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被西方列强的大炮和商品打开了大门，被迫卷入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沦为半殖民地，处于列强的重重压迫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经甲午战争的惨败、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义和团反帝运动被镇压、日俄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列强掀起的瓜分狂潮，中国一再割地赔款，面临最深刻的民族危机。统治中国的满清王朝已经腐朽不堪，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变革自强。于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舞台。

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本增长较快。1895—1913年，民族资本额数量增长约20倍，在全国企业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例由22.4%上升到76.3%。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各种社团、商会等近代社会团体纷纷出现，并发动了抵制美货、日货，收回铁路和矿权的运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1905年建立了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斗争纲领，继而发展成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这标志着中国的反帝反殖斗争进入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阶段，超越了上层自救式的有限改革的范畴。

同盟会成立后，同在它影响下的革命团体一起，积极宣传鼓动，联络各地会党和新军，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再次实行“新政”，并试行“宪政改革”，制定了钦定“宪法大纲”，以“万世一系”的清朝君主为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设立中央和地方的立法咨询机构“中央咨政院”和各省“咨议局”，颁布新式律法等。然而，这一切已不可能阻止革命，反而更加激起了人们变革旧制度的要求。

1911年10月10日，受到革命党人影响的驻武昌的湖北新军一部，发动起义，建立湖北军政府，宣布废除清朝皇帝年号，建国号为“中华民国”。随即各省相继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统治中国两百余年的清政府土崩瓦解。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国内，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正式宣告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的产生。随后召开临时参议院，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即临时宪法)，并于1912年3月11日颁布，规定“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在政体方面实行三权分立原则和责任内阁制等。这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特征的根本大法。

由于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力量尚弱小，又未能充分发动下层民众参与革命，南京临时政府一时未能控制全国政权。为尽快结束清朝统治，临时政府与控制中国当时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北洋军的袁世凯举行谈判。革命派作出重大让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共和政府建立后，资产阶级地位有所提高，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入政府，负责农林、工商和教育部门。政府制定和颁布一系列经济法规，扶持和鼓励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中国现代工商业一度得到一个相对有利的发展环境。

但在政治上，民主共和制度很快演变成了袁世凯的个人独裁。起初，革命派寄希望于依据临时约法，通过多党竞选，召开国会，来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参加1913年的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获得重大胜利。但政府的要害部门却为北洋军阀所把持。袁世凯不久即通过种种手段，将临时约法、国会和责任内阁等破坏殆尽。他先于1913年11月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又于1914年1月非法解散国会，炮制《中华民国约法》(二次约法)和《大总统选举法》，成为实际上的终身独裁者。1916年，袁世凯进而窃国称帝，改元“洪宪”。袁世凯死后，又发生了1917年张勋拥戴清朝废帝溥仪复辟的丑剧。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为拯救共和，重建国家，先后发动二次革命、讨袁护国战争、护法战争。袁世凯做了83天皇帝梦就寿终正寝，张勋复辟也旋起旋落。然而民国虽存，但实际上已成为封建军阀、官僚和政客明争暗斗的角斗场，国会、宪法、选举等如同掌中玩物。各派军阀还常常与外强勾结，割据混战，致使国家四分五裂，民生凋敝，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依旧。孙中山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辛亥革命的这种结局，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产生了怀疑，他们继续进行思考和探索，寻找新的救国强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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