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

作者：主编时间：2022年12月03日阅读：108 评论：0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是由七月王朝的反动统治严重阻碍了法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法国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并由此引起社会各阶级的强烈不满与反抗的结果，而两个普遍性的重大经济事件：马铃薯病虫害和农业歉收，工商业总危机的发生，加速了革命的爆发。
二月革命是一次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参加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推翻金融贵族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道路。在这次革命中，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英勇战斗，特别是无产阶级的积极参加，并在革命中创造了街垒战的武装斗争新形式，从而推翻了七月王朝的统治，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革命的历史背景

1830年七月革命以后，金融贵族集团掌握了法国的政权。这个集团包括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大矿山主、大森林主以及与他们有密切联系的大土地所有者。国王路易-菲力浦是金融贵族的代表。他本人就是大金融资本家，直接参加过法国交易所经纪人和银行家的投机活动。这个统治集团只实行有利于本集团的对内对外政策，成了“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①。
七月王朝统治时期正是法国工业革命广泛展开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法国的资本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中，特别是纺织工业中，机器生产已逐渐代替了手工劳动。代表当时先进技术水平的蒸气机的使用由1830年的616台增至1847年的5，853台;1831—1847年煤的开采量由176万吨增至515万3千吨;生铁的产量由224万吨增至602万吨。铁路建筑也大规模地展开，至1846年底，已通车的铁路线达1，535公里，正在修筑的铁路为529公里。
在此期间，农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耕地面积增加了几十万英亩。经济作物的耕种面积明显扩大。马铃薯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主要食品，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大为增加，在罗纳省、布列塔尼、香巴尼、塞纳河畔的巴尔以及普罗文斯山一带广泛种植了马铃薯;在巴黎以北的大农场、弗朗德勒、加来海湾和松姆河地区开始大面积种植甜菜。机器，如打谷机的使用，得到了普遍的推广。
但是，七月王朝所推行的政策和银行家同交易所经纪人的专横恣肆，严重影响了工业的发展。苏尔特内阁(1840—1847年)，特别是基佐内阁执政时期(1847—1848年)是七月王朝最腐败、最反动的时期。他发给各种商业公司、工业公司巨额津贴、奖金;不断增加赋税，扩大纳税人范围;同时严厉镇压工人罢工，反对任何改革。基佐认为七月王朝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执行有利于金融贵族的政策。
基佐政府所推行的政策严重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首先，金融贵族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往往将大量资本投入到金融信贷，而不愿投资于工业生产。这样一来，工业资产阶级便得不到必需的社会信贷，常常因缺乏资金而不能扩大再生产，甚至造成工厂倒闭。
其次，政府为满足大工厂主和大矿山主而推行的对外贸易政策和关税政策，导致了煤炭和金属价格的上涨。这无疑提高了本国工业产品的成本，削弱了它与外国产品的竞争能力，影响到本国产品的销售量，直接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第三，法国交通运输的落后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工业的发展。法国是在1842年才开始大规模地修筑铁路，到1848年初，法国使用的铁路为1，931公里，德国已为3，424公里。法国铁路的修建不是根据工业发展的需要，而是迎合金融贵族的投机需要。他们通过参加租让合同，铺设铁路，筑造港埠，巧取豪夺。修建铁路成为金融贵族发财致富的重要源泉之一。
基佐政府的政策不仅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且也削弱了他们的政治权利。基佐用贿赂选民和议员的办法，把议会变成政府的驯服工具。
七月王朝统治时期，在议会中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议员约占半数，而到七月王朝末期却减少至1/3。政府部长的位置均被金融贵族所垄断，在这种情况下，工业资产阶级要求改革的呼声高涨。可是金融贵族的专制统治，对任何一点点的政治经济改革都加以反对。基佐曾说：七月革命改换了朝代，但“在改换朝代时，它竭力使新王朝尽可能接近以前的王朝”。这就加深了工业资产阶级同金融贵族之间的矛盾，激起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
基佐政府的政策还损害了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七月王朝统治时期，成千上万的手工业者和小业主由于大工业的竞争而纷纷破产，陷入贫困之中，不得不靠典当物品糊口。1847年前半年，巴黎当铺所收的典当物品的价格与1846年同时期相比，超出了49万7千法郎。这说明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
农民中绝大多数是小土地所有者，他们负担着国家的各种苛捐杂税。政府每年要从农民身上榨取5亿6千万法郎，这个数目占国家预算总数的一半。再加上高利贷的盘剥和资本主义在农村中的发展，农村破产的情况十分严重。1848年革命前夕，农民的抵押债务达80亿法郎。破产农民日益增加，它们都沦为衣食无着的无产者。
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反对七月王朝的斗争层出不穷。1844—1846年，吉伦特郡、依塞尔郡、下罗亚尔郡、枫丹白露地区和谷特多郡的农民先后举行了起义。
金融贵族的残酷剥削和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给工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工人的劳动日长达十五、六小时，有时竟达到18小时。他们所得到的工资却不能继续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里尔一个女工每星期的全部食物只有两公斤面包。工人的住宅是一些闷气、昏暗和潮湿的地下室。就是这样的住宅，工人还要支付60生丁至两法郎的租金。
工人还时时遭受着失业的威胁。由于经济危机而引起的工业企业的倒闭和铁路建筑的停工，使大量的工人被解雇。仅铁路停建一项被解雇的工人就达78万人。承受着失业、贫困和物价上涨等重压的工人，常常在贫病交加之下晕倒在街头。深受剥削和压迫的无产阶级为了活命，常常举行罢工，反对七月王朝的统治。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工人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连续不断。
正是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的不断斗争汇成了反抗七月王朝的革命洪流。在反对七月王朝的斗争中形成的政治派别，尽管它们的政治观点与革命目的各不相同，但是都毫无例外地卷入到这个革命洪流中去。
以梯也尔和自由主义律师巴罗为首的王朝反对派，由奥尔良分子组成。他们多数是巴黎的大资产阶级，其中一些人是议员。这个派别只要求扩大选举权，进行社会改革，要求结束高利贷大王路特希尔德一帮人独揽大权的局面，改变七月王朝政府支持和追随神圣同盟的对外政策，恢复法国在外交上独立而光荣的地位。他们并不反对君主制，所以也被称为资产阶级君主派。
资产阶级共和派是由两个迥然不同的集团——以马拉斯特为首的《国民报》派和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改革报》派所组成。《国民报》派是由一些具有共和主义思想的资产者——作家、律师、军官和官吏等所组成。它反对七月王朝的君主制，极力鼓吹共和思想; 主张通过捍卫工业保护关税制度，摆脱外国的竞争，维护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因此，《国民报》派得到了工业资产阶级的拥护。
《改革报》派由愿意在某些问题上同工人联合的小资产者组成。他们不仅要求推翻七月王朝，建立共和国，而且主张实行某些社会经济改革，改善人民群众，包括工人群众的生活条件，实行普选权。
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反对七月王朝的斗争中比王朝反对派坚决些。但是，共和派对于革命具有两面性：当它遭到金融贵族的打击和迫害而感到痛苦时，便拥护革命，赞成革命，希望通过革命来改善自己的地位和处境; 当革命深入发展，特别是当无产阶级勇猛地参加革命，并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时，它便立即感到革命是对自己的威胁，于是他们就害怕革命，阻止革命的发展，甚至公开反对革命。
社会主义派包括工人群众、城市贫民和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其代表人物是布朗基和德萨米。布朗基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但他不理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主张依靠少数知识分子，进行密谋式的斗争方法。1813年，他成立了秘密组织“家族社”， 1836年改名为“四季社”，其目标是秘密准备武装起义，推翻金融贵族统治。
德萨米是当时空想社会主义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一切罪恶的根源是私有制，因而主张必须进行社会革命，消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新社会。在他领导下的这个派别是七月王朝最激烈的反对者。他们坚决要求推翻七月王朝，建立社会共和国，实行普选权，进行社会政治经济改革。
但是他们二人对于无产阶级缺乏正确的认识，加之无产阶级在当时还不够成熟，并深受形形色色空想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致使他们认不清自己的斗争目标。因而，在二月革命中，它没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而只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同盟者。
尽管这些派别的阶级立场和政治主张各不相同，但是，在革命斗争中，它们都暂时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摇摇欲坠的七月王朝。1839年至1840年，它们在巴黎和外省纷纷成立了拥护改革委员会，进行争取选举权的斗争。
1830年8月颁布的宪章规定，选民的财产资格为每年交纳200法郎捐税。当时法国的3，400万人口，只有22万5千人获得选举权。不仅广大工人群众，甚至大多数的中小资产阶级依旧没有选举权。这些派别的代表人物懂得，只有扩大选民范围，才能保持他们在两院中的席位。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反对派便掀起了争取选举改革运动的高潮，各派的代表人物联合起来组织了支持选举改革的示威游行，并且发起了宴会运动。
组织宴会是同政府进行斗争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宴会上，各个政治团体公开发表演说，并根据自己的政治观点发表抨击政府的祝酒词。工人群众支持这种宴会运动，有时他们也举行这种宴会。1840年7月1日，工人在巴黎贝尔维尔郊区举行了共产主义者宴会。这次宴会由德萨米主持，参加宴会的工人在祝酒词中提议“为无产阶级、为剥削者的牺牲品而干杯!”“为平等分配权利和义务，为共同劳动和共同享受福利而干杯!”
从1845年起，马铃薯病虫害传到法国，马铃薯的总收成减少了25%，引起马铃薯价格迅速上涨。1846年的旱灾又造成豆类歉收。1847年从英国开始的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到法国，使法国的工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产值锐减。据统计，1846年整个法国破产的工商业有3，795家， 1847年增至4，762家。仅巴黎一地， 1847年7月至1848年3月宣布破产者达719家。因工厂倒闭而失业的工人，在有些地区，如特鲁瓦、牟卢兹和亚眠等地，竟高达2/3以上。1847年铁路建筑停滞以后，有78万工人被解雇。在阿姆埃恩城有1万人找不到工作。在业工人的工资也降低了50—60%。随着工厂倒闭，工业总产值急剧下降。以巴黎为例， 1847年工业总产值为14亿6千3百万法郎，到1848年则下降到6亿7千7百万法郎了。
农业的歉收，地主和资本家的粮食投机，引起了农产品价格的猛涨。1846年100公升小麦的最高价格为22法郎，而到1847年5月末，就涨为38法郎，在个别地区竟超过50法郎。在农产品价格日益上涨的情况下，农民为了活命，被迫借债，或者把自己的土地抵押出去。1848年前夕，农民抵押负债达80亿法郎之多。
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法国的财政危机日趋严重。1847年法国财政赤字高达预算总额的25%，即24亿7千万法郎。在工业高涨时期，政府可以利用储蓄银行、地方金库和债券等对付财政赤字。可是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政府便无能为力了，因为储蓄银行的储蓄已由储蓄者提取，国家税收也因大批工商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以及农民破产而受到严重损失。1848年初国家短期债务已达63亿法郎。
笼罩着法国的经济危机，基佐内阁的反动统治，使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广大人民和工业资产阶级要求改革选举制度、实行社会改革、反对王朝、建立共和国的宣传鼓动遍及全国。1847年掀起了抢粮风潮。饥饿的群众捣毁地主的庄园，强占粮店，并打死了粮食投机商。工人群众不断举行罢工，1847年南特市泥瓦工人的七月罢工最为突出，这次罢工斗争持续了3个月之久。
同时，酒税的保留也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法国“各个阶级分担的酒税是极不平衡的。对穷人来说，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负担，而对富人来说，它所添的麻烦却微乎其微”^①。因为最低级的酒和较昂贵的酒税额都一样;每百公升卖2、3、4法郎的酒和每百公升卖12至1，500法郎的酒交纳同等税金，这样一来，喝高级香槟酒、克拉列特酒和勃艮第酒的富人几乎不纳什么税，而喝劣等酒的工人却要向政府交纳相当于这类酒价50%、100%、有时甚至500—1，000%的税金。在这些税金中，有5，100万法郎是由较贫穷的阶级缴纳的，而较富有者仅缴纳2，500法郎。这种状况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和不安。
资产阶级各个反对派借群众运动高涨的形势，积极展开反对七月王朝的斗争，又一次掀起了宴会运动。1847年7月7日，王朝反对派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宴会。参加宴会的有1，200多人，其中包括84名下议院议员。这次宴会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真正起到了政治动员的作用。从1847年9月到10月，共举行70多次宴会，共约1万7千人参加。
但是，以国王路易-菲力浦为首的金融贵族集团和基佐内阁却继续推行其独断专横的政治经济政策。1847年12月28日召开的立法议会表明，金融贵族统治集团不仅不同意对选举改革的要求作出任何让步，而且对议会反对派发动了进攻。路易-菲力浦在这次立法议会上发表了演说，声称反对派为改革而进行的努力和宣传是“敌对的和盲目的热情”，并且表示政府决不作任何让步。路易-菲力浦的讲话引起下议院的强烈不满。在这种情况下，议会反对派决定于1848年1月19日再次举行盛大宴会，展开声势浩大的选举改革运动。
路易-菲力浦认为选举改革运动对自己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于是命令基佐内阁拒绝任何改革要求，严厉镇压全国各地的群众运动，下令禁止资产阶级反对派预定于1月19日在巴黎举行的宴会运动。
由于政府的阻止， 1月19日的宴会改在2月22日举行，同时准备在这天组织一次和平的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破坏集会自由。但政府下令禁止一切政治集会和游行，并且准备必要时使用武力。这时， “以奥迪隆·巴罗先生为首的左派胆小鬼，和往常一样，怯懦地退却了。”^①而巴黎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是不甘心退却的。
2月22日早晨，他们冒着大雨，在指定地点马德林广场上集合。到11点钟时， 200多人的示威游行队伍高唱《马赛曲》，高呼“改革万岁!”“打倒基佐!”的口号绕过七月圆柱。游行队伍接近波旁宫——议员开会的地点时，守卫在索格拉西埃大桥的巴黎自卫军试图阻止游行队伍，但是被游行队伍冲散了。这时，游行示威者开始分散在临近的各条街道上，拆毁桥梁，推翻公共马车，修筑街垒。军队遭到了石块的袭击，武器铺也被群众捣毁，从那里夺得了枪枝和武器。
二月革命的经过

2月23日早晨，街垒战斗开始了。政府派国民自卫军镇压起义者。国民自卫军是由民兵队，一般亦称“公民一民兵”发展而来。后来它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有产者自卫军。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它是七月王朝的自卫军。但是在二月革命中，一部分国民自卫军同情革命，主张改革。所以当政府派国民自卫军镇压起义人民时，他们的情绪十分低落。在巴黎郊区，大部分国民自卫军没有按照命令到达守卫据点，而那些到达据点的也不愿同起义者作战。国民自卫军中有一个军团竟向议会递交要求基佐辞职的请愿书。
国民自卫军同情起义人民的消息传到王宫以后，路易-菲力浦十分惊慌。他决定牺牲基佐，免除他的一切职务，以缓和当时的紧张局势。基佐垮台后，路易-菲力浦授权莫尔组阁，希望自由派中这个享有声望的人物能够帮助他平息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基佐垮台和莫尔组阁的消息传出后，资产阶级反对派欢欣鼓舞，张灯结彩，以示庆祝。许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四出活动，劝说人民停止战斗。一位国民自卫军的军官向圣马丁郊区的居民说：“一切都取得了良好的结果!”但是，巴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再也不愿意听这些老爷们的说教了。起义者响亮地回答说：“无论莫尔或者基佐，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起义人民仍手持武器，守卫街垒。
2月23日晚，在卡普茨林荫大道上发生的流血事件对战斗进程有着很大的影响。当部分国民自卫军与起义人民共同向基佐住宅推进时，受到步兵营的阻拦，他们把守着通向基佐住宅的所有入口和街道。示威游行者便派代表与营长谈判。但在谈判时，士兵向群众开了枪，当场6人被打死，几十人受伤。这一挑衅性的事件立即传遍全城。手持火炬的人群护送着装载尸体的大车，沿着巴黎工人住宅区缓缓地前进。队伍中发出了响彻云霄的呼喊声：“拿起武器!他们杀死了我们的兄弟!”于是成千上万的工人、手工业者、大学生和其他劳动人民满怀仇恨，向七月王朝发动了进攻。由布朗基及共和派左翼秘密协会所领导的4千多工人，都积极地参加了这次战斗。工人住宅区的妇女和儿童不停地制造子弹，男人们修筑新的街垒。一夜间他们就筑起了1，500多个街垒。起义者勇猛地攻下了科学院和工业部的哨所，并将其焚烧。土伊勒里宫附近的兵营也被焚烧了。
当起义形势急剧发展时，国王路易-菲力浦任命1834年4月血腥屠杀特兰斯诺南街居民而著称的“英雄”比若^①元帅指挥军队。同时决定对资产阶级反对派作出一些让步，以稳定资产阶级和国民自卫军的情绪。他任命曾两次任内阁首相(1836， 1839—1840年) 的梯也尔与王朝反对派的领袖奥迪隆·巴罗共同组织新内阁。2月24日凌晨2时，国王将梯也尔召进宫内，向他解释了急于组成新内阁的原因，国王说道： “我需要你们的声望”。
资产阶级君主派的领袖们完全同意参与这一反人民的阴谋，并且扮演了国王所希望他们扮演的可耻角色。梯也尔和巴罗到市区宣布了国王作出的新的让步，试图说服起义者停止战斗。但比若却乘机迅速地制定了战斗计划，他命令塞巴斯吉昂和贝多将军指挥的5支军队从四面八方向城市的中心据点同时发动进攻，拆除道路上的街垒，消灭其守卫者。比若要求士兵“不要吝惜火药和铅弹”。并且宣称： “我终于有机会射击这些恶棍了”。
从2月24日开始，起义人民对政府的各个主要据点：市政厅、兵营、广场和哨所等，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这时，巴黎的城郊已被起义者占领了。一些郊区的居民占领了哨所，阻拦从外省调来支援政府的军队。在巴黎城内，政府的据点越来越少了。从2月24日早晨起，市政厅附近兵营周围的大部分地区已被起义者占领。政府军队开始撤出巴士底狱广场和文森城堡。上午11时，起义者又占领了格列夫广场。塞巴斯吉昂将军的纵队非常困难地打开了通向市政厅的道路，而贝多将军的纵队则被圣杰尼大街上的街垒所堵截，受到起义者的沉重打击。各军队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军队的士气越来越低落，比若的作战计划变成了泡影。
当梯也尔一巴罗新内阁组成的消息传出后，《改革报》的编辑部声明说：“公民们，路易-菲力浦象查理十世一样地杀害我们，我们也让他像查理十世那样地被推翻吧!”
在这种情况下，比若的司令部开始动摇了。一些资本家，如大商人法维尔·杰利亚巴尔劝说比若放弃自己的计划，不要再使形势继续恶化。比若看见大势已去，便同意了他的建议，命令贝多将军停止战斗并退却。
在军队已失去作用，七月王朝覆灭在即的时刻，梯也尔慌慌忙忙地跑进王宫，企图说服国王路易-菲力浦再作出一些让步。路易-菲力浦只好根据梯也尔的建议，任命以自由主义而著称的拉莫里埃尔将军指挥国民自卫军。当拉莫里埃尔和巴罗又试图说服起义人民停止战斗时，街垒战士表示坚决反对。革命群众以高昂的“打倒梯也尔!打倒巴罗!打倒路易-菲力浦!”的口号声回答了国王的再次让步。被群众的怒吼声吓破了胆的拉莫里埃尔和巴罗躲进了深宅大院。
革命形势的发展，时时威胁着宫廷的安全。梯也尔又偷偷地溜进王宫，建议国王将军队、政府和议会从巴黎撤到外省，然后，利用外省的军队包围并炮击巴黎。路易-菲力浦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路易-菲力浦还指望能鼓起军队的士气，以扭转危险的形势。为此，国王决定在卡卢谢尔广场阅兵。但在检阅队伍时，路易-菲力浦听到在喊“国王万岁”的欢呼声中还夹杂着“改革万岁”的口号声，特别是当他检阅国民自卫军的队伍时，“改革万岁”的口号声更大了。这时，路易-菲力浦吓得面色如土，不知所措，情不自禁地小声说：“我已经同意改革，已经同意了!”阅兵式刚结束，惊魂未定的国王便迫不及待地回到了王宫。
起义人民同军队的联欢加速了战斗的进程：市政厅被占领，官吏被清洗，并且开始了对王宫——土伊勒里宫的进攻。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巴黎郊区市政机关官员竭力劝阻起义人民进攻土伊勒里宫。但是，秘密的共和社会主义团体“四季社”的领导人巴尔贝斯对起义人民的行动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他们在林荫大道上散发传单，告诫起义人民，不要忘记过去革命的经验教训。传单写道： “公民们! 你们又一次以自己的英雄行为战胜了专制制度。但是，你们在1789年7月14日、1792年8月10日、1830年7月29日都战胜过它，可是，你们每一次的胜利成果都被窃取了……让这些例子作为你们的教训吧! ……迅速地采取果断的决定。立即进攻土伊勒里宫，夺取它……要特别小心，不要相信那些骗子，不要相信那些胆小如鼠、平庸无能的人……拿起武器，进攻土伊勒里宫!”
进攻土伊勒里宫的战斗开始后，路易-菲力浦已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意志。资产阶级记者埃米尔·日拉尔德向路易-菲力浦建议，拯救王朝的唯一办法是他自己宣布退位，立其年幼的孙子

1848年2月24日法国人民在土伊勒里宫推翻了王座

巴黎伯爵为国王，其母亲奥尔良公爵夫人为摄政王。事情决定后，国王及其家族当天便乘坐马车，在骑兵连的保护下，逃出巴黎，不久流亡到英国。
起义人民占领了土伊勒里宫后，他们把路易-菲力浦的半身铜像抛到窗外，撕毁比若的像片，并把国王的宝座搬到巴士底广场上的烈士纪念柱前焚烧了。国王宝座的被焚烧象征着君主制度的被埋葬。接着，起义人民高呼“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到达议会所在地波旁宫。起义人民立即冲进会议厅。起义者登上讲台，高呼“打倒议会”“共和国万岁”的口号，他们庄严宣布：“既不要国王，也不要摄政王。共和国万岁!”然后驱散了立法会议，粉碎了资产阶级保留君主制的阴谋。起义人民取得了二月革命的胜利。
正当巴黎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在焚烧王座、驱散立法会议的时候，资产阶级趁机窃取了革命果实。2月24日晚临时政府在市政厅大厦宣布成立。临时政府由杜邦·德·累尔、拉马丁、阿拉戈、马利、克莱米约、加尔涅·帕热、马拉斯特、赖德律-洛兰、弗洛孔、路易·勃朗和阿尔贝11人组成，其中2人为王朝反对派，5人为资产阶级共和派，2人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工人代表2人，即路易·勃朗和阿尔贝。马克思指出：“在二月街垒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按其构成成分必然是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党派的反映。它只能是各个不同阶级间的妥协，这些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①重要的职位都被资产阶级所窃取。
二月革命的性质与意义

法国二月革命就其性质来说，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以，它具有鲜明的人民性。按照列宁的说法，这种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在革命中， “人民群众，大多数人民，遭受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最‘底层’，都站起来了，提出自己的要求，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建设新社会来代替正在破坏的旧社会，他们影响了整个革命的进程。”^①在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提出了建立“社会共和国”、实现劳动权、成立劳动部、建立工业或农业劳动组织、人民享有集会、结社和出版自由等权利以及改善劳动人民状况等政治要求。
临时政府成立以后，不仅把直接领导起义的人排斥在临时政府之外，而且竭力拖延答复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要求。这就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他们又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强烈要求临时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临时政府被迫作了让步，颁布了民主法令和采取了一些民主措施。临时政府于2月25日宣布成立了普选制共和国; 2月28日成立了“工人问题委员会”，即卢森堡委员会^②，决定成立国家工厂^③; 颁布了将巴黎工人的工作日缩短至10小时的法令; 默认了工人有集会、结社和出版的自由;颁布大赦; 废除参加国民自卫军的资格限制和法属殖民地的黑奴制的法令;3月9日又下令取消了债务囚禁法^④。尽管这些法令和措施是在工人的强大压力下颁布的，但毕竟具有民主性质，是工人群众在革命中所争得的成果。
在法国二月革命中，虽然小资产阶级、部分中等资产阶级都参加了反对金融贵族统治的斗争，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无产阶级。这一点在二月革命的街垒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无产阶级已经不是作为资产阶级的追随者，而是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参加革命，并担负起了推翻七月王朝的革命重担。在这次革命中，无产阶级创造了街垒战的武装斗争新形式，终于推翻七月王朝的统治。
当资产阶级迫于形势宣布建立共和国时，尽管法国的各个阶级、各个派别都按照自己的政治观点解释这个共和国：无产阶级要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而资产阶级却要建立巩固其全面统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在资产阶级窃取政权的情况下，这个共和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而不可能是无产阶级所要求的社会共和国。所以马克思说：它“只不过是旧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件新制舞衣罢了”^①。
无产阶级在当时提出“社会共和国”的要求时，其概念也是比较模糊的。由于无产阶级发展的还不够成熟，并深受路易·勃朗宣扬“阶级合作”幻想的《劳动组织》一书的影响，他们错误地认为建立“社会共和国”就可以实现劳动权，就可以摆脱资本主义的压迫与剥削，甚至认为这种共和国可以同资产阶级合作去实现，而没有认识到资产阶级所宣布的共和国的实质，没有认识到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共和国里是不可能实现劳动权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就是雇佣劳动。在资产阶级的共和国里，绝不允许以其他方式组织劳动，也谈不上消灭压迫与剥削。纵然资产阶级为装饰门面允许几个工人代表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但是，在私有制存在的前提下，工人阶级不可能得到解放，工人建立“社会共和国”的理想也不会实现。尽管如此，无产阶级所提出的建立“社会共和国”的政治要求和在革命斗争中创造的街垒战的武装斗争新形式，推动了革命的步步深入，影响了整个革命进程，丰富了革命内容。所以，二月革命要比1789年革命和1830年革命深刻得多，广泛得多。
法国“二月革命是一个漂亮的革命”^①，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首先，法国二月革命吹响了1848年欧洲大规模革命运动的号角。促进了各国革命运动的爆发。德国三月革命、米兰三月起义、维也纳三月革命、佩斯三月革命、波兹南三月起义和捷克三月民主运动等，都是在法国二月革命胜利的欢呼声中和本国革命条件成熟的条件下爆发的。不仅如此，法国二月革命的胜利还促进了英国宪章运动和爱尔兰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涨，加强了俄国人民反对沙皇制度和农奴制度的斗争。
不仅如此，它的影响还超过了欧洲，在西半球的纽约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纽约新闻界最有代表性的报纸《星期日报》对法国二月革命首先作出反响。该报评论道：“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事业从未赢得如此彻底的胜利。压迫者从未被如此彻底踩在被压迫者脚下。”《纽约每日电讯报》的总编辑说：“这次推翻了欧洲最强大的封建王朝的大革命在其重要性和前途上无疑超越了最近几十年的任何一次革命。”
侨居美国的外国人对巴黎二月革命的反应也很强烈。3月21日，爱尔兰人在纽约举行集会，他们邀请了“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共和自由的朋友们”来参加集会。与会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3月22日，侨居纽约的法国人和支持他们的其他国家的人民也举行了集会，并用3种文字发表了题为《欧洲革命万岁》的文章。
其次，法国二月革命中，巴黎工人和人民群众用街垒战的手段，推翻了路易-菲力浦的君主统治，为各国人民以武力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作出了光辉的榜样。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由于这次革命获得胜利，法国的无产阶级又成了欧洲运动的领袖。荣誉和光荣属于巴黎的工人们!他们推动了整个世界，所有国家都将一一感到这一点，因为法兰西共和国的胜利就是全欧洲民主派的胜利。”^①
第三，在具有全欧意义的二月革命中，虽然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先锋队，是革命胜利的主力军，并且迫使资产阶级宣布了共和国，为巩固二月革命的胜利成果进行了斗争。但是，革命的成果却被资产阶级所窃夺，将无产阶级排挤到政权之外。这表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调和的，阶级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所建立的共和国只能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空想社会主义和机会主义，特别是蒲鲁东的阶级调和论和路易·勃朗的改良主义学说不仅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理论旗帜，而且必将无产阶级引向流血的失败。并在无产阶级失败中宣告了自己的破产。所以，巴黎二月革命为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45页。
① 又译毕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7页。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第403—404页。
② 工人问题委员会设在巴黎城郊的卢森堡宫, 因而又称卢森堡委员会。
③ 国家工厂保障所有失业者就业,但不保证职业的性质。被招进国家工厂的工人无论有何技术专长, 都被分派干修河造桥之类的简单体力劳动。
④ 按照此法,到期无力偿债的债务人必须进监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3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6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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