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1907年，在沙皇俄国发生了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虽然最后遭到失败，但极大地丰富了俄国人民的斗争经验，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做了准备，对亚洲、欧洲各国革命也有巨大影响。
革命形势的出现
1861年改革以后，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只用数十年的功夫就完成了欧洲某些旧国家整整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转变”①。到二十世纪初，俄国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但是，俄国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农奴制残余，主要是经济上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政治上的沙皇制度。在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地主、贵族和沙皇拥有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1905年，欧俄不到2万8千个地主，却拥有土地6，200万俄亩，而1，050万户农民只有土地7，500万俄亩。平均每个地主拥有土地2，200俄亩，而每个农民只有土地7俄亩。农民为了糊口，不得不用自己的农具和马匹为地主耕种土地，遭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
沙皇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沙皇政府以地主阶级为主要支柱，强迫农民缴纳赋税和按照1861年改革规定的赎金，赎金的实际数量超过了地价的一、两倍。
农奴制的残酷剥削在工业中也深深地打下烙印。工人被剥夺起码的民主权利，工作时间特别长。虽然1897年法定的工作时间为11.5小时，但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加班加点。工人每天劳动12—14小时，甚至到16—18小时，而所得的工资却非常微薄。俄国熟练的冶金工人平均每天工资为1卢布20戈比。大多数工人平均每天仅得50戈比，甚至20—30戈比，不够维持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最低限度的生活。
俄国社会的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交错在一起。在俄国领土上生活着100多个民族、部族。根据1897年的人口调查统计材料，非俄罗斯族人口占全俄国总人口的55.7%。沙皇制度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把少数民族称为“异族”，唆使一个民族去反对另一个民族，把俄国变成奴役各族人民的监狱。
这样，俄国社会各种矛盾就非常复杂。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各族人民和沙皇制度的矛盾，是二十世纪初叶俄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俄国各族人民和沙皇制度的矛盾则是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和激化必然引起革命。1905—1907年俄国革命就是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发生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二十世纪以前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一直在西欧。但是，还在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①。1902年，列宁分析了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指出推翻沙皇制度“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②。俄国历史的发展充分证实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预见。
二十世纪初，俄国出现了革命形势，出现了革命日益迫近的征兆。1900—190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对俄国的打击特别严重，直到1909年工业还处于停滞状态。1900—1903年，生铁生产下降15.2%，路轨轧制下降32%。1901—1903年，石油开采量下降9.4%，机车生产下降24.7%。1899—1903年，黑色金属消费量下降24%，铁路干线长度增长数下降85.5%。1899—1902年，股份公司固定资本增长数由43，090万卢布下降到6，910万卢布，即下降84%。危机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加深了俄国社会的固有矛盾。失业人数急剧增加。1901年4月，《火星报》报导说，“失业人数不仅逐日地，而且每小时地增长着”。1903年，黑色冶金业被解雇工人近10万，占该行业工人总数的1/4;铁矿业工人缩减一半以上。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1897—1903年，莫斯科省工人票面工资从170卢布增加到192卢布，即增长12%，但粮食的价格却增长14—15%。
在这期间，革命运动有了新的发展。1901—1904年，共发生罢工905次，有18万6千人参加。政治罢工在罢工总数中的比例有很大的提高：1898年为8.4%，1900年为20.7%，1903年为53.2%。1900年，哈尔科夫工人公开庆祝“五一”节，提出8小时工作制和政治自由的要求。1901年5月1日，彼得堡奥布霍夫兵工厂工人罢工，并发展为同沙皇军队的街垒战。1902年11月，顿河罗斯托夫工人罢工，举行盛大的集会。1903年，南方许多城市工人举行罢工、集会和示威游行，同军警搏斗。1904年底，巴库石油工人大罢工成为革命大风暴到来的先声。与工人运动开展的同时，广大农民展开了反对地主的斗争。1900—1904年，发生670次农民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02年在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的农民起义，参加起义的有165个村，共15万人。
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和领袖。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党的纲领，确定了推翻沙皇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最低纲领)和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纲领(最高纲领)，宣告了布尔什维主义即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在全世界人民和俄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真正的彻底革命的旗帜。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日益雄厚，但在政治上仍处于无权的地位。资产阶级利益同专制制度存在着矛盾，由此产生了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1899年，在莫斯科成立了由地方自治局活动家(资产阶级化地主)组成的“聚谈”小组。1903年11月，成立了“地方自治局人士与立宪主义者同盟”。1904年1月，成立了另一自由派组织——“解放社”。自由派反对用革命的方式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主张通过请愿、召开地方自治局代表大会等方式祈求沙皇颁布一部宪法，来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力图依靠专制政权，而不是削弱和抛弃这个政权，实行自己的改革”。
沙皇政府力图保留和捍卫专制的国家制度，不愿意改变政体和颁布宪法。但是，为缓和革命，它开始酝酿实行某些无关紧要的改革。如1904年12月25日(俄历12月12日)，沙皇颁布诏书，许诺若干微小的让步，即扩大地方自治局和城市的权利，逐步使农民与其他等级平权，对工人实行国家保险，改变俄罗斯人民的无权状况等。沙皇许诺的这些改革，由于缺乏诚意，实际效果微不足道，自然不能阻止革命的发生，但是说明统治者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
1904—1905年，日、俄两国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沙皇政府本来指望以战争的胜利来阻挡革命的浪潮。结果适得其反。这次战争暴露了沙皇制度的腐败，引起全国的群众性罢工，唤醒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斗争，加速了革命的爆发。
革命的开始和发展
1904年，在沙皇政府的许可下，格·加邦牧师组织了“彼得堡工厂工人大会”，并在各个大企业设立分会，企图通过合法途径改善工人的处境。这样，加邦在一些政治上不够觉悟的群众中颇有影响。加邦的活动在当时已引起布尔什维克的注意。他被怀疑是一个奸细①。列宁认为不能绝对排除加邦“可能是真正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对加邦的了解“只有不断发展的历史事件，只有事实才能解决”②。
1905年1月16日(3日)，彼得堡普梯洛夫厂工人为反对资本家压迫，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工资额、废除强制的加班加点，举行了罢工。到20日，参加罢工者达15万人。加邦决定组织工人向沙皇递交请愿书。就在工人准备去冬宫的时候，沙皇政府策划着一场血腥的大屠杀。
布尔什维克及时地向工人提出警告。 1月21日(8日)，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散发传单，提出了“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指出“解放工人只是工人自己的事情，既不能从牧师那里，也不能从沙皇那里等待自由”。虽然布尔什维克极力劝阻工人去向沙皇请愿，但由于大多数工人对沙皇抱有幻想，未能摆脱加邦的影响，请愿还是照样举行。
1905年1月22日(9日)早晨，彼得堡20万工人携带他们的妻室儿女，手持旗帜，抬着沙皇肖像、圣像，唱着祷歌，从四面八方向冬宫广场聚集，准备向沙皇呈递陈述人民要求的请愿书。当队伍到了冬宫入口处时，军队突然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射击，骑兵手挥军刀向人群砍去。当场打死1，200人，伤约5，000人。这就是有名的“流血星期日”。
惨案发生后，布尔什维克立即动员、组织工人拿起武器，反对沙皇制度。列宁在国外写了《俄国革命的开始》一文，指出：“无产阶级在一天中所受的革命教育，是他们在暗淡的、平常的、受压制的生活中几月几年都不能受到的”①。据官方报告，1月23—25日，彼得堡的罢工仍然处于高潮之中，直到26日晚上才“在工人中间开始表现某些平静”。在莫斯科、伊凡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图拉、尼日涅一诺夫哥罗德、特维尔、雅罗斯拉夫尔，工人纷纷举行罢工，援助彼得堡的革命斗争。罢工进一步向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一带扩展。在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还发生工人和警察的流血冲突。据统计，1月份罢工人数达40万，超过1905年前10年罢工人数的总和。在工人罢工斗争的影响下，农民运动也发展起来。这样，第一次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了。
革命的发展迫切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制订出一条正确的路线，指引人民前进。在布尔什维克的倡仪下，1905年4月在伦敦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向大会做了关于武装起义、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对待农民运动等问题的报告，并起草了重要的决议。大会肯定了已经爆发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农奴制残余，首先是沙皇制度和地主阶级。大会分析了俄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政治态度，认为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指出无产阶级本身的地位是最先进的和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它必须在这次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正在发展的农民运动必然反对现存制度和一切农奴制残余，无产阶级必须支持农民的革命斗争，同农民结成联盟。
大会确定了无产阶级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当俄国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时，在它面前已经站立着觉悟的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资产阶级害怕革命比害怕反动势力要厉害得多。因此，俄国资产阶级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动力，更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相反，却在变成革命的对象。第三次代表大会特别强调了党在策略上的独立性，提出了向工人揭露自由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号召全党大力开展反对各种色彩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斗争。
武装起义问题，是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大会指出，“组织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来直接同专制制度斗争，是党在目前革命时期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同时，大会也指出了群众性政治罢工在武装起义开始和起义过程中的作用。第三次代表大会还讨论了武装起义胜利后建立什么政权的问题，指出，必须用民主共和国代替专制制度，建立工人、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应该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以便捍卫革命的胜利果实，保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这样，第三次代表大会为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夺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制定了明确的路线。
以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等为首的孟什维克拒绝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在日内瓦召开了分裂的代表会议。他们力图把俄国革命局限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内，否定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否定工农联盟，反对在革命胜利后建立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对武装起义，他们只看作是“自发的行动”，主张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向群众宣传“自我武装”思想，实行“政治领导”，实际上拒绝以武装起义方式推翻沙皇制度。普列汉诺夫认为，既然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从1903年起，他开始堕落为孟什维克，1905年，又接受孟什维克的邀请，参加日内瓦代表会议，支持孟什维克的路线。
这样，形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1905年7月，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出版。在这部著作中，列宁详细地阐明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科学地分析了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俄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对象、动力和前途，论证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工农联盟的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深刻地批判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路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路线的指引下，布尔什维克大力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准备武装起义。1905年春、夏，革命运动席卷彼得堡、莫斯科、华沙、罗兹、里加、巴库、伊凡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和其他工业中心。五一节前夕，布尔什维克散发了列宁写的传单，号召人民向沙皇制度坚决进攻。彼得堡、莫斯科和许多其他城市都举行罢工，显示了俄国无产阶级高度的觉悟性和组织性。
继五一罢工之后，发生了著名的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罢工。参加罢工的达7万人。罢工从5月25(12)日起，持续到8月5日(7月23日)，成立了选举产生的有布尔什维克费·阿·阿法纳西耶夫、谢·伊·巴拉绍夫、叶·亚·杜纳耶夫等参加的全权代表苏维埃。这是俄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全市性苏维埃。苏维埃对罢工斗争进行了领导，并组织工人民警，维持市内和厂房的秩序，负责同资方和沙皇当局谈判，实际上作为新的革命政权机关进行工作。
1905年7月5—7日，在俄国统治下的波兰工业重镇罗兹的工人举行罢工，并迅速转变为武装起义。工人同沙皇的军队展开了顽强的街垒战。这是俄国范围内第一次武装起义。
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对沙皇的军队也有影响。各地都发生水兵、士兵起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黑海舰队“波将金号”装甲舰的起义。6月27日，水兵们发现煮菜汤的肉生蛆了，拒绝吃饭。舰长下令逮捕拒绝吃饭的水兵，并准备把他们枪毙。这样，起义就爆发了。波将金号落入起义者手中后，参加了敖德萨工人的革命斗争，在起义失败后驶向康斯坦察港，向罗马尼亚政府投降。波将金号起义虽然失败，但它的革命行动，标志着俄国革命向前迈了一大步。
在全国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沙皇政府陷入严重的危机。就连自由资产阶级都“开始‘红’起来了”，“它不得不走向人民”①。
为了阻止革命的发展，沙皇政府决定实行微小的让步。1905年8月19(6)日，尼古拉二世颁布了召开国家杜马的诏书和选举条例。根据这个法令，国家杜马只是一个谘询性的代议机关。这样一个机关不过是为了诱导人民脱离革命，它丝毫没有改变专制制度的本质。
布尔什维克对这届杜马进行坚决的抵制，领导人民走直接革命的道路。结果，这届杜马还没有召集起来就流产了。
1905年秋天，俄国革命发展到高峰。9月，莫斯科工人开始罢工，并扩展到整个中央工业区，形成广泛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10月20(7)日，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举行罢工。接着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的工人也宣布罢工。21(8)日，罢工发展到全国大多数铁路线，从而把罢工运动迅速推广到全国各地。10月23(10)日，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全市代表会议决定在第二天举行全市总罢工，口号是：“打倒沙皇政府!”“全民武装起义万岁!”“立宪会议万岁!”罢工从莫斯科开始后，彼得堡、中央工业区、乌拉尔、西伯利亚、波罗的海沿岸、乌克兰、波兰、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也都卷入罢工斗争。参加罢工的不但有产业工人、铁路职工，而且有小店员、小官吏、律师、工程师、教师、作家、演员、歌手，总人数达200万左右。这就是遍及全俄的总政治罢工。
尼古拉二世慑于革命的急剧发展，不得不于10月30日(10月17日)颁布诏书，许诺给人民以人身不可侵犯、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宣布召开立法性的国家杜马;没有国家杜马同意，任何法律无效。这就是说，要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
“十月十七日诏书”的颁布，是十月全俄总政治罢工高潮中人民力量和专制制度之间实际力量对比的产物。这说明沙皇专制制度已经无力公开反对革命，而革命还无力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这两种差不多势均力敌的力量的变动，必然使沙皇政府当局惊惶失措，不得不由镇压转向让步，转向颁布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法令。
十月十七日诏书的颁布，是革命的第一个胜利。在一段时间内，出版自由了，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新生活报》创刊了，部分政治犯获得了释放。
十月全俄总政治罢工的过程中，苏维埃作为革命政权的萌芽、罢工与起义的机关，日益起着显著的作用。10月26(13)日，彼得堡苏维埃举行第一次会议。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开始时是赫鲁斯塔廖夫，以后是托洛茨基。12月4日(11月21日)，莫斯科苏维埃成立。10—12月，在55个城市和工人区中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
对十月十七日诏书，资产阶级欣喜若狂，立即走上同沙皇勾结的道路。资产阶级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成立了。孟什维克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已经达到，因而主张停止斗争。布尔什维克则向人民指出了这个诏书的欺骗性。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沙皇远远没有投降，专制制度根本没有不复存在”①。敌人只是退到了比较有利的阵地，伺机向革命发动进攻。事实证明，布尔什维克的判断是正确的。十月十七日诏书的墨迹未干，以沙皇政府建立的反动组织“俄罗斯人民同盟”为首的“黑帮派”与警察相勾结，大打出手，迫害革命者。10月31(18)日，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尼·厄·巴乌曼就在莫斯科的街上惨遭黑帮分子杀害。黑帮分子的暴行还遍及敖德萨、基辅、托姆斯克、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城市。
由于沙皇政府继续推行反动政策，到1905年11月，罢工运动重新高涨起来了。在彼得堡首先发生了总政治罢工。接着，爆发了全俄邮电总罢工。在罢工运动的影响下，农民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1905年秋，全国1/3以上的县份发生了农民起义，在农村建立了农民革命委员会。俄国境内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沙皇政府被迫承认芬兰自治。在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南高加索和中亚，民族解放运动大多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广大士兵、水兵受到工人、农民革命斗争的鼓舞，提高了政治觉悟。“自由精神已经渗入了各地的营房”②。1905年11月，先后发生了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和塞瓦斯托波尔水兵起义。后一次起义是由水兵、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领导的。
整个俄国的革命形势不可避免地从群众性的总政治罢工向武装起义转变。
十二月武装起义
1905年11月，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从国外回到俄国，亲自领导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为了迎接同沙皇制度的决战，1905年12月25—30(12—17)日，在芬兰的塔墨尔福斯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按照列宁的建议，修改了党纲中关于土地问题的条文，确定没收全部国家的、教堂的、寺院的、皇室的、阁部的和私有的土地，充分满足农民的要求。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应当迅速在各地准备起义”。塔墨尔福斯会议期间，莫斯利武装起义已经全面展开，于是，会议匆匆结束，代表们分赴各地参加起义。
1905年12月15(2)日，彼得堡8家报纸，包括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遭到封闭。次日，彼得堡苏维埃正在开会的时候，遭到军警的包围，全体代表被捕。彼得堡无产阶级本应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但是，彼得堡苏维埃由于受孟什维克的错误领导，没有成为起义的机关。托洛茨基当时是苏维埃主席，竟号召苏维埃代表“不要抵抗，也不要交出武器”。结果，彼得堡苏维埃在敌人进攻面前束手无策。
在彼得堡苏维埃遭到破坏后，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莫斯科苏维埃为全国武装起义树立了榜样。12月19(6)日，莫斯科苏维埃举行会议，通过了告全体工人、士兵、公民书，号召自12月20(7)日中午12时起实行总政治罢工。12月20日，参加罢工的人数达10万以上。21(8)日，增加到15万。22(9)日，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几天之内，街垒林立，逐步向市中心缩小包围圈。工人创造了以三、四人为一股的忽而出现、忽而消失的新的街垒战术，使军队、警察难以应付。勃列斯尼亚区是莫斯科武装起义的主要阵地。12月28(15)日，尼古拉二世连忙从彼得堡调军队到莫斯科，包围、炮击勃列斯尼亚。工人在敌人力量居优势的条件下顽强抵抗，直到12月31(18)日才停止战斗。列宁高度赞扬勃列斯尼亚工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说：“当时勃列斯尼亚工人为工人的自由解放事业所作的牺牲没有白费，他们用自己的英雄榜样向一切敌人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撒下了千千万万的火种，这些星星之火经过漫长而艰苦的岁月终于燃起了熊熊的烈火，取得了革命的胜利”①。
1905年莫斯科街垒
莫斯科武装起义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12月21(8)日，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基辅、顿河罗斯托夫、诺沃罗西斯克、皮尔姆、萨马拉、沃罗涅什、奔萨，都举行罢工。接着，罢工扩大到萨拉托夫、敖德萨、梯比里斯、塔甘罗格、科斯特罗马、特维尔、尼日涅—诺夫哥罗德、哈尔科夫、尼古拉耶夫、巴库等城市。从当时的情况看，各地罢工的发展有几种类型：第一，苏维埃受孟什维克的影响，没有成为起义机关，结果运动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第二，罢工由布尔什维克领导，而且转变为武装起义;第三，沙皇的地方政权被推翻了，成立了地方性的小共和国。尽管有各种情形，结果起义还是一样失败了。
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失败，有着极其深刻的教训。起义失败的原因，首先是领导落后于运动的发展。起义开始过于迟缓，起义进行时又缺乏计划，没有统一的指挥中心。其次，革命斗争的尖锐化不可避免地引起沙皇军队的动摇。当时莫斯科总督杜巴索夫就承认，在莫斯科1万5千人的军队中，只有5千人是可靠的。但在十二月武装起义过程中，争取动摇军队的工作做得很不够。第三，马克思指出，起义是一种艺术，其主要之点在于要万分勇敢、一往直前地坚决进攻。而十二月武装起义却采取了防御的战术，没有大胆出击。莫斯科工人在起义过程中创造了把街垒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新的街垒战术，曾经有效地打击敌人。可惜这种新的战术在起义中未能加以发展并广泛运用。最后，广大农民群众还没有能够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农民运动的发展很不充分。莫斯科起义时，其他城市的起义没有能够及时地配合，没有形成统一的起义。
十二月武装起义是从“流血星期日”以来整个俄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俄国人民的空前创举。普列汉诺夫曾以资产阶级老爷的态度指责十二月武装起义，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列宁严厉地驳斥了普列汉诺夫的谬论，指出：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是再近视不过的了。恰恰相反，“本来应该更坚决、更果敢和更主动地拿起武器”①。
十二月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使人民得到了教育和锻炼。经过这次起义，“人民大变了。他们受到战斗的洗礼。他们在起义中受到了锻炼。他们培养了大批战士，这些战士在1917年取得了胜利”①。
从退却到失败
十二月武装起义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逐步退却;反动势力逐步加强，转为进攻。沙皇政府向各地派遣讨伐队，普遍地建立战地法庭，对革命人民实行血腥镇压。但是革命烈火并没有被扑灭。1906年春天，各地发生的罢工、农民起义、士兵和水兵的起义，正是十二月武装起义的继续。1906—1907年罢工人数仍超过1905年以前。
沙皇政府在采取高压政策的同时，决定按照十月十七日诏书的许诺召开国家杜马，企图同资产阶级妥协，欺骗人民，扑灭革命。
1906年3—4月间，进行了国家杜马的选举。布尔什维克主张走直接革命的道路，实行抵制国家杜马的方针。抵制削弱了杜马的威信，但是由于革命正在退却，抵制没有成功。
1906年5月10日(4月27日)，第一届国家杜马开幕。土地问题是这届杜马讨论的中心问题。所有党派的代表都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法律草案。立宪民主党人保护地主的利益，提出了以赎金为基础的土地法草案。劳动团反映农民的要求，提出104名代表签名的土地法草案，主张把全部土地按劳动定额交给农民使用。沙皇政府对杜马的要求一概加以拒绝，双方陷于僵局。在劳动团的要求下，杜马决定向人民呼吁。沙皇政府看到杜马并不是自己得心应手的工具，于1906年7月21(8)日，宣布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
第一届国家杜马解散后，群众性的革命斗争仍在继续，革命形势依然存在，但是革命的退潮已经明显。沙皇政府按原来的选举法召开第二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参加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以便利用杜马讲坛进行革命宣传，同工人、农民保持联系，孤立自由资产阶级。选举结果，左派力量获得巨大的胜利。许多选民从立宪民主党人的影响下解脱出来。
1907年3月5日(2月20日)，第二届国家杜马开幕。讨论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土地问题。沙皇政府捍卫地主土地所有制不可侵犯的原则。农民的代表坚决要求夺取地主的土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做了8次发言。列宁专门为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写了发言稿。布尔什维克坚决支持农民的革命要求，号召农民自己起来解决土地问题。
沙皇政府对第二届国家杜马更加不能容忍。1907年6月14(1)日，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捏造了社会民主党代表图谋在军队中发动反对现存制度的起义的口实，要求55名社会民主党代表离开杜马，并剥夺其中16名代表的不可侵犯的资格。次日，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被非法逮捕。 6日16(3)日，沙皇政府宣布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同时公布保证地主和资本家在杜马中占优势的选举法。这样，沙皇政府彻底抛弃了十月十七日诏书的主要原则。至此，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束了。俄国开始进入反动统治的时期。
1905—1907年俄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牢固的工农联盟，工人、农民、士兵的发动没有能够汇成统一的革命洪流;俄国境内各被压迫劳动群众在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中缺乏彼此之间的联系，没有很好地配合中央地区的革命运动;工人阶级的行动不统一，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分裂工人队伍，削弱了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当革命受到镇压时，孟什维克又不敢发动广大群众进行反击，从而妨碍了革命的发展;外国帝国主义对沙皇政府的支持，特别是法国对俄国的借款帮助沙皇政府度过财政难关;美国积极促成沙皇政府和日本迅速缔结和约、结束战争，使沙皇政府有可能腾出手来扑灭革命。
1905—1907年俄国革命和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比较，既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又有自己的特点。这次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几乎一样，客观上都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但这次革命和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又有以下不同之点：一、无产阶级是这次革命的领导力量，过去发生的革命则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农民在这次革命中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在过去的革命中农民是跟着资产阶级走的。二、这次革命按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按革命动力来说却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三、这次革命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则不存在，那时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根本不能设想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前推进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四、这次革命按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按斗争手段来说却是无产阶级革命，罢工、武装起义是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主要方法。
这些特点，主要是俄国革命发生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是俄国社会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发展的结果。
1905—1907年俄国革命是俄国历史上和世界革命运动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这次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沙皇制度是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必须坚决把它打倒。这次革命表明，只有群众自己起来斗争，才能实现经济生活和政治权利的真正改善。这次革命彻底暴露了自由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面目，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这次革命为俄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提供了宝贵的斗争经验，对俄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准备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极重大的意义。“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①
1905—1907年革命的影响远远超出俄国的模围，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这次革命唤起了亚州的革命运动。继1905—1907年俄国革命之后，在波斯、土耳其、中国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这次革命给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巨大的鼓舞，使他们认识到改良主义、君主立宪的道路行不通，提高了他们进行革命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对以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次革命对西方各国革命也间接地发生影响。卡尔·李卜克内西把俄国这次革命看作是“欧洲各族人民历史的转折点”。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奥地利工人争取普选权获得胜利。在德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许多城市内发生了工人的罢工和示威游行。这次革命以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组织经验向各国人民提供了范例，表明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俄国，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4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1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245页。
① 现在苏联历史著作都肯定加邦是奸细。在其他国家的历史著作中,有的认为加邦是奸细,有的认为他不是奸细。可见,对加邦其人尚须进一步研究。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8卷,第83—84、90页。
① 《列宁全集》第8卷,第77页。
① 《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8、161页。
① 《列宁全集》第9卷,第415、417页。
② 《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页。
①《列宁全集》第30卷，第247页。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666页。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第353页。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