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伦审判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是由普鲁士警察机构根据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旨意一手炮制的迫害共产党人的丑剧，是对德国共产主义运动最野蛮的破坏和镇压。普鲁士当局妄图借此消灭共产主义者同盟，诋毁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
但是，由于远在英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情揭露，由于许多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坚决斗争，终于粉碎了普鲁士反动当局的这一阴谋。马克思主义者经受了考验。
搜捕
1850年夏，由于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失败，德国革命处于低潮。在革命形势转折关头，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马克思、恩格斯认真研究了近10年来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情况和1848年革命后的政治形势，认为革命高潮已经过去，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时期已经到来，在最近的将来不会爆发革命。根据形势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要求共产主义者同盟改变斗争策略，即由革命高潮时期准备起义的进攻策略转变为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为未来革命长期积蓄力量的策略， 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维利希、沙佩尔为首的一些人， 不顾革命已经处于低潮的事实， 反而认为新的革命高潮立即就要到来， 要求马上举行工人起义， 夺取政权。对于这种冒险主义的策略， 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原则性的批判， 指出他们的策略是用革命的空话代替实际的革命发展， 不是代表无产阶级， 而是代表小资产阶级; 同时对他们本人给予耐心的帮助， 希望他们回到同盟的正确路线上来。然而，维利希等人顽固坚持错误， 公开进行分裂活动， 建立自己的宗派组织。
为了尽量避免同盟的分裂， 争取革命团结，1850年9月15日，在伦敦召开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 马克思建议把同盟中央迁至科伦， 在伦敦则设两个区部， 彼此不发生任何联系， 只是同属一个中央委员会， 然后让事实来检验谁的策略方针正确。会议讨论了马克思的建议，并以6票对3票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议指出： 中央委员会由伦敦迁到科伦， 委托科伦区部建立新的中央委员会;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宣告无效
①， 委托新的中央委员会草拟新章程。维利希等人竟然退出会场，并非法建立他们自己的“中央委员会”。这样， 同盟中央被迫分裂。
伦敦的同盟中央通过的这项决议， 由中央委员会特使威廉·豪普特于9月24日送交科伦区部领导人彼·格·勒泽尔。4天之后，科伦区部委员会复信， 表示愿意承担中央委员会的职责。中央委员会迁到德国后， 很快就组成了科伦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有：医生罗兰特·丹尼尔斯，梅林说他好象是“科伦中央委员会的真正首脑”;雪茄烟工人彼·格·勒泽尔，他是科伦工人教育协会主席和德国雪茄烟工人协会副主席，在工人中很有影响;《新莱茵报》编辑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新的中央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开展工作。首先发表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谴责维利希等人的分裂活动和错误观点，并根据同盟伦敦区部的提议，于11月11日通过决议，将维利希等人开除出盟。不久还通过了同盟的新的章程。
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先后派遣4名特使分赴德国各地，了解同盟在各地的工作情况，更好地建立中央委员会和同盟各支部之间的联系。当时，约瑟夫·魏德迈被派往南德，他在纽伦堡和班堡等地建立了新的同盟支部，在莱茵省同盟的建设上，他也作出了应有的努力;化学家卡尔·奥托被派往莱比锡区部，也到柏林地区工作，但由于工作进展不大，中央又派彼得·诺特荣克到柏林和莱比锡;诺特荣克还奉命奔赴威斯特伐里亚和北德等地区积极开展工作。由于新的同盟中央及其盟员的共同努力，同盟在德国各地重新活跃起来。
德国反动当局对同盟的革命活动惊恐不安，处心积虑地企图一举把它消灭。1850年11月11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写信给首相奥托·冯·曼托伊费尔：“我已读完金克尔
①潜逃的情报。这件事使我产生一个不便大声明言的念头。这就是：能够创建一个解放阴谋，并使普鲁士公众看一出理当渴望已久的戏，即一个阴谋被破获并且(首先)受到惩办，施梯伯难道不是一个宝贵人才吗?因此，请您赶紧任命施梯伯，并让他能够完成自己的试验。我以为，这个念头是有用的，并且认为它的立即实现有巨大意义……切勿拖延。请焚毁这封信。”这里可以看出， 德国反动当局早有预谋策划一场迫害共产党人的案件。
在国王的亲自导演下， 1851年春， 德国政府组织了一个以柏林警察总监辛凯尔迪为首的包括行政、外交机构在内的庞大机构， 专门侦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施梯伯一跃成为普鲁士王室警务顾问， 竭尽全力从事搜捕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阴谋活动。
当时，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住在伦敦(恩格斯干1850年11月中从伦敦转赴曼彻斯特)， 普鲁士政府特地组织一批警探到伦敦进行特务活动。普鲁士驻英使馆成了调查同盟活动的中心之一。使馆的秘书阿尔伯茨直接控制一个警探小组， 监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活动， 搜集同盟在伦敦的各方面情况。与此同时， 德国反动当局， 也在国内加紧侦查同盟的组织。虽然他们用尽一切手段制造对共产党人的政治阴谋， 但是在一段时间里， 未能得逞。
1851年5月10日，同盟特使诺特荣克在莱比锡车站受到检查，因为没有护照而被捕。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张委任状， 上面写着：“中央委员会派公民诺特荣克出使北德意志， 研究同盟的工作情况， 并可在他认为必要时向各处发出命令， 他应就这些命令随时向中央委员会作报告。”还在他身上发现了《共产党宣言》、《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科伦中央委员会介绍信， 以及一些盟员和与盟员有密切关系的人的地址。
1851年5月20日， 柏林警察总监辛凯尔迪把关于逮捕诺特荣克的情况专门向普鲁士内务大臣作了报告。普鲁士内阁在6月3日的一次特别会议上， 讨论了逮捕同盟盟员的问题。6月4日，司法大臣西蒙斯亲自向科伦检查长发布命令， 要求他对共产党人“采用所拥有的一切手段”， “迅速地大力地”进行“搜捕、没收和暂时扣押”，并告诫说，共产主义者同盟“不仅致力于改变现存的政体，而且致力于推翻目前的社会制度”，“面临这种阴谋的巨大危险，政府期待它的一切机关在一致合作中发挥最大的力量和提高警惕，以便发觉和确定罪案，应给犯罪分子以法律制裁。”一些盟员先后被捕。其中海尔曼、贝克尔、勒泽尔等在科伦被捕。5月23日作为特使正在旅行的毕尔格尔斯在德累斯顿被捕。6月13日丹尼尔斯等在科伦被捕。6月18日，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以特使身份出使纽伦堡返回美因兹后，在自己的作坊里被捕。这样，科伦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全部被捕，同盟的组织系统遭到破坏。
诬告
在搜捕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德国反动当局没有抓到任何罪证，没有发现关于共产主义者阴谋的任何材料。从检查的各种文件看，都是公开发表过的，根本不能构成普鲁士法典所规定的任何罪行的证据。但是，德国反动当局清楚地了解共产主义“幽灵”对它的统治造成的威胁，因此，在找不到任何治罪证据的情况下，一再推迟开庭。从1851年5月10日到1852年10月4日预审期内，他们不择手段地采用各种措施，罗织罪名，编造起诉材料，蓄意制造一起无耻迫害共产党人的案件。
他们对被捕的盟员进行刑讯逼供。警察当局为了从盟员身上得到材料，对他们进行百般摧残，把他们关在肮脏阴暗的狱室，甚至实行单独监禁，不许会见亲友。丹尼尔斯在监狱中染上了肺病，得不到治疗;列斯纳在被解往科伦的路途上，带着镣铐步行9天，两手流着鲜血，还受到押送宪兵的嘲笑;勒泽尔受的折磨更多，以至于在审讯时站立不住。
警察当局的各种迫害并没有使被捕的盟员屈服。除了豪普特因出卖同志成为叛徒之外， 绝大多数人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英勇地捍卫了共产主义者的荣誉。有的根本否认自己同秘密的宣传团体有任何联系， 有的只承认赞同同盟文件中所阐明的共产主义基本原则。勒泽尔在预审会上宣称， “我不否认曾利用工人教育协会， 以便在其中灌输共产主义思想。”但坚决驳斥参加“阴谋活动”的诬告。政府没有获得任何材料。
德国反动当局还通过各种途径， 在国内外搜集和伪造文件，制造罪证， 以此作为起诉的根据。第一个所谓证据， 是由警探用撬锁砸柜的手段从伦敦的维利希集团那里盗窃来的档案材料。普鲁士警探从已经搜获到的同盟材料中得悉， 维利希集团已同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多数派分裂， 但在维利希集团的秘书奥斯渥特·迪茨那里有同盟的文件。于是， 与迪茨同住一所房子的普鲁士警探罗伊特， 用撬锁盗窃的办法， 偷去了这些文件。文件中有“七十一页现成的通告”和几份曾在1850年9月德国报纸上公开发表过的退出合法的工人教育协会的声明。这些文件不能说明被捕盟员的任何问题， 根本不能作为起诉的罪证。
第二个所谓证据， 是由打进维利希集团的一个巴黎支部的奸细提供的。1851年秋， 施梯伯奉命到巴黎和法国警察当局谈判，要求它协助德国方面迫害侨居法国的盟员。德国警探还利用维利希集团与同盟中央对立的机会， 打入他们在法国的组织， 而维利希集团竟然接受警探舍尔瓦尔
①加入巴黎支部， 不久又把他选入领导机构“三人委员会”; 警探基柏里赫
②甚至夺取了斯特拉斯堡支部的领导权， 担任该支部的主席。德国反动当局妄图从这里得到同盟中央在德国活动的情况。但是由于维利希集团同科伦中央委员会早已断绝联系， 他们在这个集团里没有找到直接有关的材料，这个阴谋又破产了。
警探们使出更卑鄙的伎俩，设法利用自己是“盟员”的身份，制造一些“革命阴谋”的伪证件，然后把这些证件交给警察当局：他们自己甚至扮演“革命阴谋”的主角，谎称同盟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似乎已经成立了革命军团，随时准备潜入德国，推翻政府。以此把一切虚构的罪行强加到科伦中央委员会身上。但是，这些空洞的废话，仍然不能成为有力的罪证，而且也无法同马克思恩格斯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联系起来。
第三个所谓证据，是由普鲁士政府派往伦敦的警探伪造的所谓马克思领导的中央委员会的“原本记录”。1851年11月，普鲁士的警探威廉·希尔施被派住伦敦，起初他不敢马上钻进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组织，而是加入维利希集团，然后同维利希集团发生所谓“争吵”，他就以维利希集团“敌人”的身份出现在“马克思的协会”中，讨论过盟务。他了解到科伦中央委员会被破坏后，马克思并没有建立新的中央委员会，也没有参与任何反政府活动。他把这一情况如实地向普鲁士警察局在伦敦的警探头目格莱夫中尉报告，但格莱夫回复说，“部方有时需要某种东西，主要是文件，如果弄不到，那就应当想办法来弥补这种不幸。”不久，格莱夫直接要希尔施和在伦敦的另一个普鲁士警探弗略里伪造文件。于是，他们在伦敦郊区无耻编造了所谓“马克思党秘密会议原本记录”。里面有各种问题的讨论、接收新盟员、在德国各地组织新支部以及如何对待科伦被捕者的命运等内容。这种完全虚构的东西更不能成为起诉的罪证。
第四个所谓证据，是他们诡称收到了一个有《红色问答书》的小包裹，其中有出自马克思手笔，号召暴动的一件附函。实际上《红色问答书》是由维利希集团中的成员莫泽斯·赫斯编写的。普鲁士警察当局为了陷害马克思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竟然摹仿马克思的笔迹，给《问答书》添了一个附函。这封附函用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号召人们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信上说， “公民!因为我们完全信任您， 所以我们现在把50本《红色问答书》寄给您， 您务必在6月5日星期六晚上11点钟把它们悄悄地塞进被公认为有革命信念的公民们， 最好是工人们的家门里去。我们满怀信心地指望您们那种公民的英勇行为， 因此我们等待您完成这一指示。革命比某些人所想象的更迫近了。革命万岁! 致以敬礼和兄弟般的情谊。革命委员会1852年5月于柏林。”这里， 没有说明《问答书》的作者， 却力图把附函的作者说成是马克思。显然，这是枉费心机的。
普鲁士当局企图利用这些拙劣的伪造的文件， 把用恐怖手段推翻现存政府的罪名强加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主义者同盟身上， 企图把这些文件作为判决被捕人员罪行的起诉证据。其实，这些伪造的文件的内容都是十分荒唐可笑的。马克思曾经揭露说， 希尔施“每周都要编造一些关于普鲁士警察当局根本无法破获的那个阴谋家组织的虚构中央委员会的虚构会议的虚构报告。这些报告的内容是最荒唐不过的。没有一个名字是确实的， 没有一个姓是真有的， 强加在这个或那个人身上的话， 没有一句是多少有点像这个人可能说出的话。”
①
审判
德国反动当局经过长达一年半紧张的阴谋策划之后， 科伦陪审法庭准备于1852年10月4日， 对早已逮捕的11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开始公开审判。他们所以要把审讯集中在科伦进行，为的是直接控制整个案件的进程。他们甚至违背资产阶级的政治原则，竟然让科伦警察厅长舒尔茨具体执行他们早已安排好的审讯计划，使他成为普鲁士政府的审判台柱，而把法庭和检察官排挤到一边，并使之听从自己的调遣。辛凯尔迪还请求内政大臣授予舒尔茨特殊权力，使他凌驾于科伦检察长之上，并帮助他取得国外警官汉诺威警察厅长维尔穆特和汉堡刑事警官霍曼的协助。只是由于舒尔茨于开庭前不久的夏天死了，他的角色由警务顾问施梯伯所代替。
当局起诉的全部证据是：一批搜获的文件，偷来的档案，伪造的会议原本记录，《红色问答书》附函以及一些伪造的马克思的亲笔信件。他们强加给被告的罪名是“危险的阴谋家”、“图谋叛国”等等。出庭作证的都是德国各邦政府的要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法庭辩论时，到场的有两个警察厅长——一个活的，一个死的(指的是舒尔茨——引者注);一个警务顾问——而这就是施梯伯;两个警监，其中一个经常从伦敦跑科伦，另一个则经常从科伦跑伦敦;许许多多警探和下级警探，他们有时用真名，有时又匿名，有时用五花八门的名字，有时又用化名，带尾巴的和
1852年10月4日在科伦审判法庭上
不带尾巴的; 另外还有一个警局督察员。”
①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各种办法无情地揭露普鲁士当局的无耻伎俩， 极力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在同盟盟员刚刚被捕时， 马克思就委托他的朋友、盟员魏德迈前往科伦， 了解事情的详细经过， 以便采取适当的对策。以后， 马克思和恩格斯又通过盟员贝尔姆巴赫得到关于审讯的详细情报， 他们根据这些情况对政府的阴谋一一加以揭露。
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审讯的5个星期中， 马克思全家人， 不顾当时生活条件的困难， 都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想尽办法把一些材料送到在科伦的被告手里， 作为他们申辩的有力根据。马克思夫人燕妮， 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曾这样描述道： “‘马克思派’在夜以继日地工作， 脑袋和手脚一刻也闲不下来……我们这里现在有了整套办事机构。两三个人写东西， 另一些跑腿， 还有一些人筹集便士， 以便使写东西的人能够生活下去， 并能把前所未闻的丑行的证据端到旧的官方世界的面前”。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也帮助马克思搜集文件， 整理材料， 撰写文章， 发表声明， 揭露德国反动当局的无耻阴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揭露下， 警察局拿到科伦法庭上的件件所谓证据， 都变成了揭露自己阴谋勾当的桩桩罪证。
科伦法庭开庭后两周， 即10月18日， 施梯伯在法庭上提出证词， 声称“舍尔瓦尔密谋案”
②与马克思和科伦中央委员会有直接联系。10月20日， 马克思得悉这个情况后， 立即把所谓舍尔瓦尔密谋案的真相材料， 通过贝尔姆巴赫转交给律师施奈德尔第二，有力地揭露了密谋案完全是“警察当局的反间丑行”。
10月23日，施梯伯又一次提出证词，即原本记录。马克思说，“原本记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情节;它是政府活动的种种线索，即来自大使馆和警察当局、内阁和各地方当局、检察机关和邮政局、伦敦、柏林和科伦等等方面的种种线索的集结点。”
①但是，伪造的证据，必定是漏洞百出。在这个原本记录中，没有一个姓名是确实的，连开会的时间和地点都对不上。
为了戳穿警察局这种把戏，10月27日，马克思首先在伦敦马尔波罗街的治安法庭上，当着英国各报的采访记者，正式公布了几个文件。这些文件中，有被普鲁士警探称做原本记录的记录人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的亲笔手迹，还有马克思领导的协会集会地点“玫瑰和王冠”小酒店老板关于会议地点和日期的证词。随后，马克思把这些证件秘密寄到科伦被告者的辩护律师手里。马克思这一及时有力的揭露，使施梯伯在法庭上丑态百出，迫使检察官不得不亲自从证据中剔除了那个“倒霉的记录本”。马克思说，“原本记录的秘密被揭穿就等于巨大案件的秘密被揭穿”
②。
在10月27日法庭上，克雷弗尔得警察局的督察员荣克尔曼出庭作证。他宣称没收了一个寄给克雷弗尔得一家旅馆的招待员的小包裹，里面有50本《红色问答书》以及一封没有署名但却是马克思手迹的附函。以此来证明同盟的“革命阴谋”。马克思获悉后，立即到马尔波罗街治安法官那里发表声明：“(1)他未曾写过上述的附函;(2)他只是从‘科伦日报’上才知道有这封附函;(3)他从未见过所谓的‘红色问答书’;(4)他从未以任何方式帮助散发过这种‘红色问答书’。”
③10月30日，马克思把经过马尔波罗街治安法官证实的一项声明交给《晨报》和《人民报》发表。同时又寄给了科伦的律师施奈德尔第二。这样， 法庭不得不承认附函与本案完全无关。
在科伦的整个审讯中， 11名被告在法庭上以各种方式同反动当局进行坚决而机智的斗争。例如， 在10月7日法庭开审时， 勒泽尔故意讲述极其自相矛盾和混乱不清的事情， 使普鲁士的法官们捉摸不定。当法官迫诱时， 勒泽尔十分镇静地自我辩护说，“我的身体和精神受了损伤， 记忆力减退了。”对于这一点， 当时一家并不同情共产主义者的《科伦通讯》报， 作这样评论： “勒泽尔的声音、脸色和姿态证明他最后说的是实话。”
丹尼尔斯则采取了另一种斗争策略。因为“除了众所周知的密告(即豪普特指控他领导着一个旨在推翻现存国家制度的秘密团体——作者注)以外， 没有任何不利于丹尼尔斯的罪证”。所以，他在法庭上矢口否认公诉中强加给他的一切罪名。此外， 辩护人也利用丹尼尔斯作为有才干的医生的声誉， 当作相当有力的论据来强烈影响陪审员的情感。陪审法庭不得不对丹尼尔斯做了无罪的判决。
当侦察员控告列斯纳在10年期间一直属于共产主义的革命组织，并图谋推翻普鲁士国家政权和挑起内战时，他嗤之以鼻。他说，“当我听到这一可笑的罪名时，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在审讯过程中， 他忍受了一切痛苦和普鲁士警察的迫害， 始终忠于自己的原则和信念。他说， “我经受过各种各样的困苦……但是有这样一个思想鼓舞和支持我， 那就是，我是为正义的事业而受苦的”，“虽然我的健康受到很大损害， 但是我却自豪地承认， 我感到自己能够忍受这种牺牲， 尽管我的处境在我看来常常是可悲的……最关重要的一点是， 在任何情况下都忠于自己的信念， 不违背自己的久经考验的原则，不放弃这些原则。”他在供词中始终没有承认强加给他的一切罪名。
列斯纳还记述了其他被告最后一天审判时表现出来的革命气节。他写道，“每个人不是象怯懦的有罪的囚犯那样垂头丧气，而是英勇地和自觉地等候着判决，并且深信，他不会因获释而欣喜若狂，也不会因判罪而灰心丧气……我们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走上法庭的。”两年以后，他在回忆这次审判时说，“在审判时我们并不感到我们是罪犯。全世界的人都认识我们并且作出了公正的宣判，因为人民、舆论在这一审判刚开始的时候就为我们作了辩护。在这一审判中，被判罪的人比判罪的人内心要舒服得多。”
维利希集团的态度，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共产党人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对舍尔瓦尔这个奸细了解得最清楚，但是不肯站出来揭露施梯伯的伪证;他们的成员莫泽斯·赫斯是《红色问答书》的作者，也不肯承认这件事。他们还和普鲁士警察当局互相勾结，以“王室证人”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所有这些表明他们已经站在反动统治阶级一边，成了反动统治者镇压共产党人的帮凶。当然，经过马克思、恩格斯长期培养的沙佩尔同维利希不一样，他在科伦审判之前，就承认了自己的一时迷误，表示悔悟并希望回到共产主义者同盟中来。
经过法庭辩论，警察局拿到法庭上的一切伪造证据，都被驳得体无完肤。根据事实，法庭应对全体被告作出无罪的判决。“宣判被告无罪就等于判决政府有罪”
①。德国反动当局为了避免这种可耻的下场，陪审员只好毁损自己的荣誉和良心，不顾事实，仍然对被告作出了有罪的判决。1852年11月12日，法庭宣判：处以勒泽尔、毕尔格尔斯和诺特荣克6年徒刑，赖夫、奥托和贝克尔5年徒刑，列斯纳3年徒刑，丹尼尔斯、克莱因、雅科比和埃尔哈特被宣判无罪。
马克思在说明判决科伦共产主义者有罪的原因时指出：“被告们所体现的手无寸铁的革命无产阶级站在由陪审法庭所代表的统治阶级面前; 因此， 这些被告的罪是老早判定了的， 因为他们是站在这样一种陪审法庭面前。”
①马克思又说， “陪审法庭是特权阶级的等级法庭， 建立这种法庭的目的是为了用资产阶级良心的宽广来填补法律的空白。”
②但是， 正如列斯纳指出的， “戏(指科伦审判案——作者注)已经圆满闭幕了。人类历史一定会把这一审判案载入自己的编年史册并且作出另一种判决。”
审判消息传出后， 柏林宫廷和资产阶级皆大欢喜。然而， 他们既没有达到目的， 也不能阻止工人运动的发展。当普鲁士警察当局追捕同盟盟员时， 许多盟员巧妙地隐蔽起来， 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同盟的领导人约瑟夫·魏德迈逃往美国， 在那里积极从事工人运动， 发表文章揭露科伦审判案的真相。11名被告首次出现在科伦法院附近时， 聚集在那里的人群对他们热烈欢呼。科伦审判案刚刚结束，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号召召开大会， 支援被判决者。
科伦审判案在德国许多地方引起了强烈反响。德国的工人运动并没有因此而削弱， 相反，经过这场斗争的考验变得更坚强了。正如恩格斯指出的， 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时起就结束了“德国独立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时期”，以后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恰恰是1836至1852年“德国工人运动的直接继续”
③。
科伦审判刚刚结束， 即在1852年12月初， 马克思写了《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抨击性论文， 先后在瑞士、美国发表; 恩格斯也应马克思的请求， 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最近的科伦案件》等文章。这些著名的文献， 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说明了科伦审判案的真相，揭露了普鲁士反动当局迫害共产主义者的险恶用心，指出了维利希集团在科伦审判案中扮演的可耻角色，刻划了共产党人从事革命活动的光明磊落的形象。这样，普鲁士反动当局一手制造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阴谋，终于彻底破产。
① 关于废除现行盟章并委托新的中央委员会草拟新盟章的建议, 马克思作了说明:“1847年代表大会通过的盟章, 曾于1848年由伦敦中央委员会做了修改。现在情况又有所变化。在最后的伦敦盟章中,原则性的条款软弱无力。在一些地方两个盟章都发生效力, 在另一些地方则一个盟章也没有, 或者采用完全是擅自制定的盟章。可见,在盟内完全是无政府状态。况且, 最后的盟章已经公布, 因而现行的盟章不能再继续生效。所以,我的建议实际上就是要以真正的盟章来改变没有盟章的局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36页。)
① 哥特弗里德·金克尔,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被俘,1850年11月越狱成功。后成为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曾反对马克思、恩格斯。
① 原名克列美尔。
② 又译为吉佩利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53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 第519页。
② 普鲁士警探舍尔瓦尔自己制造“德法密谋”,并以这个密谋的主角面貌出现,还到处造谣说他早已认识了马克思, 并被马克思接受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32页。
③ 同上书,第519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30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 第535页。
② 同上书, 第53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第1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