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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失误

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01日 阅读:116 评论:0

1956年,中国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进行。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对关系,不能照搬外国经验,实际上提出了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问题。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强调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经济发展速度,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大会还提出三个主体与补充,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补充。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1957年,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随后,党内开始整风运动,以期达到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弊病,更好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

整风运动导致了复杂的情况,有些人表达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不满的意见。毛泽东认为,一些人对党的批评已变成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结果整风运动转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这场反右斗争不仅错误地把许多人划成“资产阶级右派”,而且改变了党的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成为走向极“左”路线的重要转折。而中国对自己建设道路的探索也由此改变了方向,实际走上了重新肯定斯大林模式的道路。

1958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当作国内主要矛盾,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然而,它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此后,中国的建设转入了“大跃进”的轨道。

“大跃进”的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经济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计划指标,提出在短期内“超英赶美”,在工业方面“全民大办钢铁”,农业则大搞“产量翻番”,结果是整个经济遭受重创。1958—1962年,社会总产值年均下降0.4%,农业净产值年均下降5.9%,轻工业年均下降2%,国民收入年均下降3.1%,居民消费水平年均下降3.3%,只有重工业年均增长3%。财政收支严重失衡,货币流通量增加了82%。消费品难以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同时,“人民公社”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出现。“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其“大”表现在:原来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平均为160户,而“人民公社”则扩大到数千户。其“公”表现在: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公社”实行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的供给制,社员的自留地、家禽家畜、家庭副业等收归社有,集市贸易被取消。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典型的“穷过渡”,许多做法实际上是对农民的剥夺,是严重的平均主义,导致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针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要纠正“共产风”,中共中央相应作出了一些决议,批判了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思想,规定“公社”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和存款,在“人民公社”化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

1959年秋庐山会议,准备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经验教训,克服“左”的错误。但是,事情的发展却是一场本来要反“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左”的错误继续发展,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导致1959—1960年粮食大减产。1960年秋,苏联又撕毁几百个合同,撤走全部专家。这些使中国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为了改变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1960年秋冬,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重点放在调整上。主要措施有:(1)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确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原则,允许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以恢复和加强农业。(2)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3)缩短工业战线,对于那些缺乏原材料、消耗高、质量低、经济效益差的工业企业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一些极“左”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被遏止。

经过努力,国民经济开始扭转下滑的局面,市场商品供应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略有改善。到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以及主要产品产量都超过了“大跃进”开始前的1957年。1964年,中国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上提出了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正当中国准备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起初是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但毛泽东把它发展成为一场政治运动。它是1957年以来极“左”路线的继续和恶性发展。其基本指导思想是关于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国内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都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的变化是“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在中国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意见也是“修正主义”,他要防止中国出现苏联那样的变化。因此,他亲自发动了这场“政治大革命”,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至1976年持续达10年之久,造成了一场全面动乱。各级党政机关受到冲击,甚至陷于瘫痪,宪法和法律横遭践踏,正常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秩序被严重打乱,大批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受到冲击,甚至死于非命,无辜百姓遭殃,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受到摧残,以林彪、“四人帮”为首的极“左”势力借机横行,把极“左”再一次推向高峰。

“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遭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破坏。在10年中,国民经济曾几次下降或停滞不前,比例严重失调,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下降。国民收入总额虽有一定增加,但主要是靠外延生产方式达到的。1976年,全国约l/3以上的企业亏损。国家财政连年发生赤字。1965—1975年,国有制职工平均工资下降6%。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几乎没有提高,一些主要的消费指标停滞不前,甚至下降。虽然在此期间也曾取得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氢弹等方面的成功,但不足以改变整个经济的停滞局面。而这一时期正是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距离大大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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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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