。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小企业主和小商品生产者连同他们的家庭成员有1千万人。这些小生产者中许多人与工厂主建立了经济上的合作，即由棉纺厂向他们提供棉纱，这样工厂主可以增加销路，而小企业主、小手工业者则可得到较便宜的合用的棉纱，从而维持其产品的竞争能力。尽管如此，还是抵挡不住英国布的竞争。1910年，印度市场销售的棉布中，英国货占63%，印度工厂产品占12%，手工产品占25%。后两者加起来只占1/3强。手工业者破产的现象再度出现。1901—1911年有近50万手工业者丧失生计。财政改革对小产者和农民的打击尤其沉重。关闭私人铸币厂，使他们中许多人世代积蓄的一点点银手饰贬值1/3，甚至一半。原来能换100卢比的白银，现在只能换30卢比。这是劳动人民遭到的又一场浩劫。不仅如此，随着卢比的增值，群众所担负的各种赋税、地租，所欠的债务都相应增加，物价也随之猛涨。人民购买力则急剧降低。这就促成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饥荒和瘟疫的连年肆虐。仅1899年饥荒，全国就有5，500万人濒于饿毙。许多地区哀鸿遍野，一片荒凉。
工人群众的生活更苦，随着英资和印资工厂企业增多，印度产业工人人数迅速增加。十九世纪末为80万人，到二十世纪初已超过100万人，主要集中在孟买省和孟加拉省。由于英资企业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印资企业，在英资企业(铁路、黄麻厂、煤矿等)工作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大部分。印资企业的工人主要在纺织工人。无论在英资或印资企业，他们都受到极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工人工资很低。例如在孟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个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是每月40—45卢比，但孟买产业工人中约有13万人每月工资仅8—12卢比，7万5千人每月12—20卢比，只有5千人每月能得到20—30卢比。这就是说，既便熟练工人，其工资也只等于劳动力所创造价值的1/3左右。工人工资既如此微薄，为了一家人糊口，常常不得不全家老幼都出来做工。于是童工盛行。许多6、7岁的孩子都进了工厂，从事牛马般的劳动。据《印度时报》报导，孟加拉的胡格里黄麻厂4千工人中，童工就占了一半。童工、女工工资更低。据1907—1908年工厂调查委员会报告，女工一般月工资为5—12卢比，而童工只有2.5—4.5卢比。
劳动时间长得惊人。在当时，尽量延长劳动时间，是英、印资本家加强剥削工人的主要手段。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实行“日出—日落”制度，按季节不同，每天劳动时间为12—14小时。二十世纪初，很多工厂采取电力照明后，更突破了自然光照的时限，把劳动日延长到14小时甚至16小时。饥肠辘辘的工人，在接连14—15小时的沉重劳动后，已是精疲力竭，而恶劣的居住条件——关笼式的工棚，极端嘈杂肮脏的环境又使他们得不到应有的休息。绝大多数工人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非人的境况中。在英资企业，工人还受到英国资本家和监工的种族歧视，其身心所受摧残较印资厂工人尤甚。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队伍进一步扩大。但殖民政权各种机构的职位多被英国人占据，从事自由职业又受到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限制，知识分子谋求职业成了难题，不少人饱尝了失业的辛酸。即便找到工作，工资待遇也很低。如孟加拉大学毕业生中，许多人连一个月薪30卢比(相当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的职位都谋不到。在加尔各答的3，054名教师中，有2，100多人月薪不到30卢比。小学教师月薪只有8卢比。这样，大学毕业生增多只是不断扩大失业、半失业的知识分子队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比较接近下层群众，又或多或少掌握了近代科学知识，政治上比较敏感，要求变革最积极。这个新阶层在九十年代进入国大党，形成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并开始到下层群众中活动。
这样，由于英国金融资本变本加厉地殖民剥削和压迫，使印度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不满日益汇合在一起。此时，印度阶级力量配置和1857—1859年大起义时已经不同了。此时，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在印度发展起来，资产阶级已处于政治舞台的中心地位。这就意味着，在印度，实行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客观前提已开始出现。
印度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在1885年建立了全印民族主义政治组织——印度国民大会(简称国大党)。这个组织在成立后的头20年，其活动主要局限于社会上层，只是要求局部改良，如让更多印度人参加立法会议，在英国和印度同时实行文官考试制度，实行保护关税，发展工商业等。这些要求在传播民族主义思想方面起了进步作用，但是远远不能适应已经在发展的客观形势的需要。即使这些有限的要求，英国殖民当局也置之不理。国大党年年举行例会，通过的决议堆积如山，几乎没有一项被当局完全接受。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国大党内出现了以提拉克为代表的一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反映下层人民的强烈反英情绪，要求国大党领导人(这时主要有梅塔、郭克雷、苏·班纳吉等)抛弃局部改良要求，采取明确的反对殖民统治的立场。但是国大党领导人出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敢迈出这一步，于是，以提拉克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勇敢地担负起领导革命运动的任务。
1895年，提拉克在马哈拉施特拉借发起纪念马拉提民族英雄西瓦杰①之机，响亮地提出了争取司瓦拉吉的纲领口号。司瓦拉吉意为自主，本是印度教用语，这里借作政治口号，意为政治自主即自治或独立。在自己办的《狮报》和《马拉提人报》上，提拉克激烈批评国大党领导人舍本逐末，不是要求国家自主，而是热衷于枝节改良。他宣布：“司瓦拉吉是我们的天赋权利，我们一定要得到它。”他还尖锐批评国大党的改良路线，主张发动群众参加斗争，变国大党为“人民的国大党”，使之成为反殖统一战线组织。“不要乞讨，要战斗!”这就是他向印度人民发出的有力号召。
印度各地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热烈地响应这一号召。他们在国大党内携起手来，并通过自己办的报刊，通过一年一度举行的纪念西瓦杰活动，广泛宣传司瓦拉吉纲领，启发群众的民族主义觉悟。很快地就在国大党内形成了一个有力量的派别，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当时被称为激进派。其领导人除提拉克外，还有孟加拉的比·帕尔、奥若宾多·高士(稍晚)，旁遮普的拉·拉伊，南印度的契·皮莱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活动在准备群众参加未来的斗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国大党领导人及其追随者此后被称为温和派。
1905—1908年印度民族运动高潮的到来是与印度总督寇松的反动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寇松1899年任总督后，忠实地执行英国金融寡头的意旨，为巩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向民族力量猖狂进攻。他露骨地叫嚣：“我相信国大党正摇摇欲坠，我的抱负之一就是促使它寿终正寝。”英国印度事务大臣哈密尔顿拍着他的肩膀说：“如果国大党在一年或两年内垮台了，你将是促其灭亡的主要功臣。”寇松就是带着这样的野心走马上任的。他颁布了大学法，把大学教育置于政府严密监视下，大大提高学费，使家庭不太富裕的青年进不了大学;颁布了加尔各答自治机构法，把民选代表比例削减一半，加强官方控制，使自治徒具虚名。他还着意拉拢土邦王公，专门设立王公学院和军官学校，培养王公子弟。最恶毒的措施是借口“行政管理的方便”，把孟加拉分割为东、西两个孟加拉省。在东孟加拉，印度教徒多是地主、商人、高利贷上层分子，伊斯兰教徒多是贫困居民;在西孟加拉则相反，寇松企图以此挑起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宗教冲突，分化革命力量。这些倒行逆施激起印度各界人民的强烈愤怒。正在这时，传来了俄国1905年革命、中国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消息。这对印度民族主义者是个鼓舞，促进了民族运动高潮的到来。
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运动是从反对分割孟加拉开始的。孟加拉国大党人原希望用通过决议、上书吁请的方式，争取殖民当局撤销分割孟加拉计划。1903年至1905年10月，孟加拉举行各种抗议集会2千多次，参加者最多的达万余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以同样热情投入斗争。但殖民当局毫不理睬，1905年7月，正式宣布分割孟加拉的决定之前， 7月13日，孟加拉周刊《复生》以《我们的决心》为题发表社论，号召抵制英货，直到殖民当局撤销分割决定为止。7月17日，《甘露市场报》也发表文章呼吁用抵制手段向当局施加压力。7月19日，《巴瑞塞尔之友报》首次提到中国人民抵制美货的事例，并写道：“孟加拉能效仿中国人抵制外货吗?如果他们能做到这点，在他们面前，道路就畅通了。”提拉克号召学习中国人民敢于抵制外货的精神。他说“中国人民抵制美货”表明，一个附属国的人民“能够用团结、勇敢和决心战胜他们的高傲的统治者”。抵制英货的主张迅速得到各界群众的赞同。1905年8月7日，孟加拉各地区各阶层代表在加尔各答举行大会，通过了抵制英货决议，同时号召开展司瓦德西运动(即使用国货运动)。从这时起，抵制英货和司瓦德西运动便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10月16日是分割孟加拉决定正式生效的日子。这一天被民族主义组织宣布为国丧日①。整个加尔各答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居民成群结队涌向街头，高呼“祖国万岁”口号，举行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运动由孟加拉迅速扩展到孟买和旁遮普。到处有爱国青年组成的义务纠察队，到处出现国货商店，司瓦德西呼声响遍街头巷尾。
以提拉克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面热情地参加反分割和抵制英货斗争，一面对运动积极加以引导。提拉克在《狮报》上明确提出了开展运动的四点纲领，要求国大党领导人采纳。这四点纲领是：司瓦拉吉、司瓦德西、抵制和民族教育。他向群众指出，反分割和抵制本身还不是运动的目的，而只是手段，运动的目的是实现司瓦拉吉。这就给方兴未艾的群众运动指出了方向。
印度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提拉克
然而，温和派拒绝接受四点纲领，主要是拒绝接受司瓦拉吉目标。他们希望殖民当局让步，但并不希望结束英国统治。因为1905—11月明托代替寇松任印度总督后，一面大肆镇压民族革命力量，一面宣传进行所谓立法改革，扩大全印立法会议委员名额，邀请温和派领导人参加草拟法案。激进派不得不在党内外开展艰巨的斗争，促其改变态度。1905年国大党举行年会时，提拉克的发言着重强调争取司瓦拉吉的必要性，指出没有政治自由，就不会有民族经济的充分发展。激进派不顾温和派的阻挠，利用各种形式，在群众中大力宣传四点纲领。他们力图使这个纲领在群众中生根。
1906年，孟加拉大量流行反英传单和小册子。一份题为《谁是我们的国王》的传单在历数英国殖民者罪行后说：“他们吸吮的是我们的血，他们靠榨取我们的金钱的喂养而脑满肠肥，为什么我们应当服从这些邪恶的统治者?”“现在我们要站立起来，我们必须管理自己的国家”。另一份标题叫《金色的孟加拉》的传单，号召孟加拉人民不分宗教，团结奋起，“把外国老爷们从城乡赶走，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1906—1907年，比·帕尔在孟加拉各地并到南印度广大地区作巡回演讲。在兰格浦尔一次大会上，他说：“如果你把一个鸟关在笼子里，它总想飞出去”，难道人不如鸟，“愿意保持消极和忍受禁锢?”他要听众重复三句话：“我们是3亿，他们(按：指在印度的英国人)是30万;我们是强者，他们是弱者;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国王的力量是虚假的”。他还说，他在美国看过“一分钟人”雕象。这些战士听到集合号就毫不犹豫地奔赴战场，对我们来说，“这样一个时刻来到了”。他的演说扣人心弦，使司瓦拉吉纲领深入人心。
由于激进派的努力，要求司瓦拉吉已成为印度人民的普遍呼声，1906年，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最突出的是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投入了反殖斗争。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发动工农参加反殖斗争是很重视的。提拉克一再说，工农是印度的“基本要素”和“脊骨”，“印度就意味着这些工人和农民”。还说：“必须这样来确定我们的政策和纲领，即引导工人和农民加入国大党，使他们热心于实现它的决议”。奥若宾多·高士在1894年也说过，印度无产阶级(他这里泛指工农——作者)还在沉睡中，还没有行动起来，还不是积极的力量。但是，“谁认识和发动了这支力量，谁就能掌握国家未来的命运”。1905年运动兴起后，他们采取了积极的步骤发动工农。
首先是发动工人群众。在激进派力量较强的大城市，如孟买、浦那、加尔各答、阿迈达巴德等，派出了大量工作者到工厂鼓动。这些工作者深入工棚，散发传单，召开秘密会议，在工人集会上讲话。《泰晤士报》曾报导说，在孟买，许多提拉克的拥护者“渗入大多数工人居住的工棚活动，甚至到某些工厂做工，这使得他们有可能成功地进行煽动”。《印度时报》也报导说，在加尔各答，鼓动者在工人中散发传单，还“力图把工人组织起来”。激进派领导人在各种集会上，指出工人阶级改善地位的根本前提是实现司瓦拉吉。契·皮莱在梯涅维里工人集会上说：工人受压迫是因为英国统治限制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只有实现司瓦拉吉，才能改善工人地位”。提拉克在孟买一次讲话中，说明参加抵制和司瓦德西运动对工人阶级有直接好处。他说：“司瓦德西的真正意思是，这个国家应当有更多工业，更多和更繁荣的工业，这样你们就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更优厚的工资。”激进派还向工人群众介绍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年革命中的作用及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奥若宾多·高士说：“正是一系列巨大规模的罢工”导致了“俄国自由的第一次胜利”。提拉克说，政治总罢工是俄国无产阶级创造的“政治斗争方式”，“既然英印殖民政权是沙皇式的专制独裁政权，那么，对印度人民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俄国人学习，看看我们该怎么办。”
在进行政治发动时，激进派热情地参加工人阶级当时正在进行的经济罢工和组织工会活动。比·帕尔就是孟加拉最早出现的东印度铁路工人联合会的组织者之一。《印度时报》也提到“某些孟加拉律师和抵制英货的积极鼓动者……利用业余时间，在欧洲人开办的大企业中，建立他们所宣称的工会”。提拉克写了许多文章，说明组织工会的必要性，要求知识分子帮助进行这一工作。1906年，在浦那一次集会上，他提出要在全国建立西方国家那样的工会，以便在民族斗争中反映工人利益。
激进派发动工人的工作不久就取得显著成效。1905年前，印度工人的罢工完全是经济斗争。从1906年起，工人的罢工开始带有反殖政治斗争的内容。1906年7月，东印度铁路孟加拉段工人罢工除提出经济要求外，第一次提出了印度人和英国人地位平等的要求。1906年8月，加尔各答克莱武公司所属黄麻厂工人罢工，也提出反对英籍管理人员歧视印度工人。这两次罢工都是在激进派积极参与下开展的。伦敦《泰晤士报》惊呼这是首批“直接和公开地与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的罢工”。激进派领导人比·帕尔就后一次罢工兴奋地写道：印度工人已经觉醒，他们不再是驯顺地供欧洲人役使的奴隶，而是“具有自尊心，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决心维护自己的尊严并且能够以共同行动捍卫自己的权利的真正的人”。
对农民的发动工作要弱一些，但也作了一定努力。1905年运动兴起后，提拉克积极号召把运动扩展到农村。他要求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到农村宣传，“使每个农村都来讨论这个自治或司瓦拉吉的题目”，还要求深入每间农民茅舍，与农民交朋友，“组织他们，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孟加拉、马哈拉施特拉和旁遮普的一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去农村工作。正像发动工人一样，他们主要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说明农民困苦是殖民统治造成的，地税苛重使他们难以维持生活，只有实现司瓦拉吉，才能改变农民的经济地位。农民的穷困自然也是由于封建主和高利贷者剥削的苛刻，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发动农民时避免提到这方面，他们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固定土地税。这个要求矛头是针对殖民当局的，对莱特瓦尔制(即农民土地所有制)地区的农民有好处，对柴明达尔制(即地主土地所有制)地区的佃农则无关痛痒。尽管如此，在所有有激进派去工作的地区，农民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发动起来了。孟加拉、马哈拉施特拉的一些村庄，农民经常举行集会，听“城里来的人”演讲。农村市场上的英国货受到抵制而销售不出，农民普遍要求供应国货。英国报刊报道，孟加拉的抵制运动已扩展到“遥远的乡村”。有些地方还成立了农会。分成制佃农开始提出减租要求。
1906年运动进展的另一突出现象是秘密革命组织的涌现。这是由一批受了国大党激进派爱国主义宣传影响的、持激进观点的青年人自行组织的。这批青年人认为，要争取独立，就要准备武装斗争。他们不相信国大党会改变路线，不参加国大党。早在十九世纪末，这种组织已在马哈拉施特拉和孟加拉出现，但没有得到发展。1905年运动开始后，秘密革命组织随着群众运动同时发展起来。主要的组织有孟加拉的朱甘达尔集团(以加尔各答为中心，是若干组织的松散的联合体，朱甘达尔是他们办的一种报纸的名称，意为划时代)、进步社(以达卡为中心，在孟加拉各地有分支500多个)，马哈拉施特拉的新印度社(以那西克为中心，有分支30多个)，旁遮普的秘密协会(以汝尔其为中心)等。
这些组织与国大党的激进派保持一定联系，也积极参加反分割和抵制运动。它们与后者不同之处在于从事秘密活动，把准备武装斗争，包括宣传武装斗争思想、秘密搜集武器、学习军事技术、筹集经费、在印籍士兵中策反等，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旁遮普革命者阿·昌德在一本秘密散发的小册子中写道：“我们争取独立的唯一道路是革命。历史表明，剥削者从来不会自动给被剥削者以自由，它只能靠被剥削者用剑赢得”。《划时代报》的文章号召组织人民，积极进行武装斗争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发动全民起义。西印度秘密组织雅利安兄弟社还设想建立一支革命武装部队，并自行制造武器。士兵策反工作也取得一些成效。孟加拉军队的有些士兵参加了进步社，还计划在总督举行宴会时炸毁舞厅(未能实现)。
工农群众积极参加运动和秘密组织的出现标志着运动在向纵深发展，同时，也使运动中小资产阶级一翼的力量得到巩固和加强。激进派为使国大党接受四点纲领，开始积极地争夺国大党的领导权。他们提名提拉克为1906年国大党年会主席候选人。温和派知道正面阻挠不行，就连忙从英国搬回了国大党元老达达拜·瑙罗吉主持1906年年会，使激进派不能不接受。
群众运动的声势迫使温和派也不得不考虑群众的要求。在激进派的推动下，国大党1906年年会破天荒第一次通过了争取印度自治的决议。瑙罗吉在主席致词中说，印度人民的整个要求“可以用一个字概括：自治或司瓦拉吉”。这就意味着，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宣传了10年的司瓦拉吉要求，终于被国大党宣布为全民斗争的纲领。这次年会还通过了抵制、司瓦德西和民族教育的决议。这表明，国大党终于采纳了提拉克提出的四点纲领。
然而，温和派更多考虑的是维护自己在国大党中的影响和地位，并不真心希望把运动进一步推向前进。他们怕激怒英国，招致报复，损害资产阶级的利益。例如，孟买资本家萨马尔达斯就公开说：“我们在机器和工厂设备方面多年内要靠外国进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最好不要鼓吹采取那些容易引起报复的措施。”国大党尽管通过了争取自治、抵制等决议，温和派的态度并无明显变化。他们把要求自治仅仅解释为在英帝国范围内争取自治领地位，而抵制英货被说成是一种只能在特殊情况下实行的特殊措施，不能作为对英斗争的“常规武器”，不应超出孟加拉范围。温和派主要感兴趣的是实行司瓦德西，发展工商业。事实上，在1906年国大党年会后，他们并不去宣传贯彻争取自治、抵制等决议，而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实行司瓦德西上。
激进派则决心乘胜前进。
运动的深入和殖民当局的镇压
以提拉克为首的激进派不但为运动制订了纲领，而且从1905年起就在探索实现司瓦拉吉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激进派领导人的想法并不一致。奥若宾多·高士主张开展运动与准备武装斗争同时并举，在前者不能达到目的时则实行武装斗争。比·帕尔、拉·拉伊只主张开展群众运动，反对实行武装斗争。他们认为，英国统治者军事力量强大，印度人民不能以武力取胜。提拉克介于两者之间。他在原则上不排除武装斗争的可能性，但认为印度人民“没有组织，没有武装，而且没有团结起来”，因而武装斗争在最近的将来是不可能考虑的。
1905年抵制英货运动的蓬勃发展，使提拉克产生了对殖民政权实行消极抵抗的思想。他认为，英国人的统治是在印度人协助下进行的，如果印度人全民奋起，在各方面都像抵制英货那样实行抵制，殖民当局的统治机器就会瘫痪，在不能实行武装斗争的情况下，这或许是一条可行的革命道路。1905年在国大党年会期间举行的激进派会议上，他首次提出了这个想法， 得到一致赞成。
1906年国大党年会通过争取自治的决议后，激进派便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宣传消极抵抗思想上。其内容包括抵制英货，抵制公立学校，抵制法庭，放弃一切称号、公职，拒绝服军役，拒绝纳税等。和消极抵抗的主张相适应，提拉克对抵制和司瓦德西都作了新的解释。他提出，抵制不仅仅指抵制英货，还要抵制所有其它与英国统治有关的有形的和无形的东西，就是说要实行全面抵制，司瓦德西不仅仅指使用国货，发展民族工商业，还要建立民族学校、民族法庭、发扬民族文化，最后是建立民族政权，就是说，全面实行司瓦德西。他说，这两个“全面”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殖民政权实行全面抵制，就要求全面实现司瓦德西。这两个“全面”都应该以非暴力的方式实现。这就是消极抵抗思想的全部含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利用各种形式，大力宣传这个思想。有的人在宣传中还作了自己的发挥。例如，奥若宾多·高士提出，消极抵抗手段在不能实现时，可以转变为积极抵抗，即武装斗争。
1907年的运动，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实行消极抵抗的号召下，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进一步发展。工农的斗争加强了。在孟加拉和旁遮普，某些地方的斗争已发展到带有自发的武装斗争的因素。
1907年年初，旁遮普农民奋起反抗殖民当局在重订地税时大幅度增加税额和加征水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人拉·拉伊、阿·辛格号召农民拒绝纳税，得到热烈响应。阿·辛格因势利导，在拉瓦尔品第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号召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伊斯兰教徒、印度士兵、政府职员等团结起来，抵制殖民政权，实现司瓦拉吉目标。锡克族士兵有数百人参加了菲罗兹普尔的群众大会，表明这一号召在印度军队中也已产生相当影响。殖民当局惊惶不安，图谋迫害运动领导人，结果引起5月1日拉瓦尔品第的群众抗议示威，有3千人参加，其中包含铁路工人，他们停止工作，和学生、城市贫民、郊区农民一起进行斗争。当警察企图驱散游行队伍时，示威群众以棍棒、石头自卫，几乎发展成武装起义。只是在当局调来军队后，才把群众的反抗镇压下去。拉·拉伊、阿·辛格被逮捕并被秘密流放。
在孟加拉，群众的反英情绪越来越激烈，运动进一步向农村发展。《泰晤士报》1907年5月报道孟加拉农村地区状况时写道：“商业活动已经停顿，农村正常秩序已被破坏……全体居民处于强烈骚动状态中”。
城市人民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加尔各答群众1907年9—10月，为抗议当局逮捕比·帕尔，接连举行集会示威。10月2日的示威演变成和警察的街垒战。冲突持续到第二天，市内交通中断，不少警察反戈，加入群众行列。当局动用很大力量才把群众的反抗镇压下去。1907年是印度民族大起义50周年，许多地方举行纪念活动。人们盛传这年要发生武装起义，全国政治气氛异常紧张。
然而，在这紧要关头，对运动的深入发展忐忑不安的国大党温和派领导人不愿再前进了。在英国殖民当局的拉拢挑拨下，他们决心退缩。1907年国大党苏拉特年会前，激进派提名拉·拉伊为年会主席候选人。温和派反对，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年会开始时，为主席选举发生争执，会议中断。温和派乘机单独召开会议，擅自订立新的国大党章程，把激进派排除出国大党(个别人如拉·拉伊还留在国大党内)。国大党的分裂严重影响了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在退出运动后，温和派把持的国大党变成了一个只是要求细微末节改良的、无足轻重的封闭性小团体。
温和派既把激进派排除出国大党，就把推进运动的最积极的力量暴露在殖民政权面前。殖民当局自运动开始就把主要打击矛头指向激进派和秘密组织。在国大党还保持统一的时候，他们的所作所为还不能不有所顾忌。国大党分裂后，他们便肆无忌惮地对革命力量发动进攻。1908年初，南印度梯涅维里激进派领导人契·皮莱、苏·希瓦因号召工人参加政治斗争被投入监狱，皮莱被判终身监禁，希瓦被判10年徒刑。6月，当局颁布报刊法，查封了全部激进报刊，激进派许多编辑和出版家被逮捕。此后，又颁布刑法补充条例，各地义务纠察队组织均被取缔。这种疯狂镇压导致秘密组织走上个人恐怖行动的道路，而个人恐怖行动只能为当局进一步疯狂镇压提供口实。1908年5月，当局对孟加拉秘密组织进行了大搜捕，朱甘达尔集团被破坏，大批革命者被捕，奥若宾多·高士也同时被捕。此后，进步社、新印度社也相继遭到破坏。1908年7月，当局以“煽动叛乱”罪名逮捕了提拉克，判6年监禁。激进派和秘密组织的主要领导人至此几乎全部系狱。
逮捕和审判提拉克在全印引起了强烈的抗议风暴。孟买、浦那、阿迈达巴德、加尔各答等大城市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到处举行抗议集会。这一次是孟买工人阶级站在最前列，他们用政治总罢工这种斗争形式有力地表达了人民的愤怒。
孟买工人政治总罢工
孟买是印度最大的工业城市，有产业工人20余万人，其中纺织工人12万人。孟买工人的特点是，集中在一些大工厂中，大多数是马拉提人，信印度教，大多数来自农村低级种姓。这些特点为全市工人的团结行动提供了便利。更重要的是，这个城市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开展工作基础最好的地区之一。《泰晤士报》1908年7月写道，激进派在孟买工人中活动“已经有好长时间了，他们的目的是控制许多大工厂的工人，组织罢工和骚乱，以便必要时向政府施加压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许多厂都派有自己的人。正因如此，提拉克被捕的消息一传出，孟买工人便最早行动起来，援救自己的领导人。
孟买高等法院在7月13日对提拉克开庭审讯。从这天起，每天都有部分工厂罢工。罢工工人涌向法院附近，举行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在10天的审讯中，当局派出军队，在交通要道布设防线，荷枪实弹，随时准备镇压，但孟买工人不为所惧，罢工的工厂数发展到60多家，罢工人数达6万5千人。这场斗争的组织者显然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虽然还没有材料能说明罢工是由某个中心统一指挥，但可以看出，罢工的领导者们是采取串联的方法，互通消息，共同商定的。英国御用记者维·奇若尔根据官方搜集的情报，在《印度的动乱》一书中写道：“从提拉克被捕时起，他们的信徒就在工人中到处宣传，说他入狱是因为他是工人之友，主张为改善工人的地位而斗争。在审判提拉克的过程中，他的一些拥护者扬言，提拉克判几年刑，就以几天的流血斗争来回敬。”还有很多事实证明这次斗争是激进派组织的。如在斗争中起带头作用的克莱武·柯通公司所属的工厂就正是激进派工作基础最好的单位。
7月22日，孟买高等法院悍然宣布对提拉克判刑6年，罢工的领导者们当即决定，以6天总罢工(每判1年、罢工1天)来回敬，同时呼吁全市各界实行总罢业。7月23日，气势磅礴的孟买总罢工开始了。孟买商人、学生和居民也实行罢业罢课。
在6天的总罢工中，参加者有纺织工人、铁路工人、码头工人和城市运输工人等共10余万人。几乎所有工人、铁路、码头都受到罢工震憾。大量工厂停工，商店关闭，交通断绝。孟买成了一座死城，但同时，它又成了沸腾的战场。罢工工人举着提拉克像，高呼“提拉克万岁”、“祖国万岁”口号，高唱爱国歌曲，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还散发了传单。一份用古吉拉特语写的传单印有提拉克的像和“提拉克万岁”的口号。传单写道，提拉克是“民族的心脏和灵魂”，正是他，通过发动司瓦德西运动，打开了通向印度繁荣的大门。传单号召坚决捍卫提拉克，捍卫工人的利益，争取司瓦拉吉的胜利。
6天总罢工中，工人面对当局的镇压，毫不畏惧，多次和全副武装的军警搏斗，有好几次冲突演变成了街垒战。工人们以木石沙袋为工事，石头瓦片作武器，顽强地战斗。27日，谢赫·麦龙街的战斗最为激烈。《印度时报》报导说：“石块像倾盆暴雨，落到法律和秩序的代表头上”，“持续时间之长……是前所未见的”。在这些街垒战中，指挥者有工人，也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成员。有一个叫凯·库古的25岁的古吉拉特商人，在一次战斗中担任指挥，他英勇果敢，临危不惧，多次指挥工人队伍打退军警的进攻，最后光荣牺牲。在6天总罢工中，大约有200名工人牺牲，300多名工人被捕。
英国殖民当局惊恐不安，竭力向孟买大商人和工业资本家施加压力，要他们开市并劝诱工人停止罢工。有些大商人屈服了，但工人们仍坚持预定的6天总罢工。青年学生、小资产阶级群众和部分中等商人和工人们并肩战斗。直到7月29日，才按照预定计划，自动停止罢工。工人阶级这一壮举是1905—1908年斗争高潮的最高点，也是运动的终结点。
运动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意义
1905—1908年运动的失败，首先是因为英国殖民当局使用种种伎俩分裂了民族运动力量，拉拢国大党温和派是当局的首要目标。1906年，殖民当局宣布打算改革立法会议，扩大印度人的代表名额。温和派果然动心。苏·班纳吉率代表团晋见总督，要求实现改革，谈话中他攻击激进派行动过火。另一领导人郭克雷在英国与印度事务大臣摩莱达成默契，要与激进派分道扬镳，以换取当局改革。国大党分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拉拢伊斯兰教封建主，挑起宗教冲突，是英殖民当局分裂民族运动力量的另一手段。最初，孟加拉穆斯林也积极参加反分割斗争。1904年，寇松专程去东孟加拉，会见穆斯林领导人萨里穆拉等，说明分割对穆斯林有利。在他的挑动下，大多数穆斯林封建主和知识分子转而支持分割。1906年，殖民当局允许穆斯林在未来的立法会议选举中实行单独选举，目的是加深两大教派政治上的对立。12月，成立了全印穆斯林联盟。这个组织在阿加汗等少数封建上层把持下，宣布支持分割，把反分割和抵制运动称为“邪恶势力”，号召穆斯林不要参加。挑动宗教冲突的政策在印度教方面导致了1906年印度教教派组织“光荣印度教协会”成立。它把维护印度教教派利益放在首位，进行蛊惑宣传，其结果便是两大宗教群众1906年4—5月在米门辛格县、1907年在提帕拉县发生大规模宗教流血冲突，死伤甚众。民族力量内部自相残杀，转移了斗争大方向。
1905—1908年运动主要是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这个派别反英立场较温和派坚定，能在一定程度上发动群众，充当先锋队。但是，二十世纪初的印度，由于民族资本已有相当发展，小资产阶级无论在经济上、政治思想上都依附于资产阶级，不能独立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和思想体系。正因如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从来没有企图独立领导运动，它总是希望推动资产阶级来领导运动，即便在资产阶级不愿前进，由他们自己起来争夺领导权的情况下，也仍然是希望拉着资产阶级一起领导。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虽然重视工农群众的力量，但由于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不能提出改善工农地位的纲领以深入发动群众，他们更希望依靠资产阶级的支持。所以，在国大党分裂后，他们不去建立自己的组织，却恋恋不舍地要和温和派重新言和。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他们没有提出进一步发动工农群众的措施，却把精力耗费在开展禁酒运动(如提拉克)或提出“宗教民族主义”的无谓宣传上(如奥若宾多·高士)，以致于当殖民当局集中力量镇压激进派时，它便无以应对，顷刻间陷于瓦解。
1905—1908年运动是一场民族革命运动。和以往资产阶级运动相比，有很大进步。斗争目标已经不是争取局部改良，而是要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这已经不是上层少数人的活动，而是千百万群众参加的斗争;尽管在斗争方式上是以抵制为主，但它是群众性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激进派领导人在原则上并不排除武装斗争，而秘密革命组织准备武装斗争的活动也是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可见，这场运动已不再是以往改良运动的继续，而是以实现民族解放为目标的民族革命运动了。
这次运动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促进了民族觉醒。这场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群众、工人、部分农民与资产阶级、自由派地主共同进行的斗争。工人、农民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旗帜下奋起，这在印度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们追求民族革命目标，也多少提出自己的阶级要求，这意味着广大群众政治上开始觉醒，意味着政治觉醒已经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扩展到广大下层群众，而形成为民族觉醒。这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多年进行宣传鼓动的结果。
1905—1908年的斗争实现了印度民族运动由改良运动阶段到革命运动阶段的转变，并成为这个转变的标志。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提出的民族革命纲领，正是在这场运动中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广大群众为之斗争的目标。正是这场斗争在许多方面(如提出司瓦拉吉和司瓦德西纲领，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斗争，采取抵制作为斗争手段等)为后来甘地领导的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奠定了基础。
这场斗争还给了印度民族资本发展以直接推动。抵制英货带动了司瓦德西运动，促进了民族工商业和银行业的发展。英国布堆积在仓库里销售不出，印度布虽然涨价8%，仍供不应求。阿拉哈巴德和孟买在1905—1906年新建了22个棉纺织厂。建立民族重工业的要求也提出了。1907年塔塔钢铁公司发行股票， 3个星期内，8千名印度人认购了600万卢比。塔塔钢铁厂1911年正式投产。1905—1908年运动中还出现了一批印资银行和航运公司。印度民族工商业一向受到压抑，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有利形势。1905—1908年的抵制和司瓦德西运动成了推动它发展的第一个强有力的杠杆。
1905—1908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潮是二十世纪初亚洲觉醒的重要部分。它和中国、伊朗、土耳其革命一起，强有力地显示了亚洲人民反抗殖民势力的决心，揭开了亚洲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时期的序幕。
① 莫卧儿王朝统治下的马拉提人1656年举行起义,领导人是西瓦杰,1674年建立了马拉提人国家。
① 一说根据国大党提议,8月7日定为国丧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