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发生并仍然在发展中的这场技术革命，对世界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这种影响的程度人们还难以充分估计。由于这场技术革命首先发生在发达国家，那里有更好的工业和技术基础，新的技术革命得以更好地发挥效应，所以发达国家受益最多，影响最大、最广。它的扩散效应也使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同时也受其重大的影响。

首先，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创新总是生产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在这场技术革命中，科学技术与生产力诸要素之间的乘积效应日益密切。科学技术不仅与生产力诸要素水乳交融，而且是它们发生变革的酵素，因而它在当代生产力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为人们所公认。20世纪下半期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大大超过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并出现了几次持续的繁荣期，这是与技术革命的作用紧密联系的。据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丹尼森统计，1929—1969年促进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诸因素中，知识与科技的贡献所占的比重从37.8%增至71.9%，苏联六七十年代工业生产率提高的诸因素中，采用新技术所占的比重从约占40%上升到66.7%。对于美国90年代经济的持续增长，包括美联储主席克林斯潘在内的权威人士均认为是新经济即以信息技术为主的知识经济在美国发展的结果。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也大大地推动了本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

其次，第三次技术革命促使现代经济发生重大的结构性改变。技术革命带动了一系列新的产业部门的建立。发达国家五六十年代兴起的产业部门主要有半导体、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宇航、用现代科技武装的新式农业以及人工合成材料、原料等。70年代中期后，这些部门向世界范围扩散，生物工程、海洋工程、信息技术等产业部门成为主要发达国家重点投入的部门。特别是信息产业，成为各主要发达国家此时发展速度最快的产业部门。这种发展对以劳动密集型、污染严重、耗费自然资源为主要特点的传统工业形成冲击，使它们成为“夕阳产业”。

由此导致国民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在发达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传统农业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如美国农业产值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1950年为7.5%，到1978年下降到3.1%。以建筑、汽车、钢铁等为基础的传统现代工业(第二产业)在战后一度有较大发展，但70年代以后即开始出现相对停滞，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趋于下降，有的部门处于衰落状态。1950—1978年，美国第二产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38.6%下降到32.5%。而以资源消耗少、技术含量高、环境污染较轻的计算机、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为支柱的新兴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地提高。随着技术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知识和信息越来越成为最重要的资源和财富，知识经济的兴起成为重要的经济形态。发达国家实现了高度的工业化，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并开始向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迈进。

新技术革命使工农业产量奇迹般地增加，物质产品极大地丰富起来，人们的物质生活获得基本的保障，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呈现出非物质化趋势。更多的人力资源流入不直接生产物质资料的部门，服务业、商业、金融业等行业(第三产业)得到迅速的发展，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新需求。到20世纪60年代末，英国、荷兰、意大利第三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超过了一半，西德、法国、瑞典三国的这一比重接近一半，美国的这一比重则高达60.4%。

社会结构总是建立在经济结构的基础上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发达国家第一、二产业部门的就业人数明显下降。1950—1978年，美国农业劳动力减少了近一半，西欧主要国家的农业劳动力也减少了一半甚至更多。战后初期，美国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一度增加几百万，但进入70年代后，第二产业的劳动力也开始向第三产业转移。西欧也出现类似情况。于是，从事非直接物质生产部门的就业人员，通常所谓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和比重都明显增长。在技术革命的条件下，物质生产部门也经历了多次的技术改造，使以前的纯体力劳动大批地转化为体力—脑力劳动甚至主要是脑力劳动。“蓝领”工作者大大减少了，劳动者知识化成为一大趋势，各种管理人员的人数也迅速增长。这类人因其生活方式、收入程度、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等特点而成为所谓“新中间阶层”。即使是在物质生产部门，也由于技术含量的极大提高，越来越在高新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生产，这些部门的劳动者和管理者，其文化和技术水平也得到极大的提高，体力劳动者的数量也大为减少。拥有高科技知识和技能，就拥有了重要的资源并可能成为新富翁，有人称之为“智产阶级”。例如在美国，1967年由这类人从事的440种知识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46%。这一阶层在当代社会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产业工人。老的中间阶级和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作者都大为减少。与此相联系，整个社会结构出现了新的特点，以往的社会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即少数极端富裕阶层(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等)居于顶端，其次是人数较多的中间阶层，居于社会金字塔底部的是最大多数的贫困劳动者阶层。而现在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已变成了“两头小中间大”的椭圆形(或枣核形)结构，占人口最大部分的是生活状况、社会地位等都属于中间状态的人们，而极端富裕者和极端贫困者都成为相对的少数了。

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有的学者认为人类社会从此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另有学者则认为它要将人类带入信息社会。在发达国家，人们的收入有很大的提高，赤贫的状况大为减少，体力劳动大为减轻，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来消费和休闲。社会的流动性空前增强。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空前地便捷了，社会也不可避免地更加开放了。人们可以乘坐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日行千里，朝发夕至;可以“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可以坐在家中上班;可以在网上购物和获得各种信息，用电子邮件联系，用无线电话通话。人们获得了更加舒适惬意的物质和精神享受，人口数量将得到控制，人口的素质有较大提高。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也有重大的影响。在这次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经济分工的新特点。在工业化的较早阶段，世界经济体系中分工的特点是“世界城市”和“世界农村”，或工业中心和农业边缘的分工。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工业中心地位，而亚非拉国家则处于世界经济中的农业生产者的地位。由此形成国际经济的旧秩序。在新的技术革命影响下，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成为主要从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部门，而劳动力密集型或一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逐渐转移到亚非拉国家。尤其是在最不发达的国家，人们基本只能从事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这是一种基于不同层次技术的垂直国际经济分工。它一方面进一步拉开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另一方面多层次、全方位加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新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成为推进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最有力的杠杆。发达国家对一般产品的需求大量需要从国外市场获得，而发展中国家则需要从发达国家引进新技术和新设备，以利于实现自身的经济腾飞和技术现代化。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国际分工的深化和新特点，是促进生产国际化、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因。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当代国际政治关系产生的影响极为复杂。原子弹刚问世之际，就对美国的对苏政策产生了微妙的影响，美国上层试图以它作为对付苏联的法宝。由于美苏两国较早拥有核武器的优势，核武器被它们用作进行政治和外交讹诈的手段，并成为它们相互争斗的重要领域，耗费大量资源而难以自拔。然而，核大战的风险又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制约因素，导致超级大国反而不敢轻易走向战争，使世界维持着核战争阴影下差强人意的和平。正是基于对以高科技为核心的军备竞赛可怕后果的认识，终于又有了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协议，有了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内外政策的变革，这里科技因素又成为人类增强和平的诱因。

当代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既有玫瑰，也有刺。有核国家所拥有的核武器足够毁灭地球，核战争成为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核扩散更成为人类面临的现实危险。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空前加强，也刺激了人类非理性的物欲。人类对大自然空前的开发和索取，某些科技成果使用不当带来的负面影响，已造成人类面临的日益紧迫的共同课题，如环境污染、生态环境恶化、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以及信息全球化所可能产生的网上犯罪、跨国犯罪等。新技术革命还导致民族国家的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增加，导致南北问题的加深，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新的技术鸿沟面前，陷入新的困境。新的技术革命给人类文明带来了福祉，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人们有新的思维，有人类相互依存的观念，呼唤着人类的理性和文明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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