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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的问世

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03日 阅读:197 评论:0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一部最伟大的著作, 它深刻分析了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过程, 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 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 是全世界劳动人民争取解放和建设新社会的强大思想指针。《资本论》是革命导师马克思一生辛勤劳动的结晶, 它的问世犹如晴天霹雳, 震撼了整个世界, 唤醒各国劳动者走上英勇的解放斗争道路。它具有无限生命力, 在当代仍是认识资本主义世界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力的理论武器。
为了写作和出版这部不朽的著作, 马克思献出了一生。

二十五年的辛勤研究和创作


马克思在大学时代原来学习法律, 附带地研究哲学和历史。他在1842至1843年任德国科伦《莱茵报》编辑期间, 围绕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等问题, “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 这推动了他去研究经济问题。当时, 马克思作为思想上信奉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通过接触德国社会各阶级的现实经济利益问题, 开始对黑格尔哲学的国家和法的观点产生怀疑。为了解决这一疑惑, 他着手从理论上重新批判地考察黑格尔的法和国家学说,并终于得出一系列崭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开始从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1843年迁居巴黎后,马克思依据初步形成的唯物史观,着手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参加大量实际革命活动的同时,他广泛搜集资料,极其勤奋地考察前人的研究成果,仔细研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和让·巴·萨伊、约·雷·麦克库洛赫等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著作以及波兰经济学家弗·斯卡尔培克等人的著作,并对绝大部分著作作了摘录,写满整整9个笔记本。这些笔记后来以《巴黎笔记》这一名称而闻名于世。
与此同时,马克思酝酿写一部经济学专著,用来阐述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就是马克思命名为《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巨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来可能是计划中的这部著作的一部分尝试。1845年2月,马克思就这部著作同德国出版家列斯凯签订了合同,但是这一愿望后来未能实现。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于1844年4至8月,是马克思的第一部经济学手稿。不过,这部手稿的哲学意义大于经济学意义。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在认识社会结构及其各个因素的相互关系方面前进一大步,发展了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达到的“市民社会”即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国家的论点,第一次阐述了社会生产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思想。他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他在这里探讨了工资、利润、地租等经济范畴,提出异化劳动的观点,并以此来说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他说:“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 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 同劳动相对立。”这一观点实质上是雇佣劳动理论的萌芽形式。
1845年2月3日, 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逐出巴黎, 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在这里继续研究经济学, 研读前人和同时代人的五十余种著作, 并作了摘录。这些摘录笔记现通称为《布鲁塞尔笔记》。马克思在1845—1848年期间的哲学和经济学研究成果,反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著作中。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他们自己弄清楚问题而合写的著作, 完成于1845年9月至1846年4月。在这部著作中,他们第一次全面阐述了唯物历史观。他们揭示了人们的物质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 指出人类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而探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更准确地认识和说明了社会结构, 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基本发展阶段。《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全面阐述的唯物历史观, 为马克思的进一步的经济学研究奠定了世界观基础。
在上述著作中全面而系统地制定自己的新世界观之后, 为了证实列宁称之为“假说”的这一新观点, 马克思立即紧张地投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在同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的论战中写下《哲学的贫困》(1847年)。这是一部哲学和经济学著作。在这里,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以及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论证了资本主义的暂时的、历史的性质,从而使政治经济学变为研究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历史科学。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对经济范畴和社会发展过程的唯心主义观点,指出范畴和概念并不是客观事物赖以存在的基础,现实的生产关系并不是经济范畴本质的实现,而是相反,“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在这部著作里,马克思还没有提出自己的价值理论,而是以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为依据,并承袭了李嘉图理论中的某些错误成分,如“货币数量论”等。马克思这时也还没有提出剩余价值这一概念,虽然他已尝试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来解决剩余价值理论问题。《哲学的贫困》中所阐述的哲学世界观和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原理以及某些经济学观点,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和建立马克思自己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开辟了道路。
1847年12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就政治经济学问题作了几次讲演,后来以社论形式陆续发表在《新莱菌报》(1849年4月5—11日)上。这就是有名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一经济学著作。这部著作在制定剩余价值理论方面较之《哲学的贫困》又有很大进步,已接近于明确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这两个基本概念,而这种区分是解决剩余价值理论问题的关键。马克思说:“工人拿自己的劳动换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归他所有的生活资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后来恩格斯在评价《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两部著作时指出: 马克思这时“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 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
1848至1849年的欧洲革命运动, 使马克思暂时中断对经济学的系统研究, 满腔热情地投入实际革命斗争。革命失败后, 他流亡英国伦敦, 继续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当时, 英国已成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 是世界贸易中心, 同时伦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 即英国博物馆所属图书馆, 藏书极为丰富, 是考察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方便的地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马克思每日来图书馆阅览室读书, 废寝忘食地阅读和摘录各种文献资料, 写满整整24个笔记本, 这就是人们现在所常说的著名的《伦敦笔记》。
《伦敦笔记》中所反映的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进程, 在马克思整个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正是在这一时期对包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在内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的摘录、评注以及在自己的未完成的经济学手稿片断中, 马克思在建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新成果。马克思特别在货币理论和地租理论上, 实质上也就是在制定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方面, 大大向前跨进一步。在这里, 马克思对货币的本质和职能取得深刻而正确的认识, 并在此基础上克服了他从李嘉图那里接受下来的“货币数量论”; 在批判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时,他把地租规律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联系起来,提出了自己的正确的地租理论。
1857年,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经济危机。马克思预计这场危机将加速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因而力图尽快完成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 以便用科学的理论知识去武装工人阶级。他日夜工作,从1857年8月起到1858年6月为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写下长达50个印张的篇幅巨大的经济学手稿,这就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资本论》第1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阐述了自己的价值理论的基本要点和一些细节,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正是这一发现同唯物史观的发现一起,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对商品、劳动、价值、货币和资本作了详细的探讨,阐述了商品以及创造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以及这种转化的必要条件,剩余价值的来源、本质、转化形式和运动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的对抗性矛盾和发展的历史趋势。
马克思为这部手稿写的《导言》,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他详细地论证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手稿中开宗明义声明:“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①稍后又指出:“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这表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的这一规定非常重要,是建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根本前提。马克思进一步说明不能孤立地考察生产,而应当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联系中来考察生产。他论证了这四者的辩证关系,并指出生产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马克思还第一次详细阐述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科学地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道路以及这一逻辑方法同现实即历史过程的一致性。
从1858年开始, 马克思在“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而写的上述手稿的基础上, 开始酝酿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 并计划分册出版。第1分册原计划包含3章, 即商品、货币和“资本一般”,他估计到5月底即可付印这个分册。然而, 由于患病,生活困难,再加上治学精神严谨等原因, 直到1859年1月下旬才完成第1分册的定稿工作, 不过内容有所变化, 即只包含商品和货币这两章, 并于6月11日在柏林正式出版, 书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印行1千册。
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他从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形式商品入手, 揭示了商品以及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 解决了表现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的难题, 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完整的经济学理论。在为这部著作写的不长的《序言》中, 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作了极其深刻的全面概括, 言简意赅地表述了自己的唯物历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 可以简要地表达如下: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的这一表述对历史科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被认为是唯物历史观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述。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出版后,马克思计划迅速出版以后各分册。从1859年10月起,他着手第2分册的写作,并联系好出版事宜。马克思乐观地估计,大约只需6个星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一工作。然而,由于不得不花费很多精力处理日常的斗争,以及由于不时患病,经济状况未见好转等原因,这一分册的写作竟被拖延下来了。
1861年,马克思恢复经济学理论研究工作,继续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篇第3章,即继1859年出版的第1分册之后的第2分册《第三章:资本一般》。8月,马克思开始按他自己所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章提纲草稿》进行写作,但在写作过程中改变原来按分册出版的计划,决定将这一手稿以《资本论》为书名单独出版。到1863年7月,经两年的努力,马克思重新写了一部篇幅很大的手稿,共23个笔记本,约200个印张,这是继1857—1858年手稿之后的《资本论》第2个稿本,通称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著名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Ⅲ册)就是这一手稿中的一部分。手稿其余部分现也已全部发表,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48卷。
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按计划首先考察资本的生产过程,从1861年8月至1862年3月,写完这一部分的前3节“货币转化为资本”、“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1862年3月至同年12月,他跳过第3节的未完成部分和第4节,写成第5节“剩余价值理论”,这是按照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结构形式而写的学说史批判部分。原来在第1分册中, 马克思曾在各节正面阐述自己的理论后附有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关学说的历史批判。后来,马克思又计划把篇幅可观的“剩余价值理论”这一手稿编为单独一卷, 即作为《资本论》的第4卷出版。马克思生前未能实现他的这一愿望。从1862年12月至1863年7月,马克思继续写作“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和利润”篇。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马克思经济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这部手稿中, 马克思在五十年代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和深入自己的研究领域, 除继续考察资本生产过程的理论问题外, 还附带地研究了资本的流通过程以及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 并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有关学说作了历史的考察和批判, 从而完成了建立剩余价值理论的主要工作。

《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


《资本论》第2稿完成后, 马克思按照1863年1月拟定的计划再次着手整理《资本论》各卷, 准备付印。特别是第1册(即后来的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进入为付印而写作的最后阶段。大致到1867年初, 马克思重新写出《资本论》第1、2、3册的草稿。与此同时, 他决定先出版《资本论》第1卷。还在1866年初, 就开始第1卷的最后“誊写和润色”。1867年4月2日, 马克思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写信给恩格斯, 告诉他《资本论》第1卷“已经写好了”。4月10日, 马克思带着他心爱的产儿——《资本论》第1卷付排稿离开英国, 乘船回到祖国汉堡面见《资本论》的出版者奥托·迈斯纳。经简短协商后全书迅速付印。1867年9月14日,人类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著作《资本论》第1卷在德国汉堡


《资本论》第1卷1867年汉堡第1版

问世, 当时印行1千册。
在第1卷中, 马克思从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商品的二重性即使用价值和价值入手, 分析了创造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 阐述了价值形式的发展、货币的产生和到资本的转化, 揭示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剩余价值学说是第1卷的核心, 正是通过这一学说, 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实质。解决这一理论问题的关键是劳动和劳动力这两个基本概念的划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包括其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在内, 正是由于不能区分这两者, 便在说明剩余价值起源问题上碰了壁。只有马克思才第一次解决了这一难题。他发现, 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不是劳动, 而是劳动力。和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同, 劳动力这一商品在使用中能创造一个大于劳动力自身价值的价值。也就是说, 劳动力商品的出卖者工人领回的工资, 即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 会小于劳动力在被资本家使用时所创造的价值。资本家购买劳动力从事生产, 正是为了无偿地占有这一价值差额, 即剩余价值。而“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 是这个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本文作者)的绝对规律。”往下, 马克思分析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这两者的关系以及资本积累过程, 指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历史趋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 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 资产阶级御用学者故伎重演, 搬出8年前对付《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的老办法, 以沉默来阻止这部著作的传播。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制定了粉碎敌人阴谋的策略,这就是首先由自己人在报刊上发表该书的书评,以逼迫论敌开口。在这一斗争中,恩格斯起了重要作用,他亲自为不同政治倾向的报刊撰写书评。马克思的好友库格曼在这方面也做了有益的工作。果然,经恩格斯等人大量工作后,资产阶级学者无法再怯懦地保持沉默,僵局被打开。头一个公开评论《资本论》第1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欧根·杜林。接着是庸俗经济学家如德国的尤·孚赫、卡尔·克尼斯等人的一些评论文章。这样,《资本论》终于冲破资产阶级的沉默封锁,逐渐传播开来。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自始就是为了用科学革命理论去武装工人阶级的头脑,他考虑的重心之一,就是怎样使得这部著作“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的手里”。《资本论》出版后,出乎资产阶级御用学者的意料,竟迅速为德国工人阶级接受。马克思高兴地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资本论》首先受到德国工人运动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的热烈欢迎,并迅速被理解、掌握。他们进一步以各种形式在工人中广泛宣传这一著作的科学理论,并依据这些原理分析德国社会经济状况,制定斗争策略,批驳资产阶级替资本主义辩护的谬论,在斗争中取得很大胜利。德国杰出哲学家狄慈根读到倍倍尔1869年3月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上以《资本论》为武器进行辩论的讲演后,写信给马克思说:“您应当高兴的是,您的著作的思想象闪电一样从国会的讲坛上照亮了现代生活,这道闪光使朋友们高兴,使敌人胆寒。这已成为时代的象征。”
《资本论》第1卷的出版,在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瑞士、美国、意大利等国的报刊上也迅速得到反映, 并在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中产生良好影响。例如, 1871年9月第一国际纽约支部组织一次有上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 争取实现8小时工作制。在这次游行中, 《资本论》第1卷第8章“工作日”中的有关论述, 被印成传单, 广为散发, 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和鼓动作用。
《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 马克思就考虑对这个版本作某些修订, 并为此曾向恩格斯征求意见。1871年11月, 出版者迈斯纳通知马克思, 第1版已全部售出, 建议再版。马克思接受这一建议, 于12月着手进行修订, 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对第1版作了认真细致的修改、订正, 并决定分9册出第2版。1872年7月, 第2版第1册与读者见面。1873年1月, 马克思为该版写了跋。新版最后一册即第9册于1873年4月出齐。1875年6月又装订成合订本出版。
第2版同第1版相比, 重新调整了篇章结构, 全书由第1版的6章改为7篇25章。在内容方面, 第1篇即第1版第1章改动较大, 在考察商品的章节中补充了对劳动二重性的分析, 改写了论述价值形式的部分, 修改了“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
《资本论》法文版第1卷是马克思生前亲自校改过的最后一个版本。为了清除蒲鲁东主义对法国工人运动的恶劣影响, 还在商讨《资本论》法文版第1卷出版事宜时, 马克思就考虑到法文版的翻译和出版。几经周折, 最后选定法国翻译家约瑟夫·鲁瓦为法译本译者。鲁瓦从1872年2月到1874年底, 经近3年的努力, 完成了全卷翻译工作。马克思承担了译文校订任务。为了使法国读者读懂《资本论》, 他不仅对译文, 而且在内容上也做了大量修改。有的地方做了带理论性的修订和补充, 论述更加完善; 许多地方做了文字上的修饰, 甚至做了改写; 一些地方补充了历史材料或统计资料,增加了批判性评注;篇章结构有了相当大的变化,由德文版原来的7篇25章改为8篇33章。1/3以上的章节标题也做了修改。《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由法国进步出版家莫里斯·拉沙特尔出版。全书分为44个分册,每5个分册分为1辑,共分为9辑发行(最后1辑只包含4个分册)。第1辑于1872年9月问世,最后1辑出版于1875年底,前后历时3年多。后来全书又装订成一卷集。总共印行1万册。《资本论》法文版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又一新成果,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这个版本“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
《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按时间顺序来说,第1个外文译本是俄译本。1868年9月,俄国革命的民粹主义者尼·弗·丹尼尔逊开始同马克思通信,商讨出版《资本论》俄文版。这一倡议受到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彼得堡大学学生格·瓦·洛帕廷等人的支持。1870年,洛帕廷专程前往伦敦会见马克思,讨论翻译和出版俄文版有关问题。应洛帕廷要求,马克思打算为俄文版改写第1章,并建议洛帕廷从第2章开始翻译。1870年11月,洛帕廷翻译了全书的1/3左右,便因故返回俄国,中断了这一工作。这一任务由洛帕廷的朋友尼·弗·丹尼尔逊在尼·尼·柳巴文的协助下完成。马克思因忙于其他事情,未能履行诺言:改写第1章。这一章仍按原样翻译。1872年3月27日,《资本论》俄文版第1卷出版,印行3千册。

恩格斯为出版《资本论》后两卷作出的贡献


《资本论》德文版第1卷出版后,马克思立即着手准备出版以后的两卷,其中第2卷原计划分两册即作为第2册和第3册出版, 前一册论述资本的流通过程, 后一册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他为此进行了大量新的理论研究工作, 特别研读了俄国和美国有关土地问题的大量著述, 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 做了新的札记。除了在1867年以前写的第2册第Ⅰ稿外, 在1867至1870年期间, 马克思为第2册又写了3份手稿,即这一册的第Ⅱ—Ⅳ稿。但此后, 由于领导第一国际和参加各种革命实践活动占去不少时间, 加上健康状况恶化, 在1870至1877年间不得不长时间中断后两卷的修订工作。直到1877年初健康好转, 才又重新开始这一工作。至1881年为止, 又相继写了4份手稿, 这是第2册的第Ⅴ—ⅥⅤ稿。他没有系统地修饰第3册, 只是写下了一些零星手稿。这批手稿后来成了出版《资本论》第2卷的基础和第3卷的原始材料。
长时间紧张的工作和贫困的生活, 严重损害了马克思的健康, 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他虽然为修订和出版这部著作的以后各卷作了长达15年的不懈努力, 但终于没有实现自己的宿愿就永远搁下了手中的笔。这样, 修订和出版《资本论》以后各卷的沉重担子, 就顺理成章地落到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的肩上。
在《资本论》第1卷的创作中, 恩格斯曾作出巨大的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结识后, 两人便不断交流思想。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年)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早的经济学专著。从一定意义上说, 正是这一著作引起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很大兴趣。马克思立志研究经济学以后, 两人在经济思想观点方面的交流更加频繁。从五十年代起, 两人常常围绕《资本论》写作中有关问题交流想法。马克思不断就某些理论问题写信征求恩格斯的意见, 恩格斯则认真回答战友的询问, 明确摆出自己的观点。凡是恩格斯提出的见解或意见, 马克思都极为重视, 并在最后定稿《资本论》时加以吸收。马克思在为写作《资本论》而搜集实际资料方面, 也得到恩格斯的大力协助。恩格斯利用经商之便, 为马克思搜集不少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具体资料,为《资本论》理论论述提供宝贵的实际例证。《资本论》第1卷付排后,马克思在审阅校样过程中,及时把阅后的稿子寄给恩格斯,征求他的意见。因而,恩格斯实际上亲自参加了《资本论》第1卷的最后定稿工作。在看校样过程中,恩格斯向马克思提出不少宝贵建议。例如,恩格斯对第1版分为6章并且章内不再分节的分篇法提出不同看法,建议多分章节,题目应分得更细些;关于价值形式的叙述,他建议除了逻辑方法外,还可以用历史方法来说明货币的形式,等等。马克思长期生活在极端困苦之中,恩格斯在物质上给了马克思巨大援助。为了赚钱帮助战友从事理论研究,恩格斯宁愿在商业办事处中度过了大约20年的宝贵时光。马克思高度评价自己的亲密朋友所作的牺牲,他说:“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遵照挚友的嘱托,毅然承担起出版《资本论》后续各卷的艰巨任务。马克思去世不久,恩格斯便开始全力以赴整理《资本论》手稿。他在第2册的8份手稿和其他一些零星手稿中,挑选第Ⅱ稿和第Ⅷ稿作为基础,对全卷结构重新作了安排,对一些重要原理的表述作了修饰,对文字和资料作了仔细核对,这一切修改,都限制在最必要的范围内。恩格斯决定以两卷的形式出版马克思原来计划中的《资本论》第2册的两册,即第2册和第3册。经过差不多两年的辛劳,1885年7月,恩格斯亲自编辑的《资本论》第2卷即原来计划中的第2册问世了,出版者仍是汉堡的迈斯纳出版社。经恩格斯细致整理编纂后,第2卷成为一部结构严谨,内容丰富,忠于马克思原稿精神的著作,它包括了马克思的资本流通理论和再生产理论的全部重要内容。
第2卷脱稿后,恩格斯立即动手整理第3卷的遗稿。编辑工作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这不仅因为这一卷只有1867年前写的一个初稿和一些很零散的稿子, 极不完全; 还因为马克思的手稿书写潦草, 字迹难认。恩格斯以无比认真的态度, 逐一仔细辨认手迹, 重新口授誊写手稿, 核对引文资料, 这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
第3卷手稿篇幅巨大, 但是分篇未经仔细推敲, 原稿只分7章, 各章不再分节。恩格斯按照前两卷的结构形式和手稿的内容与内在逻辑, 重新安排结构, 把全卷分为7篇52章, 并为各章节加了标题。在编辑过程中, 恩格斯对原稿有的章节的论述顺序作了调整, 对未经整理的论述和摘录等作了编纂, 补写了一些段落和文句, 对一些句子作了修改。在做了10年持续不断的艰苦工作后, 1894年5月,恩格斯把《资本论》第3卷最后一批付排稿寄出,12月, 在汉堡由迈斯纳出版社出版。至此, 马克思《资本论》的3卷理论部分全部出齐。这时距恩格斯逝世仅只有半年。《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 确实可以称作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正象列宁借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的话所说的, 恩格斯出版这两卷巨著, 也就为自己的战友马克思“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 在这座纪念碑上, 他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上去了。”
恩格斯在世时, 还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3版和第4版, 其中德文第4版在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协助下, 不仅认真核对了全部引文和注释, 而且还按照马克思生前的意见, 对正文作了修订。目前, 全世界都依据比较完善的德文第4版翻译《资本论》。恩格斯生前还主持出版了《资本论》英文版第1卷, 这个英文版由穆尔和艾威琳翻译, 最后经恩格斯校阅, 因而有相当的权威性。
在编辑《资本论》第3卷的过程中,恩格斯就开始为整理出版《资本论》理论史批判部分即第4卷作准备。可惜,他未能完成这一工作就与世长辞了。后来几经周折,于1905年至1910年间,由考茨基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书名单独出版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史批判遗稿,即马克思原来计划中的《资本论》第4卷。诚然,这一手稿的发表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起了某种良好的作用。但是,经考茨基整理编纂的这部著作,同马克思手稿的原貌距离较大,不少地方颠倒了原稿的顺序,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于对马克思的思想和观点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理解。1954至1961年,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根据马克思的手稿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3卷本)的俄译本。1956至1962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狄茨出版社根据手稿出版了德文版。至此,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史批判部分终于大致以原来面貌同读者见面了。

《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


在中国,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资本论》这部著作的名称首次见于上海广智书局于1905年出版的日本人福井准造的著作《近世社会主义》的中译文中。中国学者第一个介绍《资本论》的,是著名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同盟会理论家朱执信。他在《民报》1905年11月26日第2号上,以蛰伸为笔名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曾提及马尔克(即马克思)和《资本论》。然而,《资本论》的最早的严肃研究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旱在十月革命前,他就在日本研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后,他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据有人回忆,该研究会在李大钊主持下曾翻译《资本论》第1卷,但未能出版。
《资本论》的中译文最早于1920年以片断形式出现在中国报刊上。这一年, 上海出版的《建设》杂志刊登的一篇翻译文章中多处出现《资本论》第1卷的引文, 其中包括第24章第7节整节。1930年3月, 上海昆仑书店出版《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第1分册。这是我国最早的《资本论》中译本, 译者是陈启修。继之, 潘冬舟,侯外卢和王思华, 吴半农和千家驹等人也翻译了第1卷的一些部分。《资本论》第1卷的第一个全译本是由玉枢(侯外卢)和右铭(王思华)于1936年完成的。而《资本论》全部3部理论卷的翻译,则是由郭大力和王亚南于1938年实现的, 首次印行3千部。第二年,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就在延安读到了这个译本。1948年8月至1949年5月, 哈尔滨东北铁路局印刷厂印刷《资本论》第1至3卷3千套, 这是人民掌握政权的解放区印刷出版的第一部《资本论》。1941年夏至1947年3月, 郭大力又翻译《资本论》第4卷《剩余价值学说史》(即《剩余价值理论》), 于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出版。
全国解放后, 为了有系统有组织地翻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 1953年1月, 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专门翻译革命导师的著作。经编译局同志的多年努力, 从1972年9月至1974年11月, 出版了《资本论》3卷理论卷的新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25卷。同一时期,编译局翻译的《资本论》第4卷《剩余价值理论》也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分为3册)的形式问世。近年来, 《资本论》各手稿和第1卷法文版相继译成中文, 大部分已出版, 预计1985年将全部出齐。这些译著的出版,对于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掌握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性,无疑将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第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第31—32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3页。
② 同上书,第14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9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 第12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页。
② 同上书,第22页。
③ 同上书,第36—37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679页。
② 同上书, 第831—832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5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29页。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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