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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8—1814年西班牙革命

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03日 阅读:128 评论:0

1808—1814年,在封建的、天主教统治的西班牙发生了反对拿破仑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同时,也进行了反对专制制度,争取民主改革的斗争。前者赢得了胜利,后者却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它仍然可以说是西班牙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未能完全成功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

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


拿破仑入侵之前,西班牙是欧洲大陆上比较落后的国家,国内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地主和教会占有全国2/3的土地,享有各种封建特权。占人口80%的农民中,一半人没有土地,以租佃为生;另一半人仅有少量贫瘠土地,以半自耕半打短工糊口。广大人民一贫如洗,乞丐遍及城乡,盗匪丛生。
在沿海城市和一些省会,如巴塞罗那、塞维利亚、巴伦西亚、加的斯等地,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开始发展,但受到封建制度束缚,步履维艰。到十九世纪初,工业产值不及农业总产值的1/4,全部工业几乎都是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小型工厂。
政治上,西班牙早在十六世纪就形成了君主专制政体,中世纪城市的自治特权被削弱了,议会也降为一种宫廷仪式。然而,由于工商业的贫弱,君主专制缺乏中央集权的物质力量,各省保留着相当大的自治权。有人描述:“我们西班牙是由不同种类的材料建造起来的歌德式建筑;在西班牙有多少省就有多少不同的势力、特权、法律和习惯。”各省的币制、税制、甚至军旗的颜色也各不相同。
天主教会在西班牙拥有巨大的政治经济势力,尤其统治着精神生活。两万多座教堂林立各地,宗教裁判所肆虐全国。庞大的僧侣阶层通过经营教会地产,征收什一税及其他各种名目的捐税,贪婪地吮吸着人民的血汗,同时对人民进行精神奴役。贫困和愚昧使广大群众溺于宗教狂热,他们笃守教规,信赖国王,尊崇贵族。
十八世纪后半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法国启蒙思潮的冲击下,国王卡洛斯三世实行“开明专制制度”,推行有限的改革。1788年卡洛斯四世继位后,改革被废止。法国革命的爆发震动了西班牙社会,贵族和资产阶级中的少数先进分子要求实现启蒙运动的原则。失宠被黜的贵族霍韦利亚诺斯在1795年发表关于土地法的著名备忘录,提出:“要发展农业就必须扩大土地私有制”。他主张将大地主闲置的土地和农村公社的土地卖给耕作者,将教会的土地转交给农民,保障商业自由,废除苛捐杂税。这是一个试图通过立法手段来确立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改革纲领。
自1792年起,王后的宠臣、近卫军官曼努埃尔·戈多伊长期担任首相,独揽朝政。王室穷奢极欲,挥霍无度,腐败无能。1793年西班牙加入第一次反法联盟,战争连连失利。1795年戈多伊与法国签订了巴塞尔和约。法国以从侵占的西班牙本土撤军换取了西属圣多明各岛部分地区。戈多伊竟因此获得“和平公爵”的美名。1796年他又接受了法国强加的圣伊尔德丰索条约。该条约规定:法、西结成同盟,任何一方遇有战争,另一方必须提供陆海军援助,而无权要求对方说明进行战争的原因。这样,西班牙就被绑在了频繁对外战争的法国的战车上。1805年法西联合舰队在特拉法尔加角会战中被英国摧毁,33艘主力战舰中只有9艘得以生还,西班牙与海外殖民地的联系被割断。戈多伊的内外政策引起许多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反对以戈多伊为首的权奸的斗争成为国内政治的焦点。
1806年11月,拿破仑颁布了旨在窒息英国的大陆封锁敕令,这一措施以对欧洲大陆的征服和控制为前提,因而首先和直接受害的是大陆各国。当时大陆与英国通商尚有两个窗口,即俄国和葡萄牙。俄国被迫接受提尔西特和约而加入大陆封锁体系。对于葡萄牙,拿破仑则有连同西班牙一齐吞并的打算。愚蠢的戈多伊为摆脱国内困境,向拿破仑献策瓜分葡萄牙,而由他当葡萄牙国王。拿破仑顺水推舟,策划了一个假途灭虢的把戏。1807年10月,法西两国在枫丹白露签订了关于瓜分葡萄牙和允许法军开进西班牙的秘密条约。条约尚未签字,法军已穿过西班牙北部边境,11月底占领了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翌年2月,成立了以朱诺元帅为首的葡萄牙新政府。戈多伊正期待分得一脔,拿破仑却派出10万法军源源不断进入西班牙,占据了北部许多战略要地。法国名将缪拉元帅率领大军直逼马德里。国王、王后和戈多伊准备逃往美洲,举国上下人心惶惶,积蓄已久的对戈多伊的忿恨公开爆发了。
1808年3月17日,马德里的群众捣毁了郊外戈多伊的官邸。第二天抓住他本人,将其痛打一顿。卡洛斯四世慌忙宣布退位,王储费尔南多继位,称费尔南多七世。与戈多伊长期不和的费尔南多被视为反对权奸的旗帜,受到拥护。两天后,卡洛斯四世在缪拉的支持下宣布退位诏书无效,父子反目,政局更加混乱。缪拉的军队开进了马德里。拿破仑见时机已到,摆出仲裁者的架式,把卡洛斯四世、费尔南多、戈多伊等召到法国巴荣讷城,以后又要卡洛斯四世将整个王室召来。至此,拿破仑废黜西班牙波旁王朝,取消西班牙独立的用心,图穷匕首见。
消息传到马德里,群情大哗。5月2日,发生了反对法国占领军的民众起义。几千没有组织、缺乏武器的群众与数倍于己、全副武装的法军英勇鏖战一整天。直到夜间,起义才被镇压下去。
拿破仑以马德里人民起义为借口,威逼卡洛斯四世父子放弃王位,将西班牙王室扣留在法国。继之,任命他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为西班牙国王,并赐给西班牙一部宪法,规定了君主立宪制,宣布了一些资产阶级社会的原则。拿破仑如愿以偿地把西班牙及其殖民地纳入他的帝国版图。然而,很快他就发现,这一行动铸下了大错。正如后人所说:“他不仅未能控制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西班牙的殖民地——引者注),而且使本来十分忍让的盟友变成不共戴天的敌人。”


马德里大屠杀

全民起义和中央洪达


在拿破仑的淫威面前,西班牙大贵族和高级僧侣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他们的代表被“邀请”到巴荣讷迎接新国王,恭顺地宣誓效忠于新国王和新宪法。但是,民族危机唤醒了广大群众的民族意识,也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登上政治舞台造成了有利条件。波旁王室的被征服恰恰使“阻碍西班牙人民表现自己天生的毅力的枷锁被打碎了”
继1808年5月2日马德里人民起义之后,在边远省份斯图阿里亚斯也爆发了起义,并建立了地方洪达。洪达取代了旧政权,武装起人民,向拿破仑宣战。洪达与英国建立了联系,得到英国的武器援助,英国军队也开到阿斯图里亚斯。一个月内,全国各地依照阿斯图里亚斯这个“西班牙自由的最初摇篮”的榜样,组织了几百个洪达,建立了各自的军队,领导本地的抗法斗争。
洪达虽由普选产生,但当选者大都是旧制度下有名望的地主、僧侣、官僚及军官。而且各地洪达之间没有统一领导,各自为政,也没有明确的社会改革目标。它们的共同口号是:归还“我们的国王和元首费尔南多七世”,归还西班牙的独立和完整,洪达的口号受到群众的热忱拥护。在多数群众(主要是农民)的思想中,捍卫民族独立与忠于王室,保卫“圣教”,反对“无神论的法国”是合而为一的。受启蒙思潮影响的少数先进分子也开始了活动,他们竭力把捍卫民族独立与社会改革结合起来。他们代表了城市先进阶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和工人的要求。在民众情绪的推动下,塞维利亚、巴伦西亚等地的洪达实行了一些与军事有关的民主措施,如普遍兵役制(上层阶级不能例外),打破等级选拔军官,为筹集军费向贵族和富人征税,封闭修道院,拍卖贵族和修道院的地产等。可见,西班牙的反法独立战争从开始就表现出革新与反动两种倾向相交错的复杂性质。
战争开始后的一年半内,西班牙正规军担负着主要战斗任务,在国内的3个军团5万官兵,分别迎战法军。各地志愿兵民团也常常集合成大部队,或是配合正规军,或是独立作战。法军步步受阻,前进缓慢,代价高昂。法军将领杜邦率领两万军队去征服安达卢西亚省,在拜兰陷于西班牙正规军和民团的包围,弹尽粮绝,不得不于7月20日缴械投降。拜兰大捷戳穿了拿破仑的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西班牙军民。就在同一天,新国王约瑟夫进入马德里,首都居民家家户户门窗紧闭,教堂里丧钟乱鸣。更使约瑟夫沮丧的是,在葡萄牙对英作战的朱诺元帅与西班牙的联系被切断,西班牙贵族中的动摇者开始明显转向反法立场。约瑟夫承认:“上等人并不比流氓更忠于我。”10天以后,他被迫撤出马德里,朱诺于8月底向英军投降。西班牙军民自拜兰大捷后反守为攻,节节取胜:进犯加泰罗尼亚省的法军被围困在两个要塞里;阿拉贡省首府萨拉戈萨的军民进行了英勇的保卫战并得到援军支持,迫使法军撤退;在丹麦芬宁岛为拿破仑效劳的西班牙军团也举行起义,大多数官兵冲破法军阻挠返回祖国参战。
最初的胜利使各省洪达沉醉了。它们都自称是“最高政府洪达”,为了本地利益彼此争吵,甚至几乎酿成武装冲突。由于全国的强烈要求,9月26日在阿兰惠斯由各省洪达和美洲殖民地的代表组成了中央洪达。中央洪达的成员几乎全是大贵族、高级僧侣和高级文武官员,其中多数是拥护专制制度的保守派,只有以霍韦利亚诺斯为首的少数人具有自由主义倾向。中央洪达似乎形成一种奇特的分工:少数派使它的宣言慷慨陈词,谴责“低能腐朽的专制制度为法国人的暴政开辟了道路”,许诺“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必须进行改革”;而多数派则使它颁布法令逐项取消地方洪达的民主措施,并派出反动专员到各地“整顿秩序”。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受到了压制。
拿破仑对西班牙战场上的失败大为震怒,他把失败归咎于将军们的无能。11月,他亲率30多万法军越过比利牛斯山,以优势兵力接连几战击败西班牙军队,然后长驱直取马德里。进入马德里后,他宣布实行一系列改革,如废除封建主的领主权,取消宗教裁判所,关闭修道院等,企图吸引西班牙进步力量。他的将军们也连获大捷,占领了西班牙大部分地区。1809年1月,拿破仑返回法国准备对奥地利的战争,把西班牙交给约瑟夫,由将军们辅佐绥靖。然而,用刺刀送来的新制度只吸引了少数有知识的地主和资产阶级,这些人沦为法国侵略者的帮凶,被称为亲法派或约瑟夫派。法国军队夺取余下的城市仍然遇到顽强抵抗。萨拉戈萨军民进行保卫战,坚守了一个多月,法军破城后,战斗仍持续了三个星期,每条街道、每所房屋都经过血战,全城10万军民有4万5千人阵亡。加泰罗尼亚省的赫罗纳要塞坚持了七个月才被攻陷。1809年夏天,中央洪达重新组织起20多万人的军队,由于训练和装备不足,连连失败。到年底,正规军基本上溃散了,大城市几乎都落入法军手中。唯一没有陷落的南部滨海城市加的斯,也处于法军炮火轰击之下。

游击战争和加的斯会议


自1810年起,法军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主要对手是英葡联军,双方在葡西边界展开拉锯战。西班牙人民的反法斗争进入以游击战为主的阶段。
游击战在1808年5月2日马德里大屠杀以后就开始了。沦陷区的农民自发地拿起武器,袭击零散法军,惩罚亲法派。他们常常采取激烈的手段,将法军俘虏杀死、活埋、钉上十字架或投进火堆里烧死。12月,中央洪达发出组织游击队的号召,游击战的规模更加扩大了。拿破仑认为,只有职业士兵才有资格战斗,武装的农民只是犯上作乱的暴徒。因此,他放纵法军士兵野蛮地对付游击战士及其亲属,烧杀淫掠,无所不为。结果,激起更强烈的反抗。1809年,当西班牙正规军不断失利的时候,各地先后出现了由农民和溃散官兵等组织的游击队,它们的规模一般不很大,只有几十人。1810至1812年形成30多支较大的游击队,每支达数百人、上千人。它们具有一定的组织纪律性,活动范围也不局限于家乡,但战斗一结束,就化整为零,甚至分散回家,藏起武器,从事农活。它们分别活动在北部的纳瓦拉省、西北部的坎塔布连山区、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省、从萨拉戈萨到锡甘萨的法西交通线、葡西边界和东部巴伦西亚省等地,大体形成了六个游击区。游击队中涌现出一些著名领袖,如农民出身的堂·胡安·马丁·狄亚士、神甫堂·黑多尼莫·梅里诺、原军官拉西、列诺瓦列斯、比利亚康帕,以及号称“小侯爵”的波尔雷和桑切斯等。其中最杰出的是使法军闻风丧胆的米纳叔侄。
哈维尔·米纳是个20岁的大学生,他领导的游击队活跃在纳瓦拉省及毗邻地区,以破坏法军通向葡萄牙前线的交通线为主要目标。他的队伍靠没收亲法派的财产和战利品保证给养,对普通居民秋毫无犯,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粉碎了法军多次围剿。1810年1月,他俘虏了纳瓦拉省总督,引起法军的极度惊恐。3月,他不幸被捕,被解往法国,他的叔叔、富裕农民艾斯波斯·米纳接替了他的职位。艾斯波斯·米纳颇有才干,战术灵活机动,很快将队伍壮大到3千人。1811年5月,艾斯波斯·米纳在阿尔拉班截击了法军元帅马塞纳的大型辎重车队,俘获800多名法军,只是马塞纳临时未随车队出发,才未被拿获。1812年4月,在另一次伏击战中,米纳歼敌700人,毙命者中有约瑟夫的秘书。这些胜利震惊了拿破仑。阿尔拉班伏击战后,他曾下令贝西埃尔元帅率7万法军围剿游击队,其中主要对付米纳。米纳把队伍分成几个纵队,扩大游击活动区,挫败了围剿。贝西埃尔因此被撤职。到1812年11月为止,艾斯波斯·米纳指挥游击队打了143次胜仗,夺取13个要塞,俘获1万4千多名法军。
游击队的活动使约瑟夫的实际统治仅限于法军驻扎的地点。法军的联络经常中断,士兵不敢单独行动。法军在西班牙始终保持着二、三十万人之多,其中直接与英葡联军作战的从未超过7万人。有多名法军元帅因无力剿灭游击队而先后被撤换。一位战争参加者写道:“把法国人弄得精疲力尽的不是会战,也不是小战,而是看不见的敌人的不断的小型攻击,这些敌人遭到追击就立刻在人民群众中消失,不久又以新的力量出现。寓言中被蚊子折磨得要死的狮子,就是法国军队的真实写照。”
当沦陷区人民与法军艰苦斗争时,在未沦陷的少数地区,先进分子积极进行着社会改革活动。
中央洪达在1810年1月逃到加的斯。它因倒行逆施和战争失败而丧失威信,于2月自行解散。由它事先任命的五人摄政会议更加反动,甚至将中央洪达中的少数派成员逮捕下狱,将其领袖霍韦利亚诺斯解回家乡。
1810年秋季,全国举行立宪议会选举。各地群众情绪激昂,将选举看作民族复兴的信号,许多沦陷区的游击队或武装的农民临时夺取城镇进行选举。比较民主的省份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选出的代表最多,而最反动的省份几乎没有选举。当选者约有1/3是资产阶级代表,其余是高级文武官员、僧侣、贵族,但政治情绪大多比较激进。许多当选者因批评和抵制中央洪达的反动措施而享有声誉。
9月24日,立宪会议在加的斯附近的累翁小岛上隆重开幕。翌年2月,加的斯的军事形势稍趋缓和,议会迁至城里。议会中只有1/4的代表拥护君主专制制度,他们被人们轻蔑地称为“奴才派”。多数代表主张建立类似英国的有限君主制,但是公民在政治权利方面应是平等的,他们自称“自由派”,其主要领袖是康加·阿奎列斯、穆尼奥斯·托雷罗和佩雷斯·德·卡斯特罗等。他们比霍韦利亚诺斯更坚决,更有毅力。许多僧侣代表为了维护教会特权而宁愿牺牲王室的特权,与自由派结成暂时的联盟。而且,加的斯是当时西班牙最激进的城市,议会开会时,居民挤满大厅的走廊,对反动分子施加压力。这样,贵族—资产阶级自由派在议会中占了优势,议会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的临时革命政权。
议会召开后首先解散了五人摄政会议,代之以一个受它控制的三人摄政会议,然后转入主要议程:制定宪法。经过15个月的争论,1812年3月,在法军轰击加的斯的炮声中,颁布了宪法,史称1812年宪法。这部宪法是按照法国革命的精神,对封建时代限制王权的古法典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制定的。宪法宣布了人民主权原则和分权原则,规定: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一院制议会,由普选产生;全体西班牙成年男子除家仆、破产者和罪犯外,都享有选举权;议会权限包括决定王位继承人,批准对外条约,设置或撤销国家官职,根据国王建议决定军队定员,规定国家财政收支,保障出版自由和制定国民教育计划等。宪法还规定在民主基础上实行地方自治,实行累进税、义务教育和普遍兵役制等。宪法自生效之日起8年内不得做任何修改。宪法实际上废除了封建专制君主制,把西班牙规定为具有比较充分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君主立宪国家。
议会还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以改造西班牙社会,如废除什一税和一切有关租佃的封建法律,取消行会和同业公会,规定工业自由等。这些法令如果付诸实践,则将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扫清障碍。
自由派为了支持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对宗教偏见做了妥协。宪法将天主教定为国教,并禁止信仰其他宗教。但是,自由派使议会通过了关于取消宗教裁判所和废除教会所征收的许多苛捐杂税的法令,这就激起了整个教会对自由派的仇视。因而自由派的妥协策略只是授柄于人,加强了反动势力,日后成为自己的致命伤。
总的来说,1812年宪法及其他法令是近代西班牙较好的立法文献。由于战争关系,加的斯议会的活动与广大人民的反法斗争被隔离开,1812年宪法及其他法令只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实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累翁岛有思想而无行动,在另一部分西班牙则有行动而无思想。”

战争胜利和封建复辟


1812年伊比利亚半岛上战局开始改观。拿破仑为准备对俄战争,先后撤走18万军队。驻西法军仍有20万,但战线长,兵力分散,捉襟见肘,顾此失彼。
英国将军威灵顿率领英葡联军再度进入西班牙,在游击队的协助下,捷报频传。西班牙摄政会议任命威灵顿为西班牙全部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威灵顿按照英军编制,组织了5万西班牙士兵。拿破仑入侵俄国时,西班牙是欧洲大陆上的第二战场。英葡西联军中主要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官兵。7月22日,英葡西联军和桑切斯指挥的游击队在萨拉曼卡附近重创驻西法军副统帅马尔蒙元帅的大军。8月,英葡西联军占领马德里。法军收缩兵力,接连丢失占领地,游击队跟踪追击,解放了这些地区。11月,法军重占马德里。但是,由于侵俄战争失败,加之4年多半岛战争的煎熬,法军士气低落,在战略上转向消极防御,再次缩短战线,将兵力集中到西班牙北部埃布罗河一线,以与法国本土相依,“保卫拿破仑的后方”。
1813年是西班牙反法独立战争凯歌行进之年。年初,游击队已大部分改编为正规军。在西北地区,波尔雷的队伍解放了加利西亚全部和阿斯图里亚斯部分地区。3月,约瑟夫最终放弃马德里,向埃布罗河一线靠拢,桑切斯的游击队穷追不舍,为威灵顿开道。6月21日,在维多利亚城附近,威灵顿指挥8万英葡西联军攻击由约瑟夫亲自指挥的5万5千法军,法军被打得七零八落,四处溃逃,伤亡惨重。联军缴获了150多门大炮和法国侵略者在5年间劫掠的2千辆大车财物,约瑟夫仓皇逃回法国。人们讥讽说:“只剩一个拿破仑”。维多利亚一战震动整个欧洲,促使反法各国加速联合起来。10月,反法联军在来比锡大败拿破仑,半岛上的法军急速退回法国本土。11月,威灵顿率军挺进法国,西班牙军队只有少数随联军作战,基本部分没有越过国界。1814年4月,驻守巴塞罗那的最后一批法军撤离。5月18日,西班牙领土上的战争结束了。
西班牙人民经过6年又16天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牺牲了30多万人的生命,最终赢得了保卫家园的胜利,他们对于整个欧洲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做出重大贡献。这一点可从下列数字看出:拿破仑在1805—1813年间共动员了200多万兵力,先后投入西班牙达61万,约占总数的1/3。据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梯也尔估计,在61万侵西法军中,返回法国的仅有1/3,其余都葬身他乡。
与前线形势相反,自1812年夏季,随着战局改观,欧洲封建势力抬头,西班牙的封建主和教会也逐渐嚣张起来。他们煽动群众的宗教情绪来反对自由派,自由派的处境日益恶化。1813年秋季,按照宪法举行新的议会选举,自由派只获得1/3的席位。不过,他们仍有一定的政治主动权。在他们的影响下,议会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凡破坏1812年宪法者均处以死刑。在来比锡会战失败后,拿破仑为了防止英军从西班牙进攻法国,于12月11日强迫阶下囚费尔南多签订了瓦朗塞条约。按照条约,恢复费尔南多的西班牙王位,英法两国军队撤出西班牙。西班牙议会断然拒绝了这一条约,并宣布:“国王不被认为是自由的人,在他尚未按照宪法规定在议会宣誓以前,任何人都不应服从他。”议会表现出捍卫民族尊严和1812年宪法的决心。
然而,从1814年3月费尔南多被拿破仑放回后,形势就急转直下了。费尔南多是个性格卑劣的反动分子,在法国软禁期间过着乐不思蜀的生活。他一踏上西班牙国土,就受到了反动势力和愚昧迷信的群众的狂热欢迎。加泰罗尼亚省省长郑重递交给他的1812年宪法被他轻蔑地塞进马车座垫下。为了做好复辟的舆论和组织准备,他不按议会规定的路线回马德里,而是用两个月的时间绕道保皇势力最强的地区,获取了保皇派军队的效忠誓言。大贵族也汇集到他周围,向他提供财政支持。自由派领袖康加·阿奎列斯等忐忑不安地注视着费尔南多和保皇势力的活动,幻想费尔南多到马德里后会“了解人民的真实愿望”,因而怯懦地拒绝了艾斯波斯·米纳等人提出的采取果断措施的建议。
费尔南多准备就绪,于5月4日在巴伦西亚公然宣布宪法从来无效,并任命反动将军埃及阿为马德里所在省省长。5月10日夜间,埃及阿策动政变,逮捕了全部著名的自由派领袖。5月13日,费尔南多进入首都。接踵而来的是议会和省议会、市政府被解散,宗教裁判所、地主的一切特权、同业公会和行会制度以及臭名昭著的宠臣制的恢复。成千上万的自由派被监禁或流放。
1808—1814年西班牙革命是在反拿破仑侵略的战争中发生的,负有捍卫民族独立和进行民主改革的双重任务,其实质是建立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民族国家。由于“对拿破仑的胜利就是欧洲的君主国对法国革命的胜利”,西班牙革命也不能避免这一厄运。反法独立战争的胜利引出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失败。西班牙人民从拿破仑帝国统治下获得解放,而又回到黑暗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之下。
但是,这次革命揭开了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成为十九世纪中五次革命的第一幕。它为西班牙人民留下两笔遗产,精神遗产是昭示了新社会制度原则的1812年宪法,物质遗产是经过战争改造的军队。战争摧毁了军队的贵族体制,来自各阶层的优秀分子和游击队领袖加入了军官行列,军队成为西班牙社会最革命的部分。但同时,军队由于在战争中长期失掉中央政府的控制,纪律松懈,又易于成为领导者手中的工具。在以后的革命中可以看到,1812年宪法一再被先进分子奉为斗争的纲领,而军队既是革命的主要策源地,又以其御用军特性损害革命。

① 据估计,当时西班牙有15万乞丐。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73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466页。
② 洪达,系西班牙语音译,意思是会议、委员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483页。
① “拿破仑”是当时法国金币的名称,这里用双关语来讽刺约瑟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5页。
② 即1808—1814,1820—1823,1834—1843,1854—1856和1868年的五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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