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二月革命推翻了金融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路易-菲力浦的统治， 建立了共和国之后， 法国现代社会中两个直接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面对面登上斗争的前台。1848年六月起义就是这两大阶级之间的第一场大搏斗。
二月革命后的形势
二月革命之后，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掌握了政权。它迫于人民大众的压力， 采取了一些民主措施， 如释放政治犯， 废除政治犯死刑， 废除贵族封号， 撤换了一些人民最痛恨的官吏和法官， 取消了妨碍民主报刊出版的印花税， 等等。但是在经济上， 除了取消盐税之外， 保留了其他一切捐税， 临时政府还否决了向逃亡贵族或他们的后人收回复辟时期付给他们的10亿法郎的建议和征收累进所得税的建议。在国家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 于3月3日通过法令，提前向国家债权支付利息。临时政府下令储蓄银行的存款， 只付100法郎现款，超过的部分付给贬值的支票，使高利贷者得到好处。临时政府给银行券规定强制性的行价，使法兰西银行免遭破产。政府为了向法兰西银行借款，将国有森林抵押给它。这些高利贷者和银行家本是二月革命的对象，但临时政府却通过这些措施加强了他们的力量。
法国工人阶级，尤其是巴黎工人，为二月革命流血牺牲，作出很大贡献，而所得却甚少。
法国继1845年发生财政危机，1845年、1846年因农业歉收和马铃薯病虫害而引起的农业危机之后，1847年工业也发生危机。失业工人急剧增加。法国北部的鲁贝城1847年共有工人1万3千人，1847年2月有失业工人4，800人， 5月猛增至8千人， 失业工人约占工人总数的62%。1847年底，全国的铁路工人和与建造铁路有关的各工矿企业的工人中失业者竟高达70万人。失业是法国工人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切实改善他们的困难处境。
2月25日，巴黎工人派遣代表马尔什手执武器到市政厅，要求临时政府保障工人的劳动权。临时政府被迫当场起草法令，允诺给全体公民以工作，保证他们能以自己的劳动维持自己及家属的生活。但是临时政府未使法令付诸实施。2月28日，近两万名工人在市政厅前的广场上示威，要求组织劳动，成立劳动部。临时政府不敢完全漠视工人们的要求，决定成立政府劳动委员会，会址设在卢森堡宫，即卢森堡委员会。临时政府在成立该委员会的法令中声称，劳动问题是最崇高、最值得共和国关心的问题，政府应确保人民享受其劳动的合法成果。临时政府委任其成员、工人代表阿尔贝和路易·勃朗负责卢森堡委员会，实际上是乘机把他们排挤出政府。卢森堡委员会既无经费又无行政权，设一个由10名工人、10名企业主和一些政论家、经济学家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它不是工人所要求的劳动部，只是调解劳资之间纠纷的仲裁机构，对工人无多大益处，更谈不上保障工人的劳动权。
2月26日，临时政府颁布了成立国家工场的法令。国家工场由临时政府成员、公共工程部长马利直接领导，主任是工程师艾米尔·托马。3月2日，国家工场开始招收工人。3月16日，国家工场有2万5千人， 4月中旬增加到6万6千人， 5月18日激增至11万5千人。
国家工场是按半军事性的编制组织起来的。由下士、中尉指挥工人。下士、中尉大多由退伍军人担任。国家工场的费用由国家支付。3月末， 它的费用每天7万法郎; 5月，每天15万法郎。5月22日， 制宪议会投票表决给国家工场100万法郎的拨款，只够一周支出。费用虽然不断增加， 但由于工人人数与日俱增， 工人处境日趋下降。3月份， 工人们每周工作3天， 到4月中， 每周只能工作2天。按规定， 工人有工作时，每日工资2法郎， 无工作时， 每日领取1法郎补贴。因此， 4月中旬， 每个工人每周只能获得8法郎。资产阶级的国家工场不能保障工人的劳动权。工人们依赖资产阶级国家组织劳动的幻想逐渐破灭。
临时政府成立国家工场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工人， 与卢森堡委员会影响下的工人相对抗。但是国家工场的工人在后来的历次事件中都起带头作用， 成为一支反对资产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
为了克服财政困难， 3月16日临时政府决定对土地、动产、门窗和营业4种直接税每1法郎增收45生丁附加税。这项税收的负担主要落在农民身上。1789年革命解除了农民的封建负担， 而1848年革命却给农民增加了额外负担。在农民的心目中， 二月共和国是一个收税的共和国。临时政府曲意宣传， 说增收新税是为了建立国家工场， 养活工人，国家工场是实行社会主义的第一步。资产阶级借此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 使农民站到无产阶级的对立面， 致使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孤军作战。
二月革命后， 工业资产阶级虽掌握了政权， 但无可靠的武装力量。国民自卫军处于改组阶段， 尚未成为临时政府的支柱。而巴黎工人却掌握有武器，力量强大。临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以对付工人。2月26日，临时政府通过了成立别动队的法令。别动队由15至20岁的青年组成，每营1千人，共24营， 2万4千人。他们主要是失业工人。临时政府让他们穿着特殊的服装，每天付给1法郎50生丁薪饷，指派常规军军官和资产阶级子弟任指挥官。巴黎工人未识破资产阶级成立别动队是为了分裂工人队伍，却把别动队看成是工人阶级的自卫队。
资产阶级认为自己的阵脚渐渐巩固起来，便对无产阶级一步步加强进攻。3月14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内务部长赖德律-洛兰决定全体居民皆可参加国民自卫军，取消主要由资产者和有名望的贵族组成的特权联队。资产阶级担心国民自卫军中劳动群众成份增加会减弱他们的政治影响，因而于3月16日召集1万6千名国民自卫军举行示威，抗议内务部决定，沿途高呼“打倒赖德律-洛兰!”。3月17日，以布朗基
①为首的20万名主要由国家工场和巴黎大企业中的工人组成的队伍，前往市政厅，支持赖德律-洛兰的决定，反击特权联队的行动。
工人们派代表团向临时政府表示，游行的目的是为了保卫政府，同时提出两点要求：为了做好选举制宪议会和国民自卫军军官的准备工作，要求选举延期，并把军队撤离巴黎。临时政府由拉马丁出面，同意推迟选举，并向群众说明，巴黎没有军队。群众对此回答深为满意，在“临时政府万岁”、“赖德律-洛兰万岁”的呼声中离去。临时政府看到群众游行包含着极大的威胁，便想方设法拉拢国民自卫军军官，加紧组织别动队。4月初，已有两个营队做好了行动准备。拉马丁派遣1名秘密代表到内格里埃将军处，命他组织300个外省国民自卫军营，危急时前来增援临时政府。
4月16日， 工人们聚集在马尔斯广场和跑马场， 准备国民自卫军总部的选举和募集钱财支援临时政府时， 临时政府却制造谣言， 说以卡贝
①、布朗基、拉斯帕伊
②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在马尔斯广场集合了二、三十万工人， 手持武器向市政厅进发， 准备推翻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集合10万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阶级营队、别动队和其他武装与工人对抗。“打倒共产主义者”、“处死卡贝、布朗基”的口号声响遍街头。他们袭击工人组织和卡贝住宅。翌日， 这些人又走上街头， 要求把军队调回巴黎。临时政府成员克莱米约表示， 一定满足他们的要求。此后，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阶级营队、别动队和军队经常联欢， 禁止工人们谈论社会主义和组织劳动。
在这次事件后， 4月23日举行制宪议会选举。选举前， 工人领袖及各个工人组织积极宣传。布朗基成立了“中央选举委员会”，另外， 约有200个工人和民主派的俱乐部组织了“俱乐部联合会”，亦称“制宪国民议会选举革命委员会”，在军队里和外省进行宣传，希望更多的工人代表、民主共和派当选。但是在法国公众中， 尤其是农村， 保王党人具有相当大的势力。资产阶级又对农民进行恶意宣传， 挑拨他们同工人们的关系。临时政府还把4月16日事件歪曲为共产主义者妄图推翻临时政府的阴谋。这种种情况使得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工人代表得票甚少，拉斯帕伊、布朗基、卡贝皆落选。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占据了议会的大多数席位，在880名当选者中，他们有550名， 占62.5%。在法国历史上， 这次选举是第一次实行成年男子普选。工人们原以为普选权会给他们创造参政的机会，改善他们的处境。选举的结果使工人们大失所望。
5月4日，制宪议会开幕， 5月10日，新选的执行委员会代替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不包括工人代表阿尔贝和路易·勃朗，他们被排挤出政权机构。
此后，法国国内形势更为紧张。由于爱尔兰、波兰、意大利等国一些民主派和法国外省一些代表的要求，在俱乐部联合会主席于贝尔领导下， 5月15日，15万巴黎工人举行示威游行，示威群众进入议会的会议大厅，要求议会通过声援波兰革命的法令，示威群众要求议会对此立即做出答复。布朗基、拉斯帕伊也参加了示威游行。布朗基还要求政府和议会关心恢复生产，给失业者提供工作和面包。议员们对群众的要求无动于衷，他们的态度激怒了人民。于贝尔走上讲台宣布解散议会。巴尔贝斯、阿尔贝和群众一起前往市政厅，准备成立新的临时政府。巴黎市长马拉斯特下令国民自卫军，逮捕了巴尔贝斯、阿尔贝。15天以后，布朗基亦遭逮捕。5月16日，宣布成立由2，600人组成共和自卫军团，归警察局掌管。5月17日，路易·欧仁·卡芬雅克
①将军被任命为军事部长。5月18日，执行委员会命令国民自卫军占领由民主派科西迪埃主管的警察总署。这样，国民自卫军、警察和共和自卫军团等武装力量都被执行委员会控制。5月22日，又把军队由巴黎郊区调回城内。同日，封闭了布朗基领导的中央共和主义社和拉斯帕伊领导的人民之友俱乐部，工人们失去了自己的领袖和组织。卢森堡委员会也被解散了。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第一次大搏斗
经过两个多月的较量， 资产阶级已经占了优势。此后， 资产阶级对工人的进攻越来越公开了。
5月15日事件后， 国家工场成为攻击的主要目标。执行委员会成立后接替马利任公共工程部长的特雷拉说： “现在的问题只是要劳动回复原有的状态”。5月17日， 君主派的《国民议会报》写道： “危险不断地在威胁我们， 当国家用钱赡养10万人只是为了教会他们叛乱时， 又怎能不担心混乱呢?谁不知道国家工场是无政府主义和掠夺的支柱?”
4月底， 临时政府曾拟定一个法律草案， 由国家强行向私人企业赎买铁路。5月17日，财政部长迪克勒尔克向制宪议会提出，由国家赎买铁路， 让无工可做的人去铁路劳动以解决国家工场问题。制宪议会中不少人从维护金融寡头和企业主的利益出发， 反对铁路国有， 反对保存国家工场。铁路国有化问题便和国家工场问题交织在一起了。
5月20日起， 制宪议会开始讨论国家工场问题。23日， 特雷拉向托马下达了执行委员会的决定： (1) 号召18—25岁的未婚男工志愿参军， 凡拒绝者立即从国家工场工人名单中除名; (2)巴黎工人立即重新登记， 凡不能证明自己5月24日之前已在巴黎居住6个月者， 将被除名， 不能领取工资和补助金; (3) 把工人名单提交给企业主，企业主有权选择他所需要的工人， 工人如拒绝接受雇佣，将立即从国家工场的总名单中除名; (4) 未被除名者或暂时留在国家工场中者，按计件工资计算;(5) 尽早组织工人生产小队开往外省从事巨大的国家工程。国家工场主任托马同情工人，反对这种做法。5月26日晚，执行委员会将他解职。
在执行委员会和制宪议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制宪议会视执行委员会成员为二月革命的人物，对之怀有一定疑虑。执行委员会则想暂时利用一下二月革命时的同盟者巴黎工人以对抗制宪议会。特雷拉原想立即取消国家工场，现改变主意，采用逐渐取消的办法。制宪议会则对执行委员会施加压力，责令它尽早解散国家工场以挽救铁路方面的私人财产。
5月25日，君主派分子法卢在制宪议会下设的劳动委员会上发言说：“假使工人要反抗，难道我们没有国民自卫军，没有正派工人，没有企业家?”5月29日，法卢代表该委员会向制宪议会报告，提出以计件工资代替计日工资，把外地来巴黎的工人遣回原地。法卢对国家工场的评价是：“从工业的观点看，国家工场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持续性的罢工，是每天化费17万法郎，亦即每年化费4，500万法郎组织的罢工;从政治观点看，它是具有威胁性骚动的积极策源地;从财政观点看，它是一种经常性的、勿庸置疑的浪费;从道德观点看，它是对工人的光荣纯洁的品格的腐蚀。”法卢并建议对工业提供一笔款项。5月30日，制宪议会根据法卢报告通过法令，改组国家工场，以计件工资代替计日工资，在塞纳省居住不满3个月的工人遣送外省，向私人和省市企业拨款以恢复生产。
6月3日，该法令公布，巴黎工人深为不满。制宪议会为防止工人示威，于6月7日通过反对街头示威游行的法令，规定只要人群中有一人携带武器，便视为武装游行，参加者受严惩，监禁两周至10年不等。对夜间集会的参加者，惩处更严。政府加紧军事防范，卡芬雅克命令充实别动队人员，频频从外省调军队来巴黎。6月13日，卡芬雅克命令里尔“立即将杜埃和阿腊斯的全部干粮储备运往巴黎”。
6月15日，议会委任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解散国家工场问题。委员会全部由保王党人和温和共和派组成， 主席是古德肖， 报告人为法卢。古德肖在议会发言说：“应该在巴黎和外省立即消灭国家工场”。
6月18日， 工人在巴黎张贴传单， 对古德肖的发言作出回答。传单说， 工人热切盼望有益的、与他们的职业相适应的劳动。“11万工人每日等待着从国家工场领取一点微薄的工资来维持自己和全家的生活， 您想立即消灭国家工场， 您这是想干什么? 难道您想让工人忍饥挨饿和绝望? ……您的使命是建设社会大厦，组织、教育、改善国家工场的道德， 而不是去消灭它。”
6月21日， 议会决定， 凡18—25岁的单身男子立即从军， 其余工人开往索伦做工。索伦是一个沼泽地带， 常有霍乱流行。22日， 报上颁布了此项决定， 当天便有一列运载工人的火车开往索伦。巴黎工人闻讯后， 十分愤怒。他们表示：“宁可战死巴黎， 也不远离家人到索伦死于霍乱。”
6月22日上午9时， 约有1，200—1，500名国家工场和一些行业的工人， 打着旗子， 前往卢森堡宫
①抗议关于国家工场的法令。执行委员会成员马利接见了以佩若尔中尉为首的国家工场的5名工人代表。他威胁说：“假使工人们不去外省， 我们要用暴力强迫他们去， 你们听见没有? 要用暴力!”。马利的蛮横态度激怒了工人。22日，巴黎街头工人的游行队伍络绎不绝。“打倒拉马丁!打倒马利! 打倒制宪议会!”的呼声四起。晚间6时， 有4—5千工人在先贤祠广场集合。他们渡过塞纳河， 来到圣安东郊区， 沿途队伍不断扩大。一路上工人们高呼：“劳动和面包!”。晚10时， 他们返回先贤祠广场。佩若尔号召示威者拿起武器， 工人们宣誓永不退却，决定翌日晨再次集合。
1848年6月巴黎圣安东郊区的战斗
6月23日晨，集合在先贤祠广场上的3千名工人随身携带了一些步枪和破旧手枪，但无起义的打算。他们由先贤祠向圣安东郊区走去。当队伍行至圣德尼时， 一位领头人高喊：“拿起武器，筑起街垒!”。工人们纷纷响应。10时半，第一个街垒在邦努弗尔林荫大道建成，第二、第三个街垒接踵而起。街垒上竖着国家工场的三色旗、红旗， 也有少数黑旗，有的旗子上写着“面包或死亡!”中午11时， 由南往北， 以圣雅克街、圣德尼街、圣德尼郊区街稍偏西一线为界， 整个巴黎一分为二。东部劳动人民居住地区， 处于起义者掌握之中。塞纳河南岸的先贤祠广场、塞纳河北岸的市政厅广场和巴士底狱广场是起义的3个中心点。在圣雅克街、圣德尼街、圣德尼郊区街、圣马尔坦街、圣马尔坦郊区街、唐普尔街、唐普尔郊区街、圣安东郊区街、梅尼尔蒙唐街等处都筑起了街垒。关于街垒总数说法不一，有的统计为414个， 有的认为有600多个。街垒高大而坚固，圣安东郊区街的一个街垒有5层楼高。在先贤祠广场有4个街垒， 守卫者达8千—1万人。
参加起义的总人数为4万至4万5千人， 主要是国家工场的工人。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铁路工人、部分私人企业中的工人、失业工人也参加了起义。国家工场中的工人是按半军事编制组织的，他们仍按这种编制参加起义， 由下士和中尉带领， 因而较有组织性。这是这次起义出色的地方。起义前工人中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组织， 起义带有很大的自发性， 各地区的街垒领导人各自领导该地区，相互之间并无联系， 因而在起义中未能形成一个领导中心。
5月15日事件后， 布朗基等在工人中享有威信、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领袖身陷囹圄， 对起义来说， 是一个不小的损失。但在斗争烈火之中，又涌现出不少杰出的领袖人物。例如： 机械师、“工人—平等派协会”的成员拉卡里， 《组织劳动》报的编辑、圣安东郊区的最大的俱乐部之一“圣安东区人”的主席拉科隆热，金属雕刻匠勒热尼塞尔，光学仪器技工德弗尔等等。
三十年代共和运动中秘密协会的杰出活动家、“人权社”行动委员会主席盖尔索济制定了一个军事行动计划，将起义力量分成4个纵队，每个纵队以工人居住区为根据地，向市政厅分进合击，另组织小型游击队在纵队的侧翼和纵队之间独立行动，支持纵队和保持纵队之间的联系。恩格斯十分赞赏这个计划，赞美盖尔索济“以第一个街垒战指挥者而名垂史册”
①。同时，恩格斯也指出，这个计划的不足之处在于作战初期完全没有注意到巴黎西郊，没有尽快突入巴黎中心区。由于起义缺少统一的领导中心，此计划当然无法实行。
起义者没有公布过统一的共同要求。6月24日，在第8区和圣安东郊区各颁布过一份告示，其他地区的起义者也提出过要求，内容大体相同：要求成立民主社会共和国，颁布劳动权法令，在国家支持下实行自由劳动协作，由人民自己制定宪法，逮捕执行委员会成员，把制宪议会议员和部长送交法庭，军队撤离巴黎，释放万森狱中的革命者等等。这些要求主要属民主主义范畴，社会主义性质不十分明显，但其意义不容低估。他们提出的建立民主社会共和国的要求虽然比较含糊，未触及国家的阶级实质，但这种要求的政治性质极为突出，工人们已开始意识到要利用国家政权来谋取自身利益，比以前历次工人起义高出一筹，在争取工人政治解放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6月23日起义开始后，执行委员会进行镇压，军事部长卡芬雅克将军指挥全部武装力量。他的战略计划是待起义充分发动后，一举歼灭之。他对待起义不是象警察采取治安行动那样，而是在部署一次战役。卡芬雅克将军把兵力分成3路。第一路由拉莫里西埃将军指挥，进攻圣德尼，阻止巴黎东北部的起义者向市政厅进发。第二路由伯多将军指挥， 任务是加强市政厅的防卫。第三路由达梅斯姆将军指挥， 清除塞纳河左岸的起义者， 包围巴黎东南部向市政厅进发的起义群众。
23日中午， 激战开始， 工人们奋不顾身， 向敌人频频攻击，市政厅广场和先贤祠广场的战斗尤烈。执行委员会成员阿拉戈带领龙骑兵连、两队步兵、两门炮和一队国民自卫军来到先贤祠广场， 命令工人们放下武器。起义者反驳他说：“您本人在1832年就和我们一起在街垒战斗过”， “您无权责备我们， 您从未挨过饿，您不知道什么叫贫困”。
在圣德尼， 一名起义的领头人举着旗子指挥战斗。他受伤后，身旁一位衣着雅致的姑娘高举旗帜， 屹立在街垒上。当她中弹倒下后， 另一名妇女一手抱着战友的身躯， 一手拣起石块向敌人掷去。这位妇女也牺牲了。那个时代的人们认为： 首都的整个工人阶级不是用双手， 而是用整个心参加战斗。
街垒战士们前仆后继与敌人浴血奋战。拉莫里西埃、伯多、达梅斯姆分别指挥的3路军队， 都很吃紧， 纷纷向卡芬雅克要求增援。伯多受伤， 由迪维维埃将军代替。拉莫里西埃向卡芬雅克报告， 他指挥的别动队已损失1/3， 大概难以坚持到晚上。卡芬雅克亲自率兵增援， 到巴黎东北部圣莫尔指挥反击起义者。他组织了几次进攻， 投入自己的全部7营兵力， 但毫无用处。卡芬雅克原是来增援拉莫里西埃的，现在却又反过来向拉莫里西埃求援。
从23日中午起直至24日凌晨， 优势在起义者一边。
起义的失败及意义
议会中部分议员认为执行委员会软弱无力， 主张由一个铁腕人物取而代之，卡芬雅克是他们看中的对象。他们派3名代表去试探卡芬雅克。卡芬雅克表示，如果推翻执行委员会，他就接受政权。24日上午8时，议会开会。温和共和派议员帕斯卡尔·迪普拉特向议会建议宣布戒严，把全部政权交给卡芬雅克。议会通过了宣布戒严的提案。茹尔·法弗尔提出对“执行委员会立即停止行使职权”的议案进行表决。大多数议员犹豫不决。10时半，执行委员会全体成员宣布集体辞职。议会授予卡芬雅克独裁权。
卡芬雅克获得独裁全权后，颁布了3份文告：致工人书、致国民自卫军书和致军队书。在致工人书中，卡芬雅克要求工人放下武器，相信政府。在致国民自卫军书中，卡芬雅克要求国民自卫军不顾一切地去残酷镇压起义，还说什么“没有痛苦和牺牲，什么也不会建立和巩固起来”。卡芬雅克打电报给下塞纳省军分区和第二、第三师的指挥官，命令他们立即带领他们所指挥的全部步兵开赴巴黎。他又派总部军官到外省调兵，让阿尔卑斯军向巴黎开拔。24日晨，卡芬雅克掌握的军队总数超过10万人。24日晚，军队又增了一半;25日，卡芬雅克再得到二、三万援军
①。而起义者总数最多为4万5千人左右，不及卡芬雅克军队的1/4。
24日黎明，战斗开始后，起义者占领了第8区政府。卡芬雅克对起义者发动强攻。到24日晚，卡芬雅克在圣雅克和先贤祠摧毁了起义者的抵抗，铲除了塞纳河南岸的街垒。25日晚间，城内各区的街垒都已经被攻破。起义者只掌握圣安东郊区、唐普尔郊区的一部分以及其他一些小的地区。
圣安东郊区是最坚固的阵地，在通往这个郊区的许多要冲处都构筑了很巧妙的工事，街垒彼此形成三角形，可以互相掩护。卡芬雅克看到这些街垒难以攻下，提出谈判。起义者提出：解散制宪议会，军队撤出巴黎，释放关闭在万森监狱的革命者，人民自己制定宪法， 等等。在谈判过程中， 这些要求又改变为保存国家工场，颁布劳动权法令。当要求遭拒绝后，谈判中断。卡芬雅克命佩罗将军从唐普尔近郊，拉莫里西埃从巴士底狱广场同时向圣安东郊区的街垒开火。卡芬雅克又调来5门重炮。密集的炮火摧毁了街垒。26日上午11时，一部分起义者投降， 另一部分起义者撤离圣安东郊区。
26日下午2时， 卡芬雅克以急电通知各省， 政府军已经攻下了起义者反抗的最后据点圣安东郊区。实际上， 巴黎东郊的斗争仍在继续， 起义者的最后阵地梅尼尔蒙唐、贝尔维尔、拉维莱在下午， 部分地区在晚上才被军队占领。
28日， 卡芬雅克把全权交还给制宪议会。制宪议会又无限期地把政权授予卡芬雅克。制宪议会通过决议，感谢卡芬雅克将军为祖国立下功勋。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这次交锋， 虽然只有短短的4天，只局限于巴黎东部半个城市，但是资产阶级动用了约20万兵力、10多名将军。尽管他们都是沙场老将，但由于起义工人英勇作战，拼死抵抗， 致使布尔贡、达芒、勒诺、迪维维埃、内格里埃、布勒阿6名将军战死， 伯多、弗朗苏瓦、科尔特、拉丰唐、富谢、库尔蒂吉6名将军受伤。7月3日， 卡芬雅克在议会宣布， 官方死伤703人。政府军向起义者射出210万发子弹， 3千颗炮弹。起义者在战斗中牺牲的人数至今无确切的数字， 有的著作认为死数千人， 有的认为战死500多人。有一个比例数能说明一定问题：在圣路易医院中， 军队和起义者死伤比例为： 军队是1：15， 起义者是1：6。
卡芬雅克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曾反对过复辟王朝，但当工人起来向资产阶级争取自身的权利时，他竟与自己的旧敌联合，镇压工人起义，其残酷程度超过了七月王朝对里昂工人起义的镇压。由此可见，在对待工人方面，共和派和保王派并无本质区别。
镇压起义之后，卡芬雅克又采取残酷的迫害措施。到7月4日止，巴黎查获没收枪枝10万支，后来又搜寻到不少长枪、大刀、手枪等，巴黎工人被解除了武装。政府逮捕2万5千人。1，500人未经审判被枪决， 1万1千人被判监禁或流放
①。他们大多数是工人或手工业者，其中泥水匠572人，打短工者553人，细木工505人，皮靴匠418人，钳工301人，机械工人248人，旋工185人
②。
巴黎工人的斗争不是孤立无援的，第戎举行了示威游行，高呼：“不能劳动生活，毋宁战斗而死!”亚眠工人宣称，巴黎的斗争是主人和工人之间的战争。他们表示要去巴黎帮助工人反对主人。其他一些城市的工人也公开行动，声援巴黎工人。铁路工人想方设法阻止运载军队的列车开往巴黎。法国历史学家多特里认为，全法国都有阶级战争，而在巴黎，这个战争是用枪炮进行的。
六月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六月起义的核心问题是要求共和国通过组织劳动维护劳动权。保证劳动权，实际上是表示控制资本，占有生产资料，意味着消灭自由雇佣劳动。这是六月起义和二月革命的本质区别。二月革命要求推翻的只是一种国家的政体，六月起义要求推翻的已是资产阶级社会。二月革命中无产阶级是作为资产阶级的盟友参加革命的，而六月起义是巴黎无产阶级手执武器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打击的是自己的直接敌人。起义时没有一个著名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站在工人一边。所以，从这些方面看来，这次起义“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
①。
法国无产阶级当时走在世界阶级斗争的前列。六月起义的失败对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欧洲大陆反动势力从此重新抬头。
马克思在深入研究六月起义后， 向世界无产阶级指出， 推翻资产阶级， 建立工人阶级专政是历史赋予它的伟大使命。马克思的这一光辉思想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
①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法国工人运动著名领袖,坚定的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二月革命爆发后,布朗基来到巴黎,组织了中央共和主义社。他反对临时政府定于4月9日举行制宪议会选举的决定,认为在人民没有觉悟,没有意识到自己利益之前举行选举,反动派必胜无疑。
① 卡贝,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写作小说《伊加利亚游记》, 阐述自己的空想共产主义理论。他认为自然给人以平等的权利,愚昧无知破坏了和平,产生了私有制,社会的一切弊端都来源于私有制。他主张用和平方式建立共产主义。
② 拉斯帕伊,又译作拉斯拜尔,法国生物学家、化学家和革命家,参加过1830年革命,后来成为反对七月王朝的不懈战士。他积极参加1848年二月革命的街垒战,革命后创办了《人民之友报》。
① 卡芬雅克原属资产阶级共和派,复辟王朝时期参加烧炭党。1832年被派往阿尔及利亚,1848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制宪议会议员。
① 当时在卢森堡宫中,除了以路易·勃朗为首的工人委员会之外,执行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也在那里办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6页。
① 从24日起,外省国民自卫军不断涌向巴黎。据维达朗斯统计,超过10万人。远离巴黎的一些省份的小乡绅带头率领农民前往巴黎,援助议会,说什么“要摆脱巴黎工人的压力,解救民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0页上数字为:起义者被屠杀有3千多人,未经审问就被放逐的有1万5千人。
② 约有半数被捕的人,后来政府被迫释放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4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